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式国际秩序与东北亚安全结构 结构秩序

　　摘 要 美国式国际秩序为我们理解东北亚安全结构提供了一条最佳的路径。在全球范围内，美国根据对其国际秩序的认同程度来划分敌友，采取针对不同国家的外交政策。东北亚安全结构作为一个区域性安全结构受制于国际关系核心结构层面所发生的变化，美国也根据东北亚国家对其国际秩序的认同程度采取不同的安全政策。本文认为东北亚国家的安全程度取决于美国的实力状况和东北亚各国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式国际秩序的认同程度。?
　　关键词 美国式国际秩序 实力 认同 东北亚安全结构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6)03-0049-54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相对实力和绝对实力都处于上升的过程之中。美国在国际上如何使用其国家实力影响着国际秩序发展的走向，也影响着东北亚的安全结构。本文试图从美国式国际秩序的角度来阐述东北亚的安全结构及其未来走向。
　　
　　一
　　
　　当前在国际关系核心结构层面所发生的最引人注目的动向是美国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和欧盟一体化进程所遭受的挫折。欧洲一体化进程受阻显示了欧盟国家的国家主权对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反弹，使人们对超国家实体代替国家实体的预期产生怀疑。这一发展动向减少了美国对其地位有可能受到威胁的担忧，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在国际结构中的位置，也意味着在未来一定时期内美国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稳定性。
　　美国地位的稳定直接影响着东北亚的安全结构。东北亚安全结构中集中了世界五大力量中心中的四个即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日本，是世界力量最为集中的地区。这种集中可以直接影响并反映国际关系的核心结构。冷战期间东北亚的冷战和热战，以及大国之间的对峙也与东北亚安全结构中的这种特征有关。冷战后东北亚安全所显示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更是这一因素发展的结果。东北亚大国所形成的非均衡的制衡局面给东北亚未来的安全带来了难以预测的变化。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东北亚地区的安全更缺乏制度的约束，无法形成对未来的预期，也增加了大国安全互动的交易成本。因而，东北亚的安全结构受到大国的实力以及决定这些实力走向的大国的联盟尤其是其国际政策变化的影响。
　　汉斯?摩根索将国家的国际政策分为三种，即维持现状政策､帝国主义政策和实行威望的政策。[1]然而，摩根索并没有对哪些国家容易采用维持现状的政策，哪些国家容易采用帝国主义政策做出进一步的说明。罗伯特?吉尔平根据成本/效益理论，认为占统治地位的传统大国受惠于其声望等级､领土分布､系统规则和国际劳动分工，同时，由于其维持现状的成本增加，在其权力和承诺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而崛起的大国由于其改变国际系统的成本小于它将获得的收益，会试图改变这种与其实力不相符合的国际系统的规则，以提升其在国际系统中的权力等级和获益。[2]由此可以推测，获胜国和占统治地位的传统大国倾向于维持国际关系现状，而崛起的大国容易成为帝国主义国家。
　　但是对一个国家究竟是采用维持现状政策还是实行帝国主义政策很难判定，因为意识形态的伪装和国家的宣传经常掩盖一个国家实际执行的政策，人们通常只能在国家政策产生结果的情况下进行判定。由这种划分来判定美国在二战后执行的政策就更加艰难。因为美国的政策不仅涉及到系统层面，而且涉及到亚系统和区域系统层面。当一个国家不谋求改变系统层面的强权分配，而极力改变亚系统或者区域内的强权分配，那么，如何对这样的国家的国际政策进行分类呢?尽管如此，用是否改变国家之间的强权分配作为标准来划分一个国家的国际政策倾向还是一种有用的分析工具。
　　冷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无疑是帝国主义的，它在世界的每一个战略区域都进行了或有意进行有利于自己的强权分配。但是这在国际系统层面很难甄别，因为美国在冷战后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受惠于其在二战后主导创立的国际体系。它本身就是霸权国。按照吉尔平的理论，美国应该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但是理论与现实是有差距的，我们也可以认为这种理论带有意识形态的性质。美国就没有遵从这种理论的逻辑。通过让盟国分担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和更新国内经济结构，美国的实力不降反升，从而为其实行帝国主义政策提供了物质基础。
　　实力的增长为美国实力的运用提供了动机。当美国实力增加的时候，在国际政策问题上，美国总是将其实力运用于美国式的国际秩序的层面。美国式国际秩序是相对于欧洲所奉行的国际秩序而言的。美国式国际秩序是美国力量所服务的内核。美国的实力当然是为美国的权力服务的，但是这种服务并不是很直接，它为美国强有力的国际意识形态所掩盖。这种国际意识形态就是美国式的国际秩序。本文的一个假设就是东北亚的安全程度取决于美国的实力和东北亚各国对美国式国际秩序的认同程度。
　　
　　二
　　
　　当美国在执行帝国主义政策时，总是被一套国际意识形态所掩盖。对美国的这套国际意识形态，我将之称作为美国式国际秩序。美国式国际秩序是美国对国际体系的设想，它建立在欧洲式国际秩序之上，是以美国的国内秩序作为蓝本发展起来的。正由于美国式国际秩序具有内源性特征，当美国国力上升的时候，它就自然而然的被激发了出来。美国式国际秩序呈现出稳定性､内在合理性和实践检验的特征[4]，因而也容易为许多国家所认同。也正由于美国式国际秩序具有国内秩序特征，与欧洲式国际秩序相比，美国式国际秩序更具有强烈改变其他国家国内秩序的特征，导致其他国家经常指责美国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对此，基辛格以不同的语言表达了同一个意思。他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不要有外交政策。”[5]美国人总认为它们国内治理的经验可以作为国际治理的最理想模式，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代表了一种“常识”。
　　美国式国际秩序的核心包括三个重要方面，即国际政治秩序､国际经济秩序和国际安全秩序。国际政治秩序的内核是民主，这个民主包括国内的民主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其基础是各国国内政治制度的民主。美国对民主与国际秩序之间具有内在联系的信仰可以追溯至威尔逊时期。威尔逊最早对民主与和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真诚的限定。一战后，威尔逊总统向世界全面系统地展示了美国改造世界的目标。它包括：(1)使美国特殊的使命高于外交常态并使它有义务担任人类自由的模范。(2)民主国家的对外政策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因其人民天生爱好和平。(3)对外政策应反映与个人道德相同的标准。(4)国家无权主张不同的道德标准。[6]因此，在威尔逊总统眼里，民主不仅与和平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是一种道德标准，这种道德标准具有普世性，它是所有国家应该遵循的。威尔逊的这一观点由于根源于美国的制度和美国的历史，激发了美国历史中的那种“天定使命”的优越感和对自己制度的自豪感，因而具有美国的民主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美国的历届总统只要有机会(美国实力容许)就会以不同的方式宣称这一思想。冷战结束后，民主与和平之间的关系演变成“民主和评论”这样一种国际政治意识形态，成了美国政治家和许多理论家的一种政治信仰。克林顿总统宣称“民主国家并不互相进行战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7]根据这一理论，克林顿总统把他的对外战略称之为“民主的参与与扩展战略”。他在1993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上阐述了这一思想，“在冷战期间，我们寻求遏制一种威胁来使自由体制生存，现在我们寻求扩展在这种自由体制下生存的国家”。[8]而现任总统布什的演讲，尤其是他的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说充满了自由与民主的理想主义语言，被许多媒体称之为“布道式的演说”。美国对国际秩序的国内民主基础的信仰具有一贯性，因为它根源于美国对本国国内制度的信仰。只要美国的国内制度不变，只要美国的实力容许，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推进自由民主制度的热忱和意志就不会改变。
　　美国式国际秩序的第二个核心是国际经济秩序。在其国际经济秩序中，自由贸易制度占据着支柱地位。美国对自由贸易政策的重视源于两个前提：一是美国经济和技术在世界中占据着优先地位，二是美国人确认自由贸易制度和国家富裕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两个前提是互相支撑的，其中第一个前提最为关键，一旦美国在某一生产领域的优势丧失，美国就会从自由贸易的立场上后退。美国外交政策中对自由贸易的提倡是在美国崛起为世界经济大国的19世纪90年代。威廉斯认为，在此期间，美国结束了领土扩张的旧模式，采取了一种门户开放的帝国主义的新模式。而制订外交政策的精英们也对这种新模式达成了共识。为防止国内“经济停滞的威胁以及对社会动荡的恐惧”，他们开始在海外寻找能够吸收过剩的工农业产品并为美国工业提供所需原材料的市场。[9]美国的促进自由贸易和间接地控制关键性的市场，是美国精英们“认定美国压倒优势的经济实力将把较弱的､不发达的国家的政治与经济铸成对美国有利的模式”。[10]正因为如此，当美国实力如日中天的时候，美国积极促进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国际经济组织的产生，这些组织的一个核心目的就是促进消除国际贸易中的障碍和保证国际贸易的更为方便的运行，并积极帮助消除世界的贫困。
　　美国国际秩序的第三个支柱是国际安全秩序。占据其国际安全秩序核心的是其集体安全的设想。集体安全源于美国对欧洲均势思想的否定。威尔逊总统鄙视均势，希望建立一个“道德的政治世界”，来确保集体安全。集体安全的思想无疑是破除国际社会中“安全困境”的最佳办法，但是由于威尔逊的过于理想化而陷于破产。1942年5月，富兰克林?罗斯福再次论述了集体安全的观点，即大国一致行动来维护集体安全。[11]罗斯福集体安全设想与威尔逊的集体安全设想如出一辙，最大的不同就是提出了用美国的实力和其他大国的实力作保证。最后的结果就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建立。虽然联合国安理会反映了美国式集体安全的基本理念，但是由于二战后美苏的分裂使这一组织无法履行其职责。美国于是单独建立了以其为核心的区域安全组织，如北约､美日安保条约等。这些在冷战中建立的以美国为核心的安全组织继续成为了美国集体安全秩序的支柱。
　　
　　三
　　
　　美国式国际秩序并不必然地支配美国的外交政策，成为美国外交决策的主轴。有时它的外交政策甚至与此完全背离。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在一战和二战后经历了范式的变化，即由传统的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转向了干涉主义和自由贸易政策。[12]美国的这种外交范式的转变是美国式国际秩序形成的前提。只有在美国把整个国际社会作为自己活动和设计的舞台时，才有可能形成它的国际秩序理念。因而美国式国际秩序对美国外交的影响程度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即美国的实力和它在国际上所获得的认同程度。当美国的实力不足以对国际关系的发展施加控制性的影响时，美国更容易倾向于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如尼克松在70年代所采取的均势政策。但是一旦美国的相对实力增强，美国就会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其国际秩序。自二战以来，美国的相对实力总体处于优势，这为美国推广其价值理念提供了条件。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每当美国面临建立世界新秩序的任务之际，它总是殊途同归的回到威尔逊的观念上。”[13]当美国面临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时候，也正是美国的相对实力处于优势的时候。因此我们可以说，根据惯例，当美国的实力增强时，它就会增强其推广国际秩序的力度。
　　美国式国际秩序在二战后国际体系的创建中得到了强有力的反映。人权､自由贸易和集体安全不仅仅存在于理念层面，而且在联合国中有相应的制度保证。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人权组织等发挥着积极地推动作用，使美国式国际秩序获得了极大的认同。据亨廷顿统计，民主国家从1942年的12个国家发展到1990年的58个国家，[14]这还不有包括苏联､东欧剧变后的一些国家走向。这些国家在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后，基本上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而自由贸易制度的接受程度比民主制度的接受程度更为广泛，不仅是资本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中也接受了这一基本的经济制度。对集体安全来说，联合国安理会已结束了冷战中的瘫痪状态，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美国冷战中建立起来的以其为核心的安全组织不仅没有随冷战的结束而消亡，而且还在进一步扩大。
　　美国式国际秩序的被广泛认同和制度保证，进一步加强了美国的软实力。美国也根据其他国家对其国际秩序的认同程度来划分敌友､制定针对具体国家的外交政策。总的来说，根据对美国式国际秩序的认同度(作为一种国内政策)可以将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四类，由此衍生出美国针对不同国家所采取的不同的外交政策：(1)完全认同美国式国际秩序即在民主､自由贸易和集体安全与美国完全一致的国家。这些国家被美国当作盟友，形成了美国式国际秩序的支柱。因而这些国家的实力将可能被运用在世界的民主､自由贸易和集体安全的推行和执行方面，构成美国可以依赖的国家。[15](2)认同民主､自由贸易和集体安全的任意两个方面的国家。它们构成了美国可以拉拢的国家；(3)认同民主､自由贸易和集体安全的一个方面的国家。它们成了美国所要防范的对象；(4)对美国式国际秩序完全不认同的国家，它们成了美国攻击和改造的对象。[16]
　　尽管对美国式国际秩序存在着不同的认同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式国际秩序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强势的国际意识形态，美国居于这种国际意识形态的核心。当美国的相对实力增强时，美国就会对那些没有认同度或者认同度较低的国家采取进攻性的外交政策，而那些对美国式国际秩序认同度较高的国家就会成为美国的最为有力的助手，甚至是急先锋，
　　
　　四
　　
　　东北亚的安全结构受制于美国式国际秩序的影响。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特征可以推出一国的安全主要依赖于一国的实力。国家之间的实力结构可以反映出国家之间的安全结构。但是实力结构对安全结构的反映并不是全面的，对安全结构来说，对实力使用的预期更为重要。如果一国实力的发展被认为是对他国安全的威胁，那么这种安全结构将是一种敌对性的安全结构，最后导致安全的困境，这是霍布斯式无政府状态的典型特征。相反，当一国实力的发展被对方认为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对方所欢迎的，那么安全的结构就会发生完全不同的变化，如同亚历山大?温特所阐述的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下的无政府状态那样。[17]
　　美国的实力和其国际秩序的强势形态强烈影响甚至塑造着东北亚安全结构。同样根据对美国式国际秩序的认同程度可以把东北亚的国家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完全认同美国式国际秩序的国家，它们包括美国､日本和韩国。这三国不仅被美国认同为民主和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而且还建立了安全上的同盟关系，它们构成了美国全球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类国家只有蒙古。蒙古实行了民主和自由贸易，但没有加入到美国的集体安全体系之中。由于蒙古的实力较弱，且地处中国和俄罗斯夹缝之间，故对东北亚的安全结构影响极小。第三类国家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冷战结束后，苏联､东欧体系垮台，俄罗斯从苏联中分裂出来并继承了苏联的绝大部分遗产。俄罗斯正朝着美国式国际秩序上改变，但是改变得都不彻底。俄罗斯民主遭到了美欧的指责，它还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尽管俄罗斯多次表示不排除参与北约的可能，但是俄罗斯仍然在独联体拥有排他性的安全利益。在东北亚国家中，俄罗斯虽然满了变数，但是从它的努力方向上看，其变化的方向基本上可以预期，即俄罗斯有非常大的可能成为美国式国际秩序的成员。而中国则不然。中国除了自由贸易领域外，对美国式民主和集体安全体系并不认同。第四类国家，主要是朝鲜，对美国式的国际秩序完全不认同。但是由于朝鲜宣称拥有核武器，因而朝鲜的问题将成为东北亚安全的重点，是美国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
　　东北亚安全结构所涉及的七个国家分布着四种不同类型，反映了东北安全结构的复杂性，但是各类力量的分布是非均衡的，其中完全认同美国式国际秩序的国家占绝对优势。俄罗斯和中国同属于第三类国家，但随着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的发展，中亚国家脱离俄罗斯束缚寻求安全独立的力量增强，以及颜色革命本身对俄罗斯的威胁和俄罗斯将国家重点放在经济发展方面，俄罗斯将会脱离第三类国家，进入到第一类或第二类国家，成为美国拉拢或依赖的对象。因此，朝鲜和中国将成为美国式国际秩序所要防范和打击的主要对象。尽管如此，由于朝鲜本身的特征和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中国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很难与朝鲜结成联盟。
　　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关系的发展是一种有用的选择，但是中国和俄罗斯不会结盟来对抗美国及其盟国，这是因为俄罗斯和中国对美国式国际秩序所持态度的结果。由于俄罗斯有滑向到美国式国际秩序的阵营中去的可能，因此，中国在东北亚安全结构中将处于弱势。中国改变自己的这种弱势地位可能存在三种选择：第一，改变自己的认同。第二，突破东北亚的地域限制，发展与东南亚､中亚等国家的友好关系。但是由于受国际体系总体结构的限制和美国式国际秩序强势地位，中国很难改变自己的弱势地位。第三，中国实力的极大发展，建立起自己的认同。这将导致与美国及其联盟国家的对立。因而，中国对美国式国际秩序的认同程度将是东北亚安全结构发展的关键。
　　因此，在东北亚安全结构中，美国的实力和对美国式国际秩序的认同程度起着关键作用。美国的实力支撑起美国的国际意识形态，使其能够采取帝国主义政策，不断地改变着地区的强权结构。在东北亚安全结构中，以美国式国际秩序作为理念核心的美国及其盟国处于强势地位，俄罗斯和中国处在选择的过程之中，它们对美国式国际秩序的认同程度将决定着东北亚安全秩序的未来走向。
　　
　　注释：
　　[1] 汉斯?摩根索著，卢明华等译：《国际纵横策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页。
　　[2]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ek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P.186-187.
　　[3]这里的内在合理性是指由于美国国内秩序被证明是具有内在合理性的，因而以美国国内秩序为蓝本的美国式国际秩序也是具有合理性的。只要美国国内秩序对世界各国具有吸引力，那么，美国式国际秩序也具有对各国的吸引力。
　　[4] 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8页。
　　[5] 同上，第28页。
　　[6] 克林顿在乔治敦大学的演讲，1993年1月18日。
　　[7]克林顿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讲，1993年9月27日。
　　[8]Williams William Appelman，?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The World Publishing Co.， 1959， p.16.
　　[9]Ibid， p.34.
　　[10]Ruth Russel，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Nations，?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58， P.97.
　　[11]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曹化银译：《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信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62-103页。
　　[12]亨利?基辛格：《大外交》，第36页。
　　[13] 塞缪尔?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页。
　　[14]Flora Lewis， “The ‘G71/2’ Directorate，”?Foreign Policy? 85，pp.34-35 (1991/2).
　　[15]民主､自由贸易和集体安全的定义在不同的国家会发生分歧，本文的划分完全按照美国式的定义来进行的。
　　[16]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396页。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博士，上海，200083)
　　
　　收稿日期：200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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