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是一场伟大革命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政治管理领域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一项最重要的历史任务。近三十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改革进程艰难曲折，改革任务依然远未完成。

　　根据近期的事态发展，现在非常需要重申、强调和坚持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想，抵制各种淡化以至否定政治体制改革的错误思潮，明确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当是一场伟大革命，而并不是对于苏联模式政治体制的无足轻重的修修补补，强调这种政治体制改革的绝对必要性和愈益紧迫性，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推进新的拨乱反正。

　　邓小平在这个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已经讲得很明确：中波“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苏联模式政治体制弊端的“总病根”就在于“权力过分集中”，“民主太少”。因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是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任务是“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方法是“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党政分开”等等，目标是最终实现以“普遍实行直接选举”、“高层直接选举”为主要标志的“高度民主”。

　　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权力过分集中……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政策中，“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要渐进，但“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

　　由此可知，邓小平所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质上就是从民主太少的苏联模式政治体制转向高度民主的新型社会主义政体的伟大革命。小平同志曾经多次说过，改革不是修修补补，而是一场革命；
并曾强调，“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对于这场革命，当时中央文件的正式提法是：“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1]尽管“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提法比较传统，但以高度民主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却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传统。恩格斯曾经指出：“民主在今天就是共产主义”“民主己经成了无产阶级的原则，群众的原则。”群众“全都认为民主这个概念中包含着社会平等的要求”。[2]。恩格斯晚年更以争取普选权和积极投入民主选举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中心环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而若有了民主，想不搞社会主义都不行。因为，人民当家作主，自然就会照顾公众的普遍利益，增进公民的普遍幸福，这比少数好人“为民做主”，显然要可靠得多。

　　在我国，现在推进这种政治革命，既是康梁、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之继续，又是中共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民主革命之继续，也是邓小平重新开启的中国民主革命之继续。胡锦涛同志最近提出，改革开放是第三次“伟大革命”。这是对于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是市场革命的话，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民主革命。如果没有市场革命，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
如果没有民主革命，也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明天和后天。

　　诚然，我们对于小平同志的论述，也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仍然需要继续解放思想，而不是仍然停留在20多年前的水平上，也不是邓小平讲过的观点就不能动。事实上，正象恩格斯曾经预言后人将会正确地修正他和马克思的许多观点一样，邓小平也曾做过同样类型的预言。譬如，1981年2月14日，邓小平在给英文版《邓小平副主席文集》撰写的《序言》中，就曾这样写道：“如果有一天这些讲话失去重新阅读的价值，那就证明社会已经飞快地前进了。那又有什么不好呢？”[3]看了这个话，我们真是不能不为邓小平的高瞻远瞩和博大胸怀所感叹！但是，修正不是修歪，解放思想也不包括否定进步、鼓吹倒退。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解放思想的大方向，只能是民主和法治。在这个大方向上，上述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思想都是正确的，也是必须坚持的。（本文是《国际金融危机促使中国加快改革》的一部分，原载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观察》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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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64页。

　　[3]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 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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