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两次阵痛：民族问题，抑或民主问题？

　　在人类历史，民族历史，以及个人历史上，总有些日子很光荣，像勋章一样，悬挂在每年发行的年历上，印刷的，或手写的；
还有些日子很受伤，像伤痕，刻在历史的树干上，或隐藏在历史的骨骼里，每遇刮风下雨，就会隐隐作痛。当然还有些日子很幸福，也有些日子很痛苦。对于每个海内外的中国人（当然包括藏族人和维族人）来说，3-14，7-05，与鲜花美酒无关，那是两个让人心痛的日子，一股戾气冲出地狱之门，携带着死神和毁灭之神，所到之处，花木摧折，玉石俱焚，被打碎被烧焦被砍断的，不只是汽车，商店和肢体，还有许多生活计划和人生美梦。这两个日子没有让任何人受益，只让所有人受损，切身的，或心理的。

　　这是两个不折不扣的悲剧，但悲剧对于人类的进化并非毫无意义。悲剧像历史路标一样，把未来指向远离自己的地方。曾经泡在血海里的欧洲各民族，如今在议会里一边抽雪茄喝咖啡，一边高谈阔论；
而曾经和睦相处的中国的某些民族，反而跑上街头，手里拿的不是雪茄，而是凶器。从这里能悟出点什么东西呢？我所能想到的，就是民族不是当代世界不可解决的政治难题，有民族问题的地方，通常都是个治理问题。从民族角度看，治理有三种情况：一是一个民族多个治理体（完全自治的治理体就是国家），二是一个民族一个治理体，三是多个民族一个治理体。

　　如此叙述可能不太好懂，不如打个比方。我们把治理体或国家比作装汤圆的碗，把民族比作装在碗里的汤圆。如果碗小汤圆大，一只碗就装不下一个汤圆，结果，一个汤圆就被切成若干小块，被分别装在好几只碗里，这些“碗”，在中国先秦被称作“国”，在古希腊被称作“城邦”（这种状态可以称为“一族多国”）。神圣罗马帝国崩溃后的西欧进入民族国家时期，差不多是一只碗装一个汤圆，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治理一个民族，是“一族一国”。中国的秦帝国以及后来处于统一状态的各个皇朝，西方的罗马帝国，欧亚大陆上的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还有后来的美利坚合众国，碗都非常大，每只碗里都装了许多汤圆，也就是说，每个国家都治理了好多民族，这是“多族一国”。

　　治理有两种基本状态，一种是民主治理，另一种是非民主治理。从历史情况看，民主治理比非民主治理更有利于多民族和谐平等相处，更少引发冲突甚至战争；
更可能用选票而不是用枪炮解决冲突，更愿意在议会里唇枪舌剑，而不是在街头上剑拔弩张；
它更像一座花园，而不是一个铸造车间，不管怎么说，花园比车间肯定更有利于保存各共处民族的文化特性，因为，民主治理崇尚多元，非民主治理强调一元。

　　遗憾的是，民主治理像景德镇的清花小瓷碗一样，是政治制度安排中的奢侈品，它不仅难做，而且易碎，并且，还有一个从“小碗”到“大碗”的渐进制作过程。它一开始只适合治理一个几万人的小政治体，规模大小取决于公民大会广场能否装得下所有公民，比如雅典，超出这个规模，碗就碎了，无法治理。就因为这个缘故，古希腊城邦被亚历山大的铁蹄踏破后，1000多年没有民主的消息。这是民主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阶段，“小碗民主”阶段，或者叫做“一族多国”民主阶段，如果你懂些民主理论，自然知道它就是“直接民主”“或“广场民主”阶段，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卢梭和马克思，实际上都是“直接民主”的崇尚者。

　　不过，人类政治体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小碗阶段，“小碗”既不稳定，也没有力量，在古希腊治理结构遭遇到自身不可克服的危机之后，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一下从小碗跳到了比大碗还大的碗——“海碗”，人类远没有发明治理海碗的民主技术，因此，在专制和战争中徘徊了十几个世纪后，英国人率先发明了超越广场民主的“代议制民主”，这种“中碗民主”技术可以治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中等规模民族国家，但到了独立后的美国，遇到了新的挑战，美国规模超大，民族众多，即使实行代议制，也有个中央与地方主权分享问题，特别是民族自决与主权统一兼顾的问题，简单的代议制，甚至比例代表制，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此，美国人移植了在欧洲瑞士和荷兰培育起来的联邦制民主技术，把民主治理应用于人类从未尝试过的巨大规模和一国多族，从此人类便进入了了“海碗民主”阶段，也就是联邦制民主阶段。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傲慢的欧洲人才想到要拜自己的学生为师，运用联邦制民主技术来重新整合欧洲，于是有了欧盟。

　　中国经济改革取得巨大成就，但政治改革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比经济改革要大得多，它要求我们同时制作民主治理的小、中、大三种样式。从消极的方面看，我们社会频发的群体事件，从6-28瓮安事件，到6-19石首事件，从3-14拉萨事件，到7-05乌鲁木齐事件，是治理方式落后于经济和社会变革现状的结果；
从积极的方面看，这些事件又是新的治理结构行将临盆的阵痛。我们是做它的助产士，还是做它的堕胎医生，取决于我们爱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所有民族的深度。

　　2009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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