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并购战|中国第一并购战

　　 　　悍马收购案、中铝收购力拓案这两起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案例让“海外并购”一下子成为国内舆论关注的焦点。但令人不解的是,被业界一片看好的中铝收购力拓最后因政治因素和市场回暖而失败;可被国内外专家、企业家纷纷质疑的腾中重工收购悍马却受到美国朝野的一致欢迎。
　　随着实力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目光放到了海外市场。然而,从目前的案例来看,失败的占据了多数。面对如此局面,人们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到底还有多少弯路要走?
　　
　　腾中跃马 中铝裹足
　　
　　6月初,注册资本3亿元人民币的四川民企腾中重工想收购悍马品牌,消息传来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对于一家从未造过汽车的企业,通用公司拼命想卖出的悍马品牌价值何在?究竟谁在为此奔走,谁又会从中获益?
　　不可否认,悍马拥有极高的国际知名度,这一美国汽车文化典型代表的汽车品牌是炫富的好工具。然而,伴随着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没落,本就销量很小、发展早已陷入困境的悍马成了通用急于甩手的包袱。
　　思迈大中华区汽车市场预测总监张豫表示,收购悍马的企业面临的第一道难题便是在提倡节能的时代,如何降低悍马车的油耗,并进一步拓展它早已没落的市场。
　　在听说了中国民企意图收购悍马的消息后,美国白宫立刻对此表示了欢迎。因为如果交易成功的话,就能让3000名美国人保住工作,美国工厂以及100多家能在美国继续经营的经销商也将迎来利好。
　　“品牌价值是虚拟的,”一位长期研究品牌价值的专家表示,我们可以说某一个品牌值多少钱,但是如果不能进入到实际的产业运营阶段,不管它之前是怎样的世界名牌,都可能一文不值,甚至还会是大包袱。悍马早已不是当初的悍马了,如果只是为了追求所谓的世界品牌而让自身落入可能永远无法翻身的陷阱之中,将得不偿失。
　　新华信国际信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副总裁郎学红说,一个连汽车制造经验都没有的民企,却要消化世界汽车巨人通用都无法消化的品牌,确实匪夷所思。
　　业内专家分析,如果不是冲着实体产业收购悍马,那买家很可能是冲着资本运作而去的。
　　华尔街某投资机构驻香港分部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据他了解,这起炒得沸沸扬扬的悍马收购肯定有国际投资机构在背后进行操作,不管交易达成后企业能不能获利,但投资机构的提成肯定是一分少不了的。
　　那腾中重工又如何从资本运作中获益呢?分析人士表示,获益渠道不外乎两条:一是悍马的影响力。张豫表示,不管交易能不能达成,腾中重工的名声早已远播,这比花钱投广告划算多了。如果再联系到其幕后买家旗下的公司即将要在香港上市的话,效益之大可想而知。
　　郎学红表示,当然也不排除买方确实看重了悍马的品牌。尽管悍马的用户群很小,但不少美国人对悍马还是很有感情的。当听到中国有企业要收购悍马的时候,她的美国同行、媒介都坚信不管被谁买走,悍马最终还是要回到美国的。或许,腾中重工看重了这块,认为悍马品牌是会升值的,现在适逢通用破产重组,正是“抄底”的好时机。
　　张豫说,如果企业全部拿自己的钱来购买悍马,那么别人也无从过问;但如果企业通过银行贷款来进行交易的话,那社会各方就应该提高警惕了。资本运作的最终结果很可能会留下一个“窟窿”,届时投资机构和套现的通用公司关起门来笑,买单的却是国内银行。
　　腾中重工收购悍马将如何收场?汽车行业、金融行业的专家均表示:政府审批关、企业融资关以及社会各方的压力,都将使得收购最后无法达成交易。
　　按照我国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1亿美元及以上的境外投资需要商务部审批。商务部有关人士6月15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希望中国企业进一步了解国际化规则,了解业界发展趋势,作出审慎的投资。”而国家发改委近日下达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加强对国内企业在境外投资项目的管理。通知要求国内企业在境外收购和竞标项目时,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产业政策和境外投资管理规定,结合国家战略规划、企业发展战略和自身实力,在充分进行前期论证和尽职调查的基础上,再做决策。
　　就在腾中重工意欲收购悍马之事闹得沸沸扬扬之际,中国铝业公司收购力拓受阻的消息传来。这对于正准备积极迈出国门的中国企业来说,无疑如一盆凉水兜头浇下。
　　今年2月中国铝业与世界矿业巨头力拓集团达成了一项高达195亿美元的投资协议,但这项协议始而被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查委员会延长审查期限,继而于6月5日被力拓集团董事会否决。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勇认为,除股价变动因素外,政治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不少西方国家人士出于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等方面的原因,对中国缺乏信任感,一些人还恶意炒作源于“冷战”思维的“中国威胁论”。在这种思维影响下,外方对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投资往往抱着一种怀疑和警惕的态度。在中铝与力拓签署协议后,澳大利亚不少反对党议员和民众对这项投资公开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中国是澳大利亚铁矿石最大的买家,而中铝是一家国有企业;如果让中铝控制了力拓,将会损害澳方的利益。
　　为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曾有过非洲买矿经历的投资人兼律师张捷建议,中国应该利用自身庞大的市场,对那些与中国合作的企业给予一些政策倾斜;比如,在进口铁矿石时,可以优先进口中国企业持股的境外矿山的矿石,并在钢铁振兴规划和改扩建审批中,优先考虑那些购买中国持股矿山的矿石的钢厂。
　　
　　西方国家果真
　　奉行公平交易原则?
　　
　　“双赢”的收购最终失败,而明显吃亏的收购却得到对方的大肆赞扬,西方国家在对待中国企业收购时的异常态度令人费解。
　　业内人士表示,在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加快了市场开放的步伐,在WTO规定开放的25个市场领域中,中国已经开放的有22个。然而,中国的努力并没有换来对等的待遇,无论在贸易往来还是并购中,依然要面对西方国家的种种不公平的待遇。这些都提醒我们必须重新审量西方的所谓“公平”交易原则。
　　此番中铝像是一个被借力的工具,在力拓最困难的时候以溢价收购的方式伸出援手,在随后的全球经济危机中损失惨重,而后又继续加码收购。然而,力拓对此无动于衷,冷静得乃至绝情,渡过难关之后将中铝毫不留情地一脚踢开,足见其“诚信”与“诚意”不过是商业利益的道具罢了。
　　最大的不平等是中国企业本来纯粹的商业行为总会被抹上“政治”元素。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海外投资研究中心主任邢厚媛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西方国家企业时,他们总是会曲解中国企业的战略意图,过分夸大所谓的政治风险。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他们还会以“政治压力”为由,通过一系列程序,损害中国企业的利益,为自身谋取最大利益,甚至随意撕毁协议。力拓收购受阻是很好的证明。
　　业内专家表示,跨国企业与当地政府的深厚复杂的关系远远不是我们所能感知的。回顾力拓收购案,力拓赢了的关键之一是澳大利亚政府的延期审查。如果没有澳大利亚政府为力拓拖延了两个月的时间,使得力拓一方面因中铝的收购而股价上扬,另一方面等到了大宗商品全球回暖的话,也不会有中铝的出局。
　　而在悍马的收购上,美国政府和国会却一反常态地抛开政治因素,多次强调这是一起纯粹的商业行为,并表示非常希望收购能够成功。并购学、管理学专家王育琨表示,这足以说明政治因素有时也只是借口而已,关键在于对他们有无益处。因此,国内企业在进行并购时,一定要头脑清醒,以免落入陷阱之中。
　　
　　中国企业海外投
　　资如何控制风险
　　
　　结合力拓受阻的原因,以及目前悍马收购的进展,业内专家提醒中国企业在海外收购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控制风险。
　　首先要准确评估在西方国家投资的政治性风险。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表示,优尼科、力拓的并购中,政治风险始终相伴,一方面对方国家出于政治原因的反对之声会给交易带来很大压力,另一方面对方也会借故拖延交易时间,从而为自身赢得喘息机会。因此,企业在进行并购时,一定要充分考虑这一因素,谨慎从事。
　　邢厚媛说,外方对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存有偏见,因此,国内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时必须在舆论宣传、市场调研等方面多下工夫,营造经济共赢的良好合作氛围。
　　政治性风险还包括不熟悉他国法律所带来的麻烦。上汽对韩国双龙的收购案中,由于对当地的劳工法不熟悉,最终导致收购失败;而悍马收购也很可能带来无休止的劳资纠纷。对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董萧表示,在进入一个陌生的市场时,必须配备高水平的法律顾问,以免因不熟悉当地法律而掉入商业陷阱。
　　在走出国门的同时,中国企业应更好学习国际商务运作规则,通过限制性条款维护自身在海外并购中的权益。王育琨和邢厚媛均表示,此次力拓毁约所付出的只是1.95亿美元,1%的赔偿金额显然不够。因此,通过这次事件的教训,今后大额的海外并购中,国内企业看好的交易应尽量提高毁约赔偿率。
　　 “机会的背后就是风险,”中国工商银行国际金融市场部副总经理马续田表示,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核心目标还是控制风险,在投资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到:高风险市场不做;不熟悉的市场不做;以前从来没有投资过的市场,虽然能看到机会也尽量不做;对不确定的市场,如果没有一个准确的趋势判断,最好不去做;不能准确定价的产品不做。
　　内功的修炼同样重要。兰格钢铁信息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琳认为,在当前的经济背景下,中国企业不能把海外并购作为一种“时髦”的经营方式,抱着“抄底”的心理轻易决策,而是应该从战略高度衡量是否需要开展海外并购、并购时机和对象的选择是否合适等,并根据自身的条件量力而行。
　　
　　勿忘海外投资政治学
　　
　　中国应该从中铝收购力拓受阻总结出经验,来帮助其应对以后更多的全球范围内的并购。
　　中海油四年前折戟优尼科,似乎没有中国企业吸取到失败的核心教训。中国大型企业的海外投资,特别是国有企业,不可避免地会被假想为中国的战略扩张。事实上,如果有中国政府的积极参与,事情可能会进行得更顺利。中国领导人可以在交易公布前直接对澳大利亚方面解释这宗交易,并说明为什么对彼此有利。如果澳大利亚政府坚决反对,那么中方选择搁置相关交易为宜,因为与任何单个交易相比,两国关系更为重要。如果澳大利亚领导人表示投资可行,那么中方则可以探明,可以如何构造这宗交易更容易被澳方接受。
　　看得出,这一层级的协调没有发生。
　　另一个办法,是中国更多转向其他政治较不敏感的国家。虽然投资美国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发达国家具有政治稳定的优势,但是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更需要、也更欢迎来自中国的专家。在一些非洲和拉美地区,矿藏的开采需要道路、电厂以及勘探和开发的技术,经验丰富的中国公司能够为他们提供这些需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开采和银行业务。这既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开发了自身难以开发的矿藏,也确保了中国自身的资源需求。
　　最后还有互惠的考量。中国在开放经济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但仍对许多核心产业保持高度限制,有些是对外国完全禁止的。中国政府应该意识到,这样的做法会被一些国家认定为双重标准,从而影响到中国对其战略领域的投资。(李雨灿,曾在美国国务院工作16年,其间被派驻中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现任桑顿公司执行董事,专注于中国事务)
　　(综合7月10《经济参考报》、《财经》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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