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术界的猪肉桶政治

　　“猪肉桶”（pork barrel）是一个美国社会中较为流行的俚语，用于嘲弄美国国会中的代表制与两党政治传统。据说，它最早出自殖民地时期的农庄，农庄主们通常把猪肉放在废弃的桶里腌制并储存起来，以供劳作的奴隶们取用。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联邦政府公共财政预算的持续膨胀，每年提供特定用途（或专项）的经费项目（earmarks）数量也快速增长。于是，围绕不同主体特别是议员所在州利益的项目竞争与博弈也愈演愈烈，因为议员的资格是由各州选出来的，代表各州利益的议员能否在联邦公共资源分配中让本州受益，往往成为他能否获得连选连任的重要指针。由是，一旦牵涉某些特定项目预算案，议会中的各方常常开足马力、挖空心思，甚至不惜损害自己的声名来拼力一搏，或抗衡或支持，因而构成美国议会政治的一道独特景观。
　　在学术界，至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主导学术资源分配的黄金准则是同行评议。联邦政府对大学基础研究的资助主要通过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两大机构来实施，二者通常资助的主体为大学的个别研究者及其团队，由业界同行基于申请人能力与业绩进行遴选。这种竞争性机制，尽管因为它存在熟人关系以及赢者通吃等问题也颇受质疑，但总体上为主流学术界所认可，精英大学对此尤为推崇。然而，八十年代后，出于各种原因，由国会审议并以专项拨款名义将资源分派给特定机构的方式开始渐成惯例，这种有违学术界同行评议准则的新生蛋糕分配制度，在美国学术界与政界引起了诸多争议。弗吉尼亚大学公共政策学者萨维奇（James D.Savage），在其一九九九年出版的《美国科学资助：国会、大学与学术界的猪肉桶政治》一书中，便对该争议中各方博弈过程做了生动的描述与分析。
　　最主要反对者，首先是北美精英大学联盟——美国大学协会（AAU，如今的AAU有六十二所大学，其中两所属于加拿大，六十所为美国高校，有严格的入选指标要求）。萨维奇认为，AAU强烈反对的原因有三：首先，它认为同行评议不仅是一种制度，而且代表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内部伦理与文化，也是科学免受外部力量介入的防火墙，专项拨款难免会引入外部政治势力的不当介入；其次，AAU作为举足轻重的专业组织，有责任以集体力量抵制这种可能不利于整个学术文化塑造的举动，如此会让整个学术共同体受益；第三，作为精英集团，AAU各成员其实一直以来就是同行评议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担心专项拨款会瓦解其既有的优势。为此，在时任主席罗森茨威格（Robert Rosenzweig）力主下，AAU联合多家组织，以发布报告、劝说成员与游说议员等多种方式，试图遏制专项拨款制度的全面实施。
　　就客观效果而言，AAU的抵制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如通过争取部分议员支持，以补充修正案压缩了部分项目，同时也的确赢得了部分AAU成员的认同。但是，就最终结果而言，它却是惨败。失败的主因首先便是来自AAU内部成员的自利行为，例如继最早的哥大、美国基督教大学之后，布朗、北卡等多个AAU成员也主动申请并获得了专项拨款。最致命的是到八十年代后期，一些原本持有明确反对立场的大学如霍普金斯、威斯康星、华盛顿等也开始违背其承诺，早先反对力量的中坚——宾夕法尼亚大学，甚至雇用游说公司来为其赢得专项经费。而对此，AAU又根本无法控制，更遑论惩罚，所以背叛者反而越来越多。一九八九年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在过去九年中，AAU成员获得了这种专项经费总额的30%。即使有些对AAU保持高度忠诚的校长，也架不住校内机构的苦口婆心。如对专项拨款极为反感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校长就被农学院系主任如此劝说：“其他大学都在张罗，我们虽然保持了高贵的姿态，但失去了争取设备设施去做更好的研究以贡献于加州乃至国家的根基。”一份一九九六年的统计结果显示：在AAU的六十多位成员中，多年来最终真正做到洁身自好的“不粘锅”者仅有加州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和耶鲁等七所高校，一场学术界的集体性抵抗的结果是几乎全军覆没。
　　如此尴尬的结局，显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学术与政治力量之间的失衡，根本还在于由政治所带来的现实利益考量，即美元之于机构的价值。萨维奇指出，早在八十年代以前，大学一般通过在华盛顿的高等教育协会作为共同代表与政府部门沟通，很少直接单独与华盛顿官员打交道。然而，专项拨款出笼后，一些大学开始在华盛顿设置办事处，该类机构从一九八一年的二十七家，发展到一九九三年的一百二十多家。大学办事处不仅安排专门人员与联邦政府相关部门对接，而且还以高薪雇用有身份的游说者作为顾问，甚至直接委托游说公司来办理，以争取更多的联邦资金。例如，曾经在参议院任职的斯克斯伯格（Kenneth Schlossberg）与卡西迪（Gerald Cassidy），离任后即合伙创办了一家公司。如今依旧号称华盛顿特区最好最专业、与两党保持最密切关系的卡西迪联合公司（Cassidy and Associates）即源于此。两人所经手的第一笔生意就为塔夫茨大学争取到三项分别为三千二百万、一千万和七百五十万美元的专项拨款。利用在议会中熟络的人脉、对官僚化程序的熟稔以及长袖善舞的精巧谋略，公司先后作为哥伦比亚、波士顿和夏威夷等众多大学的受托人，不断游说国会为受托机构巧立名目并提供专项经费，公司则从中收取价值不菲的佣金。据统计，仅在九十年代早期，卡西迪联合公司就为四十多所大学提供业务服务，每所大学每月支付的佣金为一万美元。游说者的强势，难免引起公众以及某些政客的反感，为此参议院拨款委员会还专门通过补充修正案尝试对说客加以约束，但效果并不理想。
　　不惜屈尊甚至背负同行骂名求助于游说者及商业公司，表明大学在应对政治时的无能与无奈，尤其是在里根、布什和克林顿任期内，联邦财政开始收紧的环境中。专项拨款虽然微薄，但对有些机构却可能是百灵丹甚至救命稻草。不止于此，如萨维奇所言，大學这种机构是个无底洞，它从没有类似于企业所具有的明确目标，人们对大学校长的评价就是他给大学带来了什么。如获得多少捐赠，建设了多少设施，各种排名等。如果没有什么起色，野心勃勃的教授会抱怨，刁钻苛刻的校友们会不满。用圣母大学前校长赫斯伯格（Theodore M.Hesburgh）的说法：“你可以有最宏远的世界眼光，但是，没有钱你什么都不是。”因此，能否拿到钱，成为校长最大的压力来源，令其如坐针毡。在九十年代，很多公私立大学校长因顶不住筹款压力而提前离职，平均任期由以前的七八年缩短为三四年。就是人们认为富可敌国的哈佛，当时的校长陆登庭也为筹资而精疲力尽，仅上任四年就要求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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