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同志的骨灰 [周恩来：不留骨灰第一人]

　　 　　周恩来是一代伟人。他的丰功伟绩，举世公认；不仅如此，他还倡导了一场移风易俗的丧葬革命。周恩来没有留下骨灰，也没有立下墓碑，但他不朽的精神与山河同在，与日月同辉。
　　
　　一
　　
　　1976年1月8日上午9点57分，周恩来怀着深切的依恋之情，告别了祖国、人民、并肩战斗的战友和相依相伴的夫人邓颖超，以及生他养他的这一方热土。
　　就在周恩来与世长辞的这一天，邓颖超向党中央提出了周恩来生前的三点要求：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不保留骨灰。其实，周恩来的这些决定并不是临终前的思考，而是身体健康时深思熟虑的结果。早在1956年，在全国开始实施火葬之时，他就与邓颖超共同做出了上述三项决定。
　　1975年6月1日，周恩来病重住院。周恩来住院后仍坚持办公，甚至在上手术台前还要批阅并签发文件。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而且实施这三项要求又有很大的难度，于是，他把西花厅的工作人员赵炜叫来。
　　赵炜从年轻时起就来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身边，在他们身边长大、成熟，对周恩来和邓颖超怀有深厚的感情。她在回忆录中写道：
　　周总理始终顽强地同病魔抗争着。他是那么超乎常人地坚强，无论多么疼痛，从来听不到他呻吟，也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悲观情绪。那是9月份的一个晚上，周恩来叫我去谈工作，正式汇报前，他先对我讲了他死后骨灰处理的问题。
　　我看他身体那么虚弱，怕他支撑不住，便劝阻说:“您不要说这件事，您不会在短时间内出什么问题，现在就讲骨灰的事，对治好您的病有影响。”话音未落，周恩来当即批评我说：“你不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是要死的，这又有什么？”我只好忍着悲伤听他把话说完。他说:“我和大姐在十年前就约好，死后不保留骨灰，但我想，如果我先死了，大姐不一定能保证得了把我的骨灰撒掉，这件事得由中央决定，不过大姐可以反映我的要求。如果大姐死在我的前边，我可以保证她的意愿实现。我要先死了，大姐的骨灰撒掉的意愿，你是保证不了的，但可以向中央反映她的要求，她还可以留下遗嘱。”我含着泪水不住地点头，强忍着不哭出声。
　　周恩来还对赵炜说过:“把我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
　　赵炜后来感叹：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博大胸襟和情怀，真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对于邓颖超提出的周恩来生前的三点要求，李先念当即表示反对，他说：“即使应该这样做，也不能从总理开始，否则全国人民不答应。”李先念说的是实情，在当时的情况下，周恩来的这些要求确实难以全部实施。
　　
　　邓小平赞成李先念的意见。
　　因此，周恩来的三项要求，只有最后一项──不保留骨灰──得以实施。
　　根据安排, 1月11 日下午4 点30 分，周总理遗体告别仪式结束, 遗体将送八宝山火化。
　　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首都百万群众冒着严寒伫立在长安街两侧，每个人都戴着自制的黑纱和白花, 泪流满面地默默站立等待着, 等待着最后送别自己的总理。
　　十里长街，人海如潮, 哭声不绝，汇成了泪河。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没人动员、没人组织的如此巨大而又秩序井然的队伍。
　　世界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过如此隆重、如此悲壮的葬礼。
　　
　　二
　　
　　1月12日上午，邓颖超将西花厅党支部的三个人――副卫士长张树迎、贴身卫士高振普和秘书赵炜找来，同他们商量周总理的后事问题。她说:“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恩来同志的请求，不留骨灰，我得到这个消息后很高兴。因为恩来同志生前最担心的是我办不成这件事，现在可以完成了。你们都是在恩来生前身边工作多年的同志，又是党支部成员，咱们共同为实现这一愿望去工作。我本想亲自去完成，但由于身体、天气等原因不允许我去做这件事，我相信你们会很好地完成这个工作的。我和恩来年轻时都做过党支部工作，也一直重视支部工作，所以这件事也要依靠党支部，不要惊动更多的人，也不要麻烦组织。你们在北京找一找，到玉泉山、八一湖等有水的地方看一看能不能撒骨灰。”
　　
　　听了这一番话，三个人更理解了邓颖超的心情，当即表示：“请大姐放心，我们一定完成好。” 当时举国上下一片悲恸，“四人帮”却采取了种种手段阻止人民的悼念活动，但广大群众还是冲破重重阻力，用各种方式寄托对周总理的哀思。因此，高振普提出，为尊重亿万人民怀念总理的感情，是否把总理的骨灰在西花厅再放几天，然后再撒。邓颖超摆了摆手说：“我的请求，中央已批准，已有了安排，就不要再提了。我再向你们说一遍，你们要认清，撒骨灰也是一场革命。由土葬到火化是一场革命，由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又是一场革命。我死后骨灰也不保留，也请党支部负责。这是我和恩来同志共同进行的一次革命啊!我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邓颖超站得高，看得远，认为不保留骨灰，是向旧的传统势力宣战，是一场革命！
　　邓颖超还说:“撒掉骨灰，又不能让群众发现，以免成为后人纪念之地，找好地方后报告组织，由我带你们少数人在夜间撒掉。”
　　那些天，北京特别冷，天空阴沉沉的。高振普等三人出去察看，天寒地冻的，找来找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他们又考虑：作为周总理这样的伟人，怎么能随随便便撒掉骨灰呢?全国人民能答应吗?子孙万代能接受吗?于是，他们回来后，把情况和想法报告给邓颖超，认为应由组织上去实现总理的愿望。
　　最后还是由中央作出决定:派飞机去撒, 并由罗青长、郭玉峰( 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张树迎和高振普四个人去执行撒骨灰的任务。撒的地点也是根据周恩来生前遗愿由中央同意的。
　　1976年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会结束了。晚7时半左右，邓颖超带着工作人员走进了大会堂西大厅，周恩来的骨灰安放在那里。在向周总理遗像和骨灰肃立默哀后，邓颖超打开骨灰盒，她的双手在颤抖，双眼含满了泪水，但坚强地说：“恩来同志，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
　　
　　在场的人全都放声大哭起来。
　　晚8时许，周恩来的骨灰盒由张树迎、高振普等四位同志捧着去执行撒骨灰的任务。邓颖超乘车去了机场，目送着撒骨灰的“运五”飞机起飞。那一天，天空特别的亮，飞机飞出去好远还可以看得见。
　　飞机平稳起飞后, 在北京上空撒下了第一把骨灰，撒下对首都北京深沉的爱。
　　飞机飞越密云水库，撒下了总理的第二把骨灰，播下对祖国山河的一片情。
　　飞机向天津飞去，把第三把骨灰撒在天津，那是周恩来、邓颖超起步闹革命的地方。
　　飞机飞到山东的滨州，把最后的骨灰撒在了黄河入海口。骨灰与鲜花随着滚滚黄河水，流入了浩瀚的大海。■
　　（责任编辑/吕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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