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贻：忆挚友史国衡教授——一位潜力被扼杀的社会学家

　　一、初建交

　　1929年初，我随父亲刘伯秋从湖北省黄陂县北乡的一个小山村罗家冲来到武汉市。同年9月，考进了湖北省立汉阳第十二中学。高我一班有个也是刚从农村来的同乡同学柳届春，他的父亲和我的父亲相识，他的亲叔伯妹妹和我婴幼儿时期订有婚约。他思想开朗，品学兼优，学习成绩冠全班，还在当时报纸上发表过很不错短篇小说。我的学习成绩虽也是全班之冠，但自觉有逊于他，而他却与我惺惺相惜，关系很好，还帮我解除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约。和他同班的，有个学习成绩仅次于他的同学，这就是刚从湖北省随县洛阳店的一个小山村来的史国衡。由于柳届春的中介，由于我们家庭背景相似，由于都在私塾读过经书而又多少受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由于我们学习成绩都很优秀，我们3人成为志趣相投的好友。

　　初中毕业后，柳届春考取了黄埔军校，离开了武汉市，和我们很少来往。十分令人惋惜的是，据说他后来牺牲于内战之中。史国衡考取了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我进了省立武昌高级中学，同在一个城市，仍然有所联系。1935年，他考取了请华大学物理系；
1936年，我考取了清华大学化学系，两人又成了同学。尤其有意思的是，因为清华一、二年级基本不分系，转系非常自由，各种机缘凑合，最后使我俩都成为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毕业生，并成为终生挚友。

　　二、成为挚友

　　1936年9月至1937年6月，我们两人都在清华园。凭人之常情，两个同气相投的故友重聚，应该是来往密切的。但记不清是什么原因，这个时期（开始）我们交往并不多。据我回忆，可能是由于我们两人当时都深深为恋爱问题所困扰，而彼此对对方恋情不理解之故。1938年5月，我们又在西南联合大学蒙自分校重聚。国衡在历史社会学系(注：西南联大成立时，因北大、南开均无社会学系，故暂将社会学系与历史系合在一起，称为历史社会学系，到1940年两系才分开)三年级学习。我因想提高外语水平，暂读外文系二年级。两人虽不同系，但来往比较频繁。特别是我准备从三年级起转入社会学系，要向他了解情况、学习的地方很多。我对他为写毕业论文到个旧锡矿区进行的深入艰苦而有成效的调研工作，很是钦佩。

　　1938年8月下旬，蒙自分校迁回昆明总校，我从1938年冬三年级起（亦）顺利转入历史社会学系，两人同系一年。国衡1939年毕业后留在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工作，我因为毕业论文收集资料和向导师(该所所长陈达教授)请教经常去该所，所以这两年我们经常在一起，逐渐成为挚友。

　　现在回忆起这段友谊，仍然感到愉快和温馨。从学习方面说，除常常在一起交流学习心得外，当时我们都对在西南联大兼课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的费孝通教授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很感兴趣。为了说明我们的这种兴趣，先得介绍一下费先生教学和研究工作情况。费先生1930年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时，正是他的恩师吴文藻致力于社会学中国化事业的初期。他在跟着老师（费先生当时跟着他的恩师吴文藻在）从事社会学中国化时，接触了社会人类学中最先进、最有力的功能学派及其社区研究法，而且极其投入。这个学派和这种研究法的开山人物，是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蜚声国际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不过，功能学派原来是用这种研究法调查研究野蛮、原始社会的。马林诺夫斯基用此法调研美拉尼西亚一个小岛上的野蛮部落而写成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1922年出版后，震动了人类学界，成为功能学派的代表作。但是不到10年，类似的研究日益公式化，而且未经调查研究的这类社会迅速减少，几近枯竭。因此，马林诺夫斯基急欲将此研究法转用于研究文明社会。1936年夏，费先生回老家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休养时，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他用功能学派的社区研究法调查研究开弦弓村取得成功，其研究成果能得到人类学界的承认，那么，他就使人类学从野蛮、原始社区研究转入文明社区的研究跨出了第一步，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于是，他就用此研究法在开弦弓村进行了两个月的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资料。同年9月，他在前往英国留学的航轮上，将这些资料整理成书稿，题为《江村经济》。后来，他进入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人类学系，马林诺夫斯基主动要求任他的导师，并以《江村经济》书稿作为他博士论文《中国农民的生活》(Peasant Life in China)的基础。该书稿在马林诺夫斯基主持的讨论班经过一章一章地讨论修改，历时两年定稿。马林诺夫斯基对此论文高度赞赏，在论文答辩通过的该晚，将论文推荐给伦敦劳特利奇(Routledge)书局出版，并由他作序，云：“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一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
“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作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宪章”；
“他书中所表露的很多箴言和原则，也是我过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所主张和宣扬的，但可惜我自己却没有机会去实践它。”由于马林诺夫斯基的推荐和赞誉，后来费先生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亦称《江村经济》)一书蜚声国际，几乎成为全世界各大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专业的必读参考书。

　　1938年初秋，费先生回国，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并主持燕京大学－云南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亦称社会学研究室)，从事社区调查。回国两周后，他就一头钻进了云南禄丰县农村进行了近40天的调查研究。1939年上学期，他到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兼课，讲授《生育制度》，我和史国衡都选读了这门课程。不过据我体会，比起教学来，费先生的兴趣更倾向于研究工作，他的精力主要也是用于社区调查研究，他还计划吸收和培养一批有志于此的同学和他一起干。他经常在课内课外向我们宣传社会人类学中的功能学派及其社区研究法，激发我们兴趣。与此同时，费先生当时很年轻，大我不到3岁，大史国衡不到两岁，另外两个清华社会系同学张之毅和张宗颖，也都和我们年龄差不多。费先生初为人师，很是随和，师生间无拘无束，既是师生，也像朋友。我们几个经常到他家去请教，和贤良好客的费师母孟吟也很熟悉。这就是说，费先生具有一种吸引我们的人格魅力，再加上他当时在社会人类学界已取得的成就和声望，使我们感到，跟着费先生用功能学派的方法，在中国从事社区调查研究，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学术活动，很有前途的事业。我们不禁心向往之，而且是互相鼓励的。1940年我毕业后，可惜因婚恋关系不得已离开了昆明，而国衡则如愿走上了这条路。

　　除学习方面的共同兴趣外，在西南联大同学期间，我和国衡的政治态度是基本相同的。首先，我们都对政治没有兴趣，不参加任何带政治性的组织。其次，由于我们对专制独裁、贪污腐败的国民党政府非常反感，在学校左派(即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影响的)学生和右派(即受国民党领导和影响的)学生的明争暗斗中，我们思想上总是靠拢左派学生的，尽管我们一般不参加他们的活动。另外，虽然我们不参加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但我们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人民群众的疾苦，还是非常关心的，往往在一起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并把我们的学习生活和这些问题联系起来。我们常常以西南联大校歌中的一段歌词“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来自我警惕。

　　在生活态度方面，我们也大体相同。由于家境影响，我们既无纨绔恶习，也不讲究苦行；
我们无力乐善好施，也不愿作守财奴、吝啬鬼；
我们不敢、不愿纵欲，也不想做宋儒标榜的“灭人欲”的假正人君子。课余之暇，我们喜欢在耗费无多的前提下，到蒙自、昆明四郊游山玩水。能力所及时，也上小馆子打打牙祭。不花钱或花钱很少的娱乐活动我们经常参加，但比较起来，国衡却不像我也参加一些体育活动。我们当时是二十七八岁的青年，当然对恋爱问题不能无动于衷。我有一个女友在重庆工作，两人认识已四五年，但从未相聚，有时还意见相左，音信断绝，关系一直未明确，国衡则尚无对象。关于这方面的隐私，我们是互相交换的，互相同情和关心的。国衡曾经喜欢一个原北大的女同学(也是湖北同乡)和一个与我同级的清华女同学，我也帮他出过主意，想过办法，但都未起作用。为这些事，我们偶而也感到压抑，再加上国事艰危，人民涂炭，有时不免心情沉重。记得有一次，我俩借跑警报的机会，爬上昆明郊区一座长满松树的山顶上，四顾无人，我们放浪形骸，脱得一丝不挂，仰面朝天，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声喊叫，好像要把人世间一切令我们不能心安理得、乐意畅怀的事物喊叫得烟消云散一样。那个短暂的时间，我们享受到真正的自由和快乐，也确凿地见证了我们两人间真挚的友谊。

　　三、国衡深厚的社会学功底及其重要的研究成果

　　1940年暑假前，我获得清华大学社会学专业学士学位(在西南联合大学成立前考取清华、北大、南开的西南联大毕业生，其学籍仍属原校，称清华、北大、南开毕业生)。如前所说，我因婚恋关系不得已去了重庆，暂时离开了原打算终生从事的社会学研究事业。国衡则如愿留在昆明，跟着陈达教授和费孝通教授，打下了深厚的研究社会学的功底，并作出了重要研究成果。这里，首先谈谈他的毕业论文。

　　云南个旧锡矿历史悠久，据现有文献和考古资料证明，它开创于2700余年前的春秋时代。清朝时期，光绪31年(1905)前，完全由私人经营。经营者称“锅头”或“供头”，其采矿、选矿场所称“厂尖”，大都规模很小，一般雇矿工(称“砂丁”)100人左右(多者上千人，少者几个人)，资本数千元。少数大规模经营者称为“尖子”，其投资人多为资本家、大地主、军政权贵、士绅。光绪31年起，虽有官商合资公司参与经营，但直到民国时期，矿产量的90%以上仍由私营厂尖生产。它们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非常落后。砂丁一般为云南内地无地或少地农民，有自愿来的，但大多是被骗或被迫来的，所用生产工具极其原始、笨重，生产条件十分简陋、险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惨劣，还经常遭受“镶头”(资方代理人)欺压打骂，时刻面临着伤残和死亡。正如他们自己创作的歌谣所描述，他们的处境是：“可怜可怜真可怜，可怜莫过走厂人。下班好似山老鼠，出洞好像讨饭人。人人都说黄连苦，更比黄连苦十分。”处境悲惨如此，然而所得报酬，一年不过十几元或几十元。这种情况，当然会引起砂丁的逃亡事件。因此，矿区各个路口都有武装人员把守，砂丁如果企图逃亡，一经抓获，就被带上脚镣劳动。

　　个旧锡矿砂丁的这种奴隶式悲惨处境，直到上世纪30年代以前，似乎未见报道。1929或1930年暑假，云南省玉溪县进步青年黄子方因访友前往个旧，亲眼所见，深表同情。1931年夏，他在上海会见巴金，两人立即成为好友。巴金翻译克鲁泡特金著作时，他一面帮助校对，一面向巴金描述个旧锡矿工人的悲惨处境，巴金听后久久不能忘怀，说是“逼着我拿起笔，替那般‘现代的奴隶’喊冤。”这样，他在1932年创作了中篇小说《砂丁》，使他成为中国第一个描写并向世界介绍个旧锡都的中国作家。但是，巴金创作《砂丁》时，并未到过个旧，所以他说：“我没有实际生活，甚至连背景也不熟悉，因此我只好凭空造出一个‘死城’来。”

　　我不知道国衡是否读过巴金的《砂丁》，并受到它的激励，但是我知道，要深入到个旧锡矿区去亲自调查研究砂丁的生活、劳动的实际情况，不独要准备吃大苦，还得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冒险精神，因为那些唯利是图的锡矿资方及其代理人是很敌视并严防这类调研人员的。但是，国衡不独进入了“虎穴”，还收集了相当充分的第一手资料，写出了受到导师和社会学界重视的毕业论文：《矿山与矿工：个旧锡矿工人生活调查报告》，成为中国第一个根据自己深入社会调研成果描述并向世界介绍个旧砂丁生活的第一人。这就说明，国衡在大学时期，便已打下运用马林诺夫斯基创造的社区调查法研究社会学、人类学的初步功底。1939年大学毕业后，他在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工作了一年，参加了云南呈贡县的人口普查和农业普查，进一步加强了他从事社会学调查研究工作的能力和经验。1940年冬，国衡步张之毅的后尘，和张宗颖一道，参加了费先生主持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亦即燕京大学－云南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由于日寇轰炸昆明之故，这个工作站此时已迁往呈贡县古城村南门外的一座古庙——魁星阁。从外形看，魁星阁是一座四面八角挑檐出厦的阁亭，分为3层，颇有点气象，但整个建筑已十分陈旧，有些木板很松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风一吹就会晃动碰撞，发出声响；
每层楼面积都不大，有些书籍和资料上不了书架，只好放在箱子里，研究人员做案头工作时很拥挤；
晚上照明用植物油灯，自己用棉线做灯芯。

　　工作站将第一层用作厨房、饭厅和洗脸间，第二层作工作室和图书室，摆有6张书桌，第三层作宿舍，国衡和田汝康、谷苞等人住在那里。1995年6月国衡逝世后，谷苞在写给国衡女儿秋明致哀信中回忆：“从1941年到1944年，我和你爸同在云南大学与燕京合组的社会学研究室工作，我们的研究室设在当时呈贡县大古城村的魁星阁里，……顶上的第三层是你爸和我的宿舍，还有一个泥塑的鬼怪一样的魁星给我们作伴。那时没有电灯，夜晚就在菜油灯下读书或写作，虽然生活很苦，但在当时我们并不以为苦，还是很用功的，生活也是很充实的。”

　　据费孝通先生回忆，前后在魁星阁参加研究工作的有10多人。这些人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大学毕业生。费先生自称为总助手，实际上他是这群人精神上和研究工作的领袖。他们的总目标是研究中国各种类型的社会，从而了解、认识整个中国社会的总情况，以便提出改革中国旧社会、建设现代中国社会的建议和方案。他们所用的方法，一般说是功能学派创造的社区调查法，具体而言，他们主要参考了马林诺夫斯基教授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人类学系所领导的席明纳(即讨论课)“今天的人类学”所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由参与研究各个成员，根据他们研究的总目标，自己选择社区去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并将初步成果拿回魁星阁，向全体研究人员报告，供大家充分讨论，尽量提批评建议，然后再由报告人参考大家意见，写出调查研究的论文或书稿。这种研究方法既能发挥个人创造性，又能集思广益，是很有成效的。这是他们在短短四五年中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之一。但是，还有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他们这个学术共同体为学术而献身的纯真精神。他们为了学术研究经受着艰苦生活，却不以为苦，反而感到乐趣，认为生活充实；
他们为了学术研究，放下架子甚至尊严，千方百计地去接近和说服那些对他们工作的性质和价值毫不理解和同情的工农群众，锻炼了他们深入群众进行调研工作的智慧、技能、耐心和毅力；
他们为了学术研究，完全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只是互相帮助，互相促进，费先生为此提供了很好榜样，他不独帮助大家提高学识和研究方法水平，还负担一些具体的事务工作如刻钢板、印油印等，甚至代青年学者将著作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
他们为了学术的发展，坚持学术自由原则，每个人都注意创新，并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但对别人的异见都能宽容，而且吸收其合理的部分；
他们还为发展学术不断进行讨论和争辩，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但不损伤个人之间的友谊和团队的和谐与合作。总之，魁星阁以费孝通为首的这群研究人员，是个完全为学术研究而存在的纯粹学术共同体，基本上摒除了古今中外有害于学术研究和发展的学术界的一切恶习。他们的优秀学风和重大成就，使他们以“魁阁”之名，流传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界，并通过美国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夫妇的介绍，为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界所知。

　　史国衡在魁阁从事社会实地调查研究工作约5年，深受这种优良学风的感染，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了他从事社区调查工作的功底。他选择的是调研昆明工厂的劳工，进驻一个国营军需工厂，和工人同吃、同住并一同活动。他将收集到的第一手材料整理成初步文稿，经过费先生指导和魁阁同僚的讨论提高后，写成了“论吸收内地的劳工”、“内地新工业中劳工的地域来源”、“内地工业中的工人管理”等论文，和一本很有份量的专著《昆厂劳工》。

　　1943年，主要由于其显著的学术研究成就，费先生被邀请访问美国，6月5日启程。在美期间，费先生发现《昆厂劳工》与哈佛大学在西屋电气公司霍桑工厂所进行的调研成果是相辅相成的。1944年2月和3月，他访问哈佛大学，在哈佛大学霍桑实验室主任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教授帮助下，将《昆厂劳工》译为英文本，书名China Enters her Machine Age。该书由吴文藻教授作序，梅奥教授为其写了编者按语，1944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也出版了该书。1946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文版《昆厂劳工》。由此可见，该书多么受到的中、美社会学、人类学界的重视。

　　四、声气总相通

　　1940年暑假我离开昆明后，我和国衡有6年没有见面，但我们鱼雁常通，彼此的情况基本上是互相了解的，彼此的志趣也基本相同，即继续从事社会学研究，并取得一定的成就。如上所说，国衡留在昆明，追随费孝通师大大提高了研究工作水平，并取得了重要成绩，而我在重庆，虽然也在专业对口的国民政府社会部社会福利司劳工福利科工作了两年，但完全不能用其所学，主要只是从事一些官僚文书的撰写工作。唯一能与社会学研究工作搭上关系的，只有3件事：一是我翻译了一批英国政府的劳工立法；
二是我为国际劳工局中国分局编写了一些中国劳工情况的报告；
三是我在重庆《大公报》发表了两篇引起相当反响的社会学论文：“智识阶级与人口问题”和“文化脱节与民主政治”。

　　由于我的生活旨趣和事业追求与重庆国民政府的官场意向与习气不能相容，我几致失业。于是，我参加并通过了1943年1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主办的第一次自费留学考试，并于1944年11月底前往美国社会学重镇之一、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进修社会学。史国衡因其在魁阁取得的重大研究成果，获得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研究员奖学金，于1945年10月，前往美国另一社会学重镇——哈佛大学社会学系进修，并参与埃尔顿·梅奥教授领导的研究班和另一教授的讲习班学习，为时近3年，对当代世界社会学的各种新理论和新研究方法有所接触和了解，成为一个装备一新的、更加成熟的高级社会学研究人员。在此期间，我们不独经常互通声气，国衡还于1946年暑假到芝加哥大学来，与我同住在国际大厦(International House，这是煤油大王洛克菲勒捐建的一座供美国学生与外国留学生共同居住的宿舍，其标榜目的是促进美国学生与外国留学生的了解和友谊)，朝夕相处，除交流社会学的学习心得外，还经常讨论我们下一步要走的道路问题。我们一致认为，我们中学时代共同抱有的一个梦想，长大后在一个中国名牌大学当教授，从事教研工作，凭我们当时的学历以及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情况，实现这一梦想是完全可能的。但我们又一致认为，要长期、稳定地在大学从事教研工作，取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研究成果，中国就必须现代化，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当时腐败无能的蒋介石独裁政权是不能实现这个任务的。这样，在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大学里长期、稳定地从事教研工作便没有保证，而且没有意义，不过是为蒋介石政权的高等教育装点门面。考虑到这种尴尬处境，一向不愿意而且也不曾参与政治活动的我俩，却不谋而合地对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兴趣，而且一致认为，不得不把希望寄托于唯一有可能取代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而且天真地、不切实际地想到：回国后选择的道路，很有可能是去跟着共产党打游击。

　　五、回到清华大学当教授的史国衡

　　1948年7月，史国衡回到已受共产党势力支配的清华大学当了副教授(后升为教授)，同年12月中旬，清华大学先于北平得到解放。他心情振奋，积极靠拢中国共产党，不多时还争取参加了党组织。1952年，中国学习苏联，对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将作为中国少有的优秀综合大学的清华大学改为工科大学，同时还在全国取消了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这就使史国衡又一次面临一个未来走什么道路的重大问题。后来，他选择了转行，放弃他10年来努力为之打好功底并准备终生为之献身的社会学研究，留在清华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短期任校人事室主任，旋即转任总务长直至1960年底，为期8年。1961年4月起，又改任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直至1983年退休，共22年。对于这种选择，据国衡次子史际平博士猜测，是由于国衡留恋清华，而且与幼年时曾希望“能管理一个县”的志愿有关。但据我的了解，国衡当时自已还是想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的。他在和我的私人通信中，曾对费孝通老师解放后参加政治、社会活动过多，耽误了学术研究就颇有微词，“能管理一个县”那样的幼稚志愿早已烟消云散。不过，作一个新入党的共产党人，他是难以摆脱“作驯服工具”思想的束缚的。他在当时给我的信中，就一再强调要脱胎换骨，消除清高思想，坚决服从组织分配。

　　应该承认，1952年以后的经历证明，史国衡教授当时的确是一个党所要求的优秀共产党人。他不独坚决服从组织分配，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还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免费提供英语教学和国学知识，时常帮助经济困难的同事和朋友；
他尽力推荐优秀青年出国留学，但对自己子女留学问题则要求他们自己创造条件解决；
1970年代初，他将五六十年代省吃俭用存储下来的近万元积蓄上缴，并将工资绝大部分交了党费。1983年，党中央关于干部离退休制度的决定作出之后，他就多次向校领导表示，愿意在教授离退休工作中带个头，让年富力强的人接班。当学校批准他离休后，他精神愉快，并开始拟订离休后发挥余热的计划。而大批老教授的退休，则是从1986年才开始。他忠于党，维护党的威信和声誉，热爱新中国和新社会。在我们的交往和通信中，他经常表现出这种激情，这里仅举两例。1964年5月间，他以清华图书馆馆长身份到武汉市各大学图书馆参观访问。公余之暇，5月29日我俩一同前往东湖风景区游览，在行吟阁、屈原纪念馆看到古今吟咏，大都为屈子惋惜，其甚者叔（淑）世情怀，溢于言表。国衡认为新中国欣欣向荣，社会进步，这种消极文字既不适宜，也不相称。我受他的情绪感染，写了一首词“忆江南”：“行吟阁，何事忆当年？倘得灵均来阆苑，‘诗人兴会更无前’，新颂万千篇。”1975年7月20日，接国衡信，说是“白首红心，还要为党的事业战斗到两千年。”我读后心情激动，夜不能寐，凌晨1时半，起来写了一首七绝：“花甲天教两鬓青，每思碧血献黎民。锦书喜报清华客，椽笔时时写激情。”(注：现在看来，“文化大革命”中我俩表现出的这种对当时党的忠诚，乃是一种愚忠，是执迷不悟，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害无益，甚至可以说是“助纣为虐”，是完全错误的。不过这是当时历史事实。)

　　作为高校高级行政管理人员，国衡也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仅以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而论，由于他的人品、作风和取得成绩，1980年，国家教育委员会选聘他为团长，率领“中国大学图书馆代表团”，于六七月间赴美国参观访问。他们不像有些出国访问的代表团那样乘机游山玩水、寻欢作乐，而是踏踏实实地学习别人有用的经验，回国以后，由他执笔写的访问报告，提出了5项具体建议：建立计算机网络，加强图书馆学教育，提高图书馆管理水平，提高图书管理人员的素质和业务等，对我国大学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里我想特别提出来的问题是：当1952年史国衡教授对自己未来道路作选择时，清华要找一个像他那样的人事室主任、总务长、图书馆长，是有可能的，但要想找出另一个像他那样具有深厚社会学研究功底和成为杰出社会学家巨大潜力的学者，则不大可能。对史国衡教授本人而言，虽然成就了一个党认为的优秀共产党人和高教行政管理人员，但作为一个不可多得的杰出社会学家的潜力，则被扼杀了。我们国家也失去了一个产生杰出社会学家的机会。这实在是一个很可惜的事。

　　2008年12月8日于珞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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