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长期实行低工资拿什么去拉动消费？

　　央行最近发布的《2008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中，关于东莞农民工真实生态的一些调查数据，非常有现实的价值和意义。调查显示，东莞最低工资标准从1994年的350元/月提高到2008年的770元/月，15年间年均增长速度不足5%，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21%，但在消费支出上，有近六成农民工每月消费500余元。

　　长期以来，谈起“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劳动力廉价”常常被“美化”。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脆弱的价格优势，但牺牲的却是全民的福祉，未来社会进步的道德基础以及社会赖以进步的理念和法治基础。

　　我国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极少数人的收入赶上和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富人，而另外数亿人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同步增长，生活成本和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今年在《南方周末》上发表文章指出，“三十年来，我国GDP增长67倍，但人均国民收入只增长12倍，无论怎么说，这种比例都不能认为是协调的”。1997年～2007年，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降至39.74%，而欧美等国家劳动报酬占GDP的60%以上，从小时最低工资看，我国平均是0.2美元，而欧美等国是25到30美元。我国众多的资源性开采企业，工人每月工资不足千元，而老板每日可赚数十万上百万元，那些遍布在东南经济发达地区的生产加工企业，一线劳工常常没日没夜加班，月收入十多年来一直徘徊在千元左右。

　　而日本在战后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国民收入很快赶上并超过了一些欧美发达国家。韩国也是如此，韩国60年代人均国民收入不过90美元，1995年突破1万美元之后，2007年进一步突破了2万美元。

　　央行调查报告的数据告诉我们，依靠劳动力低廉的成本优势的“中国模式”虽然创造了经济奇迹，但这种模式显然建立在“利润挤压工资”的畸形分配的基础上，由于收入太低导致居民购买力低下，从而导致消费不振。在外需旺盛的情况下，这种分配的弊端不太显性，但当外需大幅度下滑的时候，通过“挤压居民工资创造竞争优势”的模式必然导致产能过剩。在劳动报酬没有正常增长的情况下，不可能产生与经济增长同步的消费能力。

　　再看一看大大小小的工矿企业，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死亡率！远远超过正常水平的上班加班时间！中国凭借这种野蛮的剥削力量，让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对手不寒而栗。毫无疑问，闻利起舞的国际资本非常欢迎这种体制，除了压到极限的工资外，对环境破坏的容忍，对自然资源的毁灭性开发，对本土经济的歧视等等，都使中国成为国际资本垂涎欲滴的肥肉，也奠定了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基础。

　　我国目前至少有一亿人属于被社会遗忘的群体，他们的收入根本不足以维持基本的温饱，另外一亿人几乎没有任何资产，还有至少二亿人缺乏基本的消费能力。而中国金字塔的顶尖富人不到人口的1%，他们拥有惊人的财富，另外10%的所谓金领白领或者企业主算得上是中国的中产阶级，他们是目前的消费主力。剩下的一部分夹心层一旦遇上大病或天灾人祸，就会迅速滑向贫困线之下。

　　这种现象印证了亚当·斯密的话：“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因为社会财富的总量并没有额外增加，少数人拥有太多，就意味着大多数人得到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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