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学术共同体”

　　“学术共同体”一词，是由英国哲学家托马斯·布朗率先提出的，并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他给出的定义是：“学术共同体”是指具有相同或相近的价值取向、文化生活、内在精神和具有特殊专业技能的人，为了共同的价值理念、目标或兴趣，并遵循一定规范而构成的群体。大学中的教师与学生，以及校外的学者，通过学术而连接在一起，于是就组成了“学术共同体”。大学是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是从事学术研究与传播的主要场所，也是学术真理诞生的苑地，因而最能够体现“学术共同体”的特征。
　　“学术共同体”的核心是学术，因而透彻地了解学术、学术任务和学术精神是非常必要的。在我国古籍文献中，学术一词早已有之，只是古今的含义却相去甚远。近现代意义的学术，是自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才开始使用的，这与西学东渐是有密切联系的。尤其是在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这两个时期，欧美国家的各学科的知识，诸如哲学、天文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医学、美学和应用科技等大量传入中国，对我国学术思想、社会经济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学与术之别

　　学术一词是由学与术二字组成的，它们在字义上是有区别的。我国近代的思想启蒙家、翻译家严复对学、术二字注疏说：“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梁启超先生也认为：“学者术之体，术者学之用。”他们的意思是非常明确的，学是指科学理论，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基础学科；而术就是应用技术。
　　可是，现在实际上并没有把学与术分开使用，而是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来使用的，其意义更接近于西方的学术概念，是指系统的学问。英国高级牛津词典的解释是：学校的、学院的；学者式的；仅仅注重理论兴趣，而非技术或实用的学问（of school，college etc，scholarlynot technical or practical，of theoretical interestonly）。在这里，学问与学术可以视为同义词。学问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它是指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包括已知的、未知的、首创的和系统知识。学术一词应用十分广泛，由它又衍生出许多专有名词，如学者、学术职称、学术刊物、学术界、学术会议、学术交流、学术观点、学术诚信、学术规范、学术争鸣等。
　　从本质上说，学术是没有国界的，这正如“夫学术者，天下之公器”所言明的精神。这句话都认为是由清末启蒙代表人物梁启超提出，但实际上最早是出自于明朝《李氏焚书》一书黄节的跋语。“公器说”的观点，历来被我国古时学者所推崇，古人做学问的态度是：“求学问道，贵在乐我乐及人之乐。”宋朝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鼎盛时期，那是做学问就是秉持“为天下之公器”的精神，不垄断、不自私、不掠人之美。在欧洲中世纪，大学诞生之初，一个学者如果做出了一个新的发明，他立即到大街或广场发表演说，将自己的发明与公众分享。那时，既没有保密的限制，也没有专利法的保护，所以古时候的科学发展与传播得很快。世界最早的专利法是于十五世纪初诞生于威尼斯，随后逐渐传播到世界各个国家。专利法也是一把双刃剑，虽然起到了保护发明人的权益，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利于学术的交流与发展。

二、无条件地追求真理

　　学者是学术的主体，学者们的任务就是无条件地追求真理，那么什么样的人堪称学者呢？这里不妨引用德国现代社会学创始人马克斯·韦伯的话予以说明，他认为：“没有这种被外人所嘲讽的独特的迷狂，没有这份热情，坚信‘你生前悠悠千载已逝，未来还会有千年沉寂的期待’——这全靠你能否判断成功，没有这些东西，这个人便不会有科学的志向，他也不该再做下去了。”这就说明，学术研究就是一场冒险，如果没有为学术而活着的人，是没有人能够忍受这种寂寞和清苦的。
　　现在，一般是把学术研究当作纯科学（purescience）。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回忆美国著名物理学家亨利·罗兰的《为纯科学呼吁》一文。这是他于1883年8月15日在美国科学促进会上的演讲，在美国曾经引起了强烈的震撼。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了应用科学，纯科学必须存在。假如我们停止了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那样。”这并非他对中国的不恭敬，而是说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國不重视纯科学研究的事实。正是这个原因，才导致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也致使我国科学理论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
　　什么是纯科学？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要看一看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与夫琅禾费协会的分工就一目了然了。按照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主席彼得·格鲁斯的说法：“前者是在已有的知识平台上进行研究，而后者是创造作为研究平台的知识。”换句通俗的话说，那就是纯科学研究是回答这是什么，或这是为什么？而应用科学研究则是回答这有什么用处？
　　纯科学也常常称为基础科学，它的研究目的是为了人类长远的福祉，也就是为了追求永恒的真理。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学者，既要能忍耐在“象牙塔”的孤独，又要有“十年磨一剑”的耐心，安贫乐道地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踽踽独行。格里戈里·佩雷尔曼就是这样一位数学家，他是俄罗斯怪异的天才数学家，十六岁获得了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金奖，毕业于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学位，后在圣彼得堡科学院斯提克罗夫数学研究所工作。从2002年开始，他先后写出了三篇文章，从而证明了困惑世界数学家近百年“庞加莱猜想”，因而他也就实至名归地获得了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
　　但是，对于这个人们梦寐以求的荣耀，他表现出冷漠的态度。为了说服他前往西班牙马德里参加授奖的大会，甚至世界数学家联合会主席约翰爵士亲自飞到圣彼得堡，用了两天时间说服他赴马德里接受颁奖，但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不需要。”其实，在这之前，他还拒绝了多个奖项，包括奖金一百万美元的“克莱数学奖”。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些天才或学痴们的怪异特点，他们淡泊名利，而只关注他们的学术兴趣，追求学术真理才是他们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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