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松：“国”之意象转移——以章太炎、胡适和顾颉刚、傅斯年为主轴

　　内容提要：本文以现代学术史上的章太炎、胡适和傅斯年为代表，通过分析他们对于“国学”和“国故”的不同含义的指认，揭示近代学术发展不断剥离价值，追求“客观”的过程，并兼及学术权势与学术立场之间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章太炎、胡适、傅斯年、国故、国学

　　在中国传统的知识构成中，“国”始终不是一个终极性的概念，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条目中，“国”显然不是现代意义上接近 nation 的政治实体，而只是“天下”序列的一个环节。对此，梁漱溟综合梁启超等人的观点认为，“像今天我们常说的‘国家’、‘社会’等等，原非传统观念中所有，而是海通以后新输入的观念。旧用‘国家’两字，并不代表今天这个涵义，大致是指朝廷或皇室而说。自从感受国际侵略，又得新观念之输入，中国颇觉悟国民与国家之关系及其责任。”[2]

　　所以说，“国”的问题广受关注起因是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传入，在开眼看世界的晚清地理观念的重大变革的背景之下，传统的天下意象遭遇到“万国”竞逐的新视野的冲击。西方观念的进入开始激发出中国的民族国家意识，因此领土、疆域、主权问题开始成为近代学人讨论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当一贯引以为傲的“文化价值”不再必然地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不能为“近代国家建构”提供正当性基础的时候，“天下”问题便被聚合到原先并不擅长“国家”问题。

　　那么如何在军事和经济竞争明显处于劣势的局势下，振奋精神，提升国家认同感，深受日本国粹思潮影响的中国知识界一部分人，也开始提倡国粹。

　　在国粹派看来，“学”则是“国”之为“国”的根据。“国必有学而始立，学必以粹为有用。国不学则不国，学非粹则非学；
非学不国，其将何以自存矣。”[3]在国粹派的逻辑中，首先一国之学，治一国之事，因此西学虽因吸收，但本末已然先定。而“粹”则意味着对于过去的学术思想的重新阐述，所以他们强调要区分“君学”和“国学”，君学则是专为帝王服务的学问，而国学则是以国家和民众的利益为旨归。这样的区分背后是“民族革命”的大语境。

　　由此可见，“国”的观念进入近代学术语境中，本身是一个政治和价值的重要标识，因而在其演变的过程中，不断要面临“去魅”的过程。因为学术所内在客观性要求要求以真理而非价值为终极目标。但以“学术”名义反对“国学”，本身也不能与政治完全隔离，以胡适和傅斯年为代表的新的学术风气，明显带有自由主义的价值背景，他们通过攻击“国”背后的价值投射而成为争夺学术权势的主要手段。在这个过程中，章太炎及其弟子、胡适和顾颉刚、傅斯年等，存在着一条明显的学术线索，即通过“国故”、“国学”的阐述和批评，来凸显各自的学术立场，从中我们可以体察到近现代中国学术发展的一种轨迹。

　　（一）章太炎和章门弟子的“国学”

　　章太炎与晚清国粹派之间的关系，有不尽一致的认识，但是，章太炎的许多观点与黄节、邓实这些国粹派的核心人物的观点非常接近。章太炎也坚信国学是国家认同的关键，而且是面对西方挑战之际精神动力，在他撰写的《国学讲习会序》中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持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

　　讲习国学的重要功能是建立民族的自信，对于西学的过分崇敬已经对爱国爱种的精神产生了严重的损害。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就批评当时的欧化主义风潮说：“近来有一种醉心欧化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4]章太炎有着强烈的文化承担感，“上天以国粹付余，……怀未得遂，……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序，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5]

　　在近代的政治背景下，章太炎所要处理的问题有两个要点，首先，他要以民族主义的立场来激发当时以“反满”为号召的革命激情，这样他要以汉族的历史来确定中国的特征；
其次，他要通过民族的历史叙述来确定中国人的民族认同。这两个工作在章太炎的教学和学术工作中，有时是混合的。比如，他的古文经学的立场，自然将他的努力导向对于“历史”的重视。

　　从知识论的角度看，章太炎认为其他的知识形态都是可以通约的，但是唯有历史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历史”才是确立国家的独特性的文化标准。章太炎说：“盖凡百学术，如哲学、如政治、如科学，无不可与人相通，而中国历史，断然为我华夏民族之历史，无可以与人相通之理。”[6]

　　由于章太炎对于政治的兴趣要远远大于对于学术的兴趣，因此，他对“历史”的独特叙述更多地运用于他的革命理论的阐释。但是，就开创性而言，章太炎对于学术文化的贡献要远远大于他所钟情的政治领域。特别是他对于中国近代学术的建立所起的开创之功，确乎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典范。当他的事业重心不得已从革命转向学术之后，他将基于民族主义的对于“国性”的强调转移到以现代学术的方式对“国学”进行整理，尽管这样的转移是很不彻底的。

　　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报上曾经刊登《国学振兴社广告》，谓国学讲授内容为：“一、诸子学；
二、文史学；
三、制度学；
四、内典学；
五、宋明理学；
六、中国历史。”

　　许多在我们现在看来十分平常的事情，在处于大变局过程中的近代中国均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因为，这个对于“国学”内容的设置，与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分类方式有根本的差异，最明显的是没有了传统知识的价值基础“经学”。据此，陈平原等人将章太炎看作是现代中国学术的创立者。[7]

　　后来，章太炎将他自己的讲课笔记整理出版，定名为《国故论衡》。该书分为三卷，上卷论“小学”(文字、音韵、训诂)；
中卷论文学；
下卷论诸子，即哲学思想。

　　以“国学”之名作为招牌的课程的内容却以“国故”作为书名，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换句话说，章太炎为什么要采用“国故”的概念来取代“国粹”和“国学”呢？确切的原因可能见仁见智。一个稍有根据的理由可能是因为是“国粹”这个词比较具有争议性，“国粹”这个词，由日本传入，但是既然提出国“粹”，必然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内容称得上是“粹”。有国粹，意味着基于价值观基础上的辨析和清理。这似乎是非学术的。以纯粹的学术的立场来看，学术研究应保持客观和公正，因此，“国故”便成为一个可以接受的词汇。

　　但我们相信，无论是“国故”还是“国粹”，都醒目地存在着“国”这个“价值性”的前缀，因此，名称的变化并没有放弃“国”作为文化认同的基础的重要功能，“国粹既是一个indentification的过程，也是一 个 disidentification的过程，是一历史记忆复返，也是选择性遗忘的过程。”[8]

　　在失去《民报》主编的工作之后，章太炎在日本主要靠授课维持生计，但由于章声名远播，所以前来受业的弟子众多，比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等，几乎是20世纪初中国人文学的顶尖人物。这些人学术倾向多样，比如周氏兄弟并没有在传统的学术领域下功夫，而是转向写作和翻译。但以黄侃等为代表的大多数弟子，基本上接受了章太炎通过历史和学术的途径来确立“国性”的理路。

　　1912年2月，章门弟子马裕藻、钱玄同、朱宗莱、沈兼士、龚宝铨、朱希祖、范古农、许寿裳等发起“国学会”，请章太炎担任会长，在《民立报》发表的《国学会缘起》中说：“先民不作，国学日微，诸言治兴学，以逮艺术之微音，罔不圭臬异国，引为上第。古制沦于草莽，故籍鬻为败纸，十数稔于兹矣。……语曰：‘国将亡，本必先颠。’典章制度名物训诂，玄理道德之源，粲然莫备于经子，国本在是矣。今言者他不悉知，唯欲废绝经籍，自诩上制，何其乐率中国而化附于人也。方当匡复区夏，谓宜兴废继绝，昭明固有，安所得此亡国之言，以为不祥之征耶？……学术之败，于今为烈，补偏救弊，化民成俗，非先知先觉莫能为，为亦不能举其效。”[9]这样的说法，显然是章太炎或者国粹派“学术亡而国亡”的理路。

　　章门师徒决定成立“国学会”，并提出教授的科目为：甲，文，小学（音韵训诂，字原属焉）；
乙，文章（文章流别，文学史属焉）；
丙，子（诸子异义）；
丁，史（典章制度、史评）；
戊，学术流别；
己，释典。”这与东京国学讲习会略有不同，所共同的是，均没有“经学”的条目。这也体现了“国学”有意与经学保持距离的设想。

　　1913年之后，大量的章门弟子进入北京大学，甚至成为北京大学文学和历史以及后来成立的国学研究所的主导人物，比如历史的朱希祖，文学的黄侃、马裕藻、钱玄同、沈兼士和周氏兄弟等，他们通过北大的教授评议会在很长的时间内控制北京大学的教授评聘和学科内容的安排。由此，章太炎的观念开始更为直接影响到现代中国的学术形态。

　　但是，随着从欧美留学回来的学者不断进入北京大学，特别是胡适开始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随后，胡适又执掌文学院，章门弟子则日益失去了对北京大学学术氛围的影响，国学研究的态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表面上看似乎是英美系和日本系的权势转移，但实质上，也是关于何种学术内容更能确立“国”的特性的问题争议。

　　（二）胡适，从“整理国故”运动到《国学季刊》的发刊词

　　1910到1920年代北京大学的文史学科的发展，几乎可以被看作是近代中国学科发展的一个模型。胡适运用西方的哲学范式整理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这部只有上卷的作品，为胡适赢得了许多的追随者，顾颉刚、傅斯年这些曾经的章太炎的信徒，受到了莫大的震动，而转向胡适。

　　思想界看上去似乎是新旧对立，以陈独秀、胡适等为代表的《新青年》和傅斯年等当时的学生创办的《新潮》遥相呼应，而这边则是刘师培和黄侃等人的《国故》，它们之间存在着“欧化”和“国故”的争论。在黄侃等人离开北京大学、钱玄同转投今文经学之后，章门弟子在北京大学的势力受到了空前的挑战，甚至被胡适及其支持者取而代之。与此同时，章太炎式的“国故学”研究，日益被新的国学研究所取代，而最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整理国故”运动。虽然看上去，胡适和章太炎同样使用了“国故”这个词。

　　胡适沿用“国故”，有时会被理解为一种策略，因为胡适刚到北大之时，文科正是章门势力大盛的时候，所以，胡适对章太炎表现出了很大的敬意。甚至他们所发动的“整理国故”的运动依然用了“国故”的概念。

　　这样的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胡适对于章太炎的态度很有一些矛盾。这种矛盾体现在他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对章太炎的不同评价上。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胡适是如此评价章太炎的：“章炳麟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但他又是一个文学家。他的《国故论衡》、《检论》。都是古文学的上等作品。这五十年中著书的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精心结构的；
不但这五十年，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做‘著作’的书，——如《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等，——其余的只是结集，只是语录，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国故论衡》要算是这七八部中的一部分了。他的古文学工夫很深，他又是很富于思想与组织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都能‘成一家言’”。[10]

　　 这个看上去赞美式的肯定，带有“瞻仰式”的倾向，甚至意味着是对一种旧的“已经过去”学术体系的回顾。所以他接着说：“总而言之，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但是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仍旧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的盛业。他的弟子也不少，但他的文章却没有传人。有一个黄侃学得他的一点形式，但没有他那‘先豫之以学’的内容，故终究只成了一种假古董。章炳麟的文学，我们不能不说他及身而绝了。”[11]

　　如此这般，胡适对章太炎的定位是别有意趣的，在肯定章的学术贡献的同时，又将章划入“过去”。胡适强烈的意识到尽管章太炎的学术贡献巨大，但他依然是在经学的笼罩之下，而不能算是真正的现代学术。

　　为什么说胡适才使整理国故真正上了轨道，理由只有一个，就是胡适脱离了经师的特性，而转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学者”。因此，虽然他们都使用“国故”这个词，但是对于“国故”的内涵理解已然大不相同。

　　胡适与他追随者们都承认，“整理国故”的呼声，来自于章太炎，并且胡适也因为提倡整理国故而遭到受新思潮影响的一些人的质疑。于是胡适一方面辩称“整理国故”是新思潮的组成部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但又表明他之“整理”并非是如别的国学机构所宣称的要“发扬国光”，而是要用“科学”的方法“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目的是要帮助回答陈独秀所提出的“何以要拥护德先圣和赛先生便不能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的问题，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12]

　　与章门师徒企图强调历史典籍作为“国本”情况不同， 他给“国故”下了这样的定义：“中国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13]胡适甚至认为，“故”可以理解为“过去”“死亡”。他在1928年回答一个人的来信时，甚至把“整理国故”比喻成“打鬼”，就是要让人知道“国故”也就“不过如此”。[14]

　　其实，胡适在不同的地方的表述多有矛盾之处，一方面，他试图将清代以来的考据学看作是科学的方法的一种，但是也时刻警惕着其中的“主观”和“儒学”的背景。胡适也需要处理“新青年”的感受，所以，胡适也有更客观一些的看法。他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
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
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
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可知胡适对国故这一词汇的选择正因为它不含褒贬的中立性。他进而明确提出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 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

　　通过对“国故”概念的重新解释，“国”的意象在胡适这里发生了一个悄然的转变，就是“国”越来越趋向于做为“地域”的描述，而非价值认同的根据地。胡适以及毛子水、傅斯年等人，通过对于“国渣”的提出，醒目地告诉人们“国”这个前缀，并不必然可以使人“凝聚”在一起，有些甚至是必须抛弃的。

　　除了“整理国故”之外，与胡适等人创立新的学术规范有关的另一个事件就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成立。

　　当时国学研究所的机构设置是这样的：（1）编辑室，主要是编辑国学入门书目，学术年表和诸子所用哲学名词索引。（2）考古学研究室。（3）歌谣研究会。（4）风俗调查会。（5）整理档案会。（6）国学季刊[15]。由此可见，国学门虽然依然采用“国学”之名，但是从其成立宗旨和工作重点可以看出，国学门工作重点已经不再是经子之学。且成就卓然的领域是歌谣调查会和风俗调查会。这很大程度上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顾颉刚、周作人等人都相信，真正认为能代表中国人的精神的资源并不在经典文本（或章太炎所谓的“历史”中）中，而是在百姓日常的生活之中。

　　国学研究群体对于国学研究的方法是有着一定的自觉的。这主要体现在《国学季刊》发刊词。这篇由胡适起草的文章，可以看作是胡适他们的共同的学术方法。在其中，胡适认为将西学的传入看做是“国学”沦亡的想法是莫名其妙的，而试图以孔教来代表中国文化，或以宗教化的方式来光复孔教等等做法，只会加速国学的沦亡。因此，他认为整理古书、发现古书和古物，才是三百年古学昌明的代表。批评了旧的研究方法的三个缺点，即“研究的范围太狭窄”“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缺乏参考比较的资料”，并提出了三种新的研究方法：“第一，用历史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
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材料；
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材料的整理与解释。”[16]

　　这个时候，几乎已经被遗忘的章太炎主要居住在上海，远离学术的中心，但他依然没有放弃他的主张，1920年代，他创办了《华国学刊》来继续阐发他的学术立场，30年代，他又在苏州创办国学研讨班。并创办了《制言》杂志，从《制言》的发刊词看，他的矛头却是针对胡适他们的《国学季刊》，特别是对于认为一切旧籍不足观和认为中国的精神体现在通俗文学中的看法，犹为不满。“今国学所以不振者三：一曰，毗陵之学反对古文传记也；
二曰，南海康氏之徒以史书为帐簿也；
三曰：新学之徒以一切旧籍为不足观也。有是三者，祸几于秦皇焚书矣。其间颇有说老庄、理墨辩者，大抵口耳剽窃，不得其本。盖昔人之治诸子，皆先明群经史传而后为之，今即异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耶？

　　其次或以笔记小说为功，此非遍治群书，及明于近代掌故者，固弗能为。今之言是者，岂徒与梦溪、鄱阳远不相及，如陆务观，岳倦翁辈，盖犹未能仿佛其一二也。此则言之未有益，不言未有损也。”[17]

　　但是，在这个学术权势转移的过程中，章门弟子的立场日趋多元化。以南京为基地的黄侃、汪东是比较坚持其师的学术旨趣；
而钱玄同、周氏兄弟、沈兼士等人，则在立场上与胡适派接近。尤其是钱玄同，他甚至明确是改宗今文经学。对待“国学”的问题，钱玄同也很激进。他认为，在学问上面标以“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也不能借着圣人的名头来迷惑人。“青年学子对于‘国故’，‘保存，昌明，宣扬’之固外，‘整理’之亦外，即‘知道’之亦大不可”。[18]不但反对拿来应用于现实，甚至知道都没必要了。

　　（三）顾颉刚和傅斯年，被放弃的“国学”“国故”

　　傅斯年和顾颉刚，均曾经有一段崇拜章太炎的过程，后又改信胡适。他们可以被视为胡适之后，对于中国学术规范的影响很大的人物。顾颉刚以“古史辨”运动方式，以提倡纯粹的历史研究为理由，来剥离历史叙述中的价值构成和文化象征。顾颉刚说他继承了疑古派的传统，敢于怀疑，然后又得到了胡适所带回来的西洋历史的方法，这样他便“敢于推倒数千年的偶像而不稍吝惜，敢于在向来不发生问题的地方发生出问题而不丧气与他人的攻击。倘使我早生了若干年，处于不许批评有没有研究方法的学术社会中，或者竟要成了一个公认的妄人。”[19]

　　顾颉刚在毛子水的劝说下，去听章太炎的讲座。章太炎属于古文经学派，在学术层面上看，比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更重材料和证据，因而更接近现代学术的面貌。但在听课的时候，他听到的则是章太炎以经学之门户批评康有为。所以顾颉刚不断问自己四个问题：1，何者为学；
2，何以当有学；
3，何以有今日之学；
4，今日之学当如何？思考之后，顾颉刚得出的结论是：在学问上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有用没用。由此，他断定，章太炎没有完全从经学转变到现代学术，顾颉刚对章太炎的评价是：“他看家派重于真理，看书本重于实物，他只是一个从经师改装的学者。”[20]因此，顾颉刚虽然肯定整理国故来自于章太炎，但真正上轨道的则是从胡适开始。

　　顾颉刚等人对于历史的态度的转变，有人认为是“革命性”的，“大概在1920年至1930年，中国一群领导性的史学家不约而同地提出新的反省，他们对史料的态度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这些人包括胡适、傅斯年、顾颉刚、李济等。他们的文字分散各处，如果稍加比辑，可以发现一个认识论上的改变。首先，对这一代人而言，传统的权威已经几乎倒塌了，所以六经在他们看来都只是史料了——是供人研究的材料，而不是让人寻求治国平天下大道理之所在。在这个前提下，他们同时也提倡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也就是平等看待每一时代学术思想材料的价值，不再以为只有那最高点才有价值。”[21]在这些人中，态度最为激烈的是傅斯年。

　　可能是夹杂着在北大期间与章门弟子之间的个人恩怨，傅斯年用激烈的言辞来反对章太炎和其学派，放弃了胡适他们对章太炎的适当的尊敬，而是要利用对章太炎的攻击，来彻底“清除”章门师徒对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的影响。

　　傅斯年在1928年即明言，国故本来即是国粹，换汤不换药， 无论是国学还是国故，这样的词汇的变迁并不能改变非学术的实质。而所谓国学院也恐怕是一个改良的存古学堂。这就是说所有与“国”相关的学科都不是纯粹的学术的研究。“整理国故”这四个字就是由傅斯年提出而被胡适推广的，在傅看来，整理有两种方式，客观的整理和崇敬的整理。他所主张的当然是客观的整理，只是将国故看作是一些科学研究的材料而已，并没有别的特别的意义。

　　他对于章门学术的攻击集中在1928年他所建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这个文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首先他放弃了国学之名而代之以“历史语言”这样的中性词汇，其次，是这样的学术建制至今仍然在发挥着影响。比如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至今仍采用“史语所”这样的建制。

　　由章门弟子向胡适派的权势转移，这是一个现代学术转向的必然过程，其中夹杂着复杂的人事和情感的矛盾。也是由于这种矛盾的存在，傅斯年等人即使在完全取得学术权势之后，对于章太炎的攻击依然不绝。他甚至认为即使顾炎武、阎若璩的考证方法也比章太炎要现代，而受章太炎影响的一些人“不特不因和西洋人接触，能够借用新工具，扩张新材料，反要坐看修元史修清史的做那样官样形式文章，又坐看章炳麟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章氏在文字学以外是个文人，在文字学以内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过孙诒让，再步倒退过吴大徵，三步倒退过阮元，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新的材料，他还抹杀着，至于那部《新方言》，东南西北的猜去，何尝寻扬雄就一字因地变异作观察？这么竟倒退过二千年了。”[22]

　　傅斯年开始筹建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时候，就是要把历史和语言从传统的学术谱系中“解放”出来，因此，即使连“国故”这个概念也成为他攻击的目标。认为要建立一种真正的“科学”的态度，必须将“国故”的概念也抛弃。“我们反对‘国故’一个观念。如果我们所去研究的材料多半是在中国的，这并不是由于我们专要研究‘国’的东西，乃是因为在中国的材料到我们的手中方便些，因为我们前前后后对于这些材料或已经有了研究。…… 原来‘国学’‘中国学’等等名词，说来都甚不详，西洋人造了支那学‘新诺逻辑’一个名词，本是和埃及脱逻辑亚西利亚逻辑同等看的，难道我们自己也要如此看吗？果然中国还有将来，为什么算学、天文、物理、化学等等不都成了国学，为什么国学之下都仅仅是些言语、历史、民俗等题目？且这名词不通达，取所谓国学的大题目在语言学或历史学的范围中而论，因为求这些题目之解决与推进，如我们上文所叙的，扩充材料，扩充工具，势必至于弄到不国了，或不故了。这层并不是名词的争执，实在是精神差异之表显。”[23]

　　傅斯年明确地说，只有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如生物学、地质学一样，才是他们的“同志”，而那些把仁义礼智和主观价值与历史语言混杂的，则非是。明确地要划分彼此之间的界限。如此，“国”便完全被去魅而还原为区域。

　　从上述的梳理我们可以概而言之：“国学”或“国故”的概念在不断的变化，而其实质是在于“国”的意象转移。章太炎提出国故，本身就是对国粹的反思的结果，他也试图借鉴从西方的学术分类中将中国思想传统做了分类式的讨论。但是他依然是要通过“国学”的研究激发爱国精神，确定中国认同。而北大国学门的工作目标已经将对“国性”的认同改为“为国争光”，但是，他们更多地要从民间歌谣和习俗中寻找“中国的精神”，要与经典保持一定的距离。从学术的规范来说，则是试图从传统的经学中解放出来。

　　而到傅斯年，“国学”之国，只是因为地域的关系，他坚决反对国学所附加的价值和道德的因素，要以一种完全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恰好存在”于中国的这些文献和素材。

　　从近代学者对于“国”的意象的转移中，我们可以了解，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既是学术自身发展不断接受西方规范的过程，也是不同时代、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之间权势和感情纠葛的一个“学术性”的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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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先后获得陈来、黄万盛、刘宁、周瑾、曾海军等人的鼓励和启发，并感谢高瑞泉先生的鼓励，在此致谢。而文内可能出现的引证和描述的错误，概由作者负责。

　　[2]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166页，学林出版社，1987年。

　　[3] 邓实：《国粹学》，《政艺通报》甲辰13号

　　[4]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76页。中华书局，1977年。

　　[5] 《国粹学报》，第一年第8期

　　[6] 章太炎：《论经史儒之分合 》，《国风月刊 》，卷八，五期（1935／12）

　　[7] 本文的一些观点受到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和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二书的启示，唯陈平原先生注重章胡之间的共同之点，我则以章太炎、胡适和傅斯年为不同代际的标志人物。

　　[8] 王汎森：《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系谱》，8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9] 引自姚奠中等：《章太炎学术年谱》，196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

　　[10]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全集》第2卷，29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11]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全集》第2卷，30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12]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卷四，151－164页，亚东图书馆，1920年。

　　[13]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载《胡适全集》第2卷，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14] 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载《胡适全集》第3卷，14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15] 沈兼士：《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报告》，载《段砚斋杂文》，1-5页，汇文阁书店，1947年

　　[16]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载《胡适全集》第2卷，1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17] 姚奠中等：《章太炎学术年谱》，476页。

　　[18] 钱玄同：《致周作人》（1923年8月19日），见《钱玄同文集》，第6卷，6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19]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492-49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20]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44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21] 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系谱》，34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22]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傅斯年全集》，第三卷，4－5页。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23]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傅斯年全集》，第三卷,9页。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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