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冀德：姚文元曾做过我的指导老师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知道姚文元了。与北京的李希凡相对应，人称“南姚北李”，是文艺理论方面崭露头角的新人。

　　认识姚文元，则是在五九年底，作协上海分会召开的文艺思想批判座谈会上。我和戴厚英等一批来自高校中文系的学生，是在会议中间参加进去的。会议以批判十八、十九世纪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创导的人道主义、人性论为题目，针对的，却是国内文艺理论界。因为，他们张扬人道主义、人性论，从舆论上影响了，乃至妨碍了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的贯彻。

　　起初，参加会议的是各大院校中文系的老师们、报刊、出版社的编辑们。但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深受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影响，并且，继续把资产阶级的东西奉之为当时文艺理论领域的经典。批判会自然开不下去了。于是，有关方面和会议的主持方作协上海分会党组，从本市的三所高校中文系，调集了一批学生和青年教师参加会议。与老师们、编辑们唱起了对台戏。

　　在这个批判会上，我认识了姚文元。当时，姚文元是作协党组成员。党组成员轮流主持会议。但姚文元似乎从未主持过会议，也很少在会上露脸。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在一次会议组织的联欢活动上。批判会从五九年底开到了六零年初。元旦过后不久，会议即将结束时，作为庆贺会议胜利闭幕的余兴。作协在沧浪亭摆了十几个台面。请与会者们吃一顿。饭后还有舞会。正当大家济济一堂，尽情享用着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难得一尝的菜肴时，只见一个穿着灰布军便装、戴一顶耷拉着帽舌的灰布军帽的人，在席间穿来走去。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东西。这就是姚文元。

　　与我同桌的作协党组秘书郭信和，眼光追随着姚文元，咯咯的笑个不已。姚文元意识到他要找的东西在我们这一桌，就走了过来。他只是瞧着郭信和，不尴不尬地站在那里。也不说话。郭信和笑道：小姚，你走来走去的干吗呀？是不是想早点溜回家去陪金英啊？姚文元嗫嚅着，只见嘴巴在动，不知在说些什么。郭信和这一闹，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尤其是在作协机关工作的人，都凑过来了。七嘴八舌地要姚文元拿钱出来请客。这才知道，姚文元又拿到稿费了。再看姚文元，这哪像是个大作家呀？也不见有一点斯文相。最后，还是郭信和出来打了圆场，把被她藏了起来的姚文元的一只黄绿色军用背包，递给了他，说，今天就放你一马啦。看在金英的面子上。客，总该请一请的吧？交给我了。实报实销，如何？姚文元接过背包，依然不吱一声，转过身去，逃之夭夭了。

　　看着姚文元离去的身影，我忽发奇想。都说文如其人。事实恐怕未必。姚文元写的文章，我读过一些，文笔相当的泼辣。逻辑严密，条理清楚。而眼前的这个姚文元，如果在他背着的背包袋里，戳一杆秤杆子出来，这不就活脱脱一个上门收购旧书报杂志者的形象吗？

　　憨厚中带着窝囊。

　　姚文元成为我的指导老师，是在我分配到作协文学研究室工作之后。作协四十九天文艺思想批判会结束以后，参加会议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大部分回学校去了。复旦、师大、师院三所院校的中文系，各有两名学生被留了下来。作为大学毕业生，正式分配到作协机关下属的文学研究室工作。我和戴厚英都在其中。我们虽然学的是中文系专业，但在文艺评论上总归是新手。因此，作协党组安排了这方面的专家，作为我们的指导老师。凡是我们写的文章，照例，必须先交给指导老师看过。同意后，方能拿出去发表。姚文元被指定是我的指导老师。姚文元虽然也是作协党组成员，却从不见他坐班。连他的人都极少照面。只是在我刚分配到文学研究室工作时，辅导我写过一篇小杂文。以后，就再也找不着他了。

　　他也许从来就没有认我这个门生。

　　但在我来说，不管怎么样，一朝为师，终身是师。人间尚有“一字”师，我就曾有过这么一位“一文”师。我曾因工作需要，阅读过他写的大部分文章。当时，对我的这位“一文”师还是很佩服的。

　　在单位里找不着他。六四年，我随孔罗荪去丁香花园写批判托尔斯泰文艺思想的文章时，却又经常能够见到。

　　见了面，彼此也不招呼，更不对话。就跟陌生人似的。

　　丁香花园内，有一个很大的园子。园子边上有一条水泥铺的走道。工作之余，我常常会踩着从伙房偷偷弄出来的黄鱼车，在走道上兜着玩。一般人都以为，踩黄鱼车与踩自行车是一回事。其实并不。把握黄鱼车的笼头与把握自行车笼头使的力有所不同。胡锡涛是骑自行车的能手，他见我这个骑自行车要有人在后面扶着的人，骑着黄鱼车悠游自在的样子，挺不服气的。他要和我比拼踩黄鱼车。

　　擂台摆起，华东局《内刊》编辑部的人和写作班子的人都来助兴。姚文元当时也在场。这次比拼的结果是，胡锡涛踩着黄鱼车，一头撞到走道边的夹竹桃树丛里。夹竹桃的枝桠挑落了他戴着的眼镜。幸好，人没伤着。

　　此情此景，围观的人们惊惊咋咋的。唯独姚文元，视而不见似的，双手抱胸，站在一边，一声不吭。

　　事后，我问胡锡涛，姚文元与他下棋的时候，是不是也这么冷漠？不苟言笑？胡锡涛说，才不呢。输了棋，他会耍赖。

　　六五年，姚文元关起门来写《海罢》的文章，作为他的助手，罗思鼎小组办公就在武康路２号二楼，也是处于戒备森严的绝密状态。可能是为了来罗思鼎小组处查找资料，或者与他们一起研究文章上的事情，在此期间，姚文元曾到武康路２号来过多次。见到我，也跟不认识似的。每次来，都会留下到吃了午饭再走。姚文元衣着非常随便。吃饭似也极不讲究。武康路２号一天三餐都是从延安西路市委机关食堂送来。一般情况，送饭师傅每次都会稍稍地多带几份饭菜。一方面让就餐者有点选择余地。一方面，万一来了客人，也可以应急。姚文元留下吃饭，从不要求通知食堂增加饭菜或带点好菜。到了吃饭时间，随便拿上一份，有坐就坐，没坐就站着。唏哩哗啦地吃了起来。碗里的饭菜倒是吃得干干净净的，但在他的嘴边、乃至衣襟上，都会留下不少的饭粒和菜汁。他一点不在意。挎上他的那只几乎永不离身的黄绿色军背包。招呼也不打一个，一走了之。

　　从作协四十九天文艺思想批判会之后，到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一直是文革前上海市委的笔杆子、喉舌。文章的任务一篇接着一篇。篇篇都是政治任务。他的拘谨、极少与别人沟通，恐怕与他的工作性质有着很大的关系。试想，与人交流，说一些今天天气哈哈哈，你好我好大家好之类，没意思。而他撰写并发表评《海罢》的文章，是毛主席亲自在那里指挥，当时的市委书记陈丕显、曹荻秋等人一起参与过讨论，这些，他能说吗？当然不能。我有点同情他，他仿佛是生活在一个不允许与别人沟通、只能自闭的境地之中。因为，他充当的是政治传声筒的角色。所以，对他的种种不近人情之处，也就只有理解两字而已。

　　六七年初，姚文元与张春桥一起受中央文革指派来上海指导工作。他在武康路２号和张春桥一起会见了写作班徐景贤、朱永嘉等人以后，单独留了下来。当时，正值晚餐时，我们已经吃得差不多了。正好还剩余有两份冷饭、冷菜。他和罗思鼎小组的朱维铮两人就这样吃了起来。

　　六七年初的武康路２号，夸张点说，有点像列宁攻打冬宫前的斯莫尔尼宫。它是造反派们活动的中心。底楼、二楼办公室人来人往，乱哄哄的。罗思鼎小组的人把姚文元带上了三楼寝室。我也跟了上去。

　　姚文元就这样一边站着，饭粒、菜汁飞溅地吃着，一边与罗思鼎小组的人有说有笑。从认识姚文元以来，我是头一次看到他和周围的人有说有笑的模样。仔细打量这时的姚文元，一身戎装。军大衣披着。看上去，虽然并不显出英武，但以往的邋遢相是全然不见了。只有吃饭时的一副吃相，依稀还是当年模样。也依然不和我招呼，形同陌路。

　　徐景贤考虑到他现在的身份，回家多有不便。就把他的爱人金英接到武康路２号。于是，我的宿舍就成了他们夫妻鹊桥相会的地方了。我带着姚文元下楼到我的宿舍。他爱人金英已经在那里了。我不认识金英，姚文元也不给我介绍。

　　正在我要离开的时候，忽然想起一件事。五十年代，姚文元的关系还在作协机关的时候，曾认购过５００元公债券。一直存放在作协机关主管后勤的杨仁初那里。文革以后，单位里乱哄哄的。杨仁初怕万一丢失，对姚文元没个交代。便把这５００元公债券交给了我。让我得便时转交给姚文元。

　　当我到楼下办公室里取了公债券返回宿舍的时候，房门依旧开着。只见夫妻俩相对而坐，刚才与罗思鼎又说又笑的姚文元又不见了。他对我去而复返，问也不问。我把公债券递到他手上，他随手往桌子上一放。我急了。５００元，几乎相当于我大半年的工资。杨仁初把它托付给我，我是有责任的。我说，你倒是放放好啊。姚文元用他那双水泡眼瞪了我一下。总算把公债券塞到军大衣的口袋里去了。

　　我转身替他关上了房门。我的宿舍，虽然在整幢楼房的一个角落。万一给人发现，我倒是没有什么，姚文元岂不麻烦？

　　此时此刻，上海的造反派还不知道张春桥、姚文元已经到了上海哩！

　　我与姚文元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老实话，说不清楚。领导与被领导？不那么直接。我与他中间，隔着好几级阶梯呢。师生？我是这样想的，可他未必认同。朋友？更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事。反革命团伙？岂非把毛泽东推到了反革命团伙头子的位置上了？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那末，为什么我们又时常会关联在一起呢？

　　　　从五九年起，在作协文艺思想批判会认识；

　　　　一起参加全国第三次文代会；

　　　　辅导过我写文章；

　　　　一起在丁香花园，武康路２号文革前市委写作班共过事；

　　　　在他和张春桥的促使下，文革前市委写作班集体造反；

　　　　造反后，武康路２号一度成为他和张春桥与上海各路造反英雄们的会所；

　　　　《朝霞》丛刊创刊号，送给上海市委所有领导人手一册，只有他表示支持与鼓励；

　　　　看到《外国文艺摘译》以后，也只有他，提醒编者，每期刊物的前面，必须有导读文章，对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东西有所批判；

　　　　《朝霞》事件后，他对萧木说，正式任命我担任副主编，是否对工作更有利……

　　　　一直到后来七六年五月的那次谈话。

　　不知道姚文元怎么看待这些关联。我觉得，无非是党内思想路线、派别斗争的需要罢了。只不过，他是车马炮，我是小卒子而已。

　　七六年五月，我在济南鲁迅著作注释座谈会后北上北京，原本是只去见张春桥的。不知为什么，姚文元和王洪文都把我找了去。当时我猜想，多半是《朝霞》事件的关系。姚文元在《朝霞》事件之后，曾要萧木带信给徐景贤，要他认认真真地再读一读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去掉一些私心。他这次把我找去，也许是对我在《朝霞》事件中的表现的一种支持和鼓励。

　　在见过张春桥后的一天晚上，萧木把我从《红旗》杂志社的招待所接到姚文元的住处。我曾一直以为姚文元和张春桥是在一起办公的。萧木告诉我，毛主席提醒王、张、江、姚不要搞上海帮以后，姚文元就主动搬出钓鱼台了。

　　也许因为是夜里的缘故，视觉有些模糊。姚文元的住处，像是一所过去京官们住的，有好几进深的老房子。姚文元的秘书接着我们以后，在黑咕隆冬的走道里，弯弯绕绕走了好些时候，才来到一间感觉大而无当的会议室。会议室只在进门的一头亮着灯。整个房间昏昏暗暗的。桌椅、墙壁看上去都非常陈旧。我们还没坐定，姚文元就进来了。

　　话题自然从济南召开的鲁迅著作注释座谈会说起。姚文元自己也是鲁迅研究者。对这次会议似乎一直很关注。他说，周海婴（鲁迅之子）给有关方面写了一封信，提出，当前在鲁迅的研究上，存在着否定一切的倾向。这就是召开这次座谈会的起因之一吧。

　　还说，《光明日报》的内参上，有你在这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我们都看到了。你的观点是对的。否定也是继承的一种方式。否定一切就不对了。鲁迅说的“拿来主义”，倒洗澡水不要把澡盆里的孩子都倒掉了。都是这个意思。

　　接着，讲到发生在一个月前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他说，当时，政治局的人都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站在会议室的窗前，可以看到广场上的景象。人头攒动，一点不亚于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那样的场面。现在看来，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天安门广场事件，实际上也是暴力。还是恩格斯说得对，阶级斗争，最终还是暴力解决问题。〔注〕

　　从姚文元处出来，我问萧木，房子这么大，又这么破旧。办公厅的人怎么也不帮忙收拾收拾？萧木说，他们哪里会把姚文元放在眼里。姚文元身上穿的军大衣，好几年了，都磨破了。没人管。还是张春桥说了话，他们才给Q了一件。

　　“四人帮”刚垮台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对林彪，一下子就恨起来了；
对刘少奇，是恨了很久才恨起来；
对邓小平，是怎么也恨不起来；
对“四人帮”，则早就恨在心里了。我后来想，是不是办公厅的人在那时候就把姚文元恨上了？

　　回到住处，我把姚文元刚才说的那些话，尽可能地写了一点回忆笔记。我觉得，朱永嘉对我这次来北京的期望值是太高了。指望着我能多拔几根鸡毛，拿回去让他当令箭来使。其实，我心里明白，张、姚想见我，决不是要我去汇报工作。或是想通过我传达什么。既非汇报工作，又没有传达的义务。所以，在见他们的时候，没有做笔记。回到住所，趁着记忆犹新，记上几笔备忘。主要是回写作组对朱永嘉有个交待。

　　我是住在《红旗》杂志社用来接待来京写作或修改文章的作者的招待所里。与我大学时住的学生宿舍差不多。简陋得很。而且我住的这间房，房门正对着烧水的锅炉间。人来人往的十分嘈杂。

　　叫我更头痛的是，每当我见过张或姚的次日，胡锡涛都会到我的住处，软磨硬逼，要我透露一点“新的精神”给他。我是一句没有。为此，胡锡涛从此不再叫我的名字。就叫我阿庆嫂（样板戏《沙家浜》中的主角）。滴水不漏。我回敬他，叫他胡司令（样板戏《沙家浜》中的反角，草包司令胡传魁）。

　　胡锡涛是个满世界跑的人。从北京到上海，凡是见到熟人，就说我这个人不够朋友。是个绝情之人。我一点也不生气。因为我也是个编辑，知道“上面的精神”对于编辑来说，确是至关重要。但，一则，实在是无“精神”可说，再则，即便有，按着我的个性，我也不会张扬的。

　　“四人帮”垮台以后，当《红旗》杂志社的清查小组要胡锡涛把七六年五月我去北京的事说说清楚的时候，他对姚汉荣说，当时，真是恨死了这个人。现在，感激涕零。阿庆嫂滴水不漏，还真是救了他一把。因为，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的清查组都认为，七六年五月我去见张、姚，与七六年十月发生在上海的所谓反革命武装叛乱有关联。如果当时，那怕我只跟他说上一句、两句，他就给搅到阴谋武装叛乱的事件中去了。倒一辈子霉去吧。

　　从北京回上海后，连家都没回，朱永嘉把我直接从机场接到写作组。等着现炒现卖。那天正好是星期天。办公室里除了朱永嘉、王知常、还有徐景贤，没有其他人。我根据自己的回忆笔记，把张、姚对我说的话，尽可能详尽地作了汇报。完后，我的记事手册就一直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所以，在“四人帮”垮台前，除了前面说的三人，再加上萧木（在北京与王、张、姚见面的事，都由萧木安排并陪同）。没有向任何人再说过此事。包括我的丈夫张春生。

　　在认识姚文元这长长的十几年里，他总共和我说过几句话，屈指可数。而七六年五月的那次谈话，我在他那里待的时间前后不到一小时，他对我说的话，却是比十几年加起来还要多得多。

　　　　在我见到的三个人中，他也是说话最多的一个。

　　　　张春桥是听我说，只是表露出他很愿意听的样子。

　　　　王洪文，则是话没有说上几句，就忙着吃喝玩乐。之所以见我，恐怕是做给张春桥看的。

　　从六七年初，姚文元与张春桥受中央文革委派，联袂回上海指导工作，并且，从此以后，凡是公开场合，有姚必有张，有张必有姚。像个连体人似的。这种现象，在从古到今的官场中，不能说绝无仅有，也是极为少见。而且，在我心目中，姚文元和张春桥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因此，一直以来，有一个奇怪的想法总是挥之不去。他们之间的联合是一个怎样的联合？也许因为姚文元是个文人，而张春桥是个政人。文人要有所依附，政人要有所宣扬，互相需要罢了。但从姚文元和我的谈话中，使我感到，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因为姚文元和许多文人一样，对权力的兴趣，不及对文章的兴趣。他的有关阶级斗争的种种理论，从老祖宗们的经典中来，然后运用到他所写的文章中去。写得头头是道，而在实际的权力场中，却是一个没有实践能力，或许，是个不想去争去抢的权力盲。所以张春桥能够与之联合。

　　姚文元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书呆子。

　　一九八○年底，我从看守所出来，被安排在市印刷六厂包装车间劳动已经一年多了。忽然有一天，宣传部负责与我联系的人通知我，收拾行李去北京。

　　当时，林彪、“四人帮”一案即将开庭审理的事已有耳闻。把我叫去，自然是陪“四人帮”接受审判。家里的人有些紧张。我倒还好，死猪不怕烫。反正就这么一回事吧。与我同机前去北京的人中，我认识的就一个，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到达以后，何秀文就与我分开了。听说，他去了部队的招待所。我被安排在西苑宾馆。

　　巧了。一九六○年，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上海代表团的住地，就在这西苑宾馆。物是人非。昔日的堂上客，今日已是阶下囚了。

　　我住在宾馆底层浴室对门一间可能是临时拾掇出来的房间里。电灯、电话俱全。洗澡就在对门。行动是自由的。

　　至此，我还不知道叫我来北京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过了一、二天，可能是检察院的人，通知我，要我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指证姚文元。指证他是如何通过与我的谈话为上海武装叛乱出谋划策的罪行。

　　莫明其妙

　　“四人帮”垮台以后，关于七六年五月姚文元与我谈话的这件事，毫不夸张地说，交代过不下几十次。但我敢肯定地说，没有一次是把姚文元的这次谈话与上海的武装叛乱相联系的。检察院的这一事实从何而来？而且，在通知我作证之前，既没有问过我愿不愿作证，也没有向我这个证人核实证词。这个被誉之为世界瞩目的审判，在这些细节之处，也太不讲究司法程序了吧？

　　虽然，我是“四人帮”一案的涉案人员。但对这次审判，和许多人一样，寄以厚望。一方面，通过司法介入来解决共产党内的思想路线斗争，史无前例。感到新鲜。还有点莫名的兴奋。毕竟，此举说明，我们的社会在进步，想到要法治了。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审判，能解开我一直想不明白的一个心结，“四人帮”究竟是怎样阴谋篡党夺权的。

　　现在倒好，要我为姚文元这一子虚乌有的罪行出庭作证。说有，是伪证。说没有，是拒不作证。这不里外不是人吗？

　　思之再三，我给有关方面写了一份思想汇报。提出了我对要我指证姚文元这件事情的看法。其一，姚文元在我七六年五月去北京见他时，的确对我说过，阶级斗争最终还是暴力解决问题这样的话。但他同时还说，这是恩格斯说的。他是用恩格斯的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文化大革命，来看天安门广场事件。这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的一句套话而已。其二，姚文元对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在七六年五月的北京。我回上海向写作组领导朱永嘉汇报，也是在七六年五月份。而上海的武装叛乱，发生在七六年十月份。姚文元怎么可能未卜先知？

　　思想汇报交出去以后，过了几天，来了许多人，房间里坐得满满的。像是主持与我见面的人（来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既不自报家门，也没人向我介绍。我不知该怎么称呼）说，我的书面意见，有关方面知道了。他们之所以今天来找我，是要我当着他们的面，再次阐明一下自己的想法。这有何难。思想汇报上怎么写的，我就怎么说了。并且，再三声明，我不是拒绝作证。只是从这次世人瞩目的审判，怎样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角度来考虑的。

　　坦白地说，如果一定要我上法庭作证，那末，到了法庭上，非但不是指证，反过来为姚文元辩解的事，我也不是做不出来。但我不是一个奸刁之徒。遇事当面敷衍，临了来个突然袭击。这种有悖于为人之道的事，我也决不会做的。我想这满屋子的人中，总会有几个明白人在里面吧？

　　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时，想得最多的，当然还是这次审判“四人帮”的事。司法介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无前例。是个进步。但是，也许正因其没有先例，看上去总有些走样的感觉。

　　证人出庭作证，本是检察部门的事。可是，通知我来北京的，是上海市委宣传部。这又是那一出？证人的证词，未经核实，就要求其出庭作证。有这样的规矩吗？还有，检察部门是从哪儿取的证？从证人的交代材料中？我从未有过姚文元七六年五月与我的谈话和七六年十月上海发生的“武装叛乱”有关联的交代。那末，是从徐景贤、朱永嘉、王知常的交代材料中？也就是说，从张三或李四那里取证，叫王二麻子出庭作证。闹到最后，还不是事实。

　　司法的严肃性何在？

　　这次开庭审判“四人帮”一案的时候，有关方面一再强调、反复重申：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那就交给历史检验去吧！

　　节录自《生逢其时——“文革”第一文艺刊物〈朝霞〉主编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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