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徽州的徽州文化博物馆 徽州文化与文化徽州

　　四百多年前，明代著名戏剧家、诗人汤显祖曾在一首诗中写道，“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在峰峦叠嶂、溪流纵横的皖南地区，风光旖旎的徽州以其丰厚的文化底蕴，独享着“东南邹鲁”和“礼仪之邦”的美誉。遍布徽州的古村落、古民居、古牌坊、古祠堂和古桥梁等众多文化遗存，“贾而好儒”的徽州商帮，重教兴文的徽州宗族，灿若群星的文化巨人朱熹、罗愿、陈栎、赵?、朱升、程敏政、赵吉士、胡适、陶行知和黄宾虹等以及他们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无不显示出了徽州文化和文化徽州的无穷魅力。
　　徽州曾经在历史上吸纳了来自中原地区三次大规模的移民，他们与当地的土著居民山越人一道，共同创造了多彩的徽州文化，谱写了璀璨的徽州文明。
　　从秦汉时期设置的黟、歙二县，到三国孙吴平定山越土著后所创立的新都郡；从西晋的新安郡、隋唐的歙州，到北宋宣和三年更歙州为徽州，徽州的社会风气和文化传统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尚武之风显于梁陈，右问之习振于唐宋”。当晋、宋两次南渡和唐末三次移民完成社会趋于稳定之后，厚积薄发的徽州抓住了南宋迁都杭州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以锐不可当之势迈开了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坚定步伐。
　　祖籍徽州婺源的朱熹虽然出生在武夷山下的福建尤溪，但始终以“新安朱熹”自称。强烈的文化认同，使得朱熹及其所集大成的理学深深地扎根徽州，一批徽州本土的学者如郑玉、罗愿、陈栎、赵?、朱升和程?等继承与传承着朱熹理学的衣钵，创造了新安理学独特的地域学术流派，形成了徽州“彬彬乎东南邹鲁”的崭新局面。不唯如此，朱熹的《文公家礼》，还广泛地深入徽州普罗大众的心里，成为徽州人生活中恪守不怠的重要规范和教条。“凡事尽依《文公家礼》，凡书皆读朱子所注”，已成为徽州文化中的一种独特现象。“其学所本，则一以郡先师子朱子为归。凡六经传注、诸子百氏之书，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也。是以朱子之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新安之士为然。故四方谓‘东南邹鲁’。”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自南宋至明代中叶，山多田少、人众地寡的徽州人，为摆脱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以读书科举和经商营利为手段，凭借“徽骆驼”的韧性和拼搏进取的精神，在仕途和商海中翱翔搏击，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形成了“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同胞进士”、“父子宰相”和“四世一品”等科举佳话。云游四方的徽商“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视时丰歉以计屈伸”，即使是人迹罕至的海岛、荒漠，也都留下了他们奋斗的足迹，创造了富甲一方、“无徽不成镇”的财富神话。
　　徽州宗族的血缘纽带，重文崇礼的群体意识，由血缘而地缘的团队扩张，终致故里与侨寓、商人与士绅达成良性互动，形成文化与经济比翼齐飞之大好格局。商人出资、文人襄助，在新安理学、新安画派、徽州戏曲、徽派建筑和徽州三雕等各个领域，迭相为用，异彩纷呈，取得了非同凡响的成就，促成了“商成帮、学成派”的繁盛景象。在中国地域文化的大观园中，徽州文化宛若一枝绚丽的奇葩，绽放于姹紫嫣红的春天。
　　徽州文化是一种具有高度开放性和强烈凝聚力的地域文化。徽商和徽州士人的大量外出与回归，将开放的性格和品质带回了桑梓故里，为徽州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还促进和推动了徽州文化以更加宽广的胸怀接纳和融合其他地区先进文化的传入和发展。“小徽州”与“大徽州”的双重互动，共同把深厚积淀的徽州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曾经辉煌和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为文化徽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徽州文化和文化徽州的探讨，在20世纪中后期，终于导致了一门新兴的学科――“徽学”破茧而出。如今，徽学正以丰富的契约文书、典籍文献和地面文化遗存为依据，重新注解和诠释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标本的徽州文化和文化徽州。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在海内外学界的共同努力下，徽学必将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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