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悔于人生”（下）:人生若无悔 那该多无趣

　　编者按：“历史就像一面镜子高悬在夜空，离它越远就越能看清其轮廓。”走在岁月的长河边，人们往往会愿意停下来，悉心聆听，听山谷的回响，听岁月的回音…… 　　2005年，《对外大传播》刊登了《怀念敬爱的母亲王作民》、《我的中国同事――陈休征》、《怀念与希望――送别爱老归来》等文章，读者纷纷来信，表达了他们的感受，认为这每一篇文章都如同一颗颗闪亮的珍珠，让人感受到岁月的沉淀和理想的润泽。
　　中国有句古语叫“温故而知新”，我们回忆往事并不是用昨天的历史来桎梏今天的思想。我们开办《历史回廊》栏目，其目的是通过探寻中国新闻路上前人的足迹，为我们今天的外宣事业找到更清晰的路标。在此，本专栏诚邀广大外宣工作者拨冗撰稿或提供线索和信息。
　　本期文章是原文化部副部长刘德有回忆早年与日本专家菅沼不二男共事，并由此了解其人的故事。摘自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友谊铸春秋》，日文版题目为《为新中国作贡献的日本人》。本刊将此文分上、下篇刊出。
　　
　　从1946年春起，菅沼不二男在佳木斯一住就住了整整三年。其间，虽然去过哈尔滨、牡丹江，也因生病在东安住过医院，但基本上是在佳木斯活动，为当地的日侨编辑发行日文报纸和小册子。当时，国民党军占领着东北的交通要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暂时地处于“劣势”。居住条件很差。东北北部的冬季异常寒冷。气温常常降至零下30摄氏度。刮大风时，体感温度甚至达到零下70摄氏度。屋里的炉子不暖时，钢笔墨水常常冻结，只得用炉子烤。而蘸着墨水写字，常常在未渗到纸里以前就冻上，形成一道道痕迹。在部队里，生活条件也很艰苦，一天两顿饭。只有夏季天长时，吃三顿。主食是高粱米或苞米，副食是有一点咸味的茶叶汤。一年当中，只有四次――春节、“五一”、“八一”建军节和11月7日的十月革命节改善生活，可以吃到大米。每年发棉袄和棉大衣各一套，夏季发单衣两套。每月发一块肥皂，只洗一次澡。烟叶每月发半斤，把它撕碎，用旧报纸卷着抽。尽管生活条件艰苦，但过得还是蛮快活的。
　　在佳木斯，当时任中共东北局民族部部长、精通日语的李初梨经常到住在那里的日本人当中去，并建议和勉励他们利用空隙时间学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菅沼不二男是几位日本教师当中的一个。菅沼有一台短波收音机，天天收听日本广播，经过整理后，第二天讲给大家听。当时大家的消息都很闭塞，对战后日本的情况知之甚少，所以菅沼的报告最受欢迎，成为大家学习的宝贵材料。
　　菅沼不二男的夫人――檀久美，是日本著名作家檀一夫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她是一位性格倔强的妇女，曾在为支援解放战争而挖煤的鹤岗煤矿当过“被一般日本矿工视为异端的”“东北建设突击队”队员。她任炊事员，每天为住在集体宿舍里的约20名突击队员做饭。菅沼不二男在佳木斯和她结了婚。
　　1947年秋，菅沼由佳木斯移住哈尔滨。
　　1948年9月12日打响了辽沈战役。这一年的11月2日，沈阳解放。因疗养，由哈尔滨暂时回到佳木斯的菅沼不二男，这时随同向沈阳转移的制药厂工人的家属，乘货车南下，前往沈阳。这次虽然乘的是货车，但跟上次撤离长春时不同，没有爬到车盖上，而是车厢内临时搭成上下铺，可以盖着卧具睡觉，所以不比卧铺车差。当然，也不必担心国民党飞机来空袭。菅沼感慨万千。当年撤离长春北上时曾经想：这一去，至少要五六年，但是没有想到仅仅三年就实现了南下。白天行车时，菅沼一直看车外的风景。那景色跟三年前别无二致，但是仔细一想，现在已经没有了地主，土地已经属于农民。这三年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两千年来的中国农村的封建制度已经被连根拔掉。想到这里，菅沼认为在佳木斯等地度过的三年是不平凡的。
　　东北全境解放后，分散在东北各地的日本人陆续地集中到沈阳。这时，东北人民政府在外事局里成立了“日侨管理委员会”，负责人便是赵安博同志。“日侨管理委员会”的任务之一，就是直接管理《民主新闻》社。据赵安博同志回忆，1948年8月，他根据东北人民政府的指示，开始做日侨工作。他带着一批曾在齐齐哈尔办日文报纸《民主新闻》的日本人移到哈尔滨的马家沟。但是不到两个月，沈阳解放，便又移到沈阳的民主路。菅沼不二男和他的妻子檀久美就在其中。
　　《民主新闻》社主要编辑、出版报纸《民主新闻》和月刊《前进》。此外，不定期地出版单行本，如日本民主主义科学家协会史学会和历史学研究会共同编辑的《日本的历史》以及日本进步小说和中国当代小说。不消说，这些出版物都是东北人民政府为日侨办的。每周出版一次的《民主新闻》主要介绍中国国内情况和国际形势，介绍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情况以及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政策。发行份数最多时，曾达到过7000～8000份。发行的范围，起初是在东北地区，但是随着解放战争的向前推进和工作在“四野”的日本医生、护士以及技术人员的逐步南下，其范围扩大到武汉、南宁。《民主新闻》等出版物对那些在中国工作的日侨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1952年8月下旬到10月底，为接待出席亚太和会的外宾到东北参观访问做准备，我临时被调到沈阳。当时我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参观点的文字介绍材料。领导指示，把译好的日文稿送到《民主新闻》社，请日本专家进行修改和润色，以保证译稿的质量。我每次去《民主新闻》社送稿子，出面接待的都是社长井上林同志。井上的着装，跟中国干部一样，很朴实。出于一种好奇，当时我很想知道到底是《民主新闻》社的哪些日本同志修改我翻译的日文稿，但始终没有机会见到。也许其中就有后来在北京《人民中国》一起共事的专家――菅沼不二男先生也未可知。从这个意义上说，菅沼先生早已经是我从事文字翻译的老师了。
　　后来，在中国方面的统一安排下，东北地区的日本侨民陆续回国。在旅大地区居住的日侨则分散移住到中国内地，《民主新闻》停刊了。外文出版社的康大川同志就是在《民主新闻》即将停刊时，到东北去调《人民中国》的办刊人员的。
　　菅沼不二男听说，日本侨民陆续回国后自己仍能留在中国参加编辑出版面向日本读者的杂志的工作，感到幸福和高兴。他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他在《人民中国》编辑部整整工作了9年，为把新中国的情况及时地、准确地介绍给日夜思念的日本人民，为加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理解，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那时的专家居住条件和工作条件都很差。菅沼不二男和夫人住在外文出版社在南池子的一栋宿舍，青砖平房，屋内陈设异常简单。上下班，当然没有汽车接送。他们每天都要乘坐有轨电车，从南池子一直坐到终点――宣武门。下车后，还要走一段路。有时，早晨起来晚一些，生怕迟到，来不及在家里吃早餐，就在路上随便买一个烤白薯或烧饼，边吃边一溜小跑上班。
　　由于长期做新闻工作，菅沼不二男善于修改论文和时事性较强的硬性文章。也许是做新闻工作养成的习惯，他改稿时更多地注重时效，而较少考虑译文的精雕细刻。像“政府报告”那样的长篇大论的译稿，每次都要经他的手修改和润色，而每次他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人民中国》最初几年几乎每期都有政论和国际时事性的文章，译稿差不多都由菅沼不二男负责修改。中国同志翻译的质量，可想而知，但他总是对照中文原稿仔细地修改。按《人民中国》翻译工作的程序，经日本专家修改过的译稿，必须要经过中国同志核对。如发现问题，便同专家商榷。有一段时间，我担任核稿工作，因此跟菅沼不二男接触较多。这项工作实际上是向专家学习的好机会。
　　菅沼不二男为了加班，有时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后，《人民中国》要译成日文，以附册形式随同杂志发送到日本。《宪法》全文译出后，康大川同志发动全日文组的同志连续几天集中讨论译文。菅沼不仅白天跟中国同志一起参加讨论，对译文积极提出意见，而且晚上还要加班进行修改、润色。当时正值炎热的夏季，菅沼索性不回宿舍，一个人在办公桌旁的地板上铺上凉席，满头大汗干到半夜，累了，就和衣而卧。中国同志第二天早晨上班，看到这一情景，无不为之感动。
　　若问菅沼不二男的爱好是什么？回答是读书。他平时注意出版消息，一有好书问世，就设法购买。因此，他家里堆满了书。晚上睡觉前，他总要抱一摞书，放在床头。据夫人讲，他尽管心里想多翻看几本书，但常常是因为白天工作太疲劳，一本书翻不了几页，就鼾声大作了。菅沼不仅自己购书，还定期向东京的“中国研究所”无偿寄送中国期刊、书籍和文献。仅是菅沼捐献的书刊，后来在“中国研究所”的资料室就形成了一个规模。据中国问题研究家野间清说，二十世纪的50年代，“中国研究所”不仅经费极度困难，更重要的是很难买到这些书刊，所以菅沼先生的慷慨支援，解决了很大问题，当时的日本研究人员对此是非常感激的。
　　菅沼不二男于1961年8月，告别了生活25年的中国，也告别了长达9年朝夕相处的人民中国杂志社的同志们，从天津乘船回到了日本。菅沼之所以要回日本，是因为他与檀久美在北京生下的男孩菅沼伸已经6周岁。由于他是在中国长大的，不会说日语。为了孩子的教育，菅沼下决心回国，让孩子学习日本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接触日本的实际。回国后，菅沼不二男曾担任过新日本通商株式会社的董事长，后来创立了日中旅行社，出任该社社长，直至1983年6月25日逝世为止。他“从商”的目的，说到家，就是为了发展中日友好。他曾经说过：“我对于赚钱，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记得1962年11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在北京设宴招待参加交易会的几十家日本公司负责人，其中包括菅沼不二男。那一天，廖承志同志也出席了宴会。当时，正值廖承志同志担任中方总联络人的中日“廖――高琦备忘录贸易”的协议书刚签订不久，所以，他站起来讲话时，介绍了“廖――高琦备忘录贸易”达成协议的来龙去脉，并诙谐地说：“在座的菅沼不二男先生已经‘投笔从商’，而现在我也开始做起了‘买卖’。今后，我要跟你们一道从事商业活动。”廖承志同志的这番话，使菅沼不二男感到心里热乎乎的。
　　尽管菅沼不二男已经离开了人民中国杂志社的工作，但他仍继续关心着这本对日刊物。1963年6月，《人民中国》创刊10周年时，以罗俊同志为团长的外文出版社代表团访问日本时，菅沼不二男从头至尾陪同代表团活动，为这次访问的成功做出了贡献。从这时起，他跟安井正幸、岩村三千夫一道应聘担任了人民中国杂志在日本的顾问。
　　菅沼不二男回国后，还有一件事令我难忘。有一次，他跟一批日本贸易界人士来北京访问，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周总理的接见。当时，是我做的翻译。在翻译中，我把“生产有了增长”这句话译成了“生产が增长すゐ”。我一直没有发觉自己的错误。菅沼不二男先生回国后，给我寄来了一张明信片，诚恳地指出“增长”在日语中是“傲慢”的意思，因此那样直译不妥。那句话应译为“生逢が高まゐ”或“生产が增ぇゐ”。接到明信片，我很激动，心想菅沼先生在《人民中国》工作时，是我的良师，如今他回日本后依然是我的好老师。
　　菅沼不二男自认是“中国屋”（研究中国问题的人）。他在明治42年1月3日出生于日本大分县下茅郡本耶马溪町。据他回忆，他最早“接触”中国，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那时，他在乡下的私塾，跟一位叫樱山的老先生似懂非懂地学习过《孝经》和《论语》。上了中学以后，跟一位汉学家赤松文二郎先生学习过《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出师表》和《岳阳楼记》以及唐诗等。菅沼不二男说，到了这时，他开始感到学习古汉文很愉快。在人民中国杂志社我与他共事时，他常常说小时候学的这些古汉文，至今记得很牢，仍能背诵三分之二。他参加中国革命后，经历过各种运动――解放战争、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大跃进等。他像中国同志一样紧跟形势，努力去理解。他想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学习中国的经验。但有时他也有不理解和陷于苦恼的时候。然而，他相信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相信中日两国一定会友好相处的。
　　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滔滔长江水，自西向东流，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中间有冲击岩石的激流，有时甚至会有自东向西的逆流。”而“‘中国号’这艘航船，早已经穿过了三峡之险。尽管她还要不断地克服局部的困难，或者会碰到逆流，但她将如同滔滔的长江流水，快速地继续前进”。
　　“我的人生，大半是在中国度过的。年富力强时，我曾在中国做过记者和杂志的编辑。我不折不扣地是一个‘中国屋’。我无悔于人生。”这就是菅沼不二男给自己下的结论。
　　
　　责编：谭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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