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红色培训【红色延安的“洛杉矶托儿所”】

　　 　　一个见证中美两国人民情谊的红色摇篮，一群经历奇特的孩子，一份中国早期幼教的记忆 　　 　　延安里的红色童话 　　 　　洛杉矶，美国的一座著名城市。延安，中国的红色之都。半个多世纪前，牵连这两个地域的是一所幼儿园，它的名字叫洛杉矶托儿所。
　　那里曾是一群在战火中远离父母的孩子们的童年乐土，是转战年代马背摇篮里长大的孩子们最深的记忆。
　　
　　著名小朋友
　　“洛杉矶托儿所”并不是它最初的名字，它的前身叫中央托儿所。1940年秋天，在拉锯战和日军包围之下，托儿所成立，工作人员最大的不过二十几岁。
　　有关这所幼儿园的最初记忆，留有这样的文字描述：1939年下半年，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一片硝烟之中，为了让前方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勇士们安心应战，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中央托儿所。1940年秋天，一所收养革命烈士和抗日将士子女的托儿所，在距离延安不远的兰家坪山坡上正式成立的同时，也迎来了它的第一批小主人。
　　最先提议办托儿所的是毛泽东。当时的办公厅主任王首道和卫生部副部长傅连被指派负责筹建。而当时毛娇娇(李敏)也正愁着没人带，毛泽东就让她第一个报了名。
　　
　　红色摇篮更洋名
　　托儿所成立两年后的1942年，由于国民党和日本的双重经济封锁，延安进入了抗日战争以来最困难的时期，生活物资极其匮乏，中央托儿所也进入了“困难时期”。而此时，身居香港的宋庆龄了解到托儿所的艰苦条件，以“保卫中国同盟 ”(简称“保盟”，为团结国际上进步和友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援助中国抗战组织，1938年成立)名义及时联络远在大洋彼岸的洛杉矶爱国华侨及国际友人，组织募捐到一批药品、衣帽、食品及幼儿生活用品。这些物资几经磨难，翻越沟沟壑壑，穿越无数敌人的封锁线，千里迢迢送到了延安，送到了中央托儿所。
　　为了感谢爱国华侨的支持，1942年5月，中央决定将“中央托儿所”改名“洛杉矶托儿所”。
　　
　　
　　延安出发的“马背摇篮”
　　1946年，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单方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大举向解放区进攻，疲惫不堪的中国转入全面内战阶段。随着战争的扩大，托儿所里的孩子也逐渐多起来。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毛泽东决定暂时撤离延安。为了保证孩子们的安全，中央决定：洛杉矶托儿所提前撤离。
　　准备工作紧张而忙碌，工作人员绞尽脑汁，尽可能为孩子们准备舒适一些的行军用品。洛杉矶托儿所1946年撤离延安，1949年到北京，历经三年，途经三省一市、十几个县、数十个村庄，行程3000华里，始终处于“上有飞机轰炸扫射，后有敌军围追堵截”，仅靠人背马驮和徒步行走，辗转于千沟万峪、崇山峻岭之中。百十幼儿大不过六七岁，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1948年春天，这一队马背上的摇篮经过两年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河北平山，在这里，有的孩子被父母亲接走了，有的继续跟随托儿所走进了北京。1949年洛杉矶托儿所三千里行军进驻北京西直门外的万寿寺，改名“中央军委保育院 ”，1955年更名“万寿寺幼儿园”，1969年迁到北京黄寺被命名为“总政幼儿园”。
　　而在延安兰家坪这块曾经发生了无数感人故事的红色热土，在“马背摇篮”北上47年后，1993年，“洛杉矶托儿所”被恢复，改称“延安洛杉矶保育院”至今。
　　
　　丑妈妈：摇篮边的守护者
　　
　　有关洛杉矶托儿所的人物记忆，不能不提的是被孩子们亲切唤作“丑妈妈”的所长丑子冈。
　　托儿所的孩子们接来送往一茬又一茬，不变的是当年苦境中受命担当所长的丑妈妈。从洛杉矶托儿所的前身中央托儿所的初创到1949年进入北京，丑子冈一直生活在这个托儿所，直到1963年3月离世。
　　
　　
　　银筷子背后的爱心
　　在如今的总政幼儿园展览室里，除去当年见证中国幼教事业早期艰难历程的一架美国磅秤外，一双并不鲜亮的银筷子因为没有磅秤那样的“个头儿”而易被忽略。事实上，这样一双看上去并不起眼的银筷子背后却有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它与那场长达三年的大迁移有关，就是这样一双曾经是镯子的筷子在1946年的大转移中保护了孩子们的一路平安。
　　大转移时，为防止敌人在食物中下毒，丑子冈将女儿丑松亮手腕上的一对银镯子打制成了一双银筷子，以检验孩子们的饮食。这对镯子曾是丑妈妈的嫁妆，从女儿手上取下它时，丑妈妈曾经允诺进京后买一对更漂亮的补给女儿，可直到丑子冈去世，这对镯子也没补上。
　　这样一段故事被传作佳话，在今天总政幼儿园孩子们好奇的眼中，这双筷子静静躺在展览室的橱窗里，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名堂。
　　正是因为这样的一颗聪慧与挚爱之心，才让马背上的孩子们在那个特殊年代得以平安。
　　
　　斯人已逝音容犹在
　　当年的一位保育员严明在晚年写回忆录时写下了自己对丑子冈最初的印象：那是1945年的春天，我和几位姐妹同时被分配到延安洛杉矶托儿所工作，第一次见到了她，她中等身材，穿一身洗得发白的灰军装，戴一顶灰色的军帽，剪齐耳短发，就如人们从电影、电视中看到的女八路一样。她的容貌并不好看，特别是那双小眼睛，说起话来总是眨巴眨巴的，撅着个嘴，讲一口湖南话。她每天都会到班上看孩子们的情况，如果发现哪个孩子精神不振，就让保育员立即领到医务室检查一下，经常教育我们不能打骂和体罚孩子，孩子们一见丑所长，就喊丑妈妈，扑向她的怀抱。
　　现居长春86岁高龄的周桂枝是而今为数不多仍健在的当年的保育员之一。每次来北京，这位几十年来一直怀念老所长的老人几乎每次都要看望丑子冈的子女。这位当年洛杉矶托儿所的模范保姆回忆，自从当了中央托儿所所长之后，丑子冈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白天黑夜都要为孩子们操心。别的还好说，她就怕孩子们生病，一生病，她就心急火燎，因为当时延安缺药。让她最难忘的是1947年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前，丑子冈带领大家东渡黄河的事。“她时而在前面探路，时而在后边收尾，跑前跑后，指挥队伍行进。她每天和大家一起照看孩子，每到一处，就先安排好孩子的吃住，顾不上一天的劳累到各班检查。她三岁的小女儿(丑松亮)也在托儿所，她从不多照看一眼。由于过度的劳累，丑子冈又黑又瘦。”
　　
　　没人不知道丑子冈
　　对于延安幼儿园的工作人员来说，43年前病逝的老所长恐怕一辈子也追忆不完，“因为延安的故事太多”。而今重提，老人们感慨的是她命运的多舛。丑子冈的丈夫余家永是位地下党，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却不幸在丑子冈分娩第二胎的前三天时就义于南昌顺化门外。丑子冈25岁开始守寡，58岁去世，一辈子都是为了延安的孩子们。在女作家王颖的相关采访中就这样写到：当年在延安生活过的人，没有人不知道丑子冈这三个字，从战火硝烟中出生的孩子们又有哪个能忘记他们的丑妈妈？
　　（摘自《新世纪周刊》2006年第31期，作者为该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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