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网络社会的权力变移] 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理解

　　摘要：作为技术的一种崭新形态，网络技术同社会生活诸方面互动过程中将给权力带来变移已是共识。对权力变移的影响上网络具有双重效应，权力因此呈现出知识化、扁平化和分散化等新特征，这为权力辨证地回归社会创造了契机。
　　关键词：网络；权力；变移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
　　
　　
　　一、网络技术是权力变移的革命性力量
　　（一）科学技术历来是权力变移的推动力
　　历来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政治权力关系的演进密切相关，人类历史上不同类型的政治权力关系总是和当时的物质技术条件互动发展。因为技术实践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政治活动。技术构成的政治性决定了它不可避免地卷入权力、统治、阶级等政治生活的某些方面。那么，技术何以能充当一种政治功能，而呈现出某种政治负荷性呢？在L•温纳的《自主的技术》一书中，提出了“技术政治”的提法。按温纳的观点，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是技术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具体体现。政治过程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为技术所改变。技术的变迁从间接后果上说，会影响到阶级分化、制度变迁、权力分配等政治生活的核心方面。技术变迁会直接导致某些政治后果，如权力集中、决策科学化、政治民主化、立法和体制调整等。技术实践本身显示政治特性的案例比比皆是，像建造金字塔、万里长城等工程技术，除了技术工程本身的功能外同时也作为权力和权威的象征，作为威慑的手段等。当然，技术终究是由人创造的，技术的政治功能也是由政治性的人所赋予的。所以从技术的后果看，它就不可避免的充当一定的政治角色，执行一定的政治功能。[1]正是由于技术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一些技术哲学家提出了一个不太成熟的概念??“技术权力”，意思大致有两层：一是技术上的权力；二是指借助于技术而获得的权力。技术权力是一种新型的权力，它有别与传统的权力，因其基础是技术而非经济和官僚地位。这是工业化以来权力基础变化的一种新图景。
　　（二）网络突显科技对权力的影响力
　　作为技术的一种崭新形态，网络技术在与社会生活诸方面互动过程中给权力带来革命性的变革已是共识。而在信息网络的发展对社会权力的重新配置究竟如何的具体问题上，国内外学者则争议不休，各种理论的探知各有见地。虽然互联网的发展方兴未艾，对于政治权力影响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对政治生活的深远影响将更加多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代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将会使政治权力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扬弃权力主体与客体的分裂现象，为政治权力最终真正成为纯粹的公共权力从而辨证地回归社会(人民)创造契机。[2]具体说来，网络技术将在权力中心转移、政务信息公开、政治参与扩大、权力民主监督等方面切实推动政治权力的社会化进程上发起冲击。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正在出现传统权威的异化、减弱和消失，在民族国家内部则引起政府权力的重新配置；在国际范围内正在出现以网络为基础的虚拟超国家权力结构，这种超国家权力结构越来越起着主宰作用，从而改变着国际政治过程和权力格局。目前在这些方面研究最为深刻的当数英国东伦敦大学的政治学家蒂姆•乔丹。他发表了第一本关于网络权力的系统专著，即《网络权力――网络空间与因特网上的文化与政治》。他认为，网络权力是组织网络空间与因特网上的文化与政治的权力形式，网络空间的权力之争首先是个人层面。由于网络空间被看做是个人活动的领域，因此网络权力由个人拥有和使用。从个人看，网络是一个把权力授予个人的媒介。个人在虚拟空间中由此得到进一步的解放；其次在社会层面，在网络空间中拥有更大的自由活动权力的人是那些能够控制网络空间和因特网技术的技术精英。[3] 此后，更多的政治学者展开了对网络权力的系列研究。
　　二、网络技术在权力变移中的两面性作用
　　网络技术对于权力“既是潘多拉的允诺和威胁之匣，又是普罗米修斯从某些类型的物质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希望之所在”。如未来学家尼葛罗庞帝忠告：“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网络并不是万能的，它毕竟只是大众传播的一种媒介工具，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网络对权力变移的作用，仍伴随着网络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不断进行着重新设定和自我建构。
　　（一）网络既是权力源也是威胁源[4]
　　网络作为权力源使得获取、应用和控制信息能力的人从少数组织和个人的特权变为公众可以享受的基本权力。网络技术还瓦解了等级结构，把权力分散到了更多的个人和群体当中。网络的低成本、高效率和普及性，使各种名目和色彩的公民团体、组织与个人都能够以极低的成本传播思想，扩大影响，甚至组织联合行动。在一定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环境中，各种行为者，特别是非政府和非国家行为者，都会最充分地利用网络赋予的这种信息权利和机会。新权力阶层便应运而生。然而，这种分权现象，在国家层面上也是一种威胁源。因为，网络革命正在形成社会舆论和思想控制的新局面，给传统的国家治理带来了挑战。随着政府的管理和控制能力由于各种原因而削弱，网络授予人民的权力则会越来越大。所以，从长期来看，网络向政府发出的最严重的挑战并不是来自国际冲突，而是来自国内人民和网络所引起的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变化的综合效应。
　　（二）网络既是解放工具也是控制工具[5]
　　受网络技术逻辑与网络社会发展逻辑的制约，互联网的本质特性总是与开放、自由、平等和共享等富有解放意义的词语联系在一起。网络的解放功能使公民可以通过对网络政治信息的收集、整理，形成对政治事件和政治决策的价值判断，通过网络输入支持或批评的信息，快速反馈回政治决策层。尤其是当有重大政治事件发生或政策出台时，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和热情高涨，形成一种强劲的民意，民众可以借助网络直接表达自身的各种利益要求，向决策层发出明确的信号。然而网络的快速发展，对互联网的有意图的强化控制也变得越来越严重。这种控制和独裁首先来自于私营企业和国际利益集团通过技术手段对互联网进行无形控制。更有甚者，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公众的所有言行都有被记录的可能。使得利益集团和政府当局监视、控制社会的能力空前提高，政府更多的干预使得网络变成了一种控制工具。在网络空间中，某只看不见的手正在建造一种与网络空间诞生时完全相反的构架。对于这种控制革命方向并不少导致更广泛的民主化，而是走向互联网所代表的信息控制，所以对于社会和用户来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真正自由，有的只是选择而已。
　　（三）网络既是融合因素也是背离因素
　　网络和权力作为社会生活的两种要素，彼此密切相关、相互交织。网络具有某种政治上的倾向性，可服务于特定的政治目的。网络对权力产生深刻的影响，它部分改变着权力的内容和结构、运行与活动方式、目标与价值体系，而网络的发展也越来越需要借助政治权力等社会建制的引导和控制。但这只是网络与权力关系的相互融合的一面。但技术因素不是引起政治变化的惟一变量。网络与权力彼此间不是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网络不是权力的决定因素，两者之间的发展趋势不可能无限外推完全融合。网络的价值必定要和一定的历史背景、社会建制和文化体系等结合起来才能生存和发展。网络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社会实践问题，因此它对权力的影响仍然要在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双向互动的作用中才能得以实现。这样看来，网络与权力既不可能走向完全的融合，也不可能走向彻底的背离。[6]它们的关系更应该是交织但不整合、分立而不独立，各自的本质决定了彼此应该是一种对立统一的矛盾体。
　　三、网络时代权力发展的主要趋势
　　互联网这种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发展所带来的权力的变移，将使权力呈现出知识化、扁平化和分散化等特征。这些新特征推动了权力运行由硬权力向知识化发展，权力结构由科层制向扁平化发展，权力体系由控制型向分权型发展。这些发展成为社会转型期权力配置的制约机制，在和谐社会建构中将逐步推进公平正义和民主法治向前发展。
　　（一）权力来源知识化
　　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到福柯意义上的“知识就是权力”的变化，人们对知识的理解是假如没有知识，就无法实施权力。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被认为是其对当代社会理论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为理解知识和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在此作用下对人和社会的控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未来学家托夫勒断言，21世纪的权力来源将从暴力、金钱，转向知识。其实知识历来就是权力的来源之一，古训中就有了“学而优则仕”之说，表明了知识和权力之间密切相关。只不过，在旧经济的等级制中，你所拥有的职位决定了你获取知识和信息的能力，也就决定了你的权力；网络的发展强化了权力来源的知识化，而当权力来源于你知道的知识，在暴力、金钱和知识三者之间，知识逐渐成为最重要的权力源，趋势是工作和财富将转移到知识存在的地方。可以说，“知识的控制是未来世界上每一个人类机构争夺权力的斗争之关键所在”。[7]网络打破了知识的等级性，它使知识得以在社会上极大程度的共享。网络促进了知识的平等进而带来了权力的平等，这种平等在诸多层面上促进了民主观念的传播，使得现实世界中处于强势地位的权威、秩序、制度等逐步淡化。
　　当然，知识同于权力并不能划等号，知识是因人的使用才有机会变成权力。二者虽可以相互作用，却有各自独立的本质。现代化进程既加深了权力与知识的依存度，又削弱了知识对政治的影响力。不少国家经历了知识与权力的激烈冲突后，逐步确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处理知识与权力关系的体系，但是其理性霸权又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知识与权力的真实关系，阻碍了知识与权力的良性互动。权力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知识，是利用还是废弃知识，它仍然不失为权力，而这恰恰体现了它的存在和本质。换句话说，“权力成其为权力，知识成其为知识的本质而言，权力与知识原则上都不受对方的影响。” [8]只是权力通过知识可以得到加强或削弱，知识通过权力可以得到传播或抑制。
　　（二）权力结构扁平化
　　网络不断地解构传统权力模式，对社会组织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原有的科层组织在权力结构中已形成了独立的权力群体，上级发号施令，下层服从执行，权力被置于中心位置，这不可避免会导致个人对权力的崇拜和上级的服从。网络技术不单是突破了信息传递和信息处理的瓶颈，更打破了官僚体制下信息不对称的局面，使以信息不对称为基础的等级权力日益失去强制的色彩。最重要的是对等连网的技术使我们每一个成员都有可能成为网络中的节点，每个节点能直接与其他节点交流而不需通过科层结构安排，无中心散布式的网络结构使平等自由的思想交流成为可能。权力结构中基层和高层可以直接进行信息交流，实际上就降低了中层在组织中重要性，使原来金字塔型的组织样式演变为扁平型的组织样式。
　　也应看到，网络社会使组织结构趋于扁平化，它在有利于信息沟通和发挥下级人员主动性的同时，当下放的权力过多时，就无法形成组织结构的有机统一，反而会增大组织松散度和领导权威削弱的可能性。因而，一般应在掌握全面信息、控制全局的情况下，尽量发挥各级组织的积极性，对于关系到全局的重要权力，则应该集中到组织的最高领导层，要防止无序化、无控制、无政府、自由化的倾向，以保证整个组织能够协调一致的实现总体目标。
　　（三）权力体系分散化
　　社会发展到网络化时代，伴随着组织结构扁平化发展，要求恰如其分地处理权力分配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为适应网络时代组织结构模式的变化，权力体系变革从集中走向分散。高度集中的金字塔式纵向控制型权力体系，在横向传播的信息网络冲击下，由分散化的权力体系所替代。权力的扩散便于还权于人民，人民拥有参与重大决策的权力，直接参与社会管理。正如尼葛洛庞帝所言“我看到同样的分权心态正逐渐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中，这是由于数字化世界的年轻公民的影响所致。传统的中央集权的生活观念将成为明日黄花”。[9] 因为当信息网络为处于基层的大众参与决策提供了充分的技术条件后，高度集中化或集权化的决策方式便无以应对信息网络快速流动和变化带来的“决策内爆”，这样分散化的决策既有必要又有了现实的可能。
　　网络技术确实削平了权力的塔顶，带来了民主和自由的福音吗？问题决没有这么简单。网络技术对于权力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分散决策权力的同时，又集中和加强了决策权力。这是因为，网络技术使收集海量信息数据，并对信息数据进行快捷、准确的分析处理成为可能，大量决策信息可以有机地整合和集中起来，从而恰恰可以使决策权力得到进一步的集中。[10]因此网络技术除了强化分散的趋势外，也为两者的融合与贯通提供了技术条件。权力体系的变化应该是集中与分散两种趋势并存、对立统一。
　　参考文献：
　　[1] [6] 刘文海. 技术的政治价值[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2] 叶海涛. 政治权力的社会化与网络技术的兴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视角[J]. 学海, 2007(4).
　　[3] 田作高. 国外网络政治研究现状[J]. 学术季刊, 2002(1).
　　[4] [5] 蔡文之. 网络：21世纪的权力与挑战[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7] 托夫勒. 权力的变移[M]. 四川: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8] 张之沧. 从知识权力到权力知识[J]. 学术研究, 2005(12).
　　[9] 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M]. 海南: 海南出版社, 1997.
　　[10] 曾祥正. 信息网络社会的权力分配趋向[J].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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