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预自杀|

　　自杀可以有效预防和干预,前提是了解其规律与征兆 　　 　　富士康工人“13连跳”的悲剧性事 　　 件,如同之前一系列的校园惨案,强烈冲击了人们的神经,也让“自杀”这个沉重话题再次摆在公众面前。
　　全世界每年约有100万人死于自杀,自杀是现代人的十大死因之一,更是15岁-35岁年轻人前三位死因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平均每20秒就有一个人自杀。
　　为什么选择这样一条不归路?在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看来,自杀是指故意伤害自己生命的行为。几乎没有一个处于身心健康和社会适应良好状态的人会选择自杀。不过,这种行为也具有一定的心理学规律。
　　北京回龙观医院主任医师、世界卫生组织心理危机预防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副主任李献云指出,一个人走向轻生之路,必然有着很多在当时令他痛苦、无助甚至绝望的因素,如身体疾病、心理问题、精神障碍、生活工作中的人际冲突、遭受暴力或性侵犯、经济困难、社会经济地位的巨大落差、缺乏人际交往甚至不与人交往、被人羞辱或丢面子、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目标等。当种种不良因素同时压向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有可能产生自杀的念头和行为。
　　但是,换一个角度看,这些导致自杀的问题和困难又并不是无法解决和克服的。李献云表示,无数的临床实践、研究和事实证明,自杀是可以有效预防和干预的,前提是需要了解自杀的规律与征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CDC)副主任杨功焕向记者表示:“过去这些年,中国自杀率的整体趋势是下降的。”中国CDC的死因监测数据显示,中国的自杀死亡率从2004年的每10万人13.6例下降到2008年的9.49例。
　　但是,对包括大学生、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青年人的自杀率,却有不同估计。曾任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的加拿大人费立鹏的研究显示,自杀是中国15岁-34岁人群首要的死亡原因,占该年龄段死亡人数的19%。一项针对重庆市大学生的调查显示,该群体自杀未遂报告率为1.7%,这意味着每100名大学生就有近2人曾有过自杀的企图。
　　北京回龙观医院副院长、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王绍礼则认为,青少年确有自杀的现象发生,但并不是一个自杀的高峰年龄段,“因为社会对大学生关注度高,所以报道多。”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针对青少年自杀及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生身上。与大学生年龄相近的新生代农民工,却没有更多地被关注。此次富士康的连续跳楼事件,正是集中发生在这一人群。
　　“这次不在富士康暴发,也会在其他地方暴发。”在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杨雄看来,青年农民工所面临的问题长时间不解决,再不加以重视,类似悲剧还会发生。
　　
　　冲动或抑郁
　　第三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精神病学教研室教授郑健撰文指出,自杀是一种精神应激状态,通常是持续负性心理背景遭遇应激事件作为“扳机点”而触发自杀。自杀者在心理特征方面,多表现为认知方式的偏激、宿命、阴暗心理,自卑或好强;情感反应上表现为负性心境、负罪感、情感脆弱;在意志行为上多表现为社会适应能力差和冲动行为。
　　有国外学者将自杀的动机总结为五类:一是把对所爱的人的恨转向自己,即以象征方式谋杀他人;二是表达与失去的人在一起的愿望;三是向活着的人转达责备;四是交流并表达痛苦;五是作为吸引注意减少孤独的一种极端方式。
　　郑健分析,自杀前的心理特点一般表现为对生与死的矛盾心理、冲动行为和绝望中的无奈情绪。他总结说,自杀常见的目的是寻求解脱,常见目标是“一了百了”,常见的诱因是难以忍受的心理痛苦和挫折,常见的个性则是长期被动的应对方式。
　　王绍礼说,根据动机,自杀一般可以被分为两类:冲动性自杀和非冲动性自杀。前者主要是在个性基础上,遇到激烈矛盾冲突后,简单、草率地采取过激的行为方式来应对压力,一死了之。后者则往往与精神障碍类疾病有关,抑郁症是其中最主要的“杀手”。
　　2009年10月31日,歌手陈琳跳楼身亡,据称便患有抑郁症。在抑郁症患者“消极”的目光看来,这个世界是“灰色”的,而自己的人生是毫无希望的。国际上有调查称,约15%至20%的抑郁症患者最后死于自杀。
　　西方国家大约95%的自杀或自杀未遂,与精神障碍类疾病有关。但中国的情况却不同,根据费立鹏等学者的研究,在中国的自杀者中,(60%-70%)患有精神障碍类疾病,而在自杀未遂者中约40%。除了调查方法的差异,这也反映了中国冲动性自杀的比例较高。与非冲动性自杀相比,冲动性自杀者往往更年轻,生命质量更高,更容易因急性事件而产生强烈反应。
　　由于资料的缺乏,难以判断富士康的连续跳楼事件究竟属于哪类自杀。但是,根据媒体搜集的线索,他们有些人在自杀前曾遭遇了急性事件,例如与上司吵架、失恋、欠债等。这些事件的发生,就像“扣动扳机”一样,触发了自杀行为。
　　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与其他人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与成长环境,是否助长了不良情绪和压力的累积,并最终成为压垮这些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被压抑的需求
　　美国著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由低到高分别是:生理、安全、社会交往、自尊和自我实现。通常,只有在低层次的需求获得一定程度的满足之后,高一级的需求才会被人们关注。这一经典的模型,至今仍被心理学界广泛应用。
　　众多专家们达成的共识是,传统的、老一代的农民工,进城打工主要是为了解决经济压力。而80后、90后的农民工,往往是在农村出生、城市里长大,他们接受的信息更多,脑子更开化,欲望也更向城市人靠拢。
　　来自河北的小李,目前正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处建筑工地里打工。他的父辈都是建筑工人,赚了一些钱,便回到老家盖房并转行。小李却希望赚更多的钱,想“出人头地”。高中毕业的他,下意识地想与父辈有所区别。按他的说法,父辈都是背着编织袋回家,他喜欢拉着旅行箱回家。平时,他喜欢玩手机、逛公园、听流行音乐。
　　显然,生理、安全的基本需求已不是他们追求的最高目标,他们需要社会交往与自尊。曾参与过农民工心理咨询的王绍礼认为,他们还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农民的形象和地位,“对精神的追求更多”。
　　然而,现实却与他们的需求有着巨大的落差。在企业里,农民工被“原子化”为生产线上的一个“零件”,从事着高强度、高紧张、机械性的工作。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主任医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丛中看来,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每个人都越来越希望自己是重要的。可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又注定每个人只能担任有限的角色,从而降低了他的重要性,这便带来了冲突。
　　在城市里,户籍、文化的鸿沟,让他们感到被排斥与歧视,难以融入城市。“我不喜欢坐北京的地铁,虽然很快。”小李告诉记者,在地铁里,很多人会向他投来怪异的目光,北京老大妈嘴里“外地人真烦”的嘟囔更让他难以忍受。这无疑削弱了青年农民工对于城市的归属感与安全感,更伤害了他们的自尊。有些人甚至会对城市人心生怨恨。
　　人际交往,既是人的需求,也是缓解心理压力的重要途径。专家们都表示,即使是简单的倾诉,对于压抑、不满、孤独的人而言,也是不无裨益的。然而,青年农民工却面临着人际交往上的窘境:融入城市人的社交圈几乎不可能,企业的宿舍更令人压抑。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富士康员工告诉记者,“宿舍环境确实比较压抑,互相之间不认识是很正常的”。性格的差异、作息时间的不同,让他们在宿舍中很少交流。另一位已经入职一个月的员工则表示,十人一个宿舍,他现在几乎都不认识舍友,“平时工作太辛苦了,回到宿舍都没有说话的欲望”。感到郁闷时,他只能用厂区的公用电话给堂哥打电话倾诉。
　　这种现象并不仅止于富士康。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以受雇形式从业的外出农民工平均每个月工作26天,每周工作58.4小时;每周工作时间多于44小时的占89.8%。苏州科技学院心理系对苏州部分工人调查显示,48%的建筑工人选择下班之后先睡觉以补充体力。这大大挤占了他们与人交往的时间。
　　杨雄则表示,虽然建筑行业的农民工往往是“以老带新”,有一个族内的基本人际关系网络,但企业员工流动性大,很难形成稳定的人际网络。在临时集结的各种小团体内部,也经常会出现矛盾和冲突,导致人际关系敏感和敌意心理。
　　性生活需求的不被满足,使相当一部分青年农民工处于性饥饿状态。长期的性压抑,亦可能导致心理问题。上述苏州的调查则显示,青年农民工在焦虑、恐怖、敌对、偏执等方面,均显著高于普通人。这些问题无疑为自杀积累了太多的“火药”。
　　让生活环境更友好
　　除了生活、工作环境,青年农民工的成长环境,亦可能对其性格、压力应对方式造成不良影响。这一问题,在情绪不稳定的青年期,更显突出。
　　例如,上述苏州的调查便显示,41%的青年农民工在遇到文化冲突时感到惶恐不安,不知道如何处理;当有心理困扰时,40%的人会采用听音乐、打球、与朋友聊天等相对较积极的方式宣泄,还有些人则选择逃避或不良的情绪宣泄方式,如睡觉、上网打游戏或聊天、喝酒、抽烟或向家人发火,甚至打骂孩子等。倘若遇到急性事件带来的心理压力,又缺少自我调节的能力和人际关系网的支持,在一时的情绪冲动之下,就易产生失控行为。
　　此外,根据费立鹏以往的研究,55%的自杀者,其亲戚、熟人或朋友曾有过自杀行为。农村以往3倍于城市的自杀率、喝农药自杀的现象,也成了给予青年农民工示范效应的“负面教材”。
　　在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的过程中,一个接一个死者的计数,又造成了另外一种模仿效应。王绍礼认为,青年农民工感觉到了压力、困难,大家都在努力寻找应对方法。突然间有人以这样一种极端的方法了结了这个问题。周边的人就可能采取从众、模仿的行为。
　　这在历史上亦有先例。两百年前德国作家歌德发表了著名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小说发表后,引起极大的轰动,甚至引发了模仿维特自杀的风潮。这被心理学称为“维特效应”。
　　李献云强调,自杀是可以有效预防和处理的,但需要每一个人、全社会、企业、政府的共同参与。
　　让流动人口融入城市,无疑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但除此之外,政府应该加大投入,增强农民工群体对心理卫生服务资源的可及性和可获得性,让他们可以接受到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危机干预和相应的医疗服务。
　　提高抑郁症等精神障碍类疾病的识别率和治疗率,亦非常重要。企业在改善员工生活硬件的同时,还应为他们创造一个便于沟通交流的环境,并提供一定的心理辅导和职业培训,帮助员工良好发展。城市人则应该接纳农民工,把他们作为城市的一分子,让他们感觉在城市里不孤独。
　　(《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22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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