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寻亲网【我的海峡寻亲经历】

　　一份千斤枷锁的敌台关系的材料，如鬼魅始终追随着我家。 　　1949年4月15日，中共以最后通牒形式，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送交南京政府，限令20日为协定签字最后时限。听命于蒋中正的代总统李宗仁拒绝了这份最后通牒，国共双方熄武弭兵的最后可能成为泡影。丧失了半壁河山和几乎全部精锐部队的南京政府，在大势已去，分崩离析，人心惶惶中也熄灭了“划江而治”那一厢情愿的美梦，开始考虑全面撤退，以已由参谋总长陈诚和前浙江省主席陈仪经略的孤岛台湾为最后经营中国的依托。国民党三军总部所属机关单位，以及存在上海国库里的黄金银元借助海军舰艇和商船，部分空军运输机，开始了大规模的转移。家族的血脉世世代代根系在大陆的三军总部人员，在严格的军令和迫不得已的形势下，只得别离故土，离开自己的家人和根系，挥泪踏上横渡海峡的舰船，北望苍茫山河，面对滔滔东海，不知此生能否魂化为杜鹃，带血归来……
　　
　　海峡隔断亲人
　　
　　我的三叔曹继德――空军驻上海第六医院医官在这支撤退大军中。临行前，他匆匆给退伍在西北从事教育工作的二叔曹继泽写了一封信，附了两张与新婚妻子――空军医院护士范美玉的结婚照，并嘱他将一张转交我家，算是给大陆亲人最后的告别。
　　舰船南去，消失在莽莽苍苍、烟波浩淼的大海里。从此以往，整整四十年，我们没有他的音信，在个人和家庭档案里，却有一份千斤枷锁的敌台关系的材料，如鬼魅始终追随着我们，将我们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欢笑化为苦涩的飘散的烟云……
　　我的家族属于湘军军官世家，和平时期为州县牧吏，战乱时代投笔从戎，喋血疆场。高祖父贵为三甲进士、翰林、贵州巡抚，也没有让子侄安享荣华富贵，成为锦衣玉食的纨绔子弟。而是让他们以少年才俊从军，追随左宗棠、刘锦棠平息西北战乱，收复新疆，成为征戍边疆、马革裹尸还葬的军人。
　　辛亥革命后，新婚的祖父曹光晋带着妻子，记名提督，汉中总兵的独生女儿周道英(湖南宁乡人，本姓朱，明代宗室，避清祸改姓周)从故乡北上，寻找以兵备道职分滞留宁夏镇的曾祖父。于靖远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东征西杀，后以团长身份随孙连仲部进军青海，兼职甘青公路局长。西北几马(西宁镇总兵马麒、马麟，后为马步芳、马步青)势力膨胀，孙连仲部不得已退出青海。祖父厌倦了这种以争权夺利为目的的军旅生活，不愿随军东下，征战中原。遂解甲为民，因故乡山高路远，又囊中羞涩，无力回归，只得暂时寓居西宁。
　　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我的父亲曹继曾和二叔先后考入北平师范大学，三叔曹继德也以优异成绩从卫生学校毕业。适逢芦沟桥事变，其前，从北平归来的父亲就已参加西北边防军，平息额济纳旗日寇间谍大案，并戍边两年。而在北平化学系三年级的二叔，在日寇占领北平的当天，从校园逃出，南下追寻中央军，并于冀南参加军队。从此整整八年，从华北到武汉、长沙、广西、贵州，大小数百战，抗战胜利得以完璧归来。父亲二次入伍，青年军206师从汉中即将开赴抗日前线之际，抗战胜利。同样以执干戈以卫社稷为目的，不愿为政治而同室操戈的父亲和二叔一样解甲归来。他们已经回不了故乡，因子女离散，故园被毁，心力交瘁，痛苦不堪的祖父母相继以知天命之年谢世，故乡的宅院，已在文夕大火中化为灰烬，亲人或从军或逃散于西南、西北或负箧渡海，后来皆成为异乡的游魂。他们只能以我的母亲为家，相聚于兰州。
　　那一年，据母亲说，十六岁的三叔以童子军身份参加战地救护队，随暂编骑兵第一师出豫、陕、晋抗战，因在火线表现优异，被军方保送至西北医学院医疗系就读。学院隶属于新成立的西北大学，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天津北洋工学院(原名北洋大学)迁至西安，组成的西安临时大学之一部。太原失陷以后，西安临时大学又迁往陕南。在陕南时，临时大学的校本部和文理学院设在城固县城内考院，教育学院设在文庙，法商学院设在小西关外，工学院设在古路坝(后又在七星寺设分校)，医学院设在南郑。所以，又称南郑医学院。三叔在那里修业六年，1945年毕业，成为陈纳德飞虎队见习医官。飞虎队撤销后，收归国防部，成为驻上海空军第六医院的妇产科大夫。
　　
　　两岸解冻
　　
　　因为意识形态，因为命运使然，一个海峡隔绝了千百万亲人的联系，虽然他们同出一脉，血浓于水，但在残酷的政治对立划分中，只能隔海相望，天各一方。牛郎织女尚有七夕鹊桥之会，中国人，被海峡分开，不知亲人相聚，将在何年何月?
　　没有粉碎“四人帮”，没有邓小平的复出，中国人此生将永远等不到这一天。但这一天终于来了。1979年元月1日，叶剑英委员长代表人大常务委员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随后，华侨与外事委员会主任廖承志以侨务总领和国民党故旧的身份，致公开信予台湾政府总统蒋经国先生，向他们伸出了和平的橄榄枝。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大陆方面首次修正了对台的政策，并向台湾当局和世界发出的一个和平信号。
　　中共承诺：在不背离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大陆将以和平方式统一台湾，为此，积极谋求与台湾政府的和解，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两岸的三通，即通航、通商、通邮，谋求两岸的共同发展。同时，早在1978年10月，国防部长徐向前已经命令福建前线边防部队停止进行了20年的对金门、马祖的炮击，而至此，两岸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才正式宣告结束。
　　也就在元旦这天，中美两国宣布正式建交，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美国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说，1954年12月2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与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签署的《美台共同防御条例》至此正式废除。而正在美国访问的邓小平向美国国会解释中共对台湾的政策时说：“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政策。”这就成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发端和最初的构想。
　　1979年1月16日，回到北京的邓小平召集了中共中央干部会议，发表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列为当前的主要任务。随后，大陆逐渐放宽了对台湾的政策，开始允许台湾民间人士转道香港或第三国来大陆参观、访问、探亲。4月2日，海关总署发言人就大陆与台湾通商中海关手续和征税问题发表谈话，对大陆企业向台湾公私企业直接购买的台湾商品不征收进口税，对于大陆运往台湾的商品免征出口税。这就意味着大陆对于两岸三通开始采取积极的政策。
　　但是，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却对大陆的姿态取怀疑的态度，从1979年到1981年的国民党第十二大，―直采取了“以不变应万变” 的对应策略。1979年底，国民党三军开展了入台三十年来最大的海陆空联合演习，并以大陆为假想之敌。在岛内强化了言论控制。1980年5月，台湾省交通处通令禁止外籍商船直接往返于大陆和台湾各国际港口。8月，台湾国贸局通令；台湾所有输出商及贸易商不得与大陆贸易，违者将严加议处。随后，台湾政经文化各界，都加强了对大陆经济、文化、思想交流的控制。作为对应措施，大陆方面则加强了对台的统战宣传，利用国际组织和对外交流的机会，尽可能的宣传一个中国的政策，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交流上孤立台湾。到1980年下半年，迫于形势，国民党的大陆政策，经过了回避和谈到主动-反制的过程；从零碎、消极、僵化的“旧大陆政策”逐步演绎成一套所谓完整、积极、灵活的“新大陆政策”。阻碍“三通”的绳索开始有所松动。
　　为了加强和平攻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广播，福建海峡之声广播电台通过强大的电波不断地把大陆的变化，和与台湾有亲友关系的人们的近况介绍给台湾听众，并播送他们发向台湾，寻找亲友的信件。为此，各省党委宣传部门专门成立了对台办公室，负责这项工作。
　　在台湾与巴西均有亲友的宁夏大学中文系郭雪六老师承蒙该部门的惠顾，最早结识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对台办公室的张主任及相关工作人员，熟悉与了解了该部门的职权号性质。
　　九月的一个周末下午，我照例到郭老师家拜访。先生告诉我，现在放宽了对台湾的政策，又有专门的部门负责为两岸失散的亲友牵线搭桥。我应当利用这个机会，试试寻找32年不通音信的三叔。
　　
　　寻找三叔
　　
　　我不想公开宣扬这件事。这个从未谋面的三叔让我们在大陆的两代人吃尽了苦头。因他而造成的政治阴影始终笼罩着我们，使我们几十年不能自由地呼吸，一有风吹草动，这就是最明显而有力的反动家庭与身份的死证。而今，中央虽然不再以台湾为敌，主张和平统一，但广大台属和在台湾有亲眷关系的大陆人还是心存疑虑，对此将信将疑。但是血浓于水，多少年来，我们心中对这个亲人，还是强烈地依恋着的。我们也很想知道，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好对世人，对当局有个交代。于是，我终于还是同意，下礼拜一，由郭老师陪同，前去区党委宣传部对台办公室，尝试着通过广播，寻找在台湾而杳无音信的三叔。
　　星期一下午，郭雪六带着我，向区党委走去。门岗森严，因为没有介绍信，颇费周折，直到接通了对台办张主任的电话，确认了我们的身份，才被传达放进大门。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政府机关的大门是如此森严，进门有如此烦琐的手续。
　　郭先生有些愠怒：“侯门深似海，衙门门槛高。在美国、西欧，政府机关从不设门岗，任群众自由来访，就是总统府，也定期向游客开放。瞧，在中国，高墙壁垒，一个看门的，多牛!”
　　绕过庭院中的花坛，我们已走到大楼东北角的厅门前，进了走廊，党委宣传部对台办的办公室就设在底层一楼的转角处。进了主任室，一个年近五十的略显瘦削的官员站起来迎接郭雪六先生，他是一个面容和善，易于相近的人。他们寒暄了几句，郭雪六便切入正题：“我这个学生的叔父在台湾空军界，知道现在和平统一的步子已经拉死也想通过对台广播，寻找多年没有音信的他。”
　　“哦，只要是少校以上的军官，我们这里都有名单。”主任唤来干事，一个瘦而精干的小伙子，从档案柜里拿来一叠台湾党政军界有点地位的人员的名单。从空军栏里找了半天，没有找到三叔的名字。
　　“不可能……不可能，如果真有此人，应当在名单里，……也许军衔低，也许不在军政界?像青铜峡水电厂有个老太太，长子是台湾国防部的中将装备部部长，我们都找到了，还给老太太录了音，在‘海峡’之声中放给台湾听，挺有效果!”张主任说至此，颇有些得意。他叫来秘书，让她去辅导我写广播书信稿。
　　在隔壁办公室里，我明白了对台广播稿及信件的格式要求、尺度，答应很快将信件送来。
　　数天后，女秘书稍微删节我的书信，愉悦地说：“好了，不久，就将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广播播送，你等消息吧!”
　　我并未把它当回事，回去就把此事淡忘了。
　　至于三叔收到未收到我的广播信件，就不得而知了。1989年，当大陆进一步开放，台湾荣军、商人大量来大陆探亲、经商时，大姐曹馨生通过化工系统的湖南老乡，展转从台湾来大陆的乡党中打听，终于接通了同三叔的联系。
　　知道第六医院迁址台湾后，组建台南医院。1956年，三叔升任妇产科主任，随后，因身体原因，不堪劳累，调往眼科任主任，直至1978年。七十年代末，他在台南空军任中校军医，在台南医疗界都相当有知名度。他住在台南市开山路79号。三叔急切地想知道哥嫂和侄儿们的消息，父母的墓地。大姐没有办法告诉他真相，祖父母的墓地，哪怕我们曾有土地契约，也无主人身份而被工业建设堙没了。我的父母，二叔也已作古，只能与兄弟相会于地下。羁旅海外的三叔，是父亲这一辈弟兄中命运最好的人，也是唯一一个得以善终的人。
　　他到台湾后，因为是美国人培训的空军军医，没有什么政治派系和团体利害得失。在蒋氏父子整顿台湾军政两界，彻底消除贪污腐败、痛定思痛、励精图治的年月里，得以享受生活的安定和优裕的物质条件。依靠自身的努力钻研，在空军军医界逐渐脱颖而出，在应用全新的医疗方法治愈白内障和其他眼科疾病方面，享有极高的声誉。他又三个儿子，长子曹明(哲城)，独身主义者，大学毕业就业台北，没有婚娶。二子自城、三子凯城七十年代留学美国，定居于纽约和洛杉矶。他们安居台湾，后来赴美国求学、工作，从不知饥饿是什么，也未曾颠沛流离，遭遇政治迫害和宵小欺凌白眼。我的三婶是浙江人，一个江南的佳人。她要比她的两个妯娌幸运得多。没有背负过苦难的重担，也无须拖着无依无靠的子女，挣扎在饥寒线上。三个同胞骨肉，爱国者，毁家纾难的抗日军人，命运、荣辱、生活竟然天悬地隔，截然不同。
　　三叔深情地回忆着我的母亲(蕴兰)，她以书香世家长女，新嫁娘身份，帮衬小叔，服侍病弱的公婆，在战乱和日寇轰炸中，扶老携幼逃难，孤身一人代从军出征的儿男们尽孝，送老人人士。她是传统意义上贤惠无比的中国知识妇女，深明大义，外柔内刚，忍辱负重，不吝自我，令老年的三叔唏嘘不已，泪湿青衫。
　　1990年，三叔关闭了他在台南的私人诊所，往来于台湾和美国。柏城曾代父亲邀请大姐赴美国会面。他致函道：“我们知道自己是中华子孙，是忠臣良将的后代，我们永远不会背弃祖宗，忘却故土，只是意识形态使我们天各一方，骨肉分离，但愿这些，永远成为过去……”但是，因为经济原因，身为化工质量专家的大姐和我们弟兄凑不足赴美的路费。后来李登辉主政，放纵台独，阻碍两岸的三通，中美因某些事件重新拉大了距离。大姐终于没有成行，未完成代我们看望三叔的夙愿。
　　2009年，海峡两岸因国民党的重新执政真正恢复了三通。7月26日，马英九重新当选为国民党主席，回应胡锦涛总书记的贺电，称“今后，仍须双方顺应民意，继续在‘正视现实、建立互信、搁置争议、共创双赢’的原则下，不断努力，以巩固海峡和平、重建区域稳定、促进两岸持续发展与繁荣”。我们兄弟子侄早就盼望着这一天，但是，三叔的墓地，恐怕木已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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