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与东亚开放型区域主义

　　美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被普遍视为是美国重返东南亚。在布什政府期间，美国在反恐战争中大搞单边主义。当时，亚洲不仅不是美国的战略重点，而且美国也不想被《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所牵制。奥巴马政府之后，美国努力调整其外交政策，“重返”东南亚当然是这种战略调整的重要一步。但是说美国“重返”有点言过其实。因为实际上，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即使在布什政府期间，美国尽管被反恐战争所困挠，但还是在继续其亚洲战略的调整，例如美国基本上完成了和日本在战略上的整合，用来防备（名义上）朝鲜和（实际上）中国。可以说，自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始终是东亚最重要的国际关系角色。

　　美国国内甚至在整个西方，普遍认为布什政府期间美国对东南亚的相对冷漠政策为中国力量在东南亚的崛起提供了一个机会。这次“重返”东南亚因此表明美国又开始把东南亚视为其战略重点。正因为如此，美国的举动已经在海内外引发出巨大的回响。很多观察家不约而同地指向美国的意图是和中国竞争在东南亚甚至整个东亚的国际空间。

　　不能光强调竞争

　　那么，如何看待美国的“重返”？从目前来看，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大多数人还是强调中、美等大国在东南亚的竞争。因为各国国家利益的不同，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但是光强调竞争不仅在理论上有问题，也会在政策层面产生负面的影响。在美苏冷战期间，不同国家间的或者不同区域集团之间的竞争和冲突是国际政治的常态。久而久之，这也成为了西方世界一贯性的思维。很显然，这种思维在冷战后仍然在影响美国的国际关系思维。在很多年里，中国一直在批评美国的这种冷战思维。但也不可否认，即使在中国，一些人思考中也仍然存在着这种思维方式。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一旦这种思维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合作的空间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对各国间利益竞争的担忧可以理解，但是国家利益间的竞争既非全是坏事，也不总是零和游戏，取决是什么样的竞争。人们不想看到的是像冷战期间美苏之间各搞一个集团而进行的军事战略间的竞争，因为那样的竞争经常会把世界带到战争的边缘，在更多的时间里则是一种恐怖平衡。而中、美等国家在亚洲的竞争则更多的是表现为经济上的竞争。这种竞争既不可避免，更重要的，它也是好的竞争。

　　说其不可避免是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且不说中美两国各自和东盟（亚细安）之间的经济互相依赖关系，中美两国本身之间的经济互相依赖性已经超出了从前任何两个大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了。说其是好的竞争，是因为这种竞争的结果就是更大的合作。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当中国开始和东盟进行自由贸易谈判的时候，东北亚的其他两个大国，即日本和韩国，就担心中国在东南亚力量的发展和扩张。这两个国家也紧随中国先后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当时的很多人也作类似的解读，认为中国和日本在东南亚的竞争必然导致大国之间的冲突。

　　但是，这种担心并没有发生。这些国家在东南亚的竞争导致了当时的人们没有预测到的积极结果。在中国和东盟“十加一”机制形成之后，东盟和日本、韩国之间也形成了同样的机制。不仅如此还形成了东盟和东北亚三国的“十加三”机制，和东北亚三国之间的互动机制。东北亚三国之间因为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问题很难形成独立的合作机制，是东盟这个平台促成了这三国的良性互动。很快，这种合作机制扩展到东盟和印度、澳大利亚（澳洲）、新西兰（纽西兰）等国家。现在，美国的加入表明这种机制已经延伸到所有这个地区的大国。可以相信，这是好的竞争，因为这些大国至少在一个共同的舞台上互动，要接受共同的规则，受同样的制度制约。

　　开放型区域主义

　　我们可以把东亚这种区域主义称之为开放型区域主义，或者说是包容性的区域主义。它和传统意义上的区域主义完全不同。传统上，所有的区域主义大都是排他性的，就是说，特定区域主义是为了本区域的利益，对本区域和其他区域实行不同的政策。东亚开放型区域主义已经使得其和北美和欧洲区域主义区分开来。北美模式具有强烈的等级性，美国因为其庞大的经济体和其他方面的力量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加拿大和墨西哥不得不依附于美国。欧洲区域主义则表现为平等性，主要是因为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国家的各方面力量都旗鼓相当。但无论是北美模式还是欧洲模式都具有很大的排他性。

　　东盟作为一种制度机制在东亚开放型区域主义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没有东盟这个制度平台，东亚区域主义的形成很难想象。但是，作为区域中迅速崛起中的大国，中国的角色更为关键。就是说，东亚开放型区域主义与中国的开放政策密切相关，甚至是中国开放政策的产物。从国内开放到亚洲区域化再到经济的全球化，中国的政策非常具有一致性。开放政策造就了中国开放的经济体，使得中国在短短一段时间里迅速成为了世界的制造工厂。

　　在全球战略上，中国更是选择了和前苏联不同的战略，那就是和世界接轨，改革自身而接受现存世界的规则。这就已经避免了中国和美国等大国的恶性竞争。竞争不可避免，但如果事先存在着一些规则来协调竞争，那么竞争不管如何激烈，也不至于导致公开的具有暴力性的冲突。

　　中国的开放主义更是影响着中美关系。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在战略上的最大的担忧就是其影响力会被中国挤出亚洲。历史上，美国崛起的时候就是这样对待另外一个衰落中的大国的，典型地体现在门罗主义上，美国向英国表明，美洲是美国的美洲。中国显然并没有这样做。中国不仅没有根据西方的逻辑在亚洲排挤美国的影响力，反而努力拓展和美国全方位的合作，不仅在北朝鲜问题上，而且在非常敏感的台湾问题上。不管中国接受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的背后有怎样的客观原因，结果是使得美国在亚洲巩固了其制度性的影响力；
也不管中国的这种行为的动机如何，根据美国大国政治的逻辑是不会造成这种国际空间共享的结局的。就是说，中国的开放主义使得传统国际政治的具有普遍性的零和游戏转变成为了双赢游戏。

　　中国受到了制约

　　从这个角度来考量，美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就是本来已经存在的东亚开放型区域主义的延伸和扩展。尽管如上所说，这里也包含着美国和中国的竞争面，但这要远比美国拒绝接受《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建设排他性的制度机制来和中国竞争好的多。例如多年来，美国和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努力建立亚洲版小北约，企图以此来制约中国的崛起。这种排他性的机制是非常不利于国际政治上的合作的。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开放性的区域主义也对中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在亚洲。首先是开放性区域主义对单边主义的制约。开放性区域主义有效促进各国利益间的互相依赖程度，单边主义越来越失去其效用。即使选择了，也会有很大的代价。再者，开放性区域主义对双边主义也是个挑战。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很多历史问题包括边界问题和南海主权争议，都需要用双边主义来解决。开放型的多边主义遽然增加了中国解决这些问题这种复杂性。很明显，如果相关国家在这些问题上，诉诸于多边主义，那么中国的行为就会受到有效的制约。

　　即使这样，东亚开放型区域主义的扩展是东亚国际秩序上的一件大事情，它为所有国家的互动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平台，遏制恶性竞争，鼓励良性竞争。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来说，这种开放型区域主义也正在制订着国际政治的新规则。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开放性区域主义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正体现着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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