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家庭户属农转非吗 [“农转非”:农民为何不愿做城镇人]
发布时间:2020-02-12 来源: 日记大全 点击:
10年前人们对“农转非”苦苦追求。 10年后,“农转非”户口遭冷落。 曾经,在传统“二元”户籍分割之下,城乡之间壁垒森严。为了寻求和城里人同等的待遇,许许多多的农民千方百计离开土地,希望转变身份,成为城里人,吃上“商品粮”。 当然,在那个年代,比登天还要难。
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城乡差距的不断缩小,事情好像“正在起变化”:一边是在中央和省里不断力促城镇化推进的背景下,城市的前景变得很诱人;一边是在土地不断升值的现实与憧憬之下,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光辉又增加了乡村生活的亮度。
有媒体报道,作为实施城乡一体化、城镇化战略重要指标的“农转非”正遭受冷落,甚至一些曾转为市民的农户开始念叨农业户口的好处,要求“非转农”。这正应了那句谚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这是否是一种普遍现象?农民办理“农转非”积极性为何不高?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难题?如何实现真正的城乡一体化?
为此,本刊记者先后在贵阳市宝山南路、东山、三桥农民工集中地段,金阳新区野鸭乡茶园村、大关村,以及兴黔农民工子弟学校等地发放问卷并进行采访。共发放问卷130份,回收有效问卷102份。调查中,分别对“城中村”农民、郊区农民、外地农民工等类型的农民进行抽样调查,并对我省其它地区的农民进行了抽样访问和电话采访。同时,对省委政策研究室、贵州省社科院、贵阳市公安局、贵阳市劳动保障局、金阳新区管委会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进行了采访。
现象:“农转非”受冷落
调查显示,在“您是否愿意将户口迁入城市户口?”一问中,39%的人选择“不愿意”,32%的人选择“无所谓”,仅29%的人选择“愿意”。
在贵阳市东山路上,记者街头随机采访 ,“挣不到钱,城市户口有什么用?又不顶吃又不顶喝。”今年30岁,来自大方县已在贵阳打工3年的李书平对记者说。“垫房子、水费、生活,在这里什么都是钱。我在老家房子宽敞,做一年可吃三年。”他的老乡则在一旁添着说道。
老家在遵义仁怀市茅坝镇的刘宇在贵阳开了一个副食品小卖部,家也搬到了贵阳。记者提及为什么不将户口改成贵阳市户口时,他的回答是:“我家里的田随便弄一弄,每年也有差不多一万块钱的农业收入,还有不少补贴。改成城市户口能有什么好处?”
调查显示,在“您是否愿意将户口迁入城市户口?”一问中,39%的人选择“不愿意”,32%的人选择“无所谓”,仅29%的人选择“愿意”。其中可看出,大部分的态度在不愿意与无所谓之间。来自铜仁在宝山南路推车销售水果的陈女士则说:“城市户口有什么稀奇?现在农村人到城里落户很容易,但城市人户口想往农村办,难了。”
记者日前从贵阳市公安局户政科了解到,2009年9月,贵州市公安局推行了经省政府批准的省公安厅《关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大力鼓励本省籍农民工农业户口转变为非农业户口。然而推行3个月来,前来办理农转非的仅为293人。此前,贵阳市公安局于2008年初就启动了服务城乡一体化户口审批绿色通道,然而,一年来,全市仅办理农转非10020人,不足贵阳市常住农业人口的0.006%。
按此速度,这离贵阳市公安局局长邹碧声在启动贵阳市城乡一体化户口审批绿色通道新闻发布会上所说“到2010年,贵阳市城镇化率将达到100%,贵阳市农村居民将全部转为‘城市居民’,生活在城市中心区人口达到280万人”的目标差距甚远。
为此,贵阳市公安局于2008年底曾对2961名农村人口进行了调查和询问,其中不愿意转为非农业人口的有2922人,愿意转为非农业人口的仅为29人,不确定的10人。
“尽管各级各地方政府都在放宽城镇户籍制度准入条件,积极引导农村人口向小城镇合理转移,促进城镇化建设。作为城镇化的重要指标,‘农转非’人口数量,却没有达到想象中的欢迎程度。群众一直对‘农转非’的热情度不高。”贵阳市公安局户政科曲科长向记者解释道。
分析:“农转非”背后隐藏的制度难题
调查显示,在“您不愿迁入城市户口的原因”一项中,40%的人选择“不想失去农村的土地”,32%的人选择“农村居住条件好”,16%的人选择“怕迁移户口后不能平等享受市民待遇”。
“传统的户籍制度因其在长期城乡二元结构中的标志性‘城墙’作用,已经被普遍视作落实‘农转非’过程中的最大障碍。如果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真是一视同仁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么多问题了。”曲科长认为,由于户口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各职能部门的一些政策都是寄生在户口上的。如不把这些利益与户口剥离开来,新型户籍政策就难以推进。
“农民心目中始终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衡量。农民对‘农转非’热情不高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户籍的利益问题。”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昌锋分析认为,在就业领域而言,目前就业已经市场化,从公共服务上讲贵阳市城郊的农村人口转变为非农业户口之后其上学地点也不变,因而城镇居民户口对贵阳市农村居民的吸引力不大。
相反,农业户口有着如下利益:第一是在计划生育政策上,农业户口第一胎是女孩的符合条件可再生第二胎,而城市非农业户口不能;第二是在房屋资产上,农业人口符合条件的可在集体土地上申请宅基地,拥有宅基地可以较低的成本建房后出租获取较大收益,这是城镇居民户口所没有的。
而据贵州省委政策研究室张再杰介绍和分析,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强农、支农、惠农政策的逐步落实,农民户口能享受很多政策实惠。在他们对瓮安县的“三农”问题调查中,发现在税费改革前,在农业税、“三提五统”等方面农民人均要负担28元;而税改后,国家实行农业税减免、退耕还林、种粮直补、良种补贴、油菜籽补贴、烤烟煤炭补贴、能繁母猪补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两免一补”和农村低保等。人均每年直接得到各种补贴150元左右。一减一增,每个农民实际得到的实惠是178元。
这种优越的农村政策和保障体系,与每月一百多块钱的城市低保相比,显然优势明显。张再杰认为,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城市居民身份在劳动力就业、子女入学、住房及养老等方面已经失去了昔日的优势,农民转为城市居民就不能享受这些政策,因此“农转非”失去了对农民的吸引力。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界限正在模糊,以户口为标志的中国城乡居民身份问题已不再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关键问题。
对策:如何真正让农民与市民同台共舞?
调查显示:在“您是怎么看待农民工大量转为城市户口的?”一问中,45%的人选择“好,打破了城乡间壁垒”;35%的人选择“稳步转变,不能操之过急”;20%的人选择“不好说,看以后具体情况”。
“就大趋势而言,城镇化浪潮势不可挡,农民身份转变是城乡一体化的关键。城乡差距不解决,‘三农’问题就无法破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只能是一张画饼。”张再杰认为。
怎样让农民自主进城而不是被动进城,让农民与市民一起享受城市发展成果,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城乡共赢,专家人士纷纷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王昌锋认为,农民市民化是农民生活形态和职业形态的巨大转变,是一个综合性过程,不仅仅是户籍转变就完成的。完成农民市民化需要对应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以及农民在城镇的资产建设和能力建设。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系统改革工程,相关部门必须树立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尽快明确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后的利益问题,由政府牵头,各有关部门参与进行试点工作,以便于深化户籍制度的改革,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
基于目前全省的实际,如何推进“农转非”?王昌锋认为,农民是否选择成为非农业人口其关键还是在于利益问题。推进“农转非”需要推行的措施首先是缩小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利益差距,尤其是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
张再杰则认为,那种认为城乡二元分割问题是以户籍制度为前提的时代虽然已经过去,农民户口居民化不等于农民市民化,更不等于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并不能单纯靠户籍制度推动,需要有新的思路。目前我省一些地方正在积极进行有关工作实践,如贵阳市小河区将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工作分解为城中村改造、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发展、村改居示范等内容;余庆县实施了农村居民养老金制度,等等。总之,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是不仅要消除城乡居民生活条件即基础设施的差异,更要从根本上消解城乡居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认识、生活习惯和心理空间上的鸿沟。如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进而让农民从心理上真正实现与城市居民的靠拢。各级党委、政府在政策的制定和制度的设计上重点应考虑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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