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欧洲化?土耳其疑欧主义的兴起】去土耳其旅游多少钱

　　摘要：目前，土耳其的欧洲化进程面临严重障碍。由于对入盟谈判框架的失望、关于欧盟强烈反对土耳其入盟的认知以及对欧盟双重标准的不满，土耳其的疑欧主义在大众和政党中有了较快的发展，其主要特点是对欧盟普遍的不信任。这导致了两个重要的政策结果：第一，由于土耳其国内关于加入欧盟的政治共识破裂，导致政坛动荡，改革阻力加大；第二，土耳其改变以往对欧一边倒政策，寻求拓展新的外交空间，逐渐与西方偏移。当前土欧关系的核心任务之一在于重建信任。
　　关键词：土耳其 疑欧主义 土欧关系 欧洲化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1) 04-0073-79
　　
　　当前土耳其和欧盟的关系处于较为尴尬的境地。土耳其作为欧盟的候选国之一，近年来其政治生活中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却是疑欧主义的兴起。它与欧盟的入盟谈判基本陷于僵局，不仅国内改革推动乏力，而且入盟无期并难有保证。随着它在对外政策上频频与西方对立，土耳其似乎对曾经热衷的欧洲化道路有所拒绝。欧盟在对外政策上长期致力于发挥“规范性力量”，土耳其一直是其模范学生的典型。然而近年来土耳其的变化正在对欧盟东扩政策的欧洲化效能提出了挑战。欧盟在失去土耳其？以及土耳其为何转向拒绝欧洲化？本文将对土耳其疑欧主义兴起的原因、特点及其影响进行深入地分析，试图为解释土欧关系的变化提供新的视角。
　　一、 不可靠的欧洲化：土耳其疑欧主义兴起的原因
　　疑欧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是冷战后欧洲面临的一个重要现象。它代表了一种反对欧洲一体化或欧盟的情绪、观念和态度。保罗•塔戈特（Paul Taggart）为疑欧主义给出了一个经典定义：“疑欧主义表达了条件性的、或有限的反对，也包括完全彻底和无条件反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观念”。[1] 和其他中东欧国家一样，土耳其疑欧主义产生的一个普遍根源是欧洲化进程带来的适应性压力和调整成本，它主要来自于为满足欧盟入盟条件而进行的国内改革。[2]为迎合哥本哈根标准而进行的改革及其高昂代价在土耳其国内引发了很多争议。例如对库尔德人权利的承认是土耳其民主化改革的重要举措。在欧盟的压力下，土耳其承认了库尔德语言在教育和广播中的使用。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却抵制这个改革，认为它不仅侵犯了土耳其的主权，而且会威胁到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
　　土耳其疑欧主义兴起的特殊原因在于它日益对欧盟及其入盟承诺的可靠性产生了深刻怀疑，因为和先前其他候选国的差异在于：土耳其人面临的竟然是一个严重缺少保证和确定性的欧洲化进程。首先，欧盟关于土耳其入盟谈判的框架及其效果令人失望。欧盟宣称其东扩的“哥本哈根标准”适用于土耳其。按照2004年东扩前欧盟的入盟谈判框架，中东欧候选国只要完成国内改革以达到欧盟标准，欧盟就将按承诺接纳它入盟。但是2004年之后，欧盟吸纳新成员的入盟谈判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框架被称为“无限期入盟谈判”（open-ended accession negotiation）模式。2004年12月，欧盟委员会确定土耳其已经为实现哥本哈根标准作出了显著的改革，有了明显的进步，入盟谈判将尽快开始。但是，欧委会又指出其入盟谈判将是“无限期的”，它宣称：“谈判的共同目标是入盟。这些谈判是一个无限期的进程，其结果不能被事先保证。”而且只有“当完全符合哥本哈根标准，包括联盟的吸收能力允许时，土耳其才有望完全扎根于‘欧洲结构’。”[3]在2005年10月入盟谈判正式启动之后，欧盟对土耳其的改革并不满意，而土耳其也热情骤减，对进一步的欧洲化存在疑虑，在不断抱怨的同时放慢了改革步伐。无限期谈判框架使得土耳其融入欧洲的“扎根/可靠性”（Anchor/ Credibility）的两难困境再次出现。[4] 迈哈麦特•尤格尔（Mehmet Ugur）指出一个无限期入盟谈判的框架产生了强烈动机，可能导致欧盟和候选国都减少他们对履行其义务承诺的可能性。这是因为自身遵守承诺可能性的上升对对方有利，而它对自身的效果则是不确定的。而且，无限期入盟谈判框架并没有为彼此采取单边行动来打破僵局提供足够的动机。[5] 由于欧盟未能给予足够的保证，土耳其担心无论自身如何改革，最后都无法加入欧盟。
　　其次，欧盟大众和精英对土耳其入盟的强烈反对引发土耳其怀疑。没有一个候选国像土耳其那样使欧盟内部陷入严重分裂。欧洲人不愿意接纳土耳其的主要理由为：土耳其不良的人权纪录，特别是对少数民族如库尔德人权利的侵犯；经济水平低下和庞大的贫困人口；靠近问题复杂的中东地区；穆斯林身份和与欧盟国家巨大的文化差异等。2005年土耳其入盟谈判开启前，欧洲晴雨表专就土耳其问题进行的社会调查显示，高达52%的欧盟公民反对土耳其入盟。有84%的公民认可土耳其要系统性的尊重人权，76%的人要求土耳其提高经济水平，63%的人担心土耳其入盟后鼓励其民众向欧洲移民，54%的人觉得土耳其和其他成员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太大。[6]目前对土耳其影响最大的是法德现任首脑态度的转变。法国总统萨科奇和德国总理默克尔都曾多次公开表示了对土耳其欧盟完全成员资格的反对。他（她）们现在试图通过给予一种“特殊伙伴关系”（privileged partnership）来重新考虑土耳其问题。欧盟内明显的反对淹没了同情土耳其的声音。土耳其人日益觉得欧盟是一个“基督教俱乐部”，它被证实在本质上对土耳其缺少诚意。
　　再次，土耳其认为欧盟存在严重的双重标准，行事不公。一方面，由于相对于其他中东欧国家而言过度缓慢的入盟速度，土耳其认为欧盟在其入盟道路上设置了过多的障碍，在它表面主张的哥本哈根标准之外对土耳其别有看法，存在歧视；另一方面，土耳其认为在塞浦路斯和库尔德等问题上欧盟都存在一定的双重标准。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土耳其认为欧盟吸收希腊族的塞浦路斯入盟，而对土耳其族的塞浦路斯地区实行经济禁运，这并不公平。因为土耳其族愿意按照“安南计划”（Annan Plan）举行全民公决而实现整个岛屿统一，希腊族却表示反对。迈哈麦特•巴达克西（Mehmet Bardakci）指出“随着对安南计划的全民公决，欧盟作为在塞浦路斯问题上一个诚实的破冰者失去了土耳其人民的信任”。[7]由于土耳其拒绝对塞浦路斯开放所有港口和机场，欧盟因此于2006年12月部分冻结了与土耳其8个领域的入盟谈判，至今尚未重新启动。而欧盟单边的强硬举动让土耳其更加失望。此外土耳其批评欧盟忽视了库尔德严重的恐怖主义，一味在这个问题上强调土耳其压迫少数民族其实并不客观。
　　2009年春天的一个民意调查很好地说明了土耳其对欧盟的看法。80%的土耳其受调查者认为即使土耳其满足了所有标准，欧盟也不会允许它加入。93%的人认为欧盟没有像对其他候选国一样同等对待土耳其。而76%的人则觉得美国和欧盟的首要目标是分裂土耳其。[8]
　　二、 反对欧洲：疑欧主义在土耳其大众和主要政党中的发展
　　融入欧洲是现代土耳其的长期愿望。自1923年建立共和国以来，土耳其一直把被承认为是一个欧洲国家看作其实现西方化、现代化的主要目标。这种欧洲取向和定位在土耳其官方和知识界中尤为强烈。1987年申请加入欧共体之后，土耳其的欧洲问题有了一个直接的答案：那就是力图获得欧盟（欧共体）的完全成员资格。1999年赫尔辛基峰会中欧盟终于承认土耳其为候选国之一，从而为土欧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赫尔辛基峰会宣称：“在适用于其他候选国的同一标准的基础上，土耳其是一个注定要加入联盟的候选国……土耳其，像其他候选国一样会从一个激励和支持其改革的入盟前战略中获益”。[9] 在土耳其看来，欧洲大门已经不可逆转地对他们开放。纷争的土耳其各界在21世纪初融合出一个共识：加入欧盟是土耳其的最终命运。
　　2004年土耳其加入欧盟的热情达到最高点。欧洲晴雨表显示当年支持“欧盟成员资格是一件好事”的土耳其人比率上升为71%，认为是“一件坏事”的人仅为9%。然而此后的调查数据显示疑欧主义确实在土耳其大众心中不断增长起来。在2006年土耳其支持“欧盟成员资格（对本国）是一件好事”的比率迅速下降到44%，认为它是“一件坏事”的人则上升为25%。[10] 2010年春天欧洲晴雨表的调查数据显示，土耳其认为“欧盟成员资格（对本国）是一件好事”的比率为47%（欧盟27国平均值为49%），“为一件坏事”的占23%（欧盟18%）。对欧盟的不信任是土耳其大众疑欧主义的主要特征。调查数据显示，在被问及是否信任欧盟组织的时候，高达60%的土耳其人选择了“倾向于不信任”，这个数据较多地超过了欧盟27国的平均值（47%）。而选择“倾向于信任”的人数比例也只有27%（欧盟27国平均值为42%）。[11] 土耳其大众的信息主要来源于新闻媒体。巴萨克•塔里克塔斯（Basak Taraktas）通过土耳其媒体的话语分析，认为“在土耳其新闻界，不信任构成了一种普遍的模式，甚至在支持欧盟的媒体中”，而他指出库尔德问题、双重标准和塞浦路斯是一再重复出现的话题，这是因为它们触及了土耳其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构成威胁的观念（the notion of threat）、欧盟的双重标准是被提及最多的批评词汇。他的结论是：在土耳其的特殊背景下，欧盟不愿让土耳其入盟已经创造出一种全面的大众不信任，激起了强调国家分裂危险的民族主义反应。[12]这种对欧盟的普遍不信任是对土耳其欧洲道路受挫的一种反应。希格顿•肯特曼（Cigdem Kentmen）指出实用主义考虑和民族认同是理解土耳其支持还是反对加入欧盟的主要因素，实用主义考虑导致土耳其人支持入盟，民族认同则削弱了对欧盟成员资格的支持。[13]反对意见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源于欧盟不承认土耳其“欧洲身份”而产生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入盟谈判开始后对改革代价的恐惧。2008年的调查曾显示在反对欧盟的土耳其民众中，竟然有30%疑欧者没有为他们对欧盟的消极态度给出特定的原因。 [14]
　　在土耳其看来，欧盟具有双重形象，因为它既是榜样，也是威胁的来源。[15] 所以在土耳其政治圈内，一直存在支持欧盟者和疑欧派之间的争论。实际上这些争论特别受欧盟对土耳其成员资格的立场所影响。来自欧盟的积极信号有助于加强支持欧盟圈子的立场，而另一方面来自欧盟的模糊信号和有争议的宣言则对欧盟入盟条件的可靠性产生消极影响，扩散疑欧派的观点，以及由此减少土耳其大众对欧盟成员资格的支持。[16] 其中，极端民族主义（Ultra-nationalism）是土耳其政党中疑欧主义的重要来源之一。极右翼担心加入欧盟会冒失去民族认同和主权的风险，而极左翼则强调欧盟的新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特征。极左的土耳其共产党（TKP）支持者宣称“土耳其在加入欧盟后，其地位不能比它今天在欧盟之外还低（成为一个殖民地）”。属于民族行动党的极右民族主义者则提出“既不要欧盟也不要美国，只要一个完全独立和民族主义的土耳其”。[17]
　　当前土耳其议会的三大主要政党在欧洲问题上都有各自的立场。反对党和边缘政党往往通过鼓动和利用大众对欧盟的不满获得选票。而执政的正发党则不得不一方面要照顾民众的情绪，另一方面要从国家利益出发来看待土欧关系。第一，正义与发展党（AKP）。它有浓厚的伊斯兰背景，但自身定义为一个中右翼的、温和的民主保守党。自2002年以来有过两次单独执政。出于使土耳其在获得欧盟完全成员资格中获利，以及在欧盟保护下扩展宗教自由并与世俗主义者相对抗的目的，正发党政府在第一任期内（2002―2007）成为入盟的热情支持者。它同意把库尔德、塞浦路斯问题等与入盟挂钩。正发党表示加入欧盟有助于土耳其的民主、人权与法治的提升，在其执政期间土耳其实现了最为激进的民主化改革，使得土耳其更加融入欧洲。2005年开启入盟谈判被该党看作是自己的重要成功。然而它也被反对党批评对欧盟让步过多。2006年欧盟决定搁置与土耳其在八个领域中的谈判让正发党非常失望。正发党政府表示了对欧盟的不满和批评。总理埃尔多安认为这个政策对土耳其不公平，但他宣称该党的对欧政策仍然不变，入盟依旧是一个基本国策。总体看来作为执政党，无论出于政治利益还是意识形态原因，正发党都属于亲欧派，代表了多数土耳其人的愿望。2007年大选中它代表了46.58%的选民。但西方对于该党的伊斯兰身份颇为忌惮，对于它的亲欧立场是出于真心推动土耳其民主化进程还是纯粹的政策机会主义目的存有怀疑。[18]
　　第二，共和人民党（CHP）。它是一个有强烈世俗背景的中左政党，其传统为凯末尔主义和欧洲社会民主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民共和党曾转向支持欧洲一体化，因为它认为加入欧盟有助于提升民主、人权和政治自由等。然而2005年以后，它对欧洲一体化采取了一种民族主义和有限反对的立场。它怀疑一些欧盟所要求的改革，认为这是土耳其的内政并有损其国家利益。在其官方声明中，它是支持并肯定土耳其的欧盟成员资格的。不过它表示只支持一种建立在平等和尊重土耳其共和国基本价值的完全成员资格。该党支持土耳其的现代化和民主化，希望欧盟有一个让土耳其入盟的时间表。作为主要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寻求通过批评正发党政府的亲欧政策而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19]； 另一方面，它也试图去迎合土耳其大众疑欧主义的上升趋势。所以它反对把塞浦路斯问题、承认亚美尼亚屠杀事件、库尔德人自治等问题和土耳其入盟挂钩，并在议会阻挠入盟的相关改革。[20]
　　第三，民族行动党（MHP）。该党代表了土耳其极右的民族主义主张。它反对与欧盟1995年签订的关税同盟，坚持反对为了满足欧盟入盟标准的许多改革，例如废除死刑、扩大少数民族权利等。该党觉得这些改革削弱了土耳其国家的自治和主权。针对2005年正发党政府为入盟谈判正式开启表示庆功，该党进行了严厉批评，声称“在土欧关系的漫长历史中，土耳其一直经历了由欧盟带来的失望和歧视。与欧盟的关系脱离了尊重和好意。欧盟努力使土耳其成为一个联盟内的卫星国，而正发党却正毫不怀疑的进行这个游戏。一些国内敏感的议题不能操于外国人如欧盟之手。”[21] 2006年在8个领域的谈判被叫停之后，民族行动党领袖德瓦特•巴赫切利（Devlet Bahceli）提出欧盟计划对于土耳其实际上是一个骗人的毁灭计划。在2007年国内大选中，该党成为主要政党中反对欧盟声音最响的一个。在2008年的政党计划中，它指出那些对土耳其社会必不可少的价值如民族文化、领土完整、国家的独特结构应该被尊重。未来和欧盟关系的主要标准表现为对这些价值的尊重。[22]
　　三、 欧洲化的停滞与政策偏移：疑欧主义对土耳其的影响
　　通过入盟条件促使候选国实现欧洲化是欧盟东扩的重要目标。然而在土耳其，由于陷入入盟僵局以及疑欧主义的兴起，这个欧洲化进程已经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现象。它导致了两个重要的政策结果：第一，由于土耳其国内关于加入欧盟的政治共识破裂，导致政坛动荡，改革阻力加大；第二，土耳其改变以往对欧一边倒政策，寻求拓展新的外交空间。
　　在国内，民众对欧盟的严重不信任导致土耳其任何亲欧的政治力量都难以重新激发改革的动力，因为没有人民的支持改革是不可能进行的。2005年之后，随着欧盟在土耳其大众中人气日益下降，正发党政府已经逐渐失去了最初对欧洲计划的热情。为了选举需要，它悄悄地搁置了欧洲议题，把注意力转向国内挑战。正发党以宗教自由和民主化为理由推动了取消头巾禁令、削弱军方干预政治权力和司法独立权。而世俗势力则坚决反对伊斯兰化，在2008年代表世俗主义的最高法院还企图以威胁世俗主义罪名取缔正发党。针对2010年9月正发党主导通过的修宪公投，凯末尔主义者认为正发党正在以入盟改革为借口发动伊斯兰政变。土耳其内部严重的政治争斗模糊了改革方向，给外界以一种政局不稳的印象。令欧盟头疼的是土耳其的民主化反而促进了伊斯兰化，而世俗主义者却常常用威权主义的非民主方式来打击伊斯兰势力。
　　在对外政策层面，土耳其的转变更加引人瞩目。欧盟候选国资格对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欧洲化影响曾经是非常明显的。如果没有加入欧盟的前景吸引，这些变化的集中出现是难以想象的。然而近年来土耳其改变了以往对欧一边倒、对西方采取不妥协甚至相对立的外交政策。伊拉克战争后，中东地缘政治平衡的破坏为土耳其重新进军伊斯兰世界创造了条件。在西进路线受阻之后，土耳其近年来在中东的表现分外突出，其政策被西方冠以“新奥斯曼主义”或“土耳其戴高乐主义”的称号。它的特点是亲伊朗，反以色列，因此在穆斯林世界受到欢迎。土耳其的东进路线与西方政策发生了严重碰撞，引发不少担忧。对此西方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主要是一些西方媒体指责正发党政府的伊斯兰主义。例如《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声称“土耳其与西方渐行渐远”。[23] 《外交事务》文章也批评正发党政府采取了反西方的外交战略，以一种伊斯兰主义的世界观来界定其国家利益[24]。西方许多政治家如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和德国前外长费舍尔等却持第二种观点，认为欧盟应该要为西方“失去土耳其”负责。英国首相卡梅伦在2010年7月份对土耳其的访问中，批评法德对土耳其的双重标准，并鼓励土耳其继续推进欧盟改革。[25]
　　近年来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疑欧主义的影响，因为入盟僵局的确引发了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西进道路的受挫也使它不得不另谋出路。再加上近年来国内反美情绪的上升，土耳其对西方世界的离心力不断加大。通过外交政策的转变提升自身国际地位，增加与欧盟谈判筹码可能是另一种重要的政策考虑。土耳其学者迈特姆•穆夫图勒―巴克（Meltem Müftüler-Bac）曾撰文指出从对外政策的角度看，吸收土耳其入盟不仅有利于促进土耳其本身的变化，保证欧盟边界的稳定，而且还能够显著增加欧盟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加强它作为一个国际行为体的作用。[26] 土耳其采取更为全方位整体外交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希望向欧盟证明不能忽视土耳其的地区和国际地位。土耳其判断，如果欧盟想成为世界一极，就离不开土耳其的加入。
　　政策偏移并不意味着土耳其将迅速放弃加入欧盟的目标，它是入盟一时难以实现的另一选项。土耳其大众对欧盟的反对建立在对欧盟不守诚信的判断之上。他们更希望欧盟能遵守承诺，平等和有尊严地成为欧盟的完全资格成员。达奥特欧鲁在阐述土耳其外交新思维的时候，提出土耳其实行的是一种以愿景而不是危机为核心的外交路线。他展望在土耳其共和国100周年，即2023年时，土耳其已经加入欧盟，同邻国实现经济和安全一体化，主导地区秩序建设。[27] 在和欧盟进行政治对话的过程中，土耳其不断督促欧盟加快谈判进程，公平的对待土耳其。按照土耳其入盟谈判代表巴厄什的话说：“土耳其愿意接受游戏规则，但游戏过程中不应该强加新规则”。[28]未来土耳其在何种程度上实质推进改革，似乎要看欧盟的态度而定。法赫汀•萨默尔（Fahrettin Sumer）指出土耳其是欧盟一个特殊的邻居，它正耐心等待着一场“有承诺的婚姻”。一旦无法兑现，土耳其会寻求替代道路，即使经济伙伴关系继续，它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将逐渐与欧盟脱节。[29] 从目前土欧关系的发展来看这个趋势有可能发生。至于法德提出的比完全成员资格降一格的“特殊伙伴关系”，其实土耳其已经具有这种身份了，因为没有其他非成员国像土耳其那样和欧盟建立了关税同盟。土耳其却担心由于无法直接参与欧盟决策，其利益难以得到保证。“特殊伙伴关系”在很多方面对土耳其没有多大吸引力。如果欧盟引入特殊伙伴关系作为入盟的另一选项，这将降低入盟对土耳其欧洲化的重要性和影响，并有威胁到欧盟旨在提升欧盟之外稳定与安全的东扩政策的风险。[30]
　　四、 结语
　　本文通过研究土耳其疑欧主义产生的原因、特点及其政策影响，探讨了土耳其对欧洲化进程的回应，得出了土耳其拒绝的是一种缺乏可靠性的欧洲化道路的结论。由于土耳其对欧盟的不信任和欧盟的消极作为，使得土耳其的内外政策处在了重要的十字路口。笔者的结论是当前土欧关系的核心任务之一是要重建信任，指责和抱怨解决不了问题。实质上土耳其和欧盟是彼此相互依赖的，土耳其向往西方，特别在经贸上非常依赖欧盟。而欧盟在安全和外交政策、能源进口多元化等方面也需要土耳其。不过这种相互依赖存在一定的不对称性，相对来说土耳其的脆弱性和敏感性更为明显。欧盟在土耳其问题上有相当的主动权。2010年11月9日出台的《欧盟2010年扩大报告》中土耳其的评分明显落后于克罗地亚，欧盟承认与土耳其谈判进展缓慢。如果说这部分归咎于土耳其国内因素，那欧盟更需要反省自身的对土政策。土耳其的例子表明，欧盟即便具有某种改变他国的规范性力量，但如果缺少良性互动，这种力量的作用也将是有限的。
　　
　　注释：
　　[1]Paul Taggart, “A touchstone of dissent: Euroscepticism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European party system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33, No.3, 1998, p.366.
　　[2]Basak Tarakas,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Euroscepticism in Turkey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Vol.16, No.2, 2008, pp.250-253.
　　[3]European Commission, Negotiation Framework for Turkey: Principles Governing Negotiations, Brussels: European Commission, 2005 October, point 2.
　　[4]See: Mehmet Ugur,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urkey: An Anchor/Credibility Dilemma,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1999.
　　[5]Mehmet Ugur, “Open-Ended Membership Prospect and Commitment Credibility: Explaining the Deadlock in Eu-Turkey Accession Negotiations”,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s Studies, Vol.48, No.4, 2010, p.985.
　　[6]European Commission, Standard Eurobarometer 63, 2005, p.161, 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archives/eb/eb63/eb63_en.省略/p/articles/mi_7057/is_4_9/ai_n28498526/
　　[8]Transatlantic Trends, Key Findings 2009,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SA, p.25; quoted from: Mehmet Bardakci, “Turkish Parties’ Positions Towards the EU: Between Europhilia and Europhobia”, Romanian Journal of European Affairs, Vol.10, No.4, 2010, pp.27-28.
　　[9]European Parliament, “Helsinki European Council Presidency Conclusions (10-12 Dec. 1999)”, http://www.europarl.europa.eu/summits/hel1_en.htm
　　[10]Source: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baromete 69, Turkey National report, 2008, p.23, 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archives/eb/eb69/eb69_tr_nat.pdf
　　[11]Source: European Commission, Standard Eurobaromete 73, Turkey National report, Spring 2010, http://ec.europa.eu/public_opinion/archives/eb/eb73/eb73_fact_tr_en.pdf
　　[12]Basak Taraktas,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Euroscepticism in Turkey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Vol.16, No.2, August 2008, pp.256-257.
　　[13]See: Cigdem Kentmen, “Determinants of Support for EU Membership in Turkey: Islamic Attachments, Utilitarian Considerations and National Identity”, European Union Politics, Vol.9, No.4, 2008, pp.487-510.
　　[14]SourceL: European Commission, Standard Eurobarometer 69, Turkey national report, p.25.
　　[15]Mehmet Bardakci, “Turkish Parties’ Positions Towards the EU: Between Europhilia and Europhobia”, Romanian Journal of European Affairs, 2010, p.27.
　　[16]See: Sedef Eylemer and Ilkay Tas, “Pro-EU and Eurosceptic Circles in Turkey”, Journal of Communist Studies and Transition Politics, Vol.23, No.4, December 2007, pp.561-577.
　　[17]Claire Visier, “Euroscepticism in Turkey: European Ambiguity Fuels Nationalism”, Frontiers and Identities in Europe, Med.2006, pp.45-46, http://www.省略/anuari/2006/aarticles/aVisier.pdf
　　[18]See: Mehmet Ugur and Dilek Yankaya, “Policy Entrepreneurship, Policy Opportunism, and EU Conditionality: The AKP and TUSIAD Experience in Turkey”,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dministration, and Institutions, Vol.21, No.4, October 2008, pp.581-601.
　　[19]Seckin Baris Gülmez, “The EU Policy of the Republican People’s Party: An Inquiry on the Opposition Party and Euro-skepticism In Turkey”, Turkish Studies, Vol.9, No.3, September 2008, pp.423-436.
　　[20]See: Mehmet Bardakci, “Turkish Parties’ Positions Towards the EU: Between Europhilia and Europhobia”, p.31.
　　[21]Eda Bektas, “Turkish Political Parties: EU Integration Process”, p.12.
　　[22]Ibid.
　　[23][美]索内尔•恰阿普塔伊，“土耳其脱离西方”，载《华盛顿邮报》网站2月2日文章，转载《参考消息》2009年2月4日，“美报文章：土耳其与西方渐行渐远”。
　　[24]Soner Cagaptay, “Is Turkey Leaving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26, 2009, http://www.省略/articles/65661/soner-cagaptay/is-turkey-leaving-the-west
　　[25]“卡梅伦承诺帮土耳其加入欧盟，对谈判拖沓表愤怒”，2010年7月27日，中国新闻网，http://www.省略/gj/2010/07-27/2428843.shtml
　　[26]See: Meltem Müftüler-Bac, “The European Union’s Accession Negotiations with Turkey from a Foreign Policy Perspective”,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30, No.1, March 2008, pp.63-78.
　　[27]李玉东，“面向全球的土耳其外交新思维”，载《光明日报》，2010年1月23日，第008版。
　　[28]“土耳其呼吁欧盟公平对待入盟谈判”，新华网，2009年7月1日，http://news.省略/world/2009-07/01/content_11629929.htm
　　[29]Fahrettin Sumer, “Turkey, a Special EU Neighbour Patiently Awaiting a ‘Promised Marriage”, Eurolimes, Issue no.7/2009, pp.124-138.
　　[30]See: Erhan īcener, “Privileged Partnership: An Alternative Final Destination for Turkey’s Integration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8, No.4, pp.415-438.
　　（作者简介：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博士，上海，200240）
　　收稿日期：201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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