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非洲之路【难忘的非洲岁月】

　　安永玉大使从中国驻肯尼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任上回到祖国已经6个年头了，但讲起在非洲长达25年的职业外交生涯，许多往事宛如发生在昨日，尤其那些他亲自处理过的重大外交事件，更令这位职业外交官内心难以平静。采访是在北京东城外交部街33号大院里一栋极其普通六层楼房进行的。说它普通，就像电影《邻居》里的筒字楼。房子不是现在意义上的住房，很可能是原来的单身宿舍改造的。房主人选择在这个地方接受采访，甚是意味深长。原来，他30多年前，就是从这栋现在看起来不显眼的房子走出去，走向非洲，走上外交之路的。
　　采访先从几件棘手的外交事件说起。
　　
　　粉碎台湾当局制造的“银弹外交”
　　
　　1990年春天，正是“六四”北京政治风波过后不久，台湾加紧了在冈比亚的工作。安永玉在中国驻冈比亚使馆工作，担任长驻性质的临时代办。当时，中国驻冈比亚大使是谢振骝。谢振骝大使同时还担任中国驻佛得角大使和驻塞内加尔大使，长驻塞内加尔，一年过冈比亚几趟。所以，中国驻冈比亚使馆的日常馆务由安永玉来主持。
　　冈比亚1965年2月18日宣布独立，1970年4月24日成立共和国。
　　安永玉获悉，1990年3月15日，4月10日，冈比亚外交部长将率团前往台北，和台湾鼓捣所谓“复交”问题。
　　虽然事情已过去了十几年，但安大使说起此事，心情仍十分沉重。
　　冈比亚在非洲西部，面积只有1.038万平方公里，2001年时，人口138万，安永玉在那里工作时，只有92万人。这个国家80%以上的人信奉伊斯兰教。首都班珠尔，临大西洋，海岸线有48公里。冈比亚三面为塞内加尔包围。冈比亚河横贯东西。这个国家虽然很小，但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首都班珠尔有一个飞机场，机场跑道长3600米，国际上任何大飞机都可以在这里起降，也是美国宇航局备用的迫降机场。经常有一些南部非洲、西部非洲到欧洲、伦敦的班机在这里起降。
　　冈比亚这个国家没有什么矿产。农业，产花生、棉花和其他普通作物。高粱、玉米，是它的主食。冈比亚和台湾有所谓“外交关系”的时候，台湾有农耕队在那里与冈比亚一起合办经营水稻。同我们建交之后，农耕队的副队长，叫洪恕博，继续留在冈比亚，开了一个竹园餐厅。实际上，它是台湾当局潜伏在冈比亚的一个眼线。
　　1990年，冈比亚人均只有260美元，国家很穷。冈当局试图通过向台湾方面靠拢，以此求得救命钱。“六四”之后，台湾当局也认为有机可乘，加紧了在冈的渗透活动。
　　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粉碎台湾“弹性”外交的图谋呢？当时，使馆夜以继日地工作，进行研究，采取对策。
　　其后，开展了一系列紧张的外交活动。
　　6月4日下午，安永玉还去拜见了乔马拉总统，声明了中国的立场，并且表示，希望总统阁下能够再度访华。
　　总统说，中国已为冈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现仍在努力援助冈。应当按原则办事，不能同台“复交”，不允许变来变去。金钱不是万能的。这里面有个国家尊严与个人原则问题。像某些国家那样，搞机会主义，是站不住脚的。
　　最后，总统下达指令，不允许与台湾搞“复交”。那些一心一意想同台湾“复交”的人别无办法，只好遵命。
　　三年多后，冈政权易手，×××通过军事政变，坐上总统宝座。1995年7月13日，冈比亚终于弃我就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7月25日和冈比亚中断外交关系。今天的冈比亚仍然被台湾当局作为一个走卒庇护着。
　　“但我们坚信，冈比亚与我们重归旧好，只是时间问题。”安永玉大使说此话时，充满了信心。
　　
　　达赖喇嘛访肯的图谋破产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1996年至2000年，安永玉任中国驻肯尼亚特命全权大使。在他任内的1999年，曾吹出了一股达赖喇嘛欲访肯尼亚阴风。但这股风最后平息了。
　　俗话说，无风不起浪。那么，这股浊浪是怎么掀起的呢？事情不得从头说起。
　　肯尼亚是东部非洲的一个重要国家。肯尼亚有5万印度裔商人，他们控制着肯尼亚很大的一部分经济命脉。
　　达赖喇嘛1959年叛逃国外以后，到处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1999年第四季度，世界宗教领袖会议在南非的开普敦召开。以色列的外长允许达赖喇嘛以宗教领袖的身份访问了以色列。达赖喇嘛也企图去肯尼亚活动。
　　安大使是怎样获悉这个信息的呢？1999年8月31日下午四点半，在印度的一家私营建筑公司工作的总工程师、苏州建工局原来的总工、1956年入党的老同志徐维声总工和翻译许公伟，给安永玉打电话，说，“安大使，我有紧急事情向你报告。”当天下午五点钟，安大使在使馆接待了他们。徐工告诉安大使，当天下午四点钟，在印度朋友办公室看到了一本宣传画页，封面是一张穿黄色袈裟，戴眼镜的达赖喇嘛的彩色照片。还有达赖驻南非代表处致肯尼亚印度商人迪波尼的信函，肯尼亚外交部常秘科斯凯博士致代表处的复函。科斯凯的复函同意达赖喇嘛10月26日以私人身份访肯，并允诺可为其提供安全护卫。这位印度朋友对达赖喇嘛不甚了解，向徐工问起达赖其人其事，徐告诉这位印度朋友，达赖喇嘛是一个大农场主，大奴隶主，是一个背叛祖国，搞分裂活动的人。如果他来访问肯尼亚，一定会伤害中肯友好。徐工和许翻译得知此事后，就赶紧约见安永玉大使。
　　1999年1月，唐家璇外长访问了肯尼亚。后来，国家环保总局正部级的副局长宋瑞祥，和经贸部部长助理席平金（音），建设部副部长宋春华，都相继成功地访问了肯尼亚。收效很好。肯尼亚外交部长葛达那，教育部长穆西约卡，内务和文化部长纳希尔，交通和通信部长丁其莫莫，工业发展副部长京昆，也先后访华。李鹏委员长还要在这一年的11月22日到25日访问肯尼亚。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达赖喇嘛真的访问肯尼亚，势必会伤害十几亿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势必伤害正在向前发展的中肯关系。
　　面对这严峻态势，9月14日，安永玉以大使的身份约见葛达那外长，向肯外长表明中方立场：“如果达赖喇嘛成行，势必会造成严重的政治事件。”并向他指出，西藏从元朝起，就隶属中国中央政府管辖。1959年发生的武装叛乱，证明达赖喇嘛并非宗教领袖，而是中华民族的叛徒，是分裂主义者。他即使以旅游者身份来肯，也定会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造成严重的政治事件。
　　葛达拉外长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但他说，达赖此次来肯，是以个人旅游者身份前往马塞马拉动物园看看，看看蒙巴拉海滩，总该是可以的吧。安永玉大使再次重申了中方的立场，并且向葛达拉外长介绍了几本关于西藏的书，比如《西藏的人口数字与事实》、《西藏：神话与现实》、《旧西藏的农奴制庄园是什么样子的？――索康凯松庄园调查报告》和《班禅转世，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寻访认定坐床纪事》。
　　在见外长之前，安永玉会已经会见了一些老朋友，如礼宾司司长乔萨亚等，并了解了莫依总统对达赖喇嘛的态度。
　　使馆继续关注这个事情。后来，安大使了解到，总统9月25日要在达古隆――总统另外一个城市别墅高筑出席一项活动。我们就利用这个场合，向高筑，我们的一个公司赠送20台国产电脑的交接仪式上，安大使跟莫依说，坦桑尼亚、乌干达两个国家的政府都已明确表示，拒绝达赖喇嘛去进行访问。在离开高筑，莫依在另外一所小学广场上，出席了公开集会，莫依就告诉他们，我们反对达赖喇嘛来访问。当天晚上，肯尼亚国家广播电台，第二天的各大报都以莫依禁止达赖喇嘛来肯，莫依禁止中国宗教领袖来肯为题进行了报道。报道了9月25日莫依在恩戈瓦它尼洛小学操场公众集会上的宣布。莫依是怎样宣布的呢？莫依说，达赖喇嘛无论是以西藏流亡领袖，还是以流亡宗教领袖，以任何理由来肯，都是不允许的。肯尼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关系亲密无间，允许达赖喇嘛来肯，无疑会使两国关系发生问题。这样，就粉碎了达赖喇嘛访肯的图谋。
　　就在这一年，1999年9月30日，莫依和副总统及八名部长出席了中国大使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五十周年招待会，这个规格到目前为止，在肯尼亚的外交史上是没有的。这不是绝后，但是空前的。安永玉说：“据我所了解，这些年来，还没有总统、副总统和八名部长出席一个国家的国庆招待会的情况。莫依生于1929年，他一年只出席三个左右的国家国庆招待会，而1997年、1999年，两次出席中国的国庆招待会。特别1999年，规格特别高。”
　　
　　交朋友是做好外交工作的重要手段
　　
　　长期在外交战线工作的安大使深深懂得，交朋友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在国际斗争中，要非常敏感，要敢于斗争，坚持原则，而且要坚持友好的方式，才能取得胜利。
　　他说：“我的体会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外交官，要维护国家的利益，维护国家的主权，想方设法地做好所在国的友好工作，使得我们的外交阵地能够巩固，使得毛泽东、周恩来开拓的外交路线得以贯彻。”
　　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做好所在国上层的工作至关重要。他在冈比亚粉碎台湾“弹性外交”的过程，就很有很深的体会。
　　1993年，安永玉赴纳米比亚任大使，在两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与努乔马总统一家四代人建立了非常良好的个人关系。安大使夫妇与总统夫妇，或者大使本人，与总统本人，单独相处就有两次。
　　说起那些往事，安大使至今还充满深情：“那真是朝夕相处啊！1994年，和1995年，我们夫妇两度受总统夫妇的邀请到大西洋边度假，每次都是整整一个星期。我们住在同一所大房子里，共用一台电视，共用一个客厅，一天三顿饭一起吃。到海边坐在一起，一起钓鱼，一起聊天。上午九点，到下午六点，一钓就是一天，中午饭就在海边吃。每天都是这样过去。聊天中，还掏出了很多的心里话。两国关系中的许多问题，都在谈笑中解决了，或者说清楚了。总统个人感情，包括过去受种族主义的种种压迫，领导游击战士进行武装斗争的情况都给我讲了。他父亲病逝之后，种族主义政权怎样想利用他参加他父亲葬礼的时候，把他逮捕。他母亲怎样地受折磨，中国建设的扬水站的规划问题，都讲到了。1996年1月下旬，邀请我到他的故乡看望他已九十七岁的老母亲。在他家乡度过了五天。”
　　与驻在国的上层人物来往，不是纯粹的玩乐，而是工作。安大使说：“我深深地体会到，和驻在国的当权人物在一起相处，交流感情，建立起兄弟关系，这对国家，对自己，对工作，都有很多的好处。”
　　下面一件事又一次印证了大使的话。1995年7月29日至8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基访问纳米比亚。然而就在前一天，7月28日，纳方外交部常秘突然告诉安永玉，中国贴息贷款的利率太高，这次朱副总理来访不再签贴息贷款、低息贷款或优惠贷款的协议了。
　　安永玉听到此话，除了申明中国的观点立场以外，还明确地向纳方外交部提出，要紧急约见努乔马总统。告诉纳外交部，纳方本来是答应签字的，现在突然变卦了，如果外交部安排有困难的话，将通过本人的途径约见努乔马总统。此事两个小时之内答复。
　　此时，安大使还申明，中国的贷款是没有附加任何政治和其他条件的。并举中国援助建设坦桑铁路为例，对方不能还款，中国也不逼债。
　　两个小时之后，纳方常秘给安大使回电话，说纳方还是签字。
　　“要知道事情有多么紧急，那是星期五的上午。第二天，星期六上午，朱副总理来了，星期五如果不解决，星期六、星期天是不办公事的。星期二，朱副总理就回去了。这个事情，如果不是平时与总统有私交，有个人接触，那是很难办成功的。”安永玉现在说起来好像很轻松，其实那是十万火急的事啊！
　　另外的一个例子是，1996年5月18日，江泽民主席访问纳米比亚，努乔马总统坚持非要江主席住在国家宫，总统还亲自陪着安大使看过了国家宫，总统说，穆加贝访纳米比亚时，就住在国家宫。江泽民也是我的兄弟，他来也要住在国家宫。
　　双方谈不拢。中央警卫局的贾副局长同对方谈，对方仍然坚持。这时，安永玉说，在这种场合双方都会坚持下去的。他建议贾副局长继续飞，到肯尼亚打前站。剩下的事由他去说服对方。当天下午，安大使约见了总统的长子吴托尼.努乔马。向他表示中方已经在乡村俱乐部新建的五星级宾馆订了百余间住房。让江主席住在国家宫，钱副总理怎么办？公安部长、外贸部长、主席特别助理曾庆红，包括主席身边的警卫人员，难道让他们在国家宫里面支起帐篷？请你向你父亲解释。吴托尼向他父亲解释以后，当天晚上打电话给安永玉，说同意安大使的意见。
　　安永玉从纳米比亚到肯尼亚，感到非常别扭的一件事是，中国和肯尼亚建交33年，肯尼亚的总统、副总统，居然没有进过中国大使馆的大门。于是，他暗暗下决心，在他这任大使任期内，在前任大使工作的基础之上，借江泽民主席刚刚访问过肯尼亚的东风，要想方设法把总统请到大使馆来。在他在肯工作的四年之中，安永玉的愿望实现了，1997年，1998年，1999年，肯总统三次进入中国使馆。人民日报为此在1997年10月1日刊登了一条消息，说肯尼亚的国家元首在两国建交33年中，第一次出席了中国大使在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做好文化交流工作
　　
　　中国和非洲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在1000多年前，中国和埃及等非洲国家就有文化往来，在600多年前，郑和船队曾经七下西洋，其中有四次到达非洲的海岸。1996年到2000年，在安永玉任驻肯尼亚大使的时候，曾经到肯尼亚的拉姆岛去过，郑和船队有一艘船在那里附近沉没。大使在岛上遇到了一位黑头发黑眼珠穿阿拉伯袍的年轻姑娘。她自己告诉安大使，她是中国人的后裔。
　　中国和非洲的文化交往继续沿着历史的轨迹前进，并不断发扬光大。从1956年5月30日中国与埃及建交之后，中国的文化团体、艺术团不断访问非洲，非洲的文化艺术团也来华访问，中非文化往来不断。
　　2005年12月19日，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揭牌，这是中国在非洲建立的第一所孔子学院。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访问非洲，在这所大学的孔子学院向非洲学员发表讲话，对他们热心学习中国文化予以鼓励。安大使说：“这说明中国领导人、中国政府对中非间的文化交流是非常重视的。”
　　最近，在南非，又有一所孔子学院问世。“所以我觉得，孔子学院也非只是专门教授孔子的学说，而是教授包括具有非常深厚底蕴的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文化。我想，这些，在促进非洲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会产生非常巨大的作用。”安大使说此话时，充满了深情。
　　2000年成立的中非合作论坛，现在已经成为中非集体对话的有效机制和务实合作的有效平台，同时也是中非进行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交流和青年联谊活动的平台，这个合作领域正在继续扩大。今年4月，胡锦涛主席对非洲进行了访问，6月，温家宝总理又访问了非洲七国，今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分会暨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双方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进行交流。
　　这位长期从事中非友好工作的安大使对这次论坛分会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这是中非关系的一次重大盛会。我相信，通过这次会议会继续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和中非国家间的团结合作。”
　　接着，安大使列举了中国50年来在非洲所做的友好工作。50年来，中国为非洲援建了近900个经济和社会发展项目，惠及非洲各国人民。在塞内加尔，在冈比亚，在肯尼亚，在多哥，在贝宁，在纳米比亚，在非洲许多国家，为他们修建了体育场，这些体育场也变成了他们的文体设施，他们在那里进行大型的歌舞比赛，国际比赛，文化交流，体育交流。安大使本人曾经有幸亲临过这些体育场，参加过一些活动。不仅如此，中国还向非洲47个国家派出了1.6万人次的白衣天使，中国医疗队员为非洲人民救死扶伤。同时，为非洲50个国家提供政府奖学金，1.8万人次的非洲青年留学生来到中国的大学攻读深造。有3000余名中国官兵先后前往非洲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成为非洲和平的守护使者。
　　
　　热爱非洲，正确报道宣传非洲
　　
　　安永玉大使回国后，从2001年11月到2005年11月担任有“外交官摇篮”之称的外交学院的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为国家培养了众多的外交人才。去年卸任后，出任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会长，继续从事中非间民间友好工作。
　　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是在2005年12月27日召开的，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同志亲临大会，并且作了很重要的指示，勉励从事非洲研究的人员要热爱非洲，献身非洲，为做好非洲的工作尽心尽力。
　　在这次大会上，众望所归，有着丰富对非工作经验的安永玉大使被推选为会长。对此，大使发表感言：“对大家的信任，我既感到荣幸，也感到现任重大。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将努力配合中非论坛，与国内研究非洲问题的同志，戮力同心，共同搞好这次论坛。”
　　最近，研究会已经出版了一本研究非洲的专著，在研究非洲问题的同业之间进行传播。这本书有45万字，囊括了非洲的许多方面。这是研究会成立后做的一件事。研究会成立后，也和其他机构一块进行了一些磋商，参加了第一次非洲投资大会。安大使表示，除继续做非洲研究工作外，研究会还想为企业家做些咨询工作，组织他们到非洲投资。
　　安大使说，多年来，西方媒体，国内也有个别媒体的镜头把非洲落后的方面渲染得太多，镜头总是对准大肚子的、流着鼻涕的小孩。安大使坚定地说：“这不是真正的非洲，这不是真正宣传非洲。”
　　他说，非洲是一个有3020万平方公里，85000万人口的世界第二大洲。就拿我长期工作过西部非洲、南部非洲和东部非洲的六个国家来看，除了尼日尔条件比较艰苦外，很多国家的气候条件比我们北京的气候条件都强，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是个绿色的城市，森林中的城市，虽然高楼大厦，基础设施没有北京这么好，这么漂亮，但是空气和温度要比北京强得多。而非洲将近三分之一的国家人均GDP已经高于中国，有几个国家人均都在6000美元左右，南非共和国人均达到3000多美元，博茨瓦纳3000多美元，纳米比亚2000美元。非洲有相当多的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值要比中国高，如毛里求斯、加蓬等。
　　安大使说：“非洲是一个非常富饶的大陆，中国从来没有像新老殖民主义者那样去侵略、压榨、奴役过非洲的国家和地区，中国非洲有着共同的斗争经历发展目标，有着传统的友谊，中非间应进行非常有利的互利合作，共同造福双方的人民。因此，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正确地宣传非洲，向中国人民更全面地、更客观地介绍非洲。我希望中国的传媒能够拍出更多的影片、纪录片，写出更好的书，书写出优美的文章，让国人正确地了解非洲、认识非洲。
　　
　　从一个北京山沟的孩子成长为外交官
　　
　　安永玉1937年出生于北京门头沟的山区，初中上的是北京四中，高中上的是北京市另一所重点中学――北京河北北京中学。1957年，中学毕业后考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当他念到五年级上半学期基本读完的时候，外交部挑选到加纳共和国学习豪萨语的学生，安永玉是被选中的6名留学生之一，并且担任业务组长。在学习期间，参加了接待周恩来总理的活动。1965年学成归国，先在外交部翻译队工作。从此，踏上终生搞外交的道路。后来，到北外亚非语系教授豪萨语。1967年年初，奉调到中央毛泽东著作翻译室从事翻译毛泽东著作的翻译工作，豪萨语版的毛泽东著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关于重庆谈判》等译文就出自安永玉之手。进入70年代，中国外交进入活跃期，一大批国家与中国建交。1971年，文革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安永玉奉派到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从事建馆工作，是6位建馆人员之一。
　　之后，又到中国驻尼日尔使馆工作。回国以后，在外交部非洲司担任科员、二等秘书、副处长、处长、参赞、副司长。在国外也是一步步地成长起来的，从职员到随员。建馆的时候是个职员，后来，晋升为随员。在驻尼日尔使馆时是随员，11年之后，1985年返回尼日利亚的时候，担任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接着到中国驻冈比亚使馆工作，担任长驻性质的临时代办和大使馆党委书记。
　　1993年至1996年，任中国纳米比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1996年至2000年11月，任中国驻肯尼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兼中国政府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常驻联合国人类居住中心代表，直到2000年底归国。
　　安永玉在近70年的光阴里，生命最美好的时光都献给了中国的外交事业，其中在国外学习、工作就长达24年（在黑非洲21年）。现在，这位年近古稀的外交战线的老兵仍在从事中国与非洲的民间友好工作，关心着中非友谊的发展。他让本刊捎话，祝愿中国非洲的友谊万古长青！
　　
　　责编：邓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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