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成功的必然因素 [“武昌首义”的偶然与必然]

　　19、20世纪之交的中华帝国，黑云压城，风雨如磐，似乎看不到半点希望与光明。戊戌变法失败，义和团运动失败，唐才常创自立军起兵“勤王”事泄失败，孙中山领导发动的惠州起义失败，八国联军攻陷洗劫北京……除旧布新的时代，本该充满活力与激情，可19世纪的中国民众，却在血雨腥风中惨然跨进20世纪，绝望与死寂如一张大网沉沉地笼罩着中华大地。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无数仁人志士仍在奔走、呐喊。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同盟会在广东、广西、云南等边陲地带多次发动武装起义，但如闪亮的火星划过夜空，很快就被黑暗吞噬了。1911年4月，孙中山又在广州发动了第十次武装起义，以全党之力“为破釜沉舟之举，誓不反顾，与虏一搏”，结果仍以失败告终。黄兴逃往香港，革命精英大部分牺牲。一次甚过一次的惨重失败与致命打击，使民主革命运动跌入前所未有的低谷。
　　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
　　谁也没想到仅隔半年，1911年10月10日晚，又一次大规模的革命运动――武昌起义在中国的中部爆发并迅速取得了胜利。就连流亡海外，在美国丹佛为下次起义募集经费的孙中山也没有料到。10月12日，他在当地的报亭买报纸时，见到“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赫然标题，才知革命在武昌爆发并获得成功，不觉欣喜莫名。
　　由武昌起义触发的全国革命巨澜，不仅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而且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历史的航船，仿佛于偶然间拐了一个大弯，改变了它的航向与航程。
　　其实，偶然与必然相辅相成，偶然包含着合理的必然，必然往往通过偶然的特殊形式得以体现。
　　
　　辛亥革命为何爆发于武昌
　　
　　同盟会曾发动多次武装起义，但都以失败告终，究其缘由，主要在于起义的地点大多选在边陲之地。同盟会往往从外部的香港、越南将革命力量临时输入广州、镇南关等地，因而难以形成力量优势，失败也就在所难免。在付出沉重代价之后，革命党人渐渐达成了一种共识，认为起义的首选之地当为北京，可直接威慑、震撼清廷；中策在长江中下游；下策才为边陲之地。
　　然而，北方封建壁垒深厚，北京为封建王朝的心脏之地，戒备森严，起义难以发动，只有割舍放弃。于是只好选择中策，将目光投向长江中下游地区，对中国民族资本初具规模的江浙、湖北寄予厚望。内陆革命虽具优势，但与边陲起义相比，其劣势也显而易见。如果内爆型革命不能迅速取得胜利，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深厚的革命土壤，将陷入封建势力的重重包围，遭到残酷的剿杀。而边陲起义一旦失败，革命力量还可逃亡异国他乡。
　　武昌起义仓促爆发，虽带有一定偶然性，但它迅速取得胜利绝非侥幸，而是与武汉地区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密不可分，是多种合力的必然结果。史学界在探讨辛亥革命何以爆发于武昌的成因中，一说即归功于张之洞的治鄂。此说虽然多少失之偏颇，却也涉及了事实的深层因素。
　　湖北深处内陆，在清廷闭关锁国的政策下，经济、文化相当落后。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湖北成为竞逐中心。列强占租界、开商埠、设银行、办工厂、辟航道、筑铁路，在大举渗透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民主意识。而洋务派的后期代表人物张之洞于1889年出任湖广总督后，厉行“湖北新政”，经过近20年的惨淡经营，使湖北由一个落后的内地省区跃至与近代化程度甚高的上海、广东并驾齐驱的地位，成为与李鸿章、袁世凯控制的北洋系统并列的又一洋务建设中心。
　　张之洞将早期的洋务移植湖北，第一件深感头痛的大事，就是人才奇缺。那些整日诵读四书五经的秀才、进士显然不堪重任，张之洞因而仿照西方教育制度，开办了两湖书院和自强学堂。据有关资料统计，1860年至1905年间，湖北共产生士绅约4万8千人，而接受新式学堂再教育的人数，估计在清末的20年间，最少有2万多人，约占士绅总数的43%。这批接受了西方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已完全有别于中国旧式士大夫，他们不仅学习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更接受了民权论、民约论、进化论、民主共和思想等学说，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极易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
　　与此同时，武汉地区还先后开办了200多家民族资本工业。官办商人、民族资本家及由40多家工厂、130多家洋行、近10家银行形成的买办队伍，共同构成了一个较为庞大而独立的商人阶层。他们组建商会，积极投入到抵制美货、保路运动、立宪运动之中，以其自觉的主体意识与相对充实的财力成为这些社会运动不可缺少的支柱。武昌首义成功后，他们很快就站在了革命一边，主动承担地方治安、战地后勤及救护工作，部分商团成员甚至“荷枪助战”。
　　“兵之于国家，犹气之于人身也”。张之洞认为唯有练兵与修筑铁路是挽救中国的“救死急招”，他一面采用各种方法激发社会尚武崇力之气，一面“放胆大举”编练新兵。新军以新式后膛炮、克虏伯大炮、步枪取代戈矛土枪；训练与编制仿效欧、日，指挥官多由军事学堂出身者担任，而接受先进国家的现代化军事体制，也就相当于吸收了先进工业社会的科技管理及价值观念；科举废除后，一般知识分子只得另谋出路，“秀才当兵”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由此，湖北的新军素质得到了极大提高，这也为接受革命思想提供了条件。直至清末，湖北已有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新军1万6千多人，且大部驻扎在武汉地区，武汉成为一座一触即发的巨大火药库。
　　民间常以“秀才造反”这一俗语讥讽理想与现实严重脱节的妄想之举，但秀才一旦与国家的暴力工具――军队结合，就具有了一股莫之能御的神奇力量，成了清朝统治与封建皇权的掘墓人。
　　湖北新政诱发了社会的裂变，而裂变的绅、商、学、军四大阶层联合组成了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一致要求突破僵硬冥顽的制度。革命的种子只有找到武汉这块合适的土壤，才有武昌首义的猝然爆发，并在短期内取得全国性的胜利。
　　
　　群雄逐鹿：袁世凯登上权力巅峰
　　
　　武昌起义突然爆发，革命领导或伤（如孙武）、或病（如刘公）、或避（如蒋翊武）、或牺牲（如刘复基），而孙中山、黄兴等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革命领导则远在海外或香港，革命党处于群龙无首的窘境。推举合适的军政府都督以统一指挥、号召天下，显得尤为重要。
　　种种因素凑在一起，促成了黎元洪登上湖北军政府都督之位。而在黎元洪一方，要他猛然改变态度，接受并领导革命，自然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经过三天三夜的紧张思考，在革命党人枪口的逼迫下，面对逐渐明朗、有利的战争局势，他才剪掉长辫，坚定信念，赞成民主共和、反对满清专制。
　　黎元洪出任都督之初，实权虽仍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他不过做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泥菩萨”，却起到了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军队中的封建等级观念十分严重，即便是接受了西方军事训练的湖北新兵，也唯长官马首是瞻。黎元洪的名望在军队中很高，与部属关系密切，其上台本身就给汉族官绅、军人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自然成为旧式人物竞相效仿的对象，“所以全省帖然，内顾无忧，军政府得专心致力于战事矣”。
　　武昌起义在如同铁板一块的满清王朝统治中部撕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清廷闻讯，满朝惊恐万状，急派陆军大臣荫昌率陆军大举南下，又命海军提督萨镇冰率巡洋舰及长江水师溯流而上，进入武汉江面参战。革命党人深知保卫胜利果实的重要，湖北军政府刚一成立，就作出了“先击攘汉口之敌，渐次向北进攻，以阻止清军南下”的战略部署，全力以赴与敌作战。
　　两军相遇，展开了殊死较量。汉口古名夏口，因而这场在汉阳、汉口发生的战役被称作“阳夏战争”。此战是辛亥革命期间规模最大的战争，也是关乎革命成败的关键一战。如果革命党人领导的民军（辛亥革命时期反抗清政府的起义军队的通称）一击即溃，武昌首义则会如一颗虽光华耀眼但一闪即逝的流星，中国仍将陷入封建专制的茫茫黑夜之中。难能可贵的是，面对优势强大的北洋军队，民军不仅坚持了一个半月，还多次打退了清军的进攻。支持半月，盼来了湖南军队的驰援；支持一月，方有四川、广西、云南、贵州、江西的光复；支持一个半月，才有长江下游一带的响应――从而迎来了中华民国的改元。
　　围绕阳夏战争，20世纪初叶活跃的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充分展示了各自的力量与性格特点，对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政治格局造成了深远影响。
　　孙中山远在海外，一时难以回国，同盟会的其他领袖人物黄兴、宋教仁、谭人凤兼程赶至战火纷飞的武汉前线，黄兴登台拜将，被授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指挥作战；湖南、广西、 江西等省起义者先后派遣援军赶赴武汉与湖北新军一同抗击清军；清廷视阳夏之战为存亡关键，几乎将军事上的最后血本悉数投入。
　　武昌首义，最为得利的当数袁世凯。袁世凯所持重的，是他一手经营起来的“北洋六镇”。北洋军队与湖北新军是清末训练和装备最好的两支部队，清廷让这两强并存，原想让其互相制约。武昌起义爆发，平衡的局势被打破，北洋六镇成为清朝唯一可用的新式军队。
　　北洋军队与湖北新军虽同为新式部队，性质却迥然有别。袁世凯一直努力将北军打造成一支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私家武装，北洋军士“只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大清朝”；而张之洞毕竟不是军阀型人物，他对湖北新军的控制比较松弛，民主意识这才得以“乘虚而入”。就两军实力而言，北洋六镇将士约7万5千，湖北新军约1万6千（武昌首义后投身革命的总共不过7千官兵，后虽扩充为2万多人，但大多为临时招来，组织性与战斗力相当差）。北军在武器装备上也占有明显优势，配有民军所缺少的野炮、新式管退炮、玛克沁机关枪。另外，战役前期，清军还有海军在武汉江面配合作战。
　　袁世凯在他退居洹上的3年时间里，北洋六镇虽交由陆军部管辖，但他仍遥遥控制着旧部。陆军大臣荫昌率军南下，袁世凯暗中授意北洋将领按兵不进。满清贵族荫昌无法指挥、调遣军队，清廷无奈，只得请出袁世凯重返政坛。袁却以“足疾未痊”为借口有意推托，并不立即赴任。清廷急不可耐，只得层层加码。当袁世凯将清朝的军政大权完全操于一手后，这才南下督师。
　　阳夏之战打得相当惨烈，民军在势力强大的北洋军队面前，以民房为依托，坚守着汉口的每一寸土地。清军纵火，燃烧三天三夜，民军只得乘船撤退汉阳。后湖南援军赶到，黄兴乘势反攻汉口，也遭失败。此时民军除武器装备有一定劣势外，内部的弊端也逐渐抬头，如指挥不统一、内部不团结、士兵军纪涣散等，结果汉阳再次失守。
　　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在占领汉口、汉阳后，并未急急进攻武昌。功高震主，加之满清王朝对汉臣一直怀有猜忌之心，他可不想做一个殉葬的忠臣。一番审时度势后，袁世凯心中的权欲越来越盛，他决定抓住这千载难逢的良机，纵横捭阖于清廷与革命党之间，步向权力的巅峰。
　　于是，此后的历史演义，就有了我们所熟知的南北议和、袁世凯弄权逼宫、清宣统下诏退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窃取胜利果实，就职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辛亥遗产：民主建设任重道远
　　
　　透过一连串偶然因素的表象，我们看到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必然原因，它的发展、结局及其影响也是必然链条中的有机一环。
　　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满清王朝，但推翻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任务远未完成。它只不过在形式上推倒了凌驾于中国民众头上的皇帝，而封建毒素仍顽固地笼罩着中华大地，封建残余势力常以各种改头换面的方式卷土重来。
　　几千年的皇帝于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人们心头的依托落了空，种种欲望很快就填补了这一缺失的空间。于是，便有人想当新的皇帝，如袁世凯。他的下场虽使得那些权欲熏心的各色人物改变了策略，不再贪图做形式上的皇帝，却对实质上的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梦寐以求。诚如高一涵在《非君师主义》中所言：“中国革命是以种族思想争来的，不是以共和思想争来的，所以皇帝虽退位，而人人脑中的皇帝尚未退位。”于是，统治不断更迭，社会陷入失控与无序状态，结果产生了军阀混战及国民党的专制独裁。
　　武昌首义后各省的响应，也是当地颇有名望的旧官僚、旧军人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们以推翻满清为宗旨，并未触及封建政权内部的基本结构，只是走走改头换面的过场而已。而阳夏之战以袁世凯的胜利而告终，更意味着北方作为君临万邦、四夷宾服的天朝中心依然没有改变。
　　阳夏之战中，如果没有宋锡全率领的鄂军第一协官兵私自离汉，没有湘军的撤回，没有军政府的内部矛盾，其结果恐怕要好得多。汉口虽失，只要能保住汉阳，辛亥革命的历史也会改写。武昌首义成功，湖北军政府成立，在民主人士的心目中，武汉俨然已成民国首都。只要阳夏战争取得胜利，作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武汉，又具国之中心与九省通衢的交通便利，必为建都首选。
　　可实际情况却是拟定南京，而袁世凯又凭借手中的政治、军事优势不肯南下就位，于是，北京仍为中国的首都。那是一块被皇权浸润透了的土地，即使那些生活在皇城脚下的臣民，经过日积月累的潜移默化，也有着一种莫名的自大心理，打上了“君临天下”的皇权烙印。今日在部分北京人身上，我们还能明显地感到那种首都人对外省人难于言表的优越心态。而南京，也曾是六朝古都；只有武汉，从未被哪朝哪代定都，它崛起于近代，其经济发展与文化氛围代表了一种融入世界文明的趋势，当为最佳的国都之选。可它错过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此后的湖北，辛亥革命所形成的中心地位与优势也就永远地消失了。
　　所以，即使阳夏战争革命党人取得了胜利，也并不等于辛亥革命完成了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
　　辛亥革命在全国各省会及大中城市闹得沸沸扬扬、轰轰烈烈，但90%以上的中国农民仍是平静如水，压根儿没有半点改变。而幅员广阔、生活贫困、文化落后的农村，正是封建残余得以生存的温床，这块广袤的土地没有翻耕，民主也就无从谈起。于立宪派而言，他们本身所倡导的就是“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梁启超主张民权学说，但仍想保有一个权力无边的皇帝；而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旧军人、旧士绅更不懂得民主为何物。
　　1912年４月，孙中山卸任后应邀到武汉巡视。在与黎元洪会面时，他曾问道：“你对三民主义有何看法？”黎元洪莫名惊讶地反问道：“三民主义？什么三民主义？”“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推翻满清王朝吗？”孙中山又问。黎元洪笑道：“这个我自然知道，因为满清不是我们汉人，所以要推翻它。”当孙中山告诉他光推翻满清还不够，下一步还要推行五族共和的民主政治时，黎元洪道：“推翻满清，赶跑皇帝，选了总统，不就是实行民主政治了吗？”孙中山继续开导说：“选总统不过是一种形式，如果表面挂着总统招牌，换汤不换药，骨子里还做着皇帝，就不能说是民主。”黎元洪不高兴了：“孙先生，就是换块招牌，换碗汤水，依我看这就很不错的了。连我都不知道民主是啥玩艺，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
　　不仅黎元洪，就是革命党人、军人也少有真正懂得民主含义的。
　　即使在海外生活过30多年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对西方的民权与自由学说也理解不足。孙中山一生都与革命、战争相连，他最关心的是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与国家的富强，他曾说过：“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要将来能够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个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孙中山把民权与个人自由分开，又把分散疏离的个体农户解释成享有过多的自由，并以此推导出中国革命的目的不是争自由，而是争取民族的独立与富强。同时他还强调忠孝治国，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中认为“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才自然可以强盛”。以今日眼光看，当然会认为他所强调的忠孝没有摆脱旧道德、旧文化的范畴。只有当公民充分享有自由权利，具备完全的独立人格，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真正的民主与法制才有可能出现。
　　孙中山在国内的组织运动，起先主要依靠的是秘密帮会，他最为注重革命所需要的组织与纪律，夸大政党和政府的宣誓手续。在南京临时政府组阁时，他极力反对宋教仁的内阁制，而取独揽大权的总统制，这也为日后袁世凯的独裁埋下了隐患。
　　辛亥革命消灭了外在的皇帝，却一时难以革除中国民众心头的皇帝；它推翻了清王朝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结构，却一时难以建构新的适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结构。这不仅是武昌首义中一群30岁左右的新军义士无法解决的难题，对那些资历深厚、赫赫有名的革命党领袖而言，无疑也感到棘手与困惑。武昌首义爆发，黄兴从香港回国，突然与张謇等具有浓厚传统文化素养的立宪派头面人物相遇，两相交谈、了解，黄兴“即歉然自以为不如，还视同党，尤觉暴烈者之只堪破坏，难与建设”。
　　辛亥革命提出的民主课题经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弘扬，后被压倒一切的民族救亡运动覆盖。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仍使中国轰轰烈烈地上演了一出全民悲剧。
　　反思历史，我们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交的学费实在是太多了。
　　今日，当我们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审视辛亥革命，尽管它差点沦入“改朝换代”的模式之中，但它毕竟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历次暴风骤雨般的农民起义，它是一次国家的暴力机器――军队与具有西方先进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相互结合的产物，将中国革命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尽管辛亥革命没有带来真正的民主，但它毕竟使中国人的思想得到了一次大的解放，懂得了怎样行使手中的权利，争取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与自由。尽管辛亥革命未能完成民主的革命任务，但它所提出的问题在经历了一段历史的怪圈后又重浮水面，凸显在我们眼前，令我们时时警醒，促使中华民族的有志之士不遗余力地献身于未来的现代化民主建设。
　　（摘自《同舟共进》2011年第5期，作者系文史学者）
　　【本栏责任编辑 蒋星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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