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公约 日内瓦，中国的舞台

　　在中国外交界，吴建民可谓是大名鼎鼎。 　　自上个世纪60年代吴建民进入外交部工作以来，曾先后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担任过翻译。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吴建民有幸成为常驻联合国的第一批工作人员。
　　1991年至1994年，吴建民出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和发言人，随后曾担任过中国驻荷兰和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
　　1996，1997，1998年，吴建民三次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会议，三次领导中国代表团挫败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提出的反华提案。
　　1998年11月他被任命为驻法国大使，2003年7月任职期满。法国总统希拉克为表彰吴建民大使“为促进法中友好关系和法国人了解中国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而亲自向他颁授“法国荣誉勋位团大骑士勋章”。
　　在吴建民的外交生涯中，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直接过招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的采访，就从联合国人权会议上那场令人难忘的交锋开始。
　　
　　强权能使12亿中四人屈服吗?
　　
　　1996年4月23日上午10时15分，日内瓦万国宫会议厅座无虚席。部分西方国家抛出的所谓“中国人权状况”决议草案即将付诸表决。这时，吴建民大使从座位上缓缓站起，开始代表中国代表团进行大会发言。
　　一上台，吴建民就列举了大量数字和事实来说明中国的人权状况。
　　“任何不怀偏见的人在事实面前都会承认，中国的人权记录不是糟得很，而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福音，也是中国对世界人权事业的重大贡献。”针对1990年以来美国伙同少数西方国家连续6次在人权委员会内大搞反华提案的情况，吴建民一针见血地说，“在过去6年里攻击中国人权状况最凶的国家也正是历史上在人权领域欠中国人民债很多，践踏中国人权十分厉害的国家。”
　　接下来，吴建民又揭露了美国人的丑恶用心：“那个超级大国关心的并非是中国的人权，而是自己的强权或霸权。他们百般攻击中国，说到底是不喜欢中国人民所选择的发展模式。” “中国人走自己的路本是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我们已经走了5000年了。要想通过高压来迫使12亿中国人听命于超级大国那只能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我在这里要正告那些坚持搞反华提案的人，不要说你们搞6次反华提案，就是你们搞60次，中国人也照样走自己的路!”最后，吴建民提议对这一草案“不采取行动”，并意味深长地说：“这个出于政治目的而炮制的决议草案，无论如何包装都改变不了其反华的实质。它的矛头不仅是指向中国的，而且也是指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今天发生在中国身上的事，明天就可能发生在任何发展中国家身上。我呼吁本委员会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投票支持这一动议。”
　　表决的结果是27票对20票通过了吴建民大使的动议，反华提案第6次失败了。日内瓦的媒体后来这样写道：中国大使吴建民在第三世界国家一片掌声中走出会场……
　　“其实，我当时只是急于出来向国内报告会议情况，并不是像媒体所说的那样”。回忆起当年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吴建民脸上浮现出欣慰而谦逊的笑容。
　　1996年1月4日，吴建民接到国内通知，要求他担任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代表中国出席当年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国际人权会议。虽然吴建民在外交界躬耕多年，对国内外形势都十分熟稔，但要参加联合国人权会议，吴建民心里还是有一丝犹豫。原因是自己以前没有从事过人权方面的具体事务，对于国际上的相关外交圈子也不熟悉，在这种情况下从事人权方面的外交活动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吴建民还是毅然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1月5日，吴建民向联合国人权会议递交了中国政府的委任书，开始走马上任。
　　吴建民走马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加紧拜会参加人权会议的各国大使，一方面广交朋友，增进了解，另一方面也开始熟悉工作，深入分析人权会议上的复杂形势。就在这密集的外交活动中，吴建民发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大使纷纷向吴建民抱怨，西方发达国家蛮横地打着“人权”旗号，自封为“人权法官”，公然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变为审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法庭”。如何才能够将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反击发达国家的无理打压?吴建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2月底，在与某个发展中大国的大使交流时，这位同行提议发展中国家在人权会议开始前就做好事先沟通，在会上联合起来采取一致行动。这与吴建民的想法不谋而合。在吴建民的努力下，3月初，发展中国家的大使们终于第一次聚集到中国代表团的驻地，一起讨论在人权大会上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这场讨论变成了“人权大会上的诉苦会”，大使们纷纷发言，内容全是控诉发达国家如何利用人权“审判”发展中国家的丑恶行径。在人权会议召开之前，这样的“诉苦会”又召开了好几次，会上发展中国家达成了广泛的一致，他们风趣地把自己称为“志同道合集团”(Like MindedGroup，简称LMG)。吴建民在会上说，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不是为了要对抗发达国家，而是要与发达国家进行平等地对话，反对把人权会议变成审判发展中国家的法庭，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赞同。
　　4月23日，第52届联合国人权会议在日内瓦开幕，这次会议上第一次出现了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反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形。也正是在LMG的共同努力下，才出现了吴建民在第三世界国家一片掌声中走出会场的那一幕。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对此很恼火，哀叹这哪里是“志同道合集团”，简直就是“轻机枪”(light machine gun，缩写也是LMG)，将发达国家的如意算盘打得稀里哗啦，溃不成军。
　　
　　最关心中国人权的是中国人自己
　　
　　在联合国人权大会的会场上，吴建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平时开会时，与会人员并不是很多，而一旦会议日程进行到与中国人权状况相关时，会场就立刻座无虚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壁垒分明，双方在会场上激烈辩论与反驳，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西方国家提出反华提案和我们的反击，每年都是人权会议的高潮。”在为我们介绍那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时，吴建民指出，这种情况很不正常，联合国人权会议已经变味了，它已经沦为西方国家进行反华活动的政治工具。
　　冷战时期，虽然美苏双方严重对峙，但是美国从来没有在人权问题上攻击过苏联。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人权问题来对中国发难，实际上是冷战结束之后才出现的新现象一一究其最重要的原因，吴建民认为无外乎两点：一是苏联解体和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中国不行了，他们认为可以把人权作为一个有力的武器来攻击中国；二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人 权问题上有其自己的政治目的，人权成为美国推行其全球霸权的工具。西方发达国家其实并不真正关心中国人权问题。“谁最关心中国人权?是中国人自己。”说到这里，吴建民的语气不由得严肃起来。他举例说，1949年5亿中国人有4亿人吃不饱饭，今天中国的人口为13亿，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能说中国人不关心自己的人权吗?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多作解释说明工作，要说明在不同国家人权的重点也不一样，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人权就是生存权，人们只有解决了温饱问题才能顾及其他权利。
　　事实证明，这种说服工作是卓有成效的。1997年，法国决定不再参与针对中国的提案，主张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进行“建设性对话”，随后欧盟也作出了类似决定。主张对话，反对在人权问题上进行对抗，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认识。美国利用人权问题反华越来越不得人心，在2004年的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沙祖康大使再次挫败了美国的反华提案，这已经是连续11年中国在人权战场上取得胜利了。谈到这里，吴大使兴奋起来，他说：“沙大使的工作做得很好，他的讲话很精彩，美国代表团对自己国家和在国际上侵犯人权的行为只字不提，仿佛美国是世界上的楷模。事实上，美国以种族歧视、警察暴力、虐待囚犯闻名于世，可以说打破了世界纪录。沙大使建议美国自己照照镜子。虽然中国并不富裕，但愿意向美国免费提供一面镜子”。的确如此，看看美军在伊拉克虐待囚犯的情景，美国还有什么权力在国际上谈人权?
　　在围绕人权而进行的外交活动中，吴建民还着重强调另一个观点，就是人权不是一个静态的观念，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国从大部分人吃不饱饭到今天的丰衣足食这一事实，就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中国人权的巨大进步。这种进步，是在历史过程中一点一点实现的。法国自称是“人权祖国”，但是法国的人权发展也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早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法国人就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主张，但是法国什么时候才给了妇女选举权呢?直到156年之后，1945年法国的妇女才有了选举权。这说明在法国人权也有其发展的过程，这是由这个国家本身的条件决定的。在中国也是如此。中国人权的问题，只能在中国人权的发展过程中得到解决。
　　今年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中国人权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从正面说明了中国人权在不断进步。修改前的中国宪法并不是不保护人权，只是没有明确规定而已，现在明确了，说明我们对于人权问题的重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国人权入宪在国际社会上的反响也很好，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人权状况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了解。
　　
　　亲授对外传播的独家秘诀
　　
　　吴建民曾经担任过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和发言人，被公认口才出众，又从事过与人权相关的具体外交事务，对于人权问题毫无疑问是最有发言权的人选之一。今年3月9日在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吴建民曾经作了题为《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几点想法》的大会发言。在发言中，吴建民指出：“如何‘寓政治于文化’，减少‘宣传’味，是一个值得深入研讨的大课题。”在采访的最后，我们请吴建民院长就如何在对外传播中做好人权问题的宣传报道透露一点他的“独家秘诀”。
　　听完我们的要求，吴建民爽朗地笑了，连连表示没有什么“秘诀”。经不住记者的再三恳求，吴建民表示，以他的经验来说，最关键的一点是要用事实说话，“事实胜于雄辩”。
　　吴建民指出，东西方在人权观念上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既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也与各国文化背景的不同有很大关系。思想观念上的歧异，是很难通过普通的说服工作来解决的。对于从事对外传播的人士来说，我们的任务不是要去和西方人辩论东西方人权观念孰优孰劣，而是要让西方人了解中国人权的真实情况，了解中国政府在促进中国人权进步上的艰辛努力和巨大成就，这是我们在对外传播中报道人权问题时的立足点。
　　吴建民有―个他亲身经历的例子。
　　2002年1月21日，吴建民同法国卫生部长库什内就人权问题进行了一次对话。库什内是“无国界医生组织”创始人，也是世界闻名的“人权斗士”，曾经对中国人权状况提出过很严厉的批评。这次对话的主要内容刊登在随后出版的《巴黎竞赛画报》上。在对话中，吴建民用大量的数字和实例来说明中国人权的进步，结果不少法国朋友阅读了这篇文章之后，主动找到吴建民说，通过这篇文章知道了很多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情况，可以看出中国在人权方面的努力和进步，在处理人权问题上很有智慧，讲究实际。而库什内只能用抽象的理论来掩饰他提问的苍白，无非又是老生常谈。这样一比较，谁高谁低就一目了然了。“我的主要目的是要让法国人了解，中国人权确实有很大的进步。我们从事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使中国人生活得更好，都是维护人权。”
　　说到这里，吴建民表示，要在人权问题上做好对外传播工作，还要认识到东西方在传播方式上的差异。西方人不喜欢别人直截了当地给出一个论断，他们希望自己去从材料中得出结论。反观我们对人权问题的宣传报道，往往是结论很多，事实却不够，这样的报道在西方读者眼中看来就缺乏说服力。怎样正确处理这种差异，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呢?这就要求我们仔细研究符合西方人思维习惯的传播方式，比如可以参考中外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报道，观察报道的角度和方式有哪些不同之处，在以后的对外传播工作中可以有的放矢地加以改进。
　　最后，吴建民院长勉励我们努力做好对外传播工作。“世界对中国越了解，我们的朋友就越多，外交工作就越好做”。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在对外传播工作中应该加强人权方面的报道，探索报道的新形式新方法，广交朋友，增进了解，这本身就是对中国人权建设的一大贡献。
　　吴建民回国后就任全国政协外交委员会副主任和外交学院院长；同年12月，当选为国际展览局主席，实现了“三个第一”，即第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主席，第一个来自亚洲国家的主席，第一个来自中国的主席。我们祝愿年逾花甲的吴院长在国际展览局的大舞台上再展风华，并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培育更多的优秀人才。
　　责编：潘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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