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现代世袭制：西方资本主义假民主的真相

　　选举，在西方的政治生活是一件大事，是周而复始的政治节日。资产阶级的政治学家们高度评价选举，称其为：人民的选择。熊彼特是西方现代民主思想的理论大师，他所倡导的“精英民主论”，将民主看作是：政治精英竞取社会权力，人民大众选择政治领导的过程，而选举将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因此，选举就是民主的精髓，是西方政治民主的最集中的体现。

　　选举是人民的选择吗？从表面上看的确如此。西方国家的政客们，上至总统、首相，下至议员、地方长官都是由公民投票选举产生，执政党当然也在选举中产生。在法律上对选举和被选举资格几乎没有什么特殊限制，现代西方国家中的绝大多数成年人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美国，早期只有男性白人中拥有一定数量财产的人才有选举权，当时有选举权的公民仅占全体公民的10％，后来选举权逐步扩大，南北战争前男性白人公民基本上都拥有了选举权。南北战争后，黑奴得到解放，1870年宪法第15条修正案通过，废除选举权上的种族限制；
1920年通过宪法第19条修正案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妇女选举权；
1964年通过的宪法第24条修正案取消了以交纳人头税作为选举资格的规定。1971年的《选举权法》，进一步将选举权范围扩大，选民年龄下限从21岁降为18岁，并取消了进行“文化测验”等限制。1980年美国有选举权的公民达1．6亿人以上。对于被选举权也没有什么特殊限制，美国总统的候选人基本资格是：
（1）必须在出生时是美国公民；
（2）必须在美国居住14年以上；
（3）必须年满35岁。比较保守的英国，对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也没有什么特殊限制。英国对选民资格规定主要有：年满18岁、居住在本选区、英国或爱尔兰共和国公民和非重刑罪犯等。总之，现代西方国家的政权的合法性是由公民在没有特殊的法律、政治限制下进行投票选举而获得的。

　　但是，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会发现：现代资本主义的选举是一种通过人民的自由投票产生由资产阶级权势集团确定的政治领导人的方式。现代资本主义选举是一个现代西方社会中的奇观，它是一项规模巨大而精密准确的社会控制工程，它使得无数公众的分散、无序的个体行为，经过一个受控的政治过程，准确地达到一个既定的政治目标。在这种选举中，表面上看是公众用选票来选择政治领导人，而实质上是权势集团用钞票来确定政治代理人。可以说，现代资本主义选举是一种精心装饰的“现代世袭制”，是经过高度发展的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所能达到的最精巧、最高级的形式。那么权势集团的意志与“人民的选择”之间是怎样保持可靠的一致性，或者说，权势集团手中的钞票是怎样决定选民手中的选票的呢？这就需要对现代资本主义选举机制进行具体而深入的分析。我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选举存在着一种筛除机制，正是这种机制产生了上述结果。

　　双向筛除法

　　现代资本主义选举中具有的筛除机制是一种双向的筛除，即“候选者筛除”和“选举人筛除”，可谓为：“双向筛除法”。这种机制不是事先确定选举对象，然后操纵选民去投票选举既定的当选者。直接操纵选民的“贿选”的方法，在早期的资本主义选举是一种常用的方法，但现在已不多见。双向筛除法，这种现代的作法要比早期的“贿选”高明得多。这种方法与“贿选”在程序上是相反的，它预先确定了当选者之后，在竞选过程中逐步淘汰其它竞争者，使“幸存者”当选。双向筛除的法则是：幸存者当选。这样做使金钱操纵选举变得间接而隐蔽；
另外，使得选举中竞争更加激烈、更具戏剧性，给公众一种更为“费厄泼赖”（Fair play）的印象。下面以美国大选，这个典型的现代资本主义选举为例，分析双向筛除的选举机制。

　　“候选人筛除”是双向筛除的一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在美国的大选中，筛除竞争者，保留“幸存者”主要靠两种具体的办法，即：政党操纵和信息控制。

　　美国大选，即总统选举按时间顺序和内容可分为三大阶段：提名总统候选人；
候选人竞选；
投票。总统候选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提名推举，政党是全国性的政治组织，因而政党提名总统候选人是美国传统的作法。这种惯例开始于1831年，从1840年起，美国两大主要资产阶级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历次的大选中，都采用了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最终确定推选本党总统候选人的作法。从而开始了美国历史上的四年一度的“驴”、“象”之争的传统。事实上，从那时起，美国历届总统均出自这两党推举的候选人之中。这表明美国大选是由两大资产阶级政党垄断、包办候选人的，这也就从大选一开始就排除掉了非两党提名外的潜在的竞争对手。当然，政党操纵并不是绝对的，也有可能采取某些方法冲破两大政党的垄断。

　　最近一次美国大选，即1992年大选中，就出现了独立候选人冲破两大政党操纵，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正式参加竞选的事例。美国亿万富翁佩罗，个人出世资、“自费”参选。因候选人要在全国范围内提名产生，而佩罗又无全国性政治组织支持，所以，他斥巨款在全国直接征集了上百万人的签名，而获得了候选人资格。然而，花费了巨大代价冲破政党操纵，还仅仅是闯过了筛除机制的第一关，更严峻的淘汰机制还在后面。

　　信息控制，是选举筛除机制中最复杂、也是最重要的手段。所谓“信息控制”就是新闻传播媒介在选民中对候选人的宣传和舆论评价，这也是竞选的主要内容。虽然候选人是由政党提名，但仍有两党候选人竞争的问题；
而在两党提名之前，两党内部首先要由多人竞争本党提名，即所谓的“初选”。此外，还有可能出现独立的竞选人。这样“初选“和最后的投票的全部过程加在一起，每次参加竞选的大约共有10人左右。在这十余个竞争者中间，谁能最后获胜，主要看他们在宣传战中的表现，也就是说，关键要看是否能够有效地影响和控制新闻媒介，向公从尽可能多地传递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他人的信息，树立良好的形象。

　　从理论上讲，选举中有效的信息控制的前提是，选民是否在很大程度上为新闻传播媒介所制造的舆论所左右。对于这个问题，现代西方政治学进行大量的、极其深入细致的研究。[21]经过对选举心理和事实的大量、反复的调查、研究，西方政治学界得出了比较一致的结论，认为选民是易受新闻传播媒介的影响和控制的。[22]据美国一些著名的调研机构和学者的研究，他们认为：只有极少数的选民是具有某种思想体系，根据某种政治信仰或观点而做出理性的政治选择的。他们把这类选民称为“理论家”和“准理论家”，大约占选民总数的3%和10%（见图4-2）。一般说来，这部分人不受大众传媒的左右，而其它大多数选民则处于盲目状态，信息不灵，而且不会对社会问题及有关的已得信息进行分析归纳，形成自己的观念，他们一般为新闻媒介制造的舆论所左右。

　　从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统计来看，基本上可以证实政治学家们对选民心理与新闻媒介舆论关系的分析结论。通过对战后美国历次大选中新闻舆论对候选人的支持与候选人当选的相关分析和统计，发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为大多数新闻传播媒体所支持的候选人最终当选。如果仅从报纸对候选人的支持情况看，战后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30年中，美国进行了10次大选，这10次大选中，报纸支持率最高的候选人有8次最终当选。

　　在上述10次大选中，只有1960年和1976年两次大选报纸支持率低的一方获胜，而高的一方败北，这也是有其特殊原因的。1960年大选时，美国正处于一场严重经济危机之中，这对当时已任8年副总统尼克松十分不利，而肯尼迪利用社会的求变心理独占鳌头。1976年大选前，现代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下台，共和党声名狼藉，福特以副总统身份接任，本身就是“替补队员”，是个过渡性人物，实在是难以胜任继续留在总统的宝座上。总之，在美国的大选中，通过舆论来影响和控制选民的心理和投票意向是致胜的关键。

　　双向筛除的另一方面，是选举人的筛除。这对于权势集团所确定的代理人最终当选，减少选举中各种偶然性和干扰也相当重要。选举人筛除的具体机制有两个：一是低投票率；
二是“选举人团制”。这两条对权势集团操纵选举的另外两道“保险”。

　　衙门里谁真正掌权？

　　根据美国有关法律，大选中候选人只要获得参加投票的选民的简单多数支持，即算获胜。这条法律对选举结果具有重大影响。1993年俄罗斯举行全民公决时，总统与议会就公决的计票方法和程序等问题发生激烈争执与对抗，其中实质性分歧就在于：以全体选民半数以上还是以投票选民的半数以上的支持率，作为获胜标准。很明显这两条标准意味着两种结果。因为根据选举心理，社会上的消极选民，指对现行政治体制持消极、甚至是否定态度的公民，一般倾向于不参加选举，或者说，没有投票的选民中大多数是这部分公民。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这部分消极选民主要是下层劳动群众。而积极选民，大多是现行社会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比较关心政治，总是要参加选举的。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这部分积极选民主要是社会中、上层人士。所以，如果以其它标准计票，比如以全体人民的支持，即选民的绝对多数作为获胜标准，那就意味着要动员更多的消极选民参选。这样必然给选举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干扰既定当选者的顺利当选。

　　由于上述法律和其它一些因素的作用，美国投票率历来不高。进入本世纪后一直在50%-60%之间徘徊。[23]进入80年代以来则进入本世纪后则进一步降低，最近几次大选中投票率均未超过50%。如此之低的投票率，加之计票方法就意味着，只要有25%左右的选民支持，即可百分之百地当上总统。

　　再从投票选民的分类统计看，完全可以证实美国选举对社会下层劳动阶级群众的排除机制。（见表4-3）

　　从1988年的选民分类统计中，可以看到明显的规律性，经济收入低下、受教育程度差从事体力劳动的、少数民族选民投票率显著地低于经济收入高、受教育程度高、职业地位高的白人选民。前者明显地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斥在选举过程之外，从而加强了选举过程可控性。

　　“选举人团制”，（an electoral college）是选民人筛除的又一道保险机制。美国法律规定，大选投票日选民投票选举“选举人团”，然后由事先承诺支持某位候选人的“选举人团”成员再投票最后确定当选者。即以州为单位，获得某一州相对多数选民的支持即是该州全部选举人票。由于各州选举人票不等，如：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两州的选举人票共为86张，几乎占了当选总统所需270票的三分之一。这种方法意味着在全美5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中，只要在10个左右的大州获胜即可稳坐总统宝座。在美国历史上就两度出现过在全部选票中得少数票的候选人，因在大州获胜多得了选举人票，结果当选的情况。从实质的意义上讲，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小州选举的意义，使候选人专注于大州的竞选，只要在主要地区获胜即可当选，这样又减少了选举过程中的偶然因素、减少了可能的干扰。

　　通过双向筛除法的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选举，这种精巧的现代世袭制的金钱政治的实质。双向筛除的动力机制就是金钱的操纵，无论是政党的垄断还是信息的控制都需要资金的竞争，一般说，谁的资金、谁就在党内和宣传舆论中居主导地位。因此，一般说，只有权势集团中的成员把金钱投向自己中意的候选人，筹得资金最多、实力最雄厚的候选人最有把握当选。在这个意义上，选举表面上是选民用选票选举，而实际上是权势集团的大亨们用钞票选举。美国的一位选举官员就曾坦率地说：“金钱是政治的母乳。”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选举日益变得更像一场花钱竞赛。战后初期，竞选总统大约需要花费数以百万计的美元，60年代上升为数以千万计，80年代后期大选经费直线上升，1988年大选几位主要候选人共花费五六亿美元，进入90年代有增无减。我国美国问题专家张海涛同志根据美国政治家赫伯特?亚历山大研究美国选举的有关资料，对从1860年到1976年的美国30次大选的候选人筹款和花费情况进行研究，证明了金钱与选举结果的高度相关性。在这30次选举中，有23次是竞选中开支超过对手的一方获胜。相反的结果仅有7次，而这7次中有4次发生在30年代至40年代连任的罗斯福总统身上，为30年代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特殊历史环境所致。其余3次也都有其特殊的原因。总之，金钱操纵选举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但是，能不能因为现代西方的选举是由金钱控制的政治过程，就可以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富人的游戏呢？事情恰恰不是这样简单。我们说现代资本主义选举是一种“现代世袭制”是就其本质而言；
而在形式上、现象上，西方的选举是自由、公正、公开的竞争。这种形式的功能与作用是不能低估的，政治学家默里?埃德尔曼认为：选举是一种有助于民众归顺既定秩序的象征性形式。它有助于“抚慰在具体政治行为方面产生的不满和疑虑，增加对本制度合理性和民主性的认识，进而培养顺从未来的行为习惯。”这位美国政治学家的分析很有见地，自由选举的形式是对社会的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是对社会的整合，使政治参与化为对现行制度的肯定力量，使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合法性与稳定性。

　　从现代资本主义选举中体现出来的，现代资本主义政治过程中的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的既相分享、对立，又相统一的辩证关系，使现代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和凝聚性得到了加强，它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在不改变其本质的前提下，在形式上有所改革，从而使整个制度得到了巩固。资产阶级早期的思想家们就曾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确定过目标，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一个统治者必须把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其统治才能稳固，其政权才能长治久安。经过漫长的发展，今天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基本上把他们的统治调整到了卢梭所期待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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