飙车案：就事论事需正视公众挫折感

　　年仅20岁的大二学生胡某，驾驶自家的三菱跑车，在晚上8时许的杭州繁华街头与朋友飙车，将穿越斑马线回家的25岁青年谭卓当场撞死。都市社会的这起交通事故，原本并不出奇，但事故细节的披露，激发了难以止息的社会讨论。当地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引来多达数万条跟帖，事发现场数千人自发举着蜡烛追悼遇难者。“闹市飙车案”成为网络舆论持续激荡的议题。

　　这些纷涌而至的议论有两个焦点。其一，事发时，肇事者与另两名同伴各自驾驶跑车，在市区繁华道路上飙车。在车祸现场照片中，胡某同伴事发后闻讯而来，勾肩搭背、嬉笑如常。肇事者的“富二代”背景和受害者谭卓“平凡人家上进青年”的形象，极大地刺激了公众情绪。其二，杭州警方在次日下午通报该事故时称，初步判断案发时肇事车辆速度为每小时70公里左右。这一说法与目击者“受害者被撞飞数米高、20多米远”的描述反差较大，引发社会舆论对事故处理公正性的质疑。

　　尽管事发次日肇事者即被刑拘，杭州市长批示要依法严处，公安机关表示将依法公正办理此案，肇事跑车超速程度正在鉴定之中，但网络舆论回应表现出明显的受挫感。这种受挫感的源头，一是富家子弟自我膨胀，制造了为富不仁的公众印象；
二是肇事者事发后并未及时受控，仍在凌晨上网留言，第一时间的超速鉴定明显不合常理，令公众质疑公权处理有失公平，有偏袒肇事一方之嫌。

　　客观上说，这种网络舆论的受挫感，并未体现十足的理性精神。正如有论者指出，事故关键并不是富家子与老百姓之间的贫富分化与阶层对立，而是肇事者与同伴所表现出来的个人素质与生命冷漠。强调肇事者的富人背景，毋宁说是社会心理失衡的一种投射。财富拥有者未能取得社会相应的道德认同，而经济资本对于公共权力与社会公平的攫夺，加剧了公众对社会不公的怨恨和恐惧。与其说仇富是对富人拥有的财富敏感，不如说是对财富背后的社会不公感到愤懑。“闹市飙车案”中对富二代的强调，更是对可能被财富扭曲的权力公正表达隐忧。

　　“闹事飙车案”发生之后，杭州城区路段长期存在的夜间飙车现象，得到了不同人群的指认。案发地居民说，夜里经常听到飙车的声音，吵得睡不着觉；
浙江大学的学生专门致信杭州市长，要求政府杜绝这种闹市飙车行为；
市长的批示则是：“对肇事者要依法严处，痛下决心，彻底解决违法超速行驶问题”；
体育局长则说，打击非法飙车和改装车，无法从源头上解决这一问题。通过发展赛车运动，将无序的玩车进行有序的管理，是避免赛车无规则泛滥进而危害社会的有效手段。杭州城区的飙车行为，长期存在竟至如此，以谭卓之死触发民愤，何尝不是公众的另一番挫折体验？

　　如果看不到闹市飙车的这种公众情绪背景，只是强调貌似客观冷静的就事论事原则，甚至生硬反击公众对此现象的深恶痛绝，轻率抛出“车速70公里每小时”、“飙车只是民间说法”等说辞，则会使某种回避冲突的就事论事原则，演变为权力部门的公信流失与公关危机，错失以公开公正的执法处理修复公众挫折感的良好时机。这正是社会事件之小与社会影响之大。其轻重取舍，大小权衡，就是地方政府应该正视思考的公共课题。

　　案发之后，公众担心公安机关能否做到公正执法、不受外界干扰，杭州公安机关已经正面回应这种质疑，欢迎社会各界进行监督。只要有任何徇私枉法的情况，将坚决依法依纪严肃查处。就此而言，政府不只有就事论事的执法面孔，还应有因应舆论增进认同的公信需求。类似杭州“闹市飙车案”，是一种有效的训练和积极的借鉴，让地方政府日渐重视事件衍生的公众情绪，从直面公众感受开始，完成社会事件的安全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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