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钢：科技部长的超越之路|罗天运栾小雪免费阅读

　　 　　 我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人民的重托。重任在肩，自己更应该保持头脑清醒，加强学习，超越自我，全心全意地做好工作。 　　――万钢 　　
　　这是一个坦率得让人惊讶的人。指着办公室一大柜子书，他承认自己“大部分没有读过”，因为工作太忙，尽管每天早晨８点前就进了办公室，但下班的时间却从没确定过，他只能将看书的时间放在飞机和火车上。
　　这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短短几年，作为国家“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总体组组长，他带领团队研发出了“超越”系列燃料电池汽车，筹备建设了中国第一个汽车风洞中心。
　　当然，这也是一个幸运的人。从2000年年底回国至今，伴随着新能源汽车项目的步步推进，万钢的职务也屡屡升迁，只用了七年的时间，万钢就从大学教授，到同济大学校长，再到科技部部长。在2008年3月第十一届政协一次会议上，万钢以致公党中央主席的身份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有人戏称，研究汽车的万钢，在仕途上前进的速度更像坐飞机。
　　与此同时，作为三十五年来第一次出任正部长职务的民主党派人士，万钢的升迁还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意味，被众多媒体解读得颇具传奇色彩。
　　尽管众说纷纭，可以肯定的是，“万部长”的诞生是时代发展大势所趋，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万钢之路”显然具有可复制性。不过，从对其个人禀赋的解读中，我们还是可以窥见一些万钢之所以成为“万部长”的理由。
　　
　　“坐在奥迪车内，我不觉得惭愧，
　　因为这个车有我的贡献”
　　
　　2007年5月20日，万钢站在同济大学百年校庆的舞台上，最后一次以校长的身份主持母校的庆典。校庆之后，他就要北上赴任国家科技部部长。一有时间，他就在各个办公楼里走走转转，依依不舍，“越要走的时候，就越怀念这里”。
　　这是教会了他踏实做人、宽厚待人的地方，是把他放飞到万里之外的德国，又召唤着他义无反顾回来的地方。
　　在万钢的办公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
　　煤油灯作为一种古老的照明工具，早已不被现代人使用，在办公室里也与周围的摆设极不协调，但万钢无论到哪里工作，总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放上一盏煤油灯。万钢自己的解释是：“我是特意把煤油灯放在办公室的，我在农村插队时就用这盏灯照明，我很喜欢这种灯，因为它有特别的含义。”
　　2000年年底，在科技部领导的盛情邀请下，万钢辞去德国奥迪公司总规划部高级经理的职位，毅然回国工作。第二年，他被同济大学正式聘任为教授、博导、新能源汽车工程中心主任，同年被科技部聘任为国家“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总体组组长。不久，又担任同济大学的校长。在被任命为科技部长的时候，他在同济大学校长的位置上已经工作了四年。
　　虽然职位不断上升，但万钢对煤油灯的感情丝毫没有改变，反而是越来越深。万钢说：“我要记住自己在社会最基层的时候对社会的期望，并为实现这个期望而奋斗。我希望一进办公室能感受到这一点。”这是万钢解释将煤油灯放在办公室里的原因，实际上这也是他为什么不断进步、不断在科研上取得更大成就的原因。
　　尽管对用煤油灯的经历难以忘怀，但让万钢走上学术高峰的却是超越了煤油、汽油、柴油等传统能源的燃料电池汽车的研发工作。
　　万钢说：“我在汽车工业研究发展上努力工作，就是想让中国的汽车工业成为世界汽车工业的一员，让中国的老百姓都能开上我们中国人自己造的汽车。”
　　早在青年时代，万钢便已崭露头角。1984年，万钢荣获了“世行”的奖学金，留学德国具有二百年历史的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该校规定，凡是外国留学生，入校前都要先进行PNDS考试（德语入学考试）。此时万钢反问校方：我的德语这么好，为什么还要参加德语考试？
　　听到万钢的这句话，老师们无比惊讶：二百多年了，来这里的外国留学生数以千计，从来无人敢说自己的德语好而不用考试的！于是校方安排了几位教授与万钢对话，问了很多问题，结果万钢真的成为历史上唯一不经过考试直接入学的外国留学生。
　　
　　1990年，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的万钢加盟德国奥迪汽车公司工作。在奥迪工作期间，他从最基础的工程师干起，几乎接触了汽车企业的各个环节。他参与了五种车型的研发，主持完成了十五项技术关键课题，其成果都被公司采纳运用。
　　“坐在奥迪车内，我不觉得惭愧，因为这个车有我的贡献。”指着自己的黑色奥迪车，万钢自豪地说。
　　1998年，万钢被推为德国车界十大年度精英之一。万钢的博士生导师、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校长迪茨教授评价说：“他是一位务实而擅长逻辑思维的科学工作者。他所主持的课题从科学研究的方法出发，在用工程科学知识解决实际技术问题方面达到了应用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在攻读博士期间，万钢发明了定量研究固体波传播的光学方法，并成功地将此方法应用于汽车低噪音设计，为克劳斯塔尔工业大学在此领域的研究赢得了国际声誉。直到2004年8月，这套技术才从德国大众汽车公司退役，一共生产了三千五百万套产品。下萨克森州政府为此授予万钢特殊功勋十字奖。他是第二个获得这一奖项的人。
　　德国奔驰公司研发部副总裁科勒在万钢回中国后的两年半时间里，曾三次探访他的实验室。第一次，看到万钢的研发条件非常简陋时，科勒问他：“你为什么要回来?”第二次来时，他的看法已经有所改变：“你们的进步还是很快的。”到了第三次来时，科勒惊讶地说：“按照这样的速度，你们很快就可以赶上我们。”
　　2002年5月，四轮驱动燃料电动汽车概念车――“春晖一号”诞生；从2003年起，“超越”系列的燃料电池汽车新品迭出。2006年，万钢带着他的“超越三号”汽车来到了巴黎，参加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清洁能源汽车大赛。结果，中国汽车在燃料电池组比赛中超过了通用、福特、日产等汽车巨头，总成绩与奔驰基本持平，而且在氢消耗、低噪音等单项指标中名列第一。中国驻法国大使激动地对万钢说：“当大使以来，我第一次在这种技术比赛中看到中国人，我很骄傲。”
　　
　　思维超前，契合
　　时代发展的领导者
　　
　　很多人喜欢把万钢就任部长与2004年他到中南海的那次讲课联系起来，认为正是这个机遇使他得以进入中国政界最高层的视野。的确，由“智囊”身份出任部委要人、地方大员的案例在中国并不少见，但是仅凭一次讲课，就把万钢归入“智囊”行列，未免有些牵强。
　　万钢出任科技部部长的更深层原因，在于他超前的科技思维契合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而那次题为《面向2020年的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讲课，更大意义上是中央领导层对万钢这种超前思维的肯定。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工业化基本上走的是传统粗放型的发展道路，即建立在对自然资源长期高强开发和利用的基础上，使中国的资源与环境不堪重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大国”要“崛起”，首先要跨越经济发展方式的障碍。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环境，谋求可持续发展，就成为国家关注的焦点。而就在此时，万钢在新能源汽车上的新思维与杰出表现，让所有人眼前一亮。
　　事实上，早在2000年，尚在德国奥迪公司工作的万钢，就向国务院提出了开发洁净能源汽车、实现中国汽车工业跨越式发展的建议。
　　这份建议的构想起源于1999年 ，受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吕福源的委托，万钢带领着中国留德汽车工业博士工程师代表团回国考察汽车工业。考察的结果让万钢非常忧心，在他看来，中国汽车工业对国外的依赖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在传统汽车业领域，各大跨国公司的技术已经发展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如果中国从零开始做内燃机汽车，势必会碰到一些知识产权方面的问题，而只有在新领域进行研发，才能规避这些问题。”万钢分析说。
　　
　　而另一方面，传统的汽车制造业当时虽然占据主流，但是其面临的能源和环境问题已经显现，当时在欧洲已经爆发了能源危机。万钢认为，中国石油资源并不丰富，能源问题无疑将成为汽车工业面临的第一大问题；与此同时，中国所谓的“大城市”都是人口集中的城市，汽车的尾气排放对环境亦有很大影响。
　　因此，万钢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发展节能环保的新能源汽车都是中国汽车业战略发展的机遇，也是一种必需。
　　这份建议最终被采纳了。当时的科技部部长朱丽兰向万钢发出了回国的邀请。2000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夕的“平安夜”，万钢辞别工作了十年的德国奥迪公司，坐上了回国的飞机。再之后，在万钢 “一周内游说了五位部级干部”的努力下，电动汽车专项终于被列入国家“863”计划。不久，万钢被科技部聘任为国家“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总体组组长。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直到2006年“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才明确提出“节能减排”目标，而万钢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在汽车领域积极推进了。这种超前思维，无疑为他晋身科技部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传承“同济精神”
　　
　　帮助万钢完成这系列“飞跃”的一位关键人物，是现任同济大学的党委书记周家伦。
　　当时，周家伦是中国驻德国使馆教育参赞，职责之一就是“搜寻”当地的优秀华人，帮助他们为祖国出一份力。“万钢那会儿是德国最杰出的华人之一，自然会引起我的关注。”周家伦谦虚地说道，“我只是起了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
　　1996年，同济大学德国校友会组建，周家伦推荐万钢去做首任会长。因为“他不只专业技术过硬，而且对事物有整体把握能力”。不久，万钢又成为中国驻德国大使的四名顾问之一，遇到经济问题时，大使都会向他咨询。
　　万钢是在2004年被任命为同济大学校长的，和他搭档的党委书记，正好是他的“伯乐”周家伦。
　　担任同济大学校长后，万钢开始扮演了一个他从未担当过的角色。“我是从企业来的,在国外工作生活了很长时间,是无党派人士。”万钢教授认为自己当校长“破了规矩”。
　　他的朋友和同事说，正是这种长时间在国外大企业工作的背景，注定了他在行使校长职责的过程中，具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会不时显现出企业家特有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而这，正是许多科班出身的校长所欠缺的。
　　主持学校工作后，万钢提出学校也要重视经营。为此，他积极推动高校在社会服务中创造价值和效益，推动经济、科技和教育的结合。“从事面向市场的应用研究和开发，工程技术人员要闻天下事，急天下事，围绕天下事来读圣贤书”。万钢的务实，在熟悉他的人中颇为有名。
　　作为校长的万钢坦言：“更多地与企业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相融合，培养社会需要的优秀人才，是大学应有的价值观……我经常说要在同济立得住脚，就必须把东西做出来。搞建筑，你设计建造的楼宇、桥梁、隧道，都要留下传世之作；搞汽车，你得把汽车造出来才是英雄。”
　　万钢认为，大学要建立两个平台：一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平台，二是国际人才交流与研发的平台。他说，大学科研不能完全关起门来搞，要有开放的心态，一定要与国家战略与地方经济的发展相结合。
　　事实上，同济大学在国际交流中的特点非常鲜明，以欧洲国家作为最重要交流国是该校长期以来形成的特色和传统。万钢上任后，更是坚持和发扬了这一特色，在他的努力下，不仅争取到了很多难得的项目，更加大了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合作。
　　同济大学还在新能源汽车项目的带动下与企业建立了多个联合实验中心，包括与“大众”、“西门子”等，还与“上汽”集团建立了四个工程研究中心，可以算是与企业联系最紧密的学校。
　　经过几年时间的开发，同济大学与“上汽”集团合作承担的新能源汽车项目技术已经逐渐成熟，其新能源汽车“超越一号”至“超越三号”已先后推出。新能源汽车是万钢和他的同事们与跨国汽车公司在竞争中诞生的“宝贝”。
　　
　　
　　超越自我 迈向新高度
　　
　　万钢的才能被发掘，与教育部和科技部几位领导的充分信任有关。
　　2000年，时任科技部部长的朱丽兰向万钢发出了回国邀请。之后，下一任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又将国家“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首席科学家、总体组组长的重任交给了他。
　　万钢说，他在2000年12月回国时，欧洲也在做清洁能源汽车。但他觉得，与其在德国做，不如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做。“国外把专业知识分得太细，在那里学习后往往会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但缺乏全方位操作的能力，在中国却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回国七年，万钢果然做了“更多的事情”。创新的激情、责任感和使命感推着他走到了一个始料未及的高度。
　　2002年，万钢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三年后增补为全国政协常委。2006年12月，他当选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
　　个性谦和，与人相处融洽，也是万钢得以入主科技部，并稳步过渡的原因之一。
　　众所周知，万钢与他之前的两届科技部长――朱丽兰、徐冠华都有着非常好的私人交往，归国以后，他在科技研究方面得到了上述两位领导的大力支持，并与科技部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在万钢履职科技部部长之初，总有人怀疑，作为一个民主人士，万钢是否能够手握实权，会不会受到党组的掣肘？其实很多人还不知道，他与现任科技部党组书记李学勇亦是老相识，当年万钢到中南海给政治局讲课，就是由李学勇陪同前往的。
　　对于外界的一些担心，2008年“两会”期间，万钢作出了明确回答，他说自己与科技部党组已经磨合得很好，部里的决策已达成共识，遵循“科学决策、集体决策、民主决策”的原则。“可能是同代人的关系，都经历了上山下乡，有同样的感受，相处很融洽。”万钢说。
　　除了“好人缘”，善于寻求共识也是万钢成功的关键因素。由于此前没有部委工作的经验。万钢一直宣称自己履新后要“学习再学习”，并表示不会进行激烈的改革。“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有它合理的一面。对现有的规划、已经确定的计划，首先要看它的延续性，要稳定地推进。”
　　“解决问题的前提是总结和分析问题，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会更多地去接近科学家 ，了解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与他们一起讨论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已经上任一年多的万钢，在回答变革的问题上，至今依然保持着谦虚谨慎的态度，不断地强调“没有共识，就没有成功的变革”。
　　在许多人看来，万钢不是一个“激进的改革者”，没有“新官上任三把火”，没有暴风骤雨式的“大动作”，但他迅速而顺利地融入了科技部，在悄无声息中，科技部的工作已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然而，担任部长后的万钢一直持低调态度。他表示：对于部长这个他从未涉足过的岗位，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我深深感到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人民的重托。重任在肩，自己更应该保持头脑清醒，加强学习，超越自我，全心全意地做好工作”。同时，他还将继续把自己在同济大学体会到的务实、创新、同舟共济的信念“随身携带”。
　　万钢说：就我来说，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以科学家的身份去抓课题了……我们做领导的，就是要给研究者创造更好的环境。在这方面，清华大学王大中校长是我学习的榜样。他一直跟我说，“十年磨一剑”。科学家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决心。我也希望今后能够给所有的科学家、所有的工程师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大家都能坦然面对失败。把失败真正作为成功过程中的一部分，然后总结经验，去达到目标。作为大学校长要有定力，作为科技部长也要有定力，要坚定不移地迈向新高度。■
　　（责任编辑/谭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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