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四大百货公司 [上海四大百货传奇]

　　 　　在上海的南京路上，迄今还耸立着四幢古老的欧式建筑，它们是曾在上个世纪名噪一时的“先施”、“永安”、“大新”“新新”这四大百货公司的旧址。如今已不再显眼的建筑，当年却是开启中国现代百货业的钥匙。它们的创办人马应彪、郭乐郭泉兄弟、蔡昌、李敏周的发达轨迹也惊人地相似：都是中山人、都曾在澳洲积累资本、再回国创办百货公司。“彩票”、“礼券”、“摸奖”、“电台广告”都是最先从他们口里蹦出的新名词，他们的商业模式曾一度改变了中国人的消费理念、生活方式乃至审美观念。
　　四大百货的成功并不是一夜成就的神话。19世纪40年代，华人劳工开始涌入澳大利亚，他们大都是来自中国南部乡村的农民。1851年，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消息一传出，世界各地的“淘金者”蜂拥而至。在来自全世界的淘金者中，华人有4万人左右。到了19世纪末，澳大利亚的金矿日渐枯竭，淘金的热潮开始烟消云散，那些在采金区劳碌的华人劳工只能另谋出路。他们有的人仍然留在当地，从事各种手工业；有的人则来到澳大利亚北部的昆士兰州，拿出他们种地的看家本领，从事蔬菜、果园等种植业。香蕉当时在澳洲相当畅销，很多侨民便萌发了种香蕉的念头，但却苦于没有种子，因为当地人不肯把种子卖给中国人。于是有人想到了家乡的“香牙大蕉”，并在家书中提及此事，数月后，他们收到了来自中山的包裹，里面竟有香蕉种子。昆士兰州的土壤很适合种植中山香蕉，头一年就大获丰收，口味也深受当地人喜爱，因而卖出了好价钱。这时，一批中山华侨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商机，在悉尼唐人街兴办了一系列经营香蕉批发的“果栏”。因为经营有方，马应彪的“永生果栏”、郭乐的“永安果栏”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后来他们联合了一间“永泰果栏”，各取一个字，叫“生安泰果栏”，垄断了悉尼所有的香蕉生意。据统计，“生安泰”一年能赚4万英镑，而当年的一英镑，相当于现在的15000英镑，这些钱足以买下整条唐人街。
　　不幸的是，这种状况立即引起了当地政府的注意，出台了限制华人种植香蕉的政策。精明的郭乐就在澳大利亚临近的斐济群岛买地来种植香蕉，然后再进口澳大利亚，但后来，香蕉进口也被限制了。马应彪和郭乐被逼无奈，只好回国。
　　19世纪末，带着在澳大利亚积累的财富，马应彪回到了香港，郭乐则回到了故乡中山。之后他们分别经营过相当于现在旅行社的买卖――“金山庄”，为来往于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华侨购买船票、安排住宿、传递家信，还帮助那些澳大利亚华侨将辛苦赚来的血汗钱捎给他们在中国乡下的亲人。在此期间，他们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关系网，同时也开拓了他们对国际商业的视野。
　　
　　
　　先施引入环球百货概念
　　在香港的日子里，马应彪一直酝酿着一个计划。原来，当他还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唐人街附近的一间百货公司让他觉得又新鲜又好奇，于是萌生了开一间百货公司的念头。1900年，当“金山庄”的生意开始不景气的时候，马应彪就联合了在澳大利亚的几位乡里做股东，兴办了香港“先施”百货公司。“先施”二字来自《中庸》“先施以诚”的理念。就是诚实、童叟无欺的意思。十几个职员，8个股东，先施公司就这样开始了。
　　先施公司是香港第一间华资百货公司。马应彪将国外先进的经营理念融入公司的管理中去，开创了多个第一：先施是第一间“不二价”的公司，就是说卖东西不讲价；也是第一间开发票给购买者的公司，如果商品有什么损坏或者购买者不喜欢的话，可以拿回来换；还是第一家让员工周末轮流休息的公司。当然“先施”最轰动的“第一”就是第一个推出了女售货员。马应彪让妻子霍庆棠和她的两三个妹妹出来做销售，这一招吸引了人气，很多人即使不买东西也会来看热闹。
　　马应彪在香港的“小试牛刀”，带来意想不到的收益。这一次的成功，促使马应彪做出一生中最大的抉择，挥师北上，进军“上海滩”。 当时上海的大百货公司，比如惠罗等等，都是外资外货。因此，马应彪的这个决定带有很大的冒险性。
　　建百货公司，选址很重要。马应彪和他的股东们没有选择外国公司云集的外滩，而是来到华人的商业旺地：南京路一带。他们站在街口计算来往的车辆和人群，最后决定在南京路口的日升楼茶馆起一座高六七层的百货大楼，1917年，上海先施百货隆重开张了。它的底层专售日用百货，二楼为服装、绸布柜台，三楼出售珠宝首饰、钟表、珍玩等贵重商品。四楼是大件家具、地毯、皮箱等。屋顶平台建有大型游乐场。这样的柜面设置，成为日后百货公司的常规。就连现在上海的大型百货公司也还是如此。
　　
　　最引人注目的是，先施首次引入了“环球百货”的概念，派员工去欧洲等地采办最新潮的商品，不经过洋行代办，因而成本低、花色也新颖。上海的时尚人士都知道要紧跟国际潮流就得去这家百货公司。
　　先施的一位老员工说：“除了百货之外，我们还有一间酒店在南京东路，叫做“东亚酒店”，当时就觉得我们是服务性行业，除了卖百货之外，有朋友来到上海，要有地方可以住，所以也经营了一间酒店，在酒店的顶楼，我们有一个叫“先施乐园”的地方，是给人喝茶聚会的，还会播放一些音乐，可以跳舞，当时是一个比较时髦的地方，而且生意也不错。”
　　先施百货公司让上海市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消费快感。马公纪念堂外面的大马路现在已经尊称为“先施路”，先施公司的光环先后催生了永安公司、新新公司与大新公司，四大百货形成鼎立之势，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刮起了一阵“统办环球百货”的旋风。
　　
　　永安最早创建模特队
　　1897年，永安百货的创始人郭乐遇上了同样来自香山、同样开着果栏、同样做着“一统天下”奇想的马应彪，二人联手曾经称霸了悉尼唐人街的香蕉市场。回国后不久，马应彪率先创立了百货公司，眼看马应彪的百货事业越做越大，郭乐忍不住将马应彪的传奇经历复制了过来。
　　
　　1907年，郭乐、郭泉六兄弟创设了香港永安百货公司，事业很快步入了正轨。在先施百货攻占上海之后，永安最终也没能抵挡住诱惑，1918年9月5日，上海永安公司正式落成，统办环球货品发售，输出中华诸般土产，兼营游乐服务，形成了吃、穿、住、玩为一体的经营体系。
　　现在，许多商学院教材论及商业选址几乎都会选用这样一个经典案例：郭乐派人站在先施公司门口对面，靠取豌豆来统计南京路南北两侧人流量大小。最后，一座坐南朝北的6层大楼崛起在了先施公司的对门。
　　对这场先施永安的龙虎斗，一位老阿婆还能绘声绘色地讲出不少故事。她说，先施有的，永安也会有。先施没有的，永安也要有。
　　在先施公司率先推出女售货员后，永安公司不仅紧随其后，还把出众的女店员，比如销售康克令金笔的康克令小姐当作明星一样来宣扬和炒作。而且经常在商场内组织职工进行大型时装表演，并首创企业生活类杂志《永安月刊》来引导消费。另外发行礼券、代客送货、商品操作表演、美容表演、邀请电影明星演唱、赠送奖学金等一系列促销手段都是这一时期具有永安特色的销售方式，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而“Customers are always right（顾客永远是对的）！”这句话则成为郭乐管理售货员的原则，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国内一些百货公司还在进行“顾客是上帝”的经营理念的启蒙。
　　永安百货也同样拥有几个第一：第一家有日光灯的百货公司；第一个以天桥连接两幢大楼的建筑，顾客在永安公司购物后，可通过天桥进入旁边的永安新厦娱乐或用餐；永安还突破常规在茶馆设了一个“玻璃电台”，顾客可边喝茶边观看播音员如何播音。
　　
　　值得一提的是，先施、永安、大新、新新四大百货同在一条街，虽不时短兵相接，但却能相安无事。大胆敢闯的粤商们骨子里浓厚的人情伦理，有效地规避了恶性竞争的发生。他们在商场中会互相帮衬，例如“永安”和“先施”的礼券是可以通用的。四大家族长期以来就用通婚的方式来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老一辈人认为，大家聚集在一个地段，只有各家都兴旺，才能形成凝聚力。而且，艰苦朴素的粤商们都有着济世救国的胸怀，做起公益事业来也非常大度。郭乐家族就曾经帮助孙中山进行革命，并资助家乡建设学校、道路等基础设施，至今造福桑梓。
　　大新上海百货之首
　　大新百货的创始人蔡昌与先施百货颇有渊源，1891年，14岁的蔡昌从澳洲回国并进入香港先施公司工作，这一呆就是10年。在这里，蔡昌学到了很多先进的经营理念，1910年，蔡昌感觉自己羽翼丰满了，计划自创大型环球公司，得到哥哥蔡兴（先施公司原股东）的赞许，二人往返港穗，向华侨及商界游说，集资400万港元，于1912年(民国元年)在香港德辅道闹市区开设了大新公司，英文名取为“THESUN”，寓“旭日初升，大展新猷”之意，并以“旭日”为商标，由蔡昌担任经理。此时香港商贾如云、竞争激烈，邻近的“先施”、“永安”已是远近皆知，广东一带的人甚至坐船到此逛商场，一些商人用担子抬货上船，运回去卖。这迫使蔡昌刻苦奋发，事必躬亲，每日4点就起床安排工作，大新公司渐渐后来居上，在香港站稳了脚跟。
　　1916年，蔡昌创办大新百货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营业额领先同业各公司。最终蔡昌也没能抵挡住上海的诱惑，于1929年斥600万港元巨资，创立了上海大新公司。大新百货历时约7年建成，楼高10层，雄伟壮观。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上海一度出现虚假的繁荣景象，大新公司营业兴旺，超过永安公司而跃居四大公司之首。1947年，蔡昌携全家定居香港，沪行委托蔡惠民管理。由于历史原因，蔡昌制定了“多销货，少进货”的方针，逐步将资金抽回香港。1953年，蔡昌去世。上海大新百货改为上海第一百货商店。
　　
　　
　　新新媲美欧西同业
　　与四大百货其他三家不同，新新公司创立于上海，事业拓展也一直在上海。
　　1923年，李敏周从澳洲返国，正好遇到上海先施公司总经理刘锡基以及黄焕南筹谋“另起炉灶”，李敏周与黄焕南有亲戚关系，在黄焕南的撮合之下，新新公司终于诞生。据李敏周之子李承基回忆，新新公司建于南京路中段，与先施公司毗邻。楼高七层，占地四亩多。因为有先施及永安两公司作为参考蓝本，得“取长补短”，而“去芜存菁”。所以新新公司的外形建造，内部布局，均可媲美欧西同业，当时被称为中国最新型之百货公司。
　　新新公司综合了先施和永安两大百货公司的特点，集百货、餐饮、旅游业之大成。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新新公司最高一层的新都饭店。那些年每到夏天，新都饭店生意鼎盛，顾客盈门，新新公司首创夏季冷气开放，设宴、跳舞、纳凉、饮冰，有闲者的“清凉世界”。公司还采取“猜谜得奖”的独特经营方式，以及在公司5楼设有自行设计、自行装备的上海第一个由中国人创办的私营广播电台。电台的房子四周全用玻璃装饰，玲珑剔透，俗称“玻璃电台”，后改称“凯旋电台”。新新公司通过电台大做广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1935年2月1日，李敏周不幸遭人暗杀，处于鼎盛时期的新新公司也因此受到影响。
　　上海先后开设的这四家大的百货公司，不仅把一个新式的，近代商业的运作模式带进上海，也极大丰富了人们的娱乐生活。每家百货公司顶楼都有一个游乐场，里面都有电影看，那时候电影不是那么容易看到的，还有中外歌舞和一些传统戏曲，像“唱大戏”，“大鼓”、“评书”、“白话剧”等，差不多都齐了。最重要的是，价格很公道，2毛钱进去可以玩一整天。
　　
　　值得一提的是，四大百货的创始人格外重视人才的管理和培养。当时各百货公司经常进购和售卖国外商品，来光顾的外国人也不少，而有些货品的英文名称是英汉字典里也找不到的，因此“先施”长期设有英文、珠算补习班，逢周二、五晚上停止营业后上课一小时，这使得“先施”员工的素质比一般商场高，常常成为其他公司“挖墙脚”的对象。
　　马应彪自有一套稳定人心的“手腕”：若雇员工作业绩良好连续三年加薪，第四年业绩继续上升，便可以入股成为在职股东，享受公司年终分红。另外，“先施”还雇佣专职洗衣工和理发师，定期为职工服务；暑天供应清凉饮料；常年聘请医生为职工诊病，均不收费。
　　新新公司的员工则人人都有一份详尽的员工入职履历表，包括照片、学历、住址、担保人等情况，而且男职员全部都穿“中山装”，女职员全部穿蓝色的旗袍，全公司的职员都黑袜黑鞋。
　　这些当时在中国堪称创举的企业文化无形中增加了公司的名气，当时能在这几家公司谋到一份差事，已成了社会地位的象征，很多中山人也北上上海找工作。上海四川路上的永安里，是当年永安公司为中层干部修建的宿舍，这里至今还住着很多当年在百货公司任职的中山人，他们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小社会”，邻居之间可用家乡话沟通，很多人在此住了几十年，上海话还不灵光。
　　不可否认，四大百货对中国近代商业的发展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四大百货并非局限于经营商场，还涉及旅业、酒馆、舞厅、游乐场以及银行、保险业务等多个商业领域（永安公司还创建了当时规模实力首屈一指的永安纱厂），成为了中国近代商业发展的核心力量。
　　时光荏苒，经历了战乱洗礼的四大百货又迎来了解放后的公私合并浪潮，新新百货和大新百货在此期间淡出了历史舞台，新中国成立后，新新公司改为上海第一食品商店。大新百货改为上海第一百货商店。先施公司则回到它的起点――香港继续发展，到现在已有106年的历史，在香港拥有3间百货公司。而曾经是全国最大的百货公司――上海永安公司在1956年实现公私合营；其后几十年，名称几经变更。先是变更为国营东方红百货商店，之后更名为上海十百，1988年改为华联商厦。2005年，又改回老招牌“永安百货”。但此永安已与历史上的永安没有任何关联。
　　
　　值得说明的是，目前，创立近百年的香港永安百货公司仍是全香港规模较大和久负盛名的百货连锁店之一。它和先施公司虽然已失去百货业“领头羊”的地位，但其创始人郭氏和马氏的第三代、第四代还在为家族产业不懈努力。
　　四大百货的创始人在澳大利亚完成财富的积累，接着到香港“小试牛刀”，然后进军“上海滩”，最后在香港续写新篇章，这一过程跨越了整整100年。100年间，四大家族的后人遍及世界各地，他们有的继续延续祖辈的事业，有的则远渡重洋开辟新的事业，还有一些人回到澳大利亚重操种植旧业。但是100年后的今天，四大百货仍是很多人头脑中美丽的记忆，百货传奇的故事也还是那么的耐人寻味。因为这些故事不单单是商业的记录，也不单单是几个家族的经历，更是一段历久弥新的商业传奇。
　　（根据2006年10月23日CCTV-4《华人世界》和2007年9月22日《南方都市报》整理）

相关热词搜索：上海 百货 传奇 上海四大百货传奇 上海四大百货公司在哪 上海的大型百货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