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的《救国时报》】 抗战初期

　　 　　在抗战爆发前，中国共产党为宣传抗日救亡，先后领导创办了不少报刊，而其中诞生于海外的《救国时报》（前身为《救国报》）最富有传奇性。 　　 　　《救国时报》出版始末
　　
　　1935年春，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全面侵华准备。由于国内白色恐怖严重，无法公开出版刊物号召广大民众团结救亡，中国共产党决定在海外创办一份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中文报纸。
　　于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1935年5月15日办起了《救国报》。《救国报》初为半月刊，旋改周刊，编辑部设在苏联莫斯科红场附近的外国工人出版社中文部内，印刷和发行所设在法国巴黎。当时通过陈云的关系从上海商务印书馆搞到一套汉字铜模，由编辑部在莫斯科编校好文稿，打成纸型搭飞机送往巴黎印发。不久，《救国报》就首次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在海内外各阶层人士中激起强烈的反响。
　　国民党当局眼看《救国报》影响愈来愈大，感到坐卧不安，想查禁又鞭长莫及，遂利用外交手段施压。同年10月，《救国报》正要发行第16期，忽然接到法国政府“停止邮寄”的通知。为此，党组织派吴玉章到巴黎进行交涉，他后来在《关于〈救国时报〉的回忆》中说：为了反抗法国政府这道法令，使报纸继续出版，我去找法国共产党的同志们商量，问他们是否可以通过起诉，争取复刊……他们对我说：“这不是什么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这次令《救国报》停刊，是法国政府为了外交关系由内阁决定的；起诉无用，抗议也无济于事。”并说:“好在法国政府向来标榜言论、出版自由，如果把报头的汉字和法文稍加修改（保持大意相同），仍可继续出版。”这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开展，国内人民和国外华侨纷纷来函订报，各方需要很急，而且报纸的纸版要从莫斯科航空寄来，如不赶快设法，很容易使报纸脱期，从而会引起各方面的疑惧。因此，我急电领导请示，建议改称《救国时报》。在得到回示同意后，我们赶忙把莫斯科寄来的纸版改了报头，使报纸一期也不脱。《救国时报》居然在“一二?九”那天，又继《救国报》而出版了。把汉字报头增加一个“时”字，并不大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在法文报头上，却如同新出一家报纸似的，法国政府因此也就不再追问。
　　同年12月9日，《救国时报》首期在巴黎出版，它实际上就是早已排好的《救国报》第16期。《救国时报》刚印行时为周刊，很快改成五日刊、三日刊，为对开大报。它开辟有时评、社论、文件转载、国内要闻、国际要闻、文艺阵地、华侨生活、读者来信等栏目，内容丰富生动，报道及时迅速。《救国时报》利用上海《新生》周刊订户名单和地址，广泛邮寄到国内，当时上海和许多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同中央失去联系，他们正是从中了解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才开始宣传和工作的。
　　该报的发行数量增长很快，创刊时仅销售5000份，未满一年就猛增至20000份，其中国内约10000份，不仅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就是西康、新疆等边远地区和若干小县城内也读者众多，而且几乎是每份报纸都几经传阅；在国外的发行范围遍及各大洲43个国家和地区，拥有9600余订户。1936年2月11日新加坡的读者曾致函该报说：“这边――马来西亚的华侨对于贵报的态度表示很拥护。凡是读过本报的人，都愤恨日本和一切卖国贼汉奸，而且争先恐后地要先读贵报。记得有一友人带《救国时报》一张到马六甲，该报由侨胞互相传递，直至破烂不堪，字迹模糊，还是不肯放手。”
　　《救国时报》先后由廖焕星、李立三、陈潭秋等主编，张报、于辛超、邱静山、赵毅敏、欧阳新等担任过编辑；设在巴黎的印刷和发行所，则相继由吴玉章、吴克坚负责。当时办报条件极艰苦，但大家都废寝忘食地工作。抗战爆发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救国时报》原定的使命完成了。1938年2月，《救国时报》出版第152期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将它迁到美国纽约与党领导的《先锋报》合并，仍以《救国时报》名称作为以华侨为对象的报纸继续印行。至1939年10月，《救国时报》终刊。《救国时报》虽然仅存在短短数年时间，但政治影响非常之大。
　　
　　
　　较早向世界全面介绍长征
　　
　　众所周知，长征被西方学者称为“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和“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然而，较早向世界全面介绍这一伟大壮举的乃是《救国时报》。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随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经过四渡赤水、突破乌江、抢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艰难历程，长征队伍于1935年5月31日抵达四川泸定。当晚，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和陈云等出席。会议决定由陈云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前往上海领导恢复白区党的组织，设法和共产国际联络并报告长征及遵义会议的情况。很快，红军攻占四川天全、芦山，陈云装扮成商人模样，悄悄离开了部队。
　　1935年7月初，陈云辗转来到申城，在沪期间除了努力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外，还抽空准备给共产国际的一个报告，并记下了长征中许多难忘的情景。7月下旬，中共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再次遭到严重破坏，陈云几经周折与在沪的中央特科取得联系，中央特科传达了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来电:鉴于上海环境十分险恶，难以立足，请陈云尽快赴莫斯科，并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汇报红军长征的情况。同年9月上旬，陈云秘密乘坐一艘苏联货轮前往海参崴，再从那里乘火车去莫斯科，很快见到李立三等。在交谈中，李立三从陈云那里了解了不少红军长征途中的见闻，他以老朋友身份委托陈云担任《救国时报》“临时记者”，抽空完成这一长篇报道。于是，陈云迅速把从上海带去的回忆长征文稿整理成近3万字的《随军西行见闻录》。
　　从1936年3月开始，《救国时报》等刊物相继连载《随军西行见闻录》，署名“廉臣”，注明“廿四年（按即1935年）八月于沪滨”。同年7月，《随军西行见闻录》出了单行本。不久，应广大读者的要求，《救国时报》编辑部又决定将此“见闻录”和同在该报连载的杨定华撰写的关于长征的文章合集为《长征记》一书。此书不久流传到国内，有些书局重新排字印刷，形成了多种版本。
　　
　　《随军西行见闻录》假托一个被俘的国民党军医之口，生动叙述了中央红军从江西行进至四川天全、芦山，历时八个月、途经六个省的经历，高度赞扬红军将士浴血奋战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同时还有好多细节描述，如：“赤军之作战方法常以出奇制胜，此均为毛泽东、朱德之特长。故在赤军中，毛泽东有诸葛亮之称”，“赤军军官之日常生活真是与兵士同甘苦。上至总司令下至兵士，饭食一律平等。赤军军官所穿之衣服与兵士相同，故朱德有‘火夫头’之称。不知者不识谁为军长，谁为师长”。另外，文中也总结了红军之所以有顽强战斗力的原因：一是红军官兵团结一致、士气旺盛，为国内任何军队所不及；二是红军所以不被击败，反而日益扩大，是由于民众给红军以大力支持和帮助；三是红军虽然经历了许多困难，但由于有红军领袖的英明领导，克服了困难。陈云因从小受到苏州评弹说书艺术的熏陶，善于抓住种种细节，将长征中惊心动魄的故事写得生动活泼，把红军将士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描绘得栩栩如生，极具可读性和感染力。
　　《救国时报》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是比美国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更早的长征口述史；结集出版的《长征记》，则较全面地宣传了长征。它们冲破反动派的严密新闻封锁，戳穿敌人制造的红军“逃窜”的谎言，使各国人民了解红军的英勇事迹，并向世界宣告中国革命已出现了曙光。
　　
　　《救国时报》与东北抗日联军
　　
　　由于日伪当局对新闻舆论的严密控制，以及“因为做游击战争，驻地不定，国内消息非常隔阂”，东北抗日联军很难得知外界真实信息。当时，《救国时报》曾成为其最重要的一个“窗口”。
　　从1935年秋开始，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陆续收到《救国报》。《救国报》从国外传到东北，其路程是十分艰难的。而《救国时报》的开头几期，则是由东北义勇军领导人李杜驻上海办事处几经辗转，冒着风险传递过去的。杨靖宇看到最初几期《救国时报》“如获至宝”，将其视为重要的精神食粮。1936年夏，他在主持召开南满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所作报告中关于海内外形势部分的材料大都取自《救国时报》。他多次要求干部、战士都认真阅读所得到的《救国时报》，从中了解和领会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认清国内外形势，增强抗日救国必胜的信心。东北抗日联军一团胡育在给《救国时报》的信中谈到：“我们此次接到贵报，大家都把它当作宝贝一样。我们的军司令部下了一道命令：（1）全军将士及弟兄均须分组读完各期报纸;（2）读后各组分头进行讨论；（3）读后，报纸由各班班长保管……我们想把我们所做的抗日反满事业写些出来，寄给你们，转告国内外同胞。”
　　《救国时报》不但连续报道东北抗日联军的情况，还发表了不少与之相关的重要文章，如1936年4月20日刊出的《学习东北抗日联军的教训》说：“现在的东北抗日部队，虽然多零星散乱的颇带自发之现象，可是总的趋势则趋向一致团结、统一指挥的抗日联军的组织。”6月30日转载上海《世界知识》杂志的《民族英雄杨靖宇》指出：“杨靖宇与赵尚志、王德泰等成为东北人民唯一有希望、有信仰的能有把握收复失地的民族英雄”，“杨司令是东三省第一个执行游击战术的人”，“杨司令不但现在是东北反日反帝战争的坚决领导者，我们敢相信，不久以后，他会变成伏罗西洛夫一样的世界伟大人物之一”。10月30日发表《毛泽东先生致章陶邹沈四先生信》，信中对东北抗日义勇军战绩及作用有高度评价：“我们东北抗日义勇军能够进行继续英勇的抗日斗争。敌人的报纸都承认东北义军已使敌人损失‘十万以上的生命和几万万的金钱’，并使日本帝国主义不能很快地侵入中国内地。虽然他们还未取得彻底的胜利，可是对于国家、民族已有了巨大的功劳与帮助。”据统计，《救国时报》陆续登载“日寇铁蹄下的东北”专栏文章14篇、“东北义军捷报”27篇、“抗联文告”16篇、反映东北抗日联军斗争的通讯29篇。
　　《救国时报》在办报中因经费不足，一度难以为继。东北抗日联军将士闻讯后，尽管本身很艰苦，仍节衣缩食积极给予支援。1936年8月12日，杨靖宇亲自致函《救国时报》：“看见贵报上所公布的各地读者捐款，知道你们的办报经济上是很困难，似有不能维持之势。贵报的救国事业，也即是我们的事业。我们虽苦，给养尚可获得各地人民之志愿供应。所以我们全体士兵都一致同意通过，由本月饷项中节捐出国币一千三百元，作为援助贵报捐款外，并公推兄弟用全军名义致函贵报，聊伸微意。捐款已设法由上海汇上，谅能收到……”杨靖宇的这封信，充分表达了将士们对《救国时报》的深厚情谊。《救国时报》在同年11月15日登载了该信，并在“按语”中说：“当我们意外地收到了这一封从远道寄来的信时，本报同人全体读之，真是感动得要流泪了！”
　　《救国时报》的许多生动报道，不但大大鼓舞了东北抗日联军将士的斗志，还使全世界都知道在东北白山黑水之间，有几支英勇队伍在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顽强战斗。
　　
　　及时向国际社会揭露南京大屠杀
　　
　　有的学者认为，中共最早通过创刊于1938年1月的《新华日报》（汉口版），多次报道了日军在南京的血腥屠杀。
　　其实，《救国时报》从1937年9月下旬起便密切关注日军在南京的动向：9月26日，发表《日寇连续猛烈轰炸南京广州等地》；10月10日，发表《残暴兽行日益增长》，指出：“日寇这样疯狂残暴，其主要目的就是要造成我国之恐怖心理”。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仅一周，即12月20日，《救国时报》就发表《日寇攻宁大肆残暴》，对这一暴行进行揭露：日寇“对居民区域，残酷轰炸，以至街市为墟，死伤遍地。我国文化古迹珍藏亦多毁于寇手。据《伦敦每日邮报》通讯员称，彼亲见寇军将我军俘虏三百名，一律加以枪毙。沿江一带，尸身狼藉。日寇机车，在街上驰驶，碾过路上男女老少之尸身，血肉模糊，断手刖足，惨不忍睹……”
　　1938年1月至2月，《救国时报》继续揭露与谴责日军在南京的暴行。1月5日，发表《日寇在南京的兽行》；1月31日，发表《日寇的残杀奸淫，绝灭人性》；2月5日，发表《我国妇女同胞积极参加抗战》。《救国时报》曾多次愤怒地痛斥：“日寇在南京的兽行，实在是极尽野蛮黑暗，绝灭天良人性”，“吃人的魔鬼，还没有这样凶残”。
　　《救国时报》对南京大屠杀的揭露，不仅比《新华日报》（汉口版）更早，还走在著名的《大公报》之前，因为《大公报》从1937年12月23日开始才以《侵华日军纪律日见堕落》为题发消息。而在此时，《中央日报》、《申报》都处于暂停出版的状态，当然不可能刊登这方面的消息。所以，《救国时报》的报道是迅速的，并领先于国内发行的中文大报。它向国际社会揭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为维护人道、正义、公理与和平，共起制裁日寇，援助我国抗战”，起了广泛而及时的号召作用。
　　《救国时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也是对近年日本右翼散布的“南京大屠杀并无早期传播，似乎是事后人为制造出来”的谬论的有力回击。《救国时报》始终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同呼吸、共命运，在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发动海内外同胞奋勇抗敌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它也是党在战争年代创办于海外的最有知名度的报纸，因而无论在我国现代革命史上，还是在我国现代新闻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摘自《新闻记者》2007年第11期，作者为哈哈画报社副社长兼执行主编、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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