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梦想_青春与梦想能否趟过这条河

　　 　　“回家种田？那绝对不可能！” 　　 　　大年三十的正午，湖北省罗田县三里畈镇黄冈庙村口，22岁的丁国强一边玩着纸牌一边与同伴聊“将来”。去年12月，丁国强在深圳一家电子厂打工，金融危机骤然来袭，工厂订单大幅缩减，他提前回了家。
　　未来怎么办？丁国强没有太多的想法，唯一清晰的是“绝不会过父辈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记忆中，唯一一次干农活儿的经历是收割小麦，不到一个小时，镰刀割破了手指，从此再也没有下过地。
　　丁国强的经历是一个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的缩影。在返乡农民工大军中，这是一个惹人注目的群体――第二代农民工，他们大多出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他们衣着新潮，不会种田，从学校到工厂，他们拥有比老一代更开阔的视野，也更看重精神需求。
　　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刘传江这样点评“第二代农民工”：退回农村，他们做不了合格的农民；融入城市，他们很难逾越横亘在面前的制度、文化之墙。
　　春节期间，记者踏访大别山南麓的山区打工大县罗田县多个乡镇发现，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更向往城市生活，即使金融危机来袭，短暂蛰伏之后，他们“还是百分之百要出去”。
　　而与此同时，在国家对于农业、农村重视和投入不断加大的背景下，农村就业市场前景广阔，第二代农民工转变就业观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杆枪”的失落与期冀
　　
　　大年三十下午，记者在罗田县三里畈镇一个山村街头见到“一杆枪”时，他正在台球桌前“鏖战”，桌沿的油漆斑驳杂陈。
　　上身穿件时髦的紧身羽绒小袄，一头蓬松的褐红狮子头，左耳仿钻耳钉在夕阳的余晖中熠熠闪光，每次打进一球，他都要把球杆往背上一扛，把头骄傲地往后一甩，在这鄂东贫困县的山村街头，“一杆枪”俨然是一道风景。
　　“一杆枪”大名雷志刚，在家排行老三，今年刚满20岁，别看年龄不大，初中毕业就跟亲戚外出打工，下广州，闯江浙，已经有了3年的打工经历。
　　2008年年初，在温州一家皮鞋厂做下料工的雷志刚在隆隆的机器声中度过了异乡的春节，“那会儿还真有些想家。”
　　这个春节，雷志刚回家的愿望提前实现了，腊月初三，他就背起行囊，踏上归程。当他回望这座城市，没有欢喜和愉悦，只有满怀的失落与惆怅――金融危机秋风扫落叶般冲撞着一个江浙小厂的神经末梢，雷志刚所在的皮鞋厂订单大幅削减，工厂裁员，他失业了。
　　雷志刚说，在外面一个月做得好的时候能拿1600元，那里有超市，有网吧，有KTV，有溜冰场，这些都是乡下老家不曾有过的。在这里，3年前破旧的那张台球桌依然是雷志刚在家唯一的娱乐工具。
　　年三十的清晨拜祖时，他悄悄许了一个朴实的心愿――愿来年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能在外面呆下去。出行的日子也选好了――“正月初八”。
　　这个新年，雷志刚的球友小强有着同样的心境。
　　21岁的小强在广东省东莞市望牛墩镇一家制衣厂做质检员。今年春节，小强带回家里的钱和4年前刚出去半年时的一样多，3800元。
　　2006年8月，他到深圳，一个月不超过800元，包吃包住，每天加班周末闷头补瞌睡，半年时间硬是把拿到的工资全部带回了家。
　　而现在，月工资涨到了1700元，小强也有了自己的朋友圈子，一餐饭要花四五百元，一群人去溜冰，一场下来也得百八十，“都是你请我我请你，不回请哪里会有朋友呢！”
　　幸福的周末生活因为厂里的订单减少突然停止。小强虽然读书不多，但勤劳肯干，被老板留了下来，一个月拿800元的留守工资，每天打卡上班，吃住也要自己掏钱了。
　　小强的钱包顿时瘪了下来，回家把一叠薄薄的钞票交给父母时，他得到的信息是年龄差不多的孩子都拿回了上万元。
　　“不做生意永远别想有钱花。”这个初中毕业的小伙子对自己的未来已经有了规划，他知道“以前1美元兑换人民币8元多，现在只有6元多了”，因为很多人看电视剧时，他就在看经济新闻。
　　攒钱的想法正在不断膨胀。他设想来年厂里的经济能好转起来，“不能再玩儿了，一定要攒两万元，然后跟着做家具生意发财的姐夫一起跑点活儿。”
　　
　　父子两代的打工路线图
　　
　　农历正月初六，罗田县长途汽车站。
　　清晨的薄雾如纱笼罩，进站排队候车的人群已经熙熙攘攘。骆驼坳镇49岁的农民田中海不断地按着摩托车喇叭想挤过拥堵的人群，车后坐着他的儿子――23岁的田兵。
　　去年这个时候，两人一同在这个车站坐车到深圳打工。而今，只有儿子形单影只前往了。
　　事实上，田中海到深圳还真有些年头，建筑工地上做过小工，挑过沙石，还当过小区保安。
　　他不知道什么是金融危机，但也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个沿海开放城市日趋激烈的用工态势。
　　10年前刚到深圳，举目无亲，在城市里只晃了半天就跟着一支建筑队呆了下来；10年中，他还带出了自己的儿子，带出了妹夫、外甥七八个人闯进这个离家乡千里之外的城市；而今，在这个逐渐熟悉的城市里，田中海打工的工地开始停工了，下一站去哪儿他找不到方向。
　　田中海终于决定打点行装回家了。收拾了所有在外的家什，吊在行李包外的还有一个10年前跟着走南闯北的破旧搪瓷茶缸。走在回乡的山路上，搪瓷茶缸在行李包的抖动中发出“铛铛”的响声，田中海感觉听起来更像扑通扑通的心跳。
　　“五十知天命，不服老不行了，没有技术，又没有年龄优势，出去能怎么样呢？！”挥手向儿子告别，田中海无限感慨。
　　说起儿子，田中海一脸满足。他总说儿子“赶上了好时代”，没种过田、下过地，初中毕业进县里读理工中专，再到深圳打工，有文凭有技术，在几家电子厂里跳槽都是抢手货，一个月轻轻松松拿4000多元,顶得上自己辛苦几个月。
　　金融危机下，电子产品出口受影响，但儿子现在在大厂，又有技术，年终奖都没少拿1分。现在刚谈了个朋友，两人一起奋斗，还准备在深圳买个小房子，也许有一天他们真的就成城里人了。
　　田中海可能最终回归他的土地，而对于他的儿子田兵，美好的日子才刚刚开始。
　　
　　回乡创业不是少数人的专利
　　
　　称糖、拿酒、卸货、算账，廖志威利落地忙碌着，头发有些零乱，灰尘散落满身。谁能想象，就在几个月前，他还是深圳一家知名家具公司的销售经理，整天西装革履，光鲜照人。
　　三十而立，即将跨入三十岁行列的廖志威也在这一年开始了创业之路。去年年前，他在家乡罗田县河铺镇开起了全镇第三大超市。
　　2004年，廖志威从武汉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毕业，在武汉一所水利类职业技术学院当体育老师。
　　干了不到半年，廖志威远走深圳打工，几年后的今天回顾当年的决定，廖志威感叹，“当时的确有些心高气傲，一个月3000元还瞧不上。”
　　但也正是当年的抉择让廖志威开始了创业的萌动。
　　此后，深圳―北京―深圳，廖志威几地辗转，最后在深圳一家知名家具公司做销售，每月保底2500元再加业绩，干得好时，一个月能挣两万出头，这段日子廖志威为创业攒下了“第一桶金”。
　　去年9月，廖志威与在深圳相识的恋人返乡成亲。蜜月还没度完，同事传来信息，公司订单减少7成以上，生产线停工，公司基本放假，以卖存货为主，留下来的销售人员只能拿底薪。
　　“总是给别人打工也不是长久之计，不如自己来干。”廖志威多方打听，在镇政府旁边盘下一处房子，投资40多万元开起了超市，起名“祥兴”。超市内经营品种琳琅满目。
　　创业带动着就业。年前生意忙的时候，廖志威的超市季节性用工有7人，有6个是提前返乡的农民工。
　　正在超市卖货的员工龚萍说，自己初中毕业就到上海宝山区一家服装厂做车工，干了两三年，每月只有1000元出头，除去吃饭住宿没什么结余。而在廖志威超市内，一个月包吃包住七八百元，算算细账挺不错的，年后就不准备出去了。
　　
　　“工商管理两费全免，农村的日子也越来越好过了，我相信在家乡也能做成事业。”对于未来，廖志威信心满怀。
　　国家对农业扶持力度的不断加大同样吸引了第二代农民工回乡创业。
　　家在三里畈镇三里畈村的张亮几年前从湖北农学院动物科学系毕业，做了几年饲料销售，由于2005年前后畜牧市场低迷，饲料行业也不景气，他应聘到南京做血糖仪销售。没想到去年8月份，这家中外合资企业的国外订单就没了，公司回款不到50％，30名销售人员第一批就走了9个。
　　返乡后，妻子在一家幼儿园任教，张亮选择了建养猪场。占地面积12亩的猪场用地跟村里一说，马上得到了支持，3个月过去了，两座150型标准化猪场拔地而起，张良计划正月就开始进仔猪。目前最缺的还是资金，三里畈镇镇长胡昊说镇里正在了解相关资助政策，也开始着手整体规划打造良好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环境。
　　按照年出栏2000头生猪计算，张亮一年的利润大约在50万元。
　　一家的日子和奔头都在脚下的这片土地。
　　
　　 “春节后百分之百要出去”
　　
　　范新家在三里畈镇范家凉亭村7组，返乡前在东莞虎门镇一家机械有限公司做钳工。由于初中毕业后到湖北省第二机械厂做过一段学徒，车工、铣工、磨工都会，效益好的时候一个月可以拿4000多元。
　　奥运会后，公司开始裁员，范新虽然留了下来，但每月只能拿800元底薪，2008年10月26日，范新回了老家。每天打台球，会老乡，看看书，然后就是到隔壁叔叔家上网投简历，到现在也没等到电话，“日子过得好郁闷！”
　　“不要着急，不会去种田。”面对母亲的担忧，21岁的范新总是这样充满信心地安慰。
　　“我在罗田这些年还真没见过20几岁的小伙子在家种田的。”谈起第二代农民工的节后流向，三里畈镇副镇长邱仲乔语气坚定。他想了想，又补充了句，“当然个别特殊情况除外”。
　　罗田县农办主任龚顺文给记者提供的一份全县劳动力资源调查报告显示，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罗田县，全县61万人，农业总人口48.5万人。其中劳动力总数29.1万人，富余劳动力21.4万人。2008年全县输出劳动力16.68万人，70％左右为第二代农民工，全县国内生产总值43亿元，劳务收入13.98亿元，“打工经济三分天下”。
　　同时，受金融危机影响，提前返乡农民工占输出总数的10％以上。
　　农办在大崎乡项家河村7组的调研显示，该小组93人，长期在外打工的有36人,其中6人提前返乡，回访时了解到6人均打算年后外出。
　　范家凉亭村村委会主任范运和也介绍，全村1300人，400人在外打工，50％以上在30岁以下，春节前受金融危机影响提前返乡的也将近150人，“目前村里走访了解的情况，春节后年轻一代百分之百要出去”。
　　“年初二2000多人，初三3000多人，初四4000多人，初五5000多人，到初六，迎来客运最高峰，人数一下飙升到8000多人。”罗田县客运站办公室副主任王海军每天都在关注着客流的变化。
　　这几天的乘车人群95％以上为民工流，增开班次主要流向也都在上海、深圳、浙江路桥、温州、武汉、黄州六大地区。抽查还发现，客流中30岁以下的占到80％以上；而其中去年提前返乡农民工也占据此次出行客流的相当份额。
　　当地媒体称，湖北省有关部门抽样调查表明，约有九成农民工仍打算春节后外出求职。湖北省劳动就业管理局有关负责人提醒，“盲目外出，特别是到珠三角、长三角求职，很可能是白跑一趟。”
　　
　　一个第二代女农民工的人生轨迹
　　打工－结婚－生子－失业
　　这段日子，罗田县三里畈镇七道河片的李太婆有些纳闷，回家过年，在外打工的儿媳妇少了几分往日的欢笑，经常一个人发呆，有时候在河边洗衣服棒槌捶下去半天也没见抡起。
　　禁不住好奇，李太婆悄声问过儿子才知道，儿媳妇失业了。
　　李太婆的儿媳名叫熊金霞，今年27岁，初中毕业到东莞虎门镇一家制衣厂打工，3年前同乡介绍与李太婆的儿子喜结连理，婚后不到半个月，夫妻双双再次回到千里之外的东莞。
　　一年后小孩出生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熊金霞留在家里带孩子。2008年春节，吻别1岁的孩子，熊金霞跟着丈夫一起回到打工地。
　　去年下半年，金融危机袭来，熊金霞所在的工厂由于产品远销国外市场，首先受到波及，缝纫计件的生产工作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哺乳期在家一年多的熊金霞手脚没有以前快了，加班熬夜跟刚从家乡出来的小年轻比起来也没有优势，自然成了首批的被解雇人员。
　　好在跟丈夫住在附近一个小出租屋里，有个落脚处，每天出门看看街上的传单，没有学历、没有技术、没有年龄优势，熊金霞自嘲是“三无人员”，找工作简直是奢望，倒是眼看着家门口的工厂在一家家地关门，平时聚在一起逛街打牌的姐妹们像秋后的蒲公英，被风一吹四处飘散。
　　硬是熬了将近一个月，熊金霞等着丈夫放假一起返回老家过年。
　　眼前的熊金霞皮肤白皙、身材匀称，穿着时尚的服饰走在大街上，还真看不出她是来自乡下的打工妹。像城里许多女孩一样，熊金霞不仅追求穿着打扮，而且还以瘦身为美，在外打工的日子，偶尔，她还会跟年龄小好几岁的表妹一起到街上修修眉毛、涂涂指甲。
　　走过的道路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刚出门打工时，熊金霞常常爱看的是《青年文摘》，也有过做城里人的少女梦幻；慢慢现实下来，开始攒嫁妆准备结婚；再后来就有了孩子，一心要养家，要为孩子提供一个“跟自己不一样的生活”；再然后呢，就失业了。
　　回家半个月了，熊金霞仍然有些不适应，每天除了带孩子就是在家坐着，晚上才8点多，整个村落就静悄悄的，一片漆黑，偶尔一两家男人打牌发出的争执反而平添了一点生气和活力。对于早已习惯了大城市生活的熊金霞而言，五彩的霓虹和熙熙攘攘的人群似乎更加令人精神振奋。
　　熊金霞说，年前已托人订好了返程的车票，正月初九就出发。
　　在熊金霞的背后，是一个庞大而日益边缘的群体。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在农民工这支流动大军中，女性已经占了近半数，而第二代女农民工又是其中的主力。她们多数集中在低技能、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服装、饮食或家政市场。作为廉价劳动力，她们的工作强度大，技术含量低，劳动条件差，工资收入低，还常常没有保障。
　　一个必须正视的事实是，在结婚、哺乳之后，以初中文化为主的第二代女农民工外出务工无论年龄还是生理状态都不再在竞争中占优势。然而，与第一代女农民工不同，她们不再满足农村单调乏味的耕田养子的生活，“80后”的她们也无力承担土地上的耕作；她们更加多愁善感，在外打工时，她们牵挂着家中年迈的双亲和幼小的孩子，而一旦留守家里，她们又眷念远方丈夫那温暖有力的臂弯，还有外面五光十色的世界。
　　经济景气的年景，她们尚可以见容于行业生产金字塔的底端；金融危机之下，优胜劣汰的无情铁律将更加肆虐，结婚生子后的她们，无疑最有可能在危机效应和产业升级的双重压力中率先出局，成为第一波受伤者。
　　她们是否会成为新一代的留守妇女呢？（雷宇）
　　
　　第二代农民工的就业“怪现状”
　　正月初六，许多县城的机关工作人员可能还在走亲访友，罗田县劳动就业局已是一派忙碌景象。局长肖攀峰说，6天后，县里将组织30家县内外企业举行农民工专场招聘会，现场提供岗位1500个。
　　肖攀峰介绍，县里有3家定点培训机构，培训计算机、数控机床、电子电工等专业项目，前来参加培训人员基本以40岁以下为主。
　　他坦承，2008年全年培训农民工2000人次,但返乡农民工来得并不多，“甚至可以说很少”。
　　公路上公益广告牌上通告，电视里滚动播出，“免费还不愿意参加”，在肖攀峰看来，这样的“怪现状”背后，“农民工心态转变有一个过程”――很多人觉得不需要，沉不下来；一旦发现需要了，哪怕花钱也愿意学。
　　肖攀峰把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分成三类：一部分是年龄偏大卖苦力的，金融危机下，他们可能不再选择外出，在家乡周边打工，或者回归土地，开展种养殖业多种经营；一部分是有文凭懂技术的年轻人，他们在金融危机中基本没受影响；还有一部分没有专长的年轻人，他们要出去闯一闯，想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但闯过之后又暴露出自身的不足。
　　肖攀峰分析，金融危机的影响才刚刚开始，回家过年又给了一个缓冲期，一旦春节后工作受挫，第三部分人群对于培训的要求将十分迫切，这也是今后一段培训的重点对象，如何根据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值得探索。这样的怪事还有不少。
　　2008年初，劳动就业管理局做了一次全县范围的企业招工难问题调研，这次调查涉及全县各类企业42家，在岗员工3499人，除一家未开工外，缺工的企业有26家，占调查企业总数的61.9％，需要员工1163人，占现有员工的33.3％，不缺员工的企业有15家，占调查企业总数的35.7％，也就是说，全县有2/3的企业不同程度地存在缺工问题，缺员大约是在岗人数的1/3。
　　从地域分布看，地处乡镇的企业缺工比县城更突出；从企业类型看，服装缝纫、医药化工、食品加工、机械铸造等重点行业缺工严重；从员工类型看，普工、年轻工人难招，熟练工、中高级技工更难招。
　　为何当地企业不受第二代农民工欢迎呢？
　　肖攀峰分析，新一代农民和一些失业下岗职工陆续进入现代都市并逐渐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他们怀着对外面世界的美好向往，更愿意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去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磨练自己。在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后，他们更加注重“体面劳动”和“生活质量”，对薪酬待遇、社会保障、劳动条件、自身价值的实现和未来发展，都有着更高的要求和期望。还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觉得到外地就业比在本地生活“有面子”，存在舍近求远的虚荣思想。
　　受这些思想观念的影响，再加上经济发达地区急剧的用工需求对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冲击，外出就业便成了“一边倒”。全县每年职校、技校毕业生有3000多人，留在县内就业的不到5％，绝大部分都被外面的大企业、大公司“抢购”一空，县内企业很难招到这样训练有素、技能熟练的“蓝领工人”。
　　此外，传统手工艺对就业的拉动也在急剧下滑。
　　三里畈镇范家凉亭村委会主任范运和介绍，村里以前有木匠、石匠、篾匠等20余人,10年前每人每年都会带徒弟，一般还要托关系找亲戚才能有机会，现在年轻一代基本上已经没人肯学了。“事实上，这些手艺活工价可不少，县城建筑工地一个大工（技术型）一天能拿100元以上，刨去停工休息，一个月也能赚2000元以上。”
　　对此，湖北省劳动就业管理局农村就业指导和培训处处长李湘泉认为，“第一代农民工外出的打工目的是挣钱回乡盖房子，但第二代却想通过外出打工的机会，留在城市里，提高生活质量。”他说，针对返乡农民工，湖北省已开始启动“特别培训计划”，在就业专项资金中拿出1．2亿元，培训农民工各种技能。“利用目前有些农民工失业的空当期，对他们进行培训，使他们更有竞争力。”（雷宇）
　　（本组文章摘自2月6日《中国青年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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