陈独秀与汤尔和的恩恩怨怨|恩恩怨怨何时了下一句

　　作为“近代中国思想界的明星”、“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的陈独秀一生坎坷。“世无朋友更凄凉”,饱尝人世辛酸的陈独秀对友情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与民国政治人物、著名医学家汤尔和从彼此信任、相互支持到“怒目相视”、形同水火,就是其人生历程中的一段特别经历。
　　
　　留学日本,建立友谊
　　
　　1902年9月,因在安徽安庆发起成立“青年励志社”,组织社员每周举行集会,讨论国事,传播革命思想,陈独秀与潘赞化等“青年励志社”的骨干人物受到清廷四处搜捕,无法再在安徽藏身,被迫离开安庆,转道前往日本避难。
　　到达日本后,胸怀救国大志的陈独秀进入东京成城学校陆军科学习。也正是在成城学校学习的机缘,使陈独秀结识了同在陆军科学习的汤尔和,两人由此结缘。
　　汤尔和原名汤鼐,字调鼐,又字尔和,晚年号六松老人,1878年出生于浙江杭州。汤尔和自幼聪慧好学,二十二岁便考入著名的养正书塾。在养正书塾,汤尔和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思想进步很快。一年后,成绩优异的汤尔和便升入头班,且因其与马叙伦、杜士珍三人成绩最优,又被人誉为“三杰”。他们志同道合,在马叙伦倡议下结义为兄弟,后又与求是书院的蒋百里、史久光等四名同学结为同志。七人常常相约徜徉在西子湖畔,于杭州的孤山茶室一边品茶一边探讨国家大事。
　　不久,为适应国内局势的发展,养正书塾更名为杭州府中学堂。随后,在新思想影响下,汤尔和奔赴上海与其师陈黻宸创办《新世界报》,投入对新思想、新知识的传播活动中。1902年年底,不满二十五岁的汤尔和又怀着一腔报国热血,与当时很多爱国青年一起,东渡日本,学习富国强兵之道。到达日本后,汤尔和即进入成城学校陆军科学习。
　　在好友蒋百里的介绍下,陈独秀与汤尔和相识了。当时,陈独秀那乐观大气的革命豪情、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才思,以及对政治问题鞭辟入里的分析,都让年长陈独秀八岁的汤尔和深为叹服。而思想进步、对封建三纲五常旧礼教异常痛恨的汤尔和,也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印象。对封建制度的反叛,以及对时事政治的热心,使得两人迅速走在了一起。
　　一日,陈独秀、张继、潘赞化、汤尔和等人闲谈。张继说:“秦毓鎏、叶澜等人近日提出成立‘中国青年会’,问我们可有此意?”潘赞化说:“既然我们不参加励志社,不如正式宣布退出来,一起参加中国青年会。”陈独秀、汤尔和等皆表示赞成。于是,这年冬,在陈独秀、张继、蒋百里、汤尔和等人努力下,中国留日学生中最早的革命团体――中国青年会成立了。中国青年会成立后,在陈独秀、汤尔和等人的积极推动下,会员日渐增多,逐渐成为当时留日学生中影响较大的政治团体之一。也正是从参加中国青年会开始,陈独秀完成了从维新派到革命派的转变,他与汤尔和也在携手发展中国青年会的这段日子里结下了深厚友谊。
　　冬去春来,时光飞逝,陈独秀随后又结识了留日学生中的激进人物黄兴、陈天华、邹容等,加上往来较多的赵伯先、潘璇华、葛温仲、周筠轩等友人,渐成一个“大家庭”。而汤尔和虽然不久前已转至金泽医专学医,但他亦时常过来与陈独秀等人“团聚”。当时,众人亲如兄弟,聚在一起无话不谈,从政治到军事,再到生活,常常是畅谈到深夜,然后“大被同眠”。其中,令他们最为兴奋的,便是如何教训清廷的走狗――陆军学校学监姚昱。
　　原来,清廷意识到越来越多的激进知识青年进入成城学校学习,将会危及他们的统治,为约束留日学生,便密令驻日公使馆严加防范,同时派遣学监到日本,协助驻日使馆官员阻碍中国留日学生的正当利益和要求。此时,姚昱为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学监,他不仅经常向清廷告密,还常常无端地压制学生,阻挠学生学习军事,且作风卑劣,生活腐化,遂激起爱国留学生的公愤。
　　陈独秀与张继、邹容、汤尔和等人先是于1903年3月31日下午秘密商议对付姚昱的办法,继而陈独秀、邹容、张继、翁浩、王孝缜等五人于这日晚潜入姚昱住室,惊慌失措的姚昱还没有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便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只听得咔嚓一声响,其辫子从辫根齐刷刷地被陈独秀剪去。当天夜里,他们便将姚昱的辫子挂到留学生会馆,在旁边还特别写上“留学生公敌姚某辫”。
　　那时的留学生凡被剪辫者,或被疑为偷了人家的女人,是奸夫,或被看做“里通外国”,被视之为“汉奸”。陈独秀等人此举引起了轩然大波。第二天,姚昱便向清廷驻日本使节诉苦,清廷驻日公使遂要求日本警方严厉惩办肇事者。
　　此时,秦毓鎏、黄兴等人又在日本组织“拒俄义勇队”,决心“以尚武精神,开赴东北”。事情起源于俄国对中国东北三省的侵占。
　　拒俄义勇队成立当天便有二百余人签名参加,曾因发表拒俄演说被迫流亡的陈独秀即在这二百余人之中,汤尔和亦在其影响下签名入队,并被推举为拒俄义勇队临时议长。后来,留日学生又于5月2日在东京锦辉馆开会,把拒俄义勇队易名为学生军,每天进行操练,随时准备开赴东北前线,直至5月11日被日本政府强令解散。
　　在留日学生于东京锦辉馆开会前,日本警方便已查出剪辫事件为首者是陈独秀、张继、邹容等人,此刻鉴于陈独秀等人又参加拒俄义勇队,“惹是生非”,日本政府遂将陈独秀、张继、邹容三人强行驱逐出日本。
　　虽然陈独秀被勒令回国,但剪辫事件却大长了进步留学生的士气。陈独秀回国后,汤尔和又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斗争。
　　陈独秀与汤尔和两人通过在日本的这段交往,逐渐结下了深厚感情。
　　
　　汤尔和推荐陈独秀担任
　　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回国后,陈独秀先是帮助章士钊主编报纸,宣传革命思想;1904年与汪孟邹等在安徽芜湖创办了当时安徽最早的宣传革命的读物――《安徽俗话报》;1905年在安徽与柏文蔚等组织岳王会,联络大批革命志士,为同盟会在安徽的发展打下基础;武昌起义前后,他在杭州起草了多篇革命檄文;1915年,陈独秀又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猛烈抨击儒家伦理道德、旧文学和旧教育,揭开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新篇章,渐成中国政坛风云人物。
　　而汤尔和于金泽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后,先是进入德国柏林大学学医,获博士学位,1910年回国,任咨议局议员,同年创办浙江病院,自任副院长兼内科医师,并兼任浙江高等学堂校医。1912 年,汤尔和又出任民政司佥事,同年10月筹办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任校长。该校是我国第一所国立医学学校,也是后来的北京医科大学的前身,现在已并入北大,成为北京大学医学部。1915年9月,汤尔和又发起成立了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并担任会长,此后每年开会一次,并出版会报,发表重要的研究成果,有力地促进了医学研究。汤尔和为国家的医学和医学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也因此成了当时北京城内一位能左右学界的重要人物。
　　但自上次东京一别后,尽管陈独秀后来又曾数度避难日本,直到1917年,陈独秀与汤尔和才再度相见。
　　当时,随着《新青年》销量的增加,发行和销售之间的脱节日益明显,严重影响了《新青年》的继续发展,陈独秀便想促成承担销售任务的“亚东”和承担发行任务的“群益”合并,共同发展文化出版事业,进一步扩大《新青年》的发行,也希望以此来酬谢好友汪孟邹先前对自己的照顾。在此形势下,他与汪孟邹于1916年11月26日一起来到北京,准备找老朋友帮忙,招股扩建,筹集合并基金。
　　一天,陈独秀在琉璃厂附近遇到在北大教书的老朋友沈尹默(沈君默),两人喜出望外。分手后,沈尹默便到汤尔和面前推荐陈独秀,说:“如见蔡校长,可引荐陈君。”汤尔和其实早就想把陈独秀推荐给“蔡校长”,只是苦于无法见到陈独秀才怅然作罢,此刻闻知陈独秀到了北京,不禁大喜,他当即答应了沈尹默。沈尹默临走时,还给汤尔和留了几本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
　　沈尹默与汤尔和两人说的“蔡校长”,便是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当时,蔡元培刚刚被内定为北大校长。抱着整顿北大决心出任校长的蔡元培未上任便四处访友求贤,他立意从文科整顿做起,延聘教员亦从聘请文科学长开始。在其看来,文科学长不但必须是“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还必须具有革新的思想和勇于“整顿”的革命精神。
　　不几日,蔡元培来拜访汤尔和,征求他对文科学长人选的意见。汤尔和当即说:“蔡校长,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聘请陈仲甫(陈独秀字仲甫)君。”接着汤尔和又称赞陈独秀说:“陈仲甫在主编《新青年》,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说话间,汤尔和取出沈尹默所留的《新青年》杂志交给蔡元培,说道:“你看看《新青年》――那是陈独秀主编的。”
　　蔡元培和陈独秀于1904年在上海一起参加反清秘密组织暗杀团和光复会时便相识,尤令其难忘的是,蔡元培与刘申叔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便听刘申叔说过:“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他当时便很是赞叹陈独秀的毅力和责任心。二次革命失败后,蔡元培偕夫人黄振玉赴法,一去三年,因此没有看到《新青年》,对陈独秀的近况不甚了解。此时,读了陈独秀的《新青年》,蔡元培开始深深佩服陈独秀的睿智和博学,尤爱陈独秀的新思维、新见识,再加上好友汤尔和的力荐,他决定聘任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1916年12月26日,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正式发布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当天上午,蔡元培便到中西旅馆走访陈独秀,劝说陈独秀到北大就任文科学长。关于这段历史,与陈独秀同住的汪孟邹在日记中曾写道:“十二月二十六日,早九时,蔡孑民(蔡元培号孑民)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唯一之人物也。”蔡元培求贤若渴,从这天起,“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陈独秀最终被蔡元培的诚意感动,遂决定举家迁往北京,出任北大文科学长。
　　1917年1月15日,北大张贴第三号《布告》:“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已辞职,兹奉令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同日,陈独秀正式到任,《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入北大。
　　陈独秀的确没有辜负蔡元培、汤尔和等人的期望,他既执掌北大文科,便利用蔡元培赋予他的北大有关文科的人事和行政权,延聘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学者到北大任教,这在客观上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同盟,壮大了作为新文化运动桥头堡的北京大学的进步阵营。他特别鼓励和支持文科师生成立各种进步的学术文化团体和出版相应的书刊,使北大新思潮传播得更快。
　　七十年后,梁漱溟先生回忆当年在北大执教的经历时,还赞不绝口地说:“蔡元培先生萃集的各路人才中,陈独秀先生是佼佼者。当时他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陈独秀对北大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而陈独秀能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汤尔和出力最大。陈独秀也深知老友汤尔和对自己的帮助,在北京的这些日子里,他与妻子高君曼便跟汤尔和一家经常往来,互帮互助,两人感情日笃。
　　
　　汤尔和要求蔡元培罢免陈独秀北大文科学长之职
　　
　　陈独秀在北大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文化狂风暴雨般的冲击,引起了封建势力的惶恐和仇恨,攻击和压迫随之而来。
　　首先出来的是古文学家林纾。1919年2月17日,林纾在上海《新申报》发表用文言仿聊斋体写的政治小说《荆生》,恶毒诋诬新文化运动。小说中的“三人称莫逆”的田其美、金心异和狄莫,分别影射陈独秀、钱玄同和胡适,而那个名为荆生的“伟丈夫”,则是代表封建主义旧政治旧伦理旧文化的卫道者。很显然,该小说的用意在于鼓动北洋军阀政府对陈独秀等人采取政治上的高压措施。
　　同年3月19日至23日,林纾再次在《新申报》发表类似的文字,题为《妖梦》,把陈独秀的影射之名改为田恒,整篇文字以荒诞的故事,表达了以作者为代表的封建主义卫道者对于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极端仇恨心理。在这前后,北洋军阀政府中依附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的官僚政客集团安福系的喉舌――北京《公言报》,也直接攻击陈独秀等人,并于1919年3月18日除了发表林纾的《致蔡鹤卿书》外,还发表题为《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况》的长篇评论,再次攻击陈独秀等人“祸之及于人群,直无异于洪水猛兽”。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方面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私德方面确有失检的地方,旧势力便借题发挥,拿他的弱点大肆渲染,利用小报、传单,制造谣言,把不堪入目的传闻作为事实,集中对他进行诽谤,以此达到破坏新文化运动的目的。严肃的思想政治斗争,被卑鄙的人身攻击所冲淡和取代。
　　还在陈独秀未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之前,教师中的遗老遗少就“窃窃私议,啧有烦言”,随着改革的深入和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开展,他们终于忍耐不住,开始了对陈独秀的疯狂攻击……
　　辜鸿铭以宣扬“尊王尊孔”大义和新文化运动对抗,他指出“中国优秀的文言文的特点是优雅,非白话文可比”,指责陈独秀倡导的文学革命是“可笑的,伪善骗人”的;黄侃在其所编《〈文心雕龙〉札记》中,大骂白话诗文为“驴鸣狗吠”;梁漱溟在北大积极宣扬孔子哲学,组织“孔子研究会”,与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相对抗;刘师培、黄侃、陈汉章及北大学生陈钟凡等数十人,“慨然于国学沦夷”,出版《国故》月刊,宣扬旧文化、旧道德,反对新文化运动。更有甚者,北大文科学生张厚载投靠旧势力,从背后向陈独秀施放冷箭。张厚载当时是北大法科政治系四年级学生兼北京《神州日报》记者,在1919年2月间,他两次在《神州日报》撰文造谣说:陈独秀、胡适等人因思想激烈而受政府干涉,陈独秀由此已离京赴天津,态度消极。同年3月初,张氏第三次在《神州日报》发表通讯,又造谣说“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蔡校长,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示”。这样的谣言,使蔡元培及陈独秀等人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恰在此时,社会上又广泛传出了陈独秀逛八大胡同嫖妓女的流言,更为顽固派们的“驱陈运动”火上浇油。1919年3月,国会议员张元奇就曾以陈独秀的私生活情况向国会弹劾教育部长傅增湘和蔡元培。
　　旧势力对于陈独秀的极端仇恨以及相应的造谣诬蔑之举,影响了北京大学内一些以正人君子自居的上层知识分子,他们也要求遏制陈独秀,汤尔和即受此影响,从竭力推荐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转而要求蔡元培撤销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之职,而这种要求在客观上与当时反动势力欲革除陈独秀并驱逐出校进而“整顿”北大的意图相吻合。汤尔和本来与陈独秀私谊极深,并对北京大学很有发言权,他态度的变化使得陈独秀进一步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也使得陈独秀对那些使用“依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武器的人的反击显得苍白无力。
　　1919年3月,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几次召见“宴请”傅增湘和蔡元培等人,名为“磋商调和新旧两派冲突之法”,实际上是干涉北京大学并对其施加压力。3月26日,傅增湘在徐世昌的指令下,写信给蔡元培,要求约束提倡新思潮的北大师生。
　　在种种力量压迫下,1919年3月26日晚上,蔡元培及“关系诸君”对陈独秀是否适合继续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在汤尔和寓所会商,至“十二时客始散”。会上,主要由汤尔和发言,据他后来的回忆,会上“发何议论,全不省记。唯当时所以反对某君之理由,以其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将妓下体挖伤泄愤,一时争传其事,以为此种行为如何作大学师表,至如何说法,则完全忘却矣”。当时,沈尹默附和了汤氏的意见,而蔡元培虽然“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但因汤氏“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为汤氏的意见所动。这样,这晚的会议事实上已经决定了陈独秀辞职北大文科学长的问题。
　　关于3月26日这夜的情况,傅斯年曾说:“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家中谈此事,还有一个谋客也在。当时蔡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之聘……”“老谋客”即汤尔和,“还有一个谋客”应该是“两个”,即沈尹默和马寅初。
　　4月10日,蔡元培主持北大教授会议,陈独秀没有出席,会上正式决定废除学长制,改而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马寅初出任首任教务长。至此,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之职自然解除。由于蔡元培的坚持,陈独秀此时仍为北大教授,并由校方给假一年。事实上,陈独秀从这时起,就被迫离开了北大。
　　
　　陈独秀路遇汤尔和,“脸色铁青,怒目而视”
　　
　　1935年12月28日,坚决反对免除陈独秀职务的胡适在致汤尔和的信中说:“三月二十六日夜之会上,蔡先生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按:指当时的北大理科学长夏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当时我颇疑心尹默等几个反复小人造成一个攻击独秀的局面,而先生不察,就做了他们的‘发言人’了。”
　　1936年1月2日,胡适又致信汤尔和:“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一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所谓‘公人’(Public me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自己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当日尹默诸人,正犯此病。以近年的事实证之,当日攻击独秀之人,后来都变成了‘老摩登’,这也是时代的影响,所谓历史的‘幽默’是也。”
　　蔡元培在回复林纾的公开信中曾说过:“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按: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使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从上面可以看出,当时的蔡元培是无意免除陈独秀职务的,那么,作为陈独秀好友的汤尔和为什么会力主蔡元培罢免陈独秀北大文科学长的职务呢?学界对此尚无定论。曾有学者研究道:1918年5月,汤尔和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明明西欧科学已证明是常识的东西,他在信中却胡说了一通,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四卷五号上给汤尔和回了一封不太客气的信,汤尔和大为生气,对此耿耿于怀,后悔不该推荐陈独秀当北大文科学长,这次他便借“嫖妓事件”,来了个“落井下石”。但这仍是一家之言,对于这对昔日好友反目成仇的真正原因,仍需学界来考证。
　　而陈独秀一生疾恶如仇,他与汤尔和由此翻脸则是不争的事实。在陈独秀被免职的三天后,由北而南行的陈独秀遇到回寓所途中的汤尔和,便“脸色铁青,怒目而视”,汤尔和见状很不是滋味,匆匆低头而过。对于这次路遇,汤尔和在他当天的日记中说是“亦可哂已”。陈独秀后来也对胡适说:“明枪好躲,暗箭难防,小人之心无孔不入。汤尔和与孑民分别是大学校长、学界领袖,居然也听信谎言诽谤。对往日区区小事,还记恨在心!”陈独秀越说越气愤:“小报造小谣,大报造大谣,谣言千遍竟也成了事实!”
　　陈独秀被免去北大文科学长职务后思想更加“左倾”,为以后与李大钊联手共建中国共产党,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在更广的地域从事职业革命活动创造了条件。
　　对此,胡适后来曾在1935年12月23日致汤尔和的信中评论说:“此夜之会,先生记之甚略,然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寅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论定。”
　　中国近现代史的实践表明,陈独秀不仅关联着一个沉重的政治史,也和现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的命运紧密交织着。蔡元培曾说过:“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以后,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毛泽东也说过:“陈独秀的思想‘影响我也许比任何人要大’。”
　　而力主罢免陈独秀的汤尔和,则先是于1922年始历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职务,1933年后转任国民政府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1937年12月又出任日本华北方面侵略军在北平扶植成立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教育总长,与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同为该伪政府的三巨头,开始走向中华民族的对立面。1940年3月,卖国巨奸汪精卫的伪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北平的“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汤尔和旋即出任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从而将自己的后半生牢牢地拴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战车上。也算是天不容奸,卖国求荣的汤尔和还未享足官瘾,便于这年的11月8日因肺癌在北平死去。
　　也就是从“怒目而视”的那天起,疾恶如仇的陈独秀一生再未与汤尔和联系过,汤尔和投靠日本人做了汉奸后陈独秀还多次在公开场合予以痛斥。陈独秀一生重感情,尤其珍视亲朋友情,在其垂暮之年,面对汪孟邹等好友的关切和帮助,陈独秀甚至发出了“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的慨叹。但他与汤尔和从彼此信任、相互支持到“怒目相视”、形同水火,这段历史让一生倾心待友的陈独秀深为伤心。与其说这是陈独秀与汤尔和两个人的悲哀,倒不如说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责任编辑/穆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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