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季羡林先生]我记忆中的季羡林先生阅读答案

　　 　　他的名字召唤我考进北大 　　 　　第一次听到季羡林先生的名字，是在遥远的1962年。那一年，我即将高中毕业，面临着高考升学还是回乡务农的两难选择。我从心眼里是想上大学的，家里虽然很穷，但父母还是愿意让我继续读书，特别是一向十分开通的爷爷，更支持我上大学。但当时我所在的中学建校才五年，刚刚从一个小学附属中学班转为正式中学。校领导和老师都缺乏指导学生高考的经验。而我们这批从农村出来的学生几乎从来没进过城，更不知大学为何物，对高考非常茫然。幸好我们的俄语老师邵文秀毕业于北京大学俄语系，她也是当时在校老师中毕业于名牌大学、学历最高的老师。于是我们便都去请教邵老师。我告诉邵老师想学外语，于是她建议说：那你就报考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吧！东语系系主任季羡林懂九种语言（后来才知道，季先生精通英语、德语、梵语、吠陀语、巴利语、吐火罗语，可以阅读法语、俄语）。他学贯中西，非常有学问，做他的学生，你一定能学到很多东西。于是乎，我和我们文科班的大部分同学第一志愿都报了北大东语系。
　　我侥幸被北大东语系录取了。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简直是“漫卷诗书喜欲狂”。梦寐以求的大学梦实现了！我即将成为季羡林先生学生。
　　
　　第一次见到季先生
　　
　　我是怀着对季先生的尊敬、仰慕之情走进北大的。1962年9月1日，开学第一天，我们几个刚入学的女生正在学生宿舍二十七斋收拾东西，整理床铺，记得我被分配到133号房间。忽然听见有人喊了一声：季先生来了！我们急忙放下手里的东西，跑到门口。只见季先生已经走到二十七斋门前。他中等身材，穿一身褪了色的蓝色中山装，步履矫健，面带微笑地向我们走来。大家围上去不约而同地说：季先生好，季先生好。先生含笑点头示意，笑得那么灿烂，没有一点大教授的架子。先生走进我们新生的宿舍，亲切地询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生活习惯不习惯，有什么困难，语速不疾不徐，态度和蔼可亲，我们一开始的拘谨也就一扫而光了。其实那年东语系招收的41名新生中，女生只有11人，系主任还是亲自来看我们，而且是在开学的第一天。这怎能不让我们这些刚刚迈进大学门的大孩子感动呢？于是我把这一激动的场面写进了《踏进北大第一天》――我在北大的第一篇命题作文里，更把它定格在我的脑海里，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吾生也晚！可惜当年梵文、巴利文专业不招生，使我无缘一睹先生讲课的风采。要是早两年考进北大，我一定会申请学梵文、巴利文，亲耳聆听先生授课，也许我的人生道路会是另一种走法。
　　在校园里每次遇见他，我们都会走上前去，叫一声季先生。先生照例微笑着点头示意，表示知道我们是他的学生。而每当看到在图书馆前草地上在未名湖畔坐椅上读书的我们，他总是投以赞许的目光。我们心里明白：先生对我们寄予厚望，他希望我们早日成才。
　　
　　“文革”中的季先生
　　
　　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打破了北大校园的宁静，搅乱了北大师生的正常生活。刚刚从农村“四清”回来的我对眼前发生的一切茫然不知所措。在所谓“池浅王八多”的北大，一批批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牛鬼蛇神”被揪上了“斗鬼台”。这期间的季先生安然无事，因为他“头上没有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但是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了，一切教学活动都被停止。成千上万的学生从全国各地潮水般涌进北大，据说那时每天北大要接待四万人，而我们这些在校的学生又都纷纷跑到外地去“煽风点火”，繁重的接待任务自然就落在了北大教职员工的身上了，作为系主任的季先生也不能例外。据说他用自己的钱给来串联的学生买了几百个脸盆和其他日用品，而季先生本人的生活一向是非常简朴的，正如后来一位台湾学者在一首诗中描绘的那样，先生经常是：“池塘看老莲，午夜抱书眠，虚名满天下，袋中常无钱。”
　　随着“文革”的逐步升级，本来还平安无事的季先生却因反对“老佛爷”聂元梓（当时北大一派的头头）而惨遭厄运，被抄家、批斗、关进了“牛棚”。
　　离校前的最后一次见到先生，大约是在1967年的初冬。运动正“如火如荼”，毕业分配又遥遥无期。一天下午，百无聊赖的我正在大饭厅前闲逛，突然一辆大卡车自北向南呼啸而至，停在了我的眼前。抬头一看，车上被批斗的对象竟然是季先生，只见他低着头，弯着腰，身上的衣服很单薄，身后是两个身强力壮的学生。我没顾得听他们罗列先生什么罪名，便迅速逃离了现场，逃回了我的宿舍二十七斋。心中充满了惶惑和不安：季先生怎么了？我一向敬仰的先生怎么落到了这般田地？我欲哭无泪。九十年代后期读到先生的《牛棚杂忆》，才知道那一天是1967年11月30日，是在先生被抄家之后的一天。
　　
　　在逆境中坚持翻译
　　
　　1968年1月，我被分配到外文出版社工作，因为当时正陪团在外地做翻译，所以直到4月初才报到。就在北大爆发大规模武斗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两派高音喇叭震耳欲聋、遍地砖头瓦砾的北大校园――我心目中曾经无比圣洁的学术殿堂。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先生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从后来读到的他的文章中，才知道后来他作为“不可接触者”被安排在学生宿舍四十斋传达室收发报纸。他于是利用空余时间，悄悄地开始了他的翻译计划。这就是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七卷本、洋洋二万颂二百万言的印度古代文学史诗、皇皇巨著《罗摩衍那》，填补了我国梵文文学翻译的一项空白。
　　
　　
　　否极泰来 焕发青春
　　
　　打倒“四人帮”，改革开放以后，年过六旬的季先生焕发了青春。从1978年开始，先生任北大副校长兼东语系系主任。繁忙的行政事务、社会活动、学术研究之余，先生仍笔耕不辍、“舞笔弄墨”，创作了大量的散文。每当在报刊上读到他的散文新作，我都感到既亲切又激动。最喜欢的一篇是《春归燕园》，那隽永的诗一般的语言令我爱不释手，它正好与先生1962年写的《春满燕园》遥相呼应，把我带回了魂牵梦萦的母校校园。印象最深的是先生怀念母亲的文章《赋得永久的悔》和回忆胡适的文章《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至今我还保存着这两篇文章的剪报，因为我喜欢先生的文章特别是他的散文。读先生的散文，就好像在听老者述说历史，听智者讲幽默故事，听学者谈论学问，听大师论述人生，娓娓动人，如沐春风。
　　关于先生的故事也不时有所耳闻。一年九月，学校刚刚开学，一个新生站在路边对着一堆行李发愁，他要去吃饭，而行李却没人照看。这时一位老先生走过来，学生一见喜出望外，急忙求老先生帮忙。先生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老老实实地看着行李，直到学生吃完饭回来。迎新大会上，先生坐在主席台上，这时那位新生才知道为他看行李的“老头儿”原来是德高望重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
　　
　　不解的“书缘”
　　
　　2000年，外文局提出三项改革措施，其中一项是“整合出版社”，局领导多次嘱我要为整合以后的新世界出版社搜罗人才，组织选题做好准备。因为整合以后的新世界出版社将由原来出版外宣图书为主转变为以出版社科类中文书为主。
　　2000年8月初的一天，我和张世林同志来到季先生在北大朗润园的家。先生家门前的池塘里，大片的“季荷”开得正旺，正是满塘荷花“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时候。我们小心地敲门，门开处，只见季先生已经站起来迎候。落座后，世林是不用介绍了，因为他在编《学林春秋》、《学林往事》的时候跟先生打过交道，而且已经很熟识了。而我虽然是先生早年的学生，却必须先作自我介绍。我双手递上自己的名片，嘴里喃喃着：“季老，我是您的学生，1962年入学，越南语专业的。”季老仔细看着名片上的名字，又看了看我，肯定地说：“我记得，记得你，有印象，有印象。”先生执教五十余年，可谓桃李满天下，怎么能记得我这个普普通通的学生呢？可我从心里愿意相信先生真的记得我。
　　我们来访的目的，世林在电话里都说了，先生自然清楚。李玉洁老师拿出一大摞先生的书让我们看。我见有几本书是外地的出版社出版的，便趁便说:“季老，让您的学生给您出一本书吧，我们保证能出好。”好心的李老师见我们态度诚恳，也在一旁敲边鼓。先生果然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于是商定把先生在2000年所写的除《龟兹焉耆佛教史》以外的全部散文、杂文、序等等文章收集在一起，出一个集子。2001年春节刚过，李老师便把季老的文章整理好交给我们，这就是2001年4月份出版的《千禧文存》。在2001年3月1日为本书写的自序中，先生是这样说的：“虽然增长了一岁，却觉得身心两健。希望在今年结束时，在舞笔弄墨方面能够有更大更好的成绩，庶不致辜负这个新千年的第一年。”当时年届九旬的季先生对新千年充满希望和信心。
　　2002年，我们又把先生在2001年写的文章结成一个集子，名之曰《新纪元文存》。在《新纪元文存》自序中，先生称出版《千禧文存》“是一次新的尝试。以后的实践证明了，这一次尝试是异常成功的。春末交稿，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印刷、发行。初版六千册，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即销售一空，立即加印了五千册。这在我一生出版的书中，除了《牛棚杂忆》以外，是绝无仅有的” 。
　　先生的夸赞和鼓励大大激发了世林和我的积极性，于是商定出版一个系列丛书，并请先生作序。先生慨然应允。先生在丛书总序中说：“拙著《千禧文存》问世后，蒙读者垂青，销路广通。具有出版工作‘特异功能’的周奎杰女士和张世林先生，慧眼如炬，看出了读者是欢迎这一类文章的。于是别出心裁，以拙作为滥觞，扩大作者范围，编成了一套丛书，名之曰《名家心语》。”在这里先生仍不忘奖掖后学，鼓励我们继续努力。
　　因为“名家心语”的作者大都是耄耋老人，所以先生在序言中专门谈到老年人。他反对老年人“一是倚老卖老，二是无所事事，‘坐以待毙’”，认为“这二者都是要不得的，于己有损，于人无利” 。先生也不赞成“硬是以六十岁为界，把人类切成两半”，认为“六十岁以上的所谓‘老龄’，实际上是被打入另册的” 。对于“余热”的说法，先生尤为反感。他说：“我绝不是由于自己年老才为老年人辩护的。我也反对现在非常流行的‘余热’这样的词儿，不管年老年青，热都是热，难道老年人的热是凉的吗？”九十高龄的季先生，其思想之敏锐、思路之敏捷、文笔之犀利，由此可见一斑。
　　此后，我们又先后聘请季老为《中国文化与文明》丛书（中美合作项目）中国国际出版集团编辑顾问委员会成员、《二十世纪经典作家传记》丛书特邀顾问，先生都欣然接受并在一次谈话中幽默地说：“不顾不问，不顾不问。”其实，他对于这两套书的编写计划和作者情况都是了解的，在看了我们带去的材料，听了我们的详细说明之后他才说这番话的。记得2002年我们把《中国古代建筑》送去的时候，先生还手捧这本书，跟我们合了影。2004年9月，我陪中国外文局周明伟、郭晓勇两位常务副局长把《中国文明的形成》和《二十世纪经典作家传记》（第一批共6册）送到301 医院时，先生还清楚地记得他受聘顾问的事。这一次，先生把他的《新纪元文存》分赠给同去的几个人，在送给我的书的扉页上，先生端端正正地写着：奎杰校友小友。先生把我看成是他的校友，其实我永远永远是先生的学生。
　　就这样，我和季先生结下了不解的“书缘”。
　　在先生的新著《病榻杂记》即将问世的时候，作为先生的学生和一个普通编辑，写下了如上的话，以表达我对先生发自肺腑的仰慕之情。无论在做人和为文方面，先生都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效法的楷模。我由衷地祝愿先生健康长寿，不断有新作问世，并期待着在先生寿登期颐和年届茶寿的时候，再次参加先生的寿辰庆典。
　　责编：于 淼 马新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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