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钊：和青年人闲聊学术和人格(一)

　　青年A：孙老师前些日子为什么建议我看许纪霖等撰写的《启蒙的自我瓦解》？

　　我：我是偶然在一个小城市的处理特价书的小书店里发现许纪霖等撰写的《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这本书。因为身处僻地、经济拮据等原因，我的阅读条件，即接触各种学术文献的条件极其有限，视野非常局促、狭窄，即使很关注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我也无法读到繁多的参与论争者发表的相关文本——各种期刊，个人即使花了钱也不一定都能入手。加上我不习惯在电脑或网络上阅读，所以作为一个学术界边缘人无法比较全面、翔实地了解这一论争的前前后后、诸多论争参与者的真正立场和各个论题的争议焦点，等等。以前我不是不关心这一论争，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要想从事学术研究，不仅取决于个人坚定的人生志向，还必须有一定时间（人力）和物质条件来保证这种志向的实现。海外大学教授配备秘书或研究助手是解决时间、人力问题，来提高研究效能；
许纪霖主持的这个课题研究不仅获得教育部重大课题可贵的课题经费（我推测），其他执笔的研究者，即使不是他的助手，至少是他领衔的课题的协力者或研究所的直属部下。我之所以向你介绍这本书，因为你平时在网络上关心1990年代以来学术界新左派与自由主义派的论争。而这本书有系统介绍了10年前的这场论争。其实现在不少围绕时政的争论，不少人不同观点的根本出发点都与10年前论争时开始坚持的立场没有很大变化。

　　你们大多在二、三流大学里就学，那里的教师们几乎都不关心这一话题，在那样的学习环境里，你们不太可能从教师那里接触到这类话题，对你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缺陷。无论从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道统来衡量，还是从西方近代知识分子的传统——积极参与公共领域政治生活的责任伦理出发，作为21世纪中国的读书人，你们都是准备终生献身于学术研究的，所以应该、也必须了解自己身边的前辈、同行的政治立场，乃至以后也亲自也关心和参与这样的讨论。该书11位撰稿人分别就独自的论题，对15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作了回顾、述评、梳理和研究，书后还列出的相关的文献，对我们了解这场论争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场域”。

　　另一方面，我想，此书各章的执笔者（本身也是论争参与者，撰文中也参杂了自己的立场）以及书中介绍1990年代以来积极参与论争的学者，几乎都是国内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各领域的学术水平顶尖的著名学者，尽管如刘擎在书的第八章中所说得那样，为他们缺乏学术自主性、专业不同等原因，论争对立双方“由于缺乏学术共同体内部辩论机制所支持的有效批判和检验”，缺乏一个“客观”的、权威性的学理上验证。不仅“学理依据十分可疑”，而且因为个人熟悉的学科领域相异，辩论的各方彼此常处于“鸡与鸭讲”状态。这常使你们初入门的学生，读这些论战文章时感到困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可是，当年这些博学的参与者在社会公共政治、经济生活的论争中都使出了各自浑身学术上解数，文本中以自以为是的学理来强化权威性，远远超过西方学者的同类著述中出现的频度，学术领域中不能辩论或尚未辩论的东西都堆砌到公共思想讨论的空间中来了，所以这些辩论的文章也部分隐显出中国文科学术（学理）的最高水平。经过最近几年的努力，想来你们接触到该书中提到的一些概念，不再会感到陌生，不会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因此，我向你们介绍这本书。阅读此书，你们不仅可以知道中国各领域顶尖学者群体的各自政治立场，也能了解他们的学术现状，以后可以为自己制定一个以后如何超越他们的学习目标或计划。这不是什么狂妄的态度，因为你们可以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这是你们的起点，而且在这个学术界彻底腐败不能逆转的当下，众多学人放弃诚实的竞争手段，相反，这也为你们提供一个良好的超越机遇，那么许多教授在混功名利禄，把人生花在腐败上（比如赶场子般参加学位论文答辩、讲座，拿答辩费、讲座费。问题看你能不能把握学习“自主性”，利用这个时代的时机，能不能像里尔克、卡夫卡那样忍耐寂寞的创痛。当然也有不少客观困难，我前面提到的学术研究需要研究时间和物力保障，就是一个很难克服极大的人生障碍。某种意义上也是学术自由的保障条件之一。最坏的结局就是到你们的晚年，学术腐败可能还在继续下去。历史没有规律和必然性，不听从算命先生的预测或巫师诅咒。

　　青年B：我比较仔细地读了王晓渔写的第四章《“鲁迅风波”》，因为我是中文系的，鲁迅的著述以及二手研究文献也读过不少。这一论题读起来比较“就熟驾轻”。虽然王晓渔把繁多的论战观点排列组合后，清晰地梳理成四种：“郜袁宝等侧重于鲁迅与自由主义的关系，谢泳等侧重于胡适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林贤治等侧重于胡适与激进主义的关系，朱大可等侧重于鲁迅与激进主义的关系”。但是，真要我对这四种观点作出赞成或否定的选择的时候，我就感到困惑了，感觉都点有道理，都有偏颇。就是说不出、说不清自己的这个“感觉”。您是如何看待鲁迅、胡适与自由主义的关系？

　　我：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少论战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与自由主义是怎样一种关系，作为对鲁迅、胡适的评价标准是错误的。追求真理、追求自由的人不一定是自由主义信仰者。暂且不叙说西方思想史上的追求自由的历史人物，就现代中国现实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人物而言，你说林昭这样舍身追求自由的人，与现在的这些学者相比，当时她掌握了多少关于自由主义的理论呢？保守主义、激进主义的人们也可能通过非自由主义信仰去追求真理和自由。为什么一定要采用自由主义的标准呢？要求把它作为人们唯一、统一的思想信仰、把自由主义作为唯一的真理，本身与自由主义原则是违背的。评价历史人物也是如此。

　　而且，人的思想、信仰是会发生变化的。从胡适一生的思想来看，可以把他看作一个自由主义信仰者，但是，他的自由主义信仰也是在激进主义暴力革命天翻地覆的时候，在威权主义独裁政权以牙坏牙的对付全体主义采用的残酷暴力镇压手法——白色恐怖到了登峰造极的时候，才更加凸现出来的。像林昭、李慎之、顾准等人一生中思想的变化更大，都是前半生或大半生信仰激进主义、全体主义，甚至亲身参加这种暴力革命，个人遭到惨痛教训后才转向信仰自由主义的。林贤治提出：对专制压迫的合理性、合法性“反抗”还是“不反抗”是鲁迅与胡适等人的分水岭。因为胡适与国民党政府合作，所以是“御用学者”、“廷臣”。他采用这个标准，恐怕真是王晓渔所说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我认为林先生矛头的真正指向的不是胡适，而是那些当下的“御用学者”、“廷臣”。对专制压迫的合理性、合法性“反抗”还是“不反抗”应该说不仅是衡量真自由主义信仰者的标准，更是衡量今天中国很时髦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称号的标准。当然，在民主社会中，即使承认体制合法的前提下，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也必然在野的立场上对政府不合理、不公正的政策、措施、对社会腐败的、不合理现象进行批评。鲁迅边抨击北洋政府，边在政府教育部担任公职。不也可以说是“廷臣”吗？1949年以后不少原先信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都成了“廷臣”，像储安平这样具有锐利判断力的人都成了“廷臣”。再从“廷臣”变成“谏臣”，之后从思想舞台上消亡了。说明中国全体主义的利害，具有能颠覆、毁灭一切的能力，反之，也说明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特有的先天不足和软弱。

　　鲁迅后来转向与激进主义者们交往，把未来中国的希望寄托他们身上。这也是不容回避或否认的事实。当年追随鲁迅的许多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都投身于宏大的革命。可是在1949年后很多都失去了自由，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儿女。这样既结局恐怕连鲁迅也没有预测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前《新鹿特丹商报》驻日本特派记者卡莱尔•冯•沃尔弗伦（Karel van Welferen）对战后体制外的日本左翼知识分子批评，值得我们中国读书人注意。他认为这日本左翼激进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也不是没有问题。他们有一个依附诸如斯大林体制权力的问题，比如，如何评价斯大林主义的态度，实质是一个知性诚实的问题，也是一个人格独立问题，特别在苏东体制瓦解后。以赞美斯大林体制权力博取“独立知识分子”的称号，其本身“人格独立”荣誉依赖的“知性”破产了，是否能算真正“独立”就成问题了。他说萨特不仅对斯大林体制权力感兴趣，还能狡猾地操纵媒体和当政者，获得诺贝尔奖是第一个荣誉，不接受诺贝尔奖获得第二个荣誉，以致政治强人戴高乐无奈说：“谁也不会逮捕萨特”。沃尔弗伦曾强调：知识分子是否保持独立的人格，不是看他信仰什么主义，而是看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否监督和批判权力。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也不应该强调自己遭受的传统的压力和影响，不应该隶属于自己生活环境中的传统。这一段话，我与你们青年们共勉。

　　青年A：您认为怎样才能保持独立的人格？

　　我：这实际上是个个人伦理实践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理论上探究能解决的问题，还涉及外部社会环境好坏问题。个人责任伦理是道德哲学问题中讨论的问题。关键是个“良心”问题。英文中的Conscience，追溯辞源的话，它西方伦理思想史上意味着个人内在的3种对话和思维：1，与自己的对话，即与另一个作为他者的自己进行自问自答之后，对事物和自己行为作出判断和选择。2，与他者对话，思考他者的立场。3，与上帝对话，倾听上帝的声音，听取上帝善的教诲，行为受到基督教伦理制约。《启蒙的自我瓦解》谈到论战者王彬彬说过“自由主信仰会通往全体主义”，但是他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自由主义中的个人功利的追求放大到极端，发展到无视他者的话，有含有通往全体主义的要素，但是有这个要素，不等于个人主义能使得三权制衡民主社会就必然会转变成全体主义体制。最近布鲁赫的《阿伦特为什么重要》中比较详细谈到这个问题，另外，阿伦特的《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中也涉及这个问题。你们读书后，我们再一起讨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你的提问，这里不继续展开。话题回到良心问题上来。关于1，其实就是自我反省，求诸于己；
至于2“与他者对话”，我一般都是在阅读中与文本的作者对话，考虑作者怎么说，我如何回应。我不信上帝，我想人类共同的、自然形成的、普世的伦理准则，比如不准杀人、不说谎等规则，即使对不信上帝的人也是共同准则。对于基督徒来说，也可以说来自上帝呼声和教诲。但是，20 世纪里上帝的呼声往往没有人听，有时候基督徒也完全不听。许多人喜欢听活着的神的召唤，人类出现前所未有屠杀和悲剧。这个时候坚持良心的，是那些自己与自己过不过去的小人物，与自己对话的时候，绝不允许自己做违背良心的事情，即使社会上99。9%的人都在做。西人的关于良心的这三条比中国儒家学说中的“良知”，更加强调人的内心制约。历史上的西方道德哲学中，特别近世之后，关于Conscience论述的发展，近几年中国哲学界有人开始关注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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