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新媒体与农民日常生活的变迁]新媒体时代的变化

　　摘要 本文从新农村建设的话题延伸到对于中国当代农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力的讨论上，并以新媒体技术为这种影响力的决定因素之一，以便引起学界对于不同时期的农民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及关注。
　　关键词 新农村建设农民 日常生活新媒体技术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New media and changing of Farmers’Common Life
　　LiHongy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Develop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94)
　　
　　AbstractThis article is concerned with the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 among Building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farmers’ common life and new media. Studying the impact among them is not only an academic subject but also a social problem.
　　Key words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farmerscommon lifenew media
　　
　　我们现在正在跨越时代感很强的新农村建设时期。新农村建设的宏观性使得关于农村的建设基本是停留在对于农村的基本设施的建设上，包括：教育、电信、交通、文化、经济、乡村组织等各个方面，大众媒介所陈述的话语基本是蔓延在这些层面上。公共话题和公共人物的目光也几乎都集中在如何系统化地建构新农村体系上了。
　　在我们这个时代，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必然要逐步地转移到如何很好地解决好农村问题以及与农村问题相关联的其他问题上。可是，当我们坐在这里，设计着农村和农民的生活时，却恰恰忽视了新农村建设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关注点：随着传媒本身在90年代后期的逐渐大众化，大众社会在延后了二三十年之后，开始在大中城市出现了基本的特征，传媒本身的产业化在大众化的逐步延展和行政化与市场化的双重作用下，部分性缓慢地向着大众的立场过渡，因此，大众化的媒介自19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形态及特征，乃至经营模式逐步在缓慢得恢复和建构，大众媒介的特征也逐步凸现出来。众所周知，大众媒介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的联系不可分割，工业化本身在缔造了新的社会阶层的过程中，也衍生出众多的文化消费市场，城市化则使得被逐步“丢弃”的农村人口不得不向着可以生存的城市迁移，人口的自由流动使得城乡之间的差异在社会阶层力量的相互对比中，变得日益清晰起来。而农村中的农民，如果被强制性地限制在土地上，无法自主地完成完整的社会化过程，便不得不被限定在社会的最底层。
　　20余年以来的中国农村的变迁，一部分是政策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人口限定的行政化界限的消除，――尽管从身份和角色上依然还存在着户籍制的限制，但“人”本身已经可以“自由”地流动了。―― 一部分留守在农村的人口，和一部分流动在各个城市中的人口，相互的日常生活在相互的交流中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迁，而这种变迁中主要的作用力量之一当属新媒体技术所带来的影响力。
　　关注新媒体对于农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力，首先需要确定的是日常生活的概念。
　　无论是在口语化的时空，还是在文字化的时空里，日常生活这个概念都被所有人在不同层面上不厌其烦地使用着，就像是每一个个体的生存载体一般，没有了日常化意义上的社会生活，便难以谈及组织化的生活。本文所说的日常生活的意义包括几个层面：一是所谓日常是没有波澜的、始终如一的、与生活的动感性、秩序性和个性化联系在一起；二是日常既包括公共的社会生活，也包括私人的隐秘生活中所关涉到人们的习惯性生活；三是日常生活是与历史时空的每一个细节的流动、每一种表情的定格、每一个历史碎片的动感性联系在一起的；四是日常生活在这里是与制度化的生活相对而言的。
　　对于日常生活的研究的兴起，是以关注个体的微观层面的内容为特征的。这一领域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德国和意大利兴起，主要的代表性著作则将关注点放在中世纪的欧洲，借助文献资料中的记载来呈现出历史在那一刻的活生生的面目，原因在于：正在变迁中的“人”的日常生活，使对于传统历史研究的一种个性化和时代性的补充，而这种补充不是历史教科书可以给予我们的。80年代初，日常生活史不仅在学术界受到关注，而且走出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进入社会视野。在西欧，无论是文物展览，还是成人教育；无论是地方文化发展规划还是大众传媒，都常常包含日常生活史内容，以致有人把日常生活史的出现称为史学发展的“标识性”事件。自20世纪90年代迄21世纪初，关于日常生活史理论的论文不断结集出版。德国和意大利发行了日常生活史专业刊物。美国史学史专家伊格尔斯在1997年出版的《20世纪的历史学》一书中，设专章对“日常生活史学”予以评介，研究者认为：空谈“社会结构”，而忽视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感受，必然导致对历史规律认识的简单化。① 而在国内，关于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也正在兴起，新近出版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便是集中描述农民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尝试，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的“我首先关注的是社会主义时代村里人的私人生活，以及他们在一场又一场的社会变化中又是如何参与创造了那地方的历史。”② 而从文学、文化乃至政治学、法学等学科视野角度关注都市市民日常生活意识的变迁的研究也正在露出端倪，个体的成长史对于历史而言，不再是一种没有记忆的记忆，而是一种动感符号，透过这些符号，我们可以清晰地触摸到历史的呼吸。
　　但是，我们的历史研究在建国以来，基本是遵循线形的发展规律和寻找道德理念为核心的历史观念。正如列文森所说：“儒家与共产主义者都同样注重研究历史。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核心内容自然是各个历史阶段的线型式发展，但儒家史观一般并不注重历史演变的过程，而是注重阐明儒家提出的永恒不变并具有广泛意义的道德理念，…因此，许多知识分子逐渐喜欢上共产主义者的历史观点。因为这种历史观不是盲目地崇拜过去的制度，而是提供了历史的延续性；同时，它还保证中国历史的发展与西方是齐头并进的，而不只是现代的两极对抗。”③
　　尽管西方所兴起的日常生活史的研究的背景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背景不尽相同，但我们所处的工业化和农业化的转型社会则为历史的微观研究提供了契机。换言之，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理应关注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而社会群体对于学术立场和社会立场而言，农民这一群体日常生活之变迁，可以更为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特质。
　　所谓日常生活，便是在公共生活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中，找出一个研究的点，对于农民而言，由于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领域或界限基本还混合在一起，因此，这里的讨论是以私人话语的角度进行的。私人生活如果“廓清”概念之后，其剩余项之一便是作为“人”的日常生活。“廓清”的意思是指从讲政治含义删除，将社会含义删除，将私人在公共生活领域的“非人性化”的表现删除，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人的“社会化”因素删除，剩下的便是我们要讨论的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的领域。当然，删除并不意味着没有联系，也并不意味着与日常生活无关，只是鉴于中国近代社会以来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对于“人”的私人生活领地的侵袭，尤其在1949年之后，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基本是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双重建构中演绎着。因此，研究和关注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的困难就往往在于：一是他们自身也没有将 “私人的”和“公共的”分开，二是研究者也往往在“话语权”的立场上，忘记了“自己的”和“社会的”，乃至“学术化的”和“政治化的”立场。
　　而在大众媒介日益日常化的现代生活里，无论是个性化的还是非个性化的生活行为和方式，都被拉到一个没有遮拦的社会工厂里，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表演，历史的记忆在这种表演里沉默地被记录着，被演绎着。我们因而也拥有了我们所惯常看到的历史典籍中所陈列的和展现的历史情境，并沿着这种情境追溯着久远年代的记忆。或许有一天，我们夹在历史与现实的幻境之中，看着蔓延在眼前的各种学术化和制度化的词语，很深刻地体会着自己所缔造的这种悲哀而不知所措。所有的记忆都是那样地死板和没有活力，那活跃在历史深层的情感、记忆、感觉和反思的叹息，不知所踪。
　　其次，在认识日常生活史对于认识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意义的同时，要关注在新的媒介环境下，我们这里所说的日常生活与新媒体之关系。由于新媒介④自身与技术、费用以及设备、社会环境的更加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农民的日常生活而言，新媒体技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人口流动为核心的影响圈。而且，新媒介技术的影响力一定意义上契合洋葱模式中对于媒介研究的基本界定。洋葱的结构形式可以说，很清晰地剥离出了媒介在不同形态的社会系统中所处的位置、所受到的钳制，并由此而形成不同的媒介系统。在媒介自身的运作系统中，媒介的组织形态、媒介的性质、媒介的管理模式等等在单一媒介的实际运作过程中，相互作用而构建了媒介工作者和媒介拥有者心中所认可和理解的媒介的特征和媒介的惯例。媒介工作者经历了认可后，通过个体的文化背景、心理结构、对媒介性质的个性化的界定，铸造着不同媒介不同的话语陈述模式。这种话语陈述模式很大程度上给予了受众一种虚拟的需求心态，并塑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媒介的话语陈述模式便是我们认可的话语陈述模式的基层构成因素。媒介自身的演绎活动构成了媒介作为整体和作为个体的独立的特征，媒介从业人员的构成模式的全球化趋势使得对媒介性质的确定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话题。媒介经营的全球化的运作使得媒介系统、媒介组织对媒介的操纵和控制越来越在很难把握的环境下进行。媒介从业人员的地域化使得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的背景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
　　不同的是，新媒体技术将受众的力量凝固在媒介自身上面，使用者或者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量身定做，选择自己需要的功能。对于农民这一群体而言，其层次在经济发展中和人口流动中，由经济基础所产生的观念意识也各有差异。因此，使新媒体走入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方式和程度也各不相同。本文主要集中讨论新媒体技术对于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日常性的影响以及变迁。因为，农民工利用新媒体手段来完成与留守在村落中的人群的联系，以及与同伴之间的联系。比起单纯从农村生活来做相关调查，与我们所处的时代，会更有意义。
　　2006年暑假，笔者在北京市朝阳区分别对两家家具市场及安装市场，对于安装工人和家具店的承包商（非京非市民户口的）进行了访谈,采用的是深度访谈法，共采访20人。他们都是做家庭装修、安装或做某些品牌的代理和售后服务的，被采访者一般都十分健谈，核心的问题是询问他们手机和上网对他们的意义，被采访者都认为为，没有手机，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和外界联系，尤其是在北京，要和家里人联系，因为他们的工作总是在流动中，家里人有时找他们就可以随时随地，或者发短信联系。他们的客户也因为手机的关系，可以在他们所服务的公司之外，为自己培养和建设一个稳定的客户群。网络对年轻农民工（年龄在18-35岁之间）而言，则很有吸引力，几乎都会上网，只是感到用处不大。但所有的农民工都意识到上网是一种必须学会的技能，对于他们而言，主要并不是为了消遣、娱乐，最主要的是希望自己的后代要跟上时代的发展，采访期间，有一个来自四川的农民工则向我询问哪里可以买到二手电脑，因为他的孩子要来北京，希望可以让他学习电脑。还有一个农民工则是因为女朋友也在北京，要经常用手机联系。 另外的有的农民工则表示，手机比电脑更实用，上网会消磨时间，信息很难选择。有一个农民工告诉我一个如何利用手机维权的例子：
　　“我曾经帮一家人装修，在安装水管的时候，他们提出水管的样子凸出在外面不好看，要我们重做，我和同事们全部拆卸后，按照要求安装好了，他们觉得还不错，但是又提出，万一将来漏水怎么办，我们把手机号码留给他们，说有事请我们随时会再来。当时他们还拖欠我们两万五千元工钱，说什么也不给，我还有其他的工程，也没有时间等，只好打电话催，没想到，过了一个星期他们把手机号码换了，家里的电话也永远是流言，我们大家觉得这样不行，但平日里大家有各自的工作，又不住在一起，只有靠手机联络，找律师为我们维权。如果没有手机的话，这件事根本无法完成。”
　　笔者亲自经历的一件事是：家里厨房的水管被重新改装后，过了一星期开始漏水了，打电话找到安装的师傅，他很快就来了，而且满怀歉意，水管连续修了3次，他也没有什么怨言。
　　试想，如果他们没有新媒体―手机的联系，在城市里是无法生活的，而且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由此而建构的新的观念，又会通过他们延伸到他们的家乡。
　　2006年11月，笔者与同事在北京宣武区的三个中医按摩中心对那里的农民工使用手机和电脑的状况进行调查，采取的是个案访谈法和焦点小组方法，采访时间大多是在晚上，这与被采访者的工作性质有关。采访的人数在18人。总体情况如下：
　　按摩中心的农民工平均年龄在22岁左右，每人都有手机，每个月的手机费用在50-100元不等，他们的月收入大约在1000元左右（免费提供食宿）；他们每周休息一天，活动包括上网、去书店和与同事、朋友逛街、吃饭；
　　他们虽然没有机会与城里人的生活完全接触，但使用手机不仅仅是一种需要，他们认为，对他们而言，主要的意义还在于：可以转变他们与城里人在心理上的一种差距，尤其是与城里年轻人的差距。起码他们可以以这种形式，完成心理上的一种满足感。⑤
　　 另根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相关调查，⑥ 农民工 生活消费的另一半被手机、上网、MP3等“数字化消费”占领。农民工有手机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有64.2％的被访者使用手机或小灵通，每月手机话费平均在100元左右。在东莞，大多数人都有被偷、被抢手机的经历，他们买手机和相关配件的费用难以计算。除此之外，年轻的打工者开始学习“奢侈消费”。会上网无疑是个很“时尚”的本事。“很多人会玩个QQ，就自认为会上网。”有位略懂计算机的工人在接受访谈时说。工人们上网的目的很模糊，他们主要是在网上聊天、看片，对其他的网络应用技术知之甚少。
　　不仅如此，一些农村地区的农民手机的使用也日渐频繁。唐河县桐河乡3.5万人中，拥有手机的农民就上万人，李司庄村800多户农民人均一部移动电话，四通八达的手机信息网，使全村农副产品销售额达615万元。投资600万元创办三力乳业有限公司的农民郭申民说“现在不仅我自已离不开手机，还为20名农民职员配备了手机。靠手机联络，只用三个月时间产品就销售到全国十几个大城市。” 笔者在桐河乡农产品购销协会了解到，该协会近年来在网上发布桐蛋、土豆、地毯、棉花、小辣椒、药梅等农产品供求信息1.2万次，推销农产品1000多万公斤。该乡通过网上咨询，与土耳其一家外商建立地毯销售关系，来自土耳其的外商投巨资在桐河建立地毯公司。⑦
　　从上述调查状况可以看出，手机与上网已经成为青年农民工获取信息和与外界联系的主要手段了。但是，技术手段如果仅仅停留在技术的层面上，其对于社会发展和个体心理的影响力就难以发挥出来。对于社会的整体发展而言，新型的媒介手段往往会突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界限，将一个信息共享和机会均等的社会场景展现给我们。
　　再次，对于日常生活史而言，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层面，以新农村建设为政策理念的这一历史阶段和以新媒技术的日益普及为特征的历史阶段，在历史的这一点无可复制地重合了。这种重合本身为我们提供了从新媒体与新农村角度发现和重建农民的日常生活历史的一种很好的契机。对于学科背景而言，新媒体的影响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问题上：集中在对于传统媒体的冲击上；集中在对正处于变革和转型时期的中国媒介产业化的影响力尚；集中在新媒体本身的产业化上；集中在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上。这些问题的集中点或者是媒体自身，如新媒体与旧媒体之关系，新媒体自身的发展问题，或者是集中在由于行政力量而不得不依靠外界力量来不断推进的中国媒介转型的研究中。上述问题用一个时髦的词语来说，是社会主流层次关注社会的主流问题。
　　关键的问题是：再过一百年，当我们的后人再寻觅这一时刻的新农村建设的故事形态时，他们抱有怎样的心态我们现在自然是不得而知，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我们所能够提供给他们的是那种层面上的和那种意义上的新农村建设的历史场景和历史痕迹。而在这些痕迹中，我们的农村生活的体系化建设的陈述或者是全面的而细致的，而我们所能提供给他们的关于农民的日常生活的细节性和动感性的陈述则是零碎的和不完整的。农民的日常生活虽然都是一些不加注意的小事，但是却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次，并规定了社会存在和社会行为的各种方式。
　　历史不会发出任何抱怨和叹息。那种载体在未来的时代会起到更到的作用也不得而知。可以决定的是，在我们拥有历史决定权的今天，如何由我们来勾勒出农民的日常生活的变迁过程。因而，在这里我们提出新农村建设与关注农民的日常生活的变迁的命题，并认为以新媒体技术的同步发展为关键契机来进入研究。
　　具体而言。对农民的日常生活的变迁的描述，首先不应该是体制化的、组织化的和制度化的，而应该是机动性的、个性化的和动态性的。这种个性化的、动态性和机动性的关注，是让“活生生的个人“走在历史前台的一种经历，对于中国农民而言，他们的面目在历史的长河中几乎都是陌生化的和群体化的，当我们使用农民这个词语时，当我们说起农民运动、农民工、农村户口、农民后代等等这些概念的时候，其实已经忘却了农民这个概念原本是我们在定义时所概括的一种灵活机动的现象，在这些现象背后更多的各式一个个个体的“原始”生活。而这种“原始”生活正是我们在新农村建设的体制化进程中，被社会的主流层面所忽视的、有时甚至是故意忽视的，因为农民本身的弱势地位和非主流层面的力量所致。
　　其次，对于农民的日常生活的变迁的描述，理应与新农村建设的理念体系的解剖紧密联系。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决策和宏观目标以来，许多专家学者发表了好多论文，各地也都纷纷行动起来了。然而，对于什么叫新农村建设，至今还没有一个科学的定义，从而导致现在不少地方出现了方向目标上的、实际工作上的诸多现象，可以说“百花齐放”。我们这里所说的新农村建设，更多地是从农民的立场出发，因而，新农村建设便成为农民发展自己的一个很好的历史机遇。在历史发生转折的时机，农民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依然成为大众日常话语世界的一种不很奢侈的词语，而对于组织化和制度化的政府和学界而言，如何避免继续沦为历史的奴隶而忽视农民作为个性化的日常生活的意义，才应该是着力加以解决的问题之一。
　　再次，对于农民日常生活的变迁的描述，要与新农村建设的外部环境出发。农民的日常生活在每一个时代的变迁，都与当时特定的政策、制度、社会现象、技术发展以及社会突变不可分割。以往的关注都在于这些外部环境对于农民这一群体的影响，而对于新农村建设而言，更多地要从新农村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生产体系的变化、大众媒体的变迁、整个社会氛围的转化、城乡之间的人群流动，还包括城市居民对于农民与新农村建设之间的关系所持有的态度、行为体系等等方面进行关注。
　　换言之，“新农村”与“新农民”之间的联系并应该也不是仅仅停留在目标、战略决策诸方面，(紧转第9页）
　　（紧接第28页）对于政府而言，目标和决策时必要的和重要的，对于农民而言，目标和决策的具体化过程才是真正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力量。宣传和动员对于这个时代的农民而言已经不再具有激情般的影响力，市场的力量和经济行为的开放化和公开化使得感恩和无私不再与当代农民有深刻的牵连，他们在赤裸裸的现实中所接触到的和感觉到的，已经足以令他们很自由地畅想着大众化意义上和现代化意义上的主流的社会生活了。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新农村建设要着力关注农民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日益缺失了传统的道德力量之外，仅仅将利益至上而在未来的时空里将会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所带来的巨大的动荡性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或者在十年二十年之后日益显现出来。
　　最后，对于农民的日常生活的变迁的描述，还要重视历史的延续性，重视在上个世纪以来，各种历史事件对于农村社会的不断冲击，在这种种力量的冲击之下，农民的心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种心态的变化又如何致使他们的日常生活行为发生变化。与这个历史时期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相比，农民的日常生活又将会发生怎样的变迁，而这种变迁的研究，因了历史的延续性，又应该是持续性的、动感性的和个人化的。
　　
　　注释
　　刘新成:《日常生活史：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光明日报. [J].2006-2-24。
　　阎云翔著,龚小夏译,《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1页。
　　[美] 列文森（Levenson）著，郑大华等译:《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2版，第310-311页。
　　关于新媒体的概念：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熊澄宇教授：“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之上出现和影响的媒体形态。”本文所指的新媒体是指：（1）与传统媒体相对而言，例如：报纸、期刊、书籍、广播电视、广告属于传统媒体；（2）受众与传者的边界基本是融合的；（3）消费内容和功能的完全个性化等。（4）种类包括：手机、网络、电子期刊、以及与网络相关的网络媒介的各类形式。
　　以上资料来源于 笔者2006年暑假与11月份的采访笔记。
　　《农民工的底层生活：怎么也滚不出打工这张桌子》,中新网，http://news.省略/newcountryside/2006-09/11/content_5075530.htm 2006年9月11日。
　　刘清文,曹西广:《唐河农民三件宝：手机、汽车和电脑》，唐河网。http://tanghe.nynews.省略/Article/Kjww/200604/2082.html 2006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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