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小庆：如何进行高考改革

　　在2007年夏天一次《考试研究》杂志的编委会上，原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讲到这样一件事情：一次，河南一个重点中学的校长对杨讲：“高考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杨问他：“有更好的高校招生办法吗？”他想了想说：“没有。”两个人的这段对话，突出体现了教育领域中许多人关于高考改革“没有出路”的看法。

　　在2007年3月举行的“两会”上，来自宁波教育战线的全国人大代表范谊教授提交了《关于废除高考，创新高校招生制度的建议》。范谊代表认为：“高考以及它所派生的应试教育已经使我国的教育迷失了方向，失去了教育的本性和灵魂。它使我们的儿童失去了天真和幻想，失去了对学习的热情和能力；
它使我们的青年戴上了思维的枷锁，只能对规定知识反复记忆和辨析，扼杀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创造冲动；
它使我们的民族习惯于接受和模仿，一个曾经最富有创造力的民族今天必须重新学会创造。”因此，范谊认为：“我们已经到了必须考虑废除高考的时候，必须从现在开始研究和开发一种能够取代高考的新的高校招生体制。”

　　范谊的议案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意见。舒云发表在长篇报告文学《高考殇》中曾指出，一些人认为“高考已经到了彻底变革的时候了”；
认为高考是“地狱”；
是“悬在中小学头上的剑”；
认为高考伤害了中小学生的健康；
认为高考“偷”走了中国人的创造力，主张“将高考送进坟墓”。

　　2007年初，《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完成了一项有2165人参加的关于高考改革的调查。结果显示，92.8%的人认为，目前的高考制度有必要改革。35.2%的人认为“只需小改”，57.6%的人则认为需要“动大手术”。

　　与范谊代表的看法相反，出席“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却认为，废除高考将“天下大乱”。张保庆认为，从社会发展来看，中国现行的高考制度还是比较成功的、公平的一种考试选拔制度，在没有找到更好、更公平的办法之前不能废除高考。在现阶段只能采取国家统一高考形式来选拔高等教育人才。

　　范谊教授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今天，以高考为指挥棒的“应试教育”正在摧残着儿童脆弱的好奇心，正在造成普遍的厌学现象。这种局面必须改变。另一方面，张保庆同志的看法也是有道理的。在今天缺乏有效制约机制的社会条件下，在今天社会信誉系统缺失的环境下，取消统一考试会使大学招生的公平公正受到伤害。没有公平公正，也谈不到人才选拔的效率。

　　既不能容忍现状的继续，又不能取消考试，是否真的没有出路呢？不是，高考改革的出路是存在的。当我在大学读书时，我与同学们共同完成的《对高考试题的统计分析》一文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5期。从那时算起，我思考高考问题已经有27年。世纪之交，我曾在负责SAT（美国高考）、GRE（美国研究生考试）、托福等考试的美国教育测验服务中心（ETS）从事博士后研究。27年来，考试问题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课题，我的职业活动一直围绕着考试研究。根据我的研究和思考，高考改革的出路是存在的。在指出“出路何在”之前，首先需要认真思考一下——

　　我们究竟为什么要进行高考改革？

　　一、维护公平不是高考改革的任务

　　世界闻名的科举考试在中国延续了1300年。科举考试是一种形式上非常公平的考试，许多保证考试公平性的措施今天都很难做到。例如，科举的“单间”施测，进场搜身，誊录（为了避免阅卷人根据笔迹作弊将所有答卷全部重新抄录），等等。17世纪传教士将中国的“考试取人”方法介绍到西方，得到西方进步思想家的高度赞扬。今天在世界许多国家实行的公务员录用考试，大都源于中国的科举。

　　但是，形式非常公平的科举却遭到近代几乎所有进步思想家的切齿痛恨，严词挞伐。例如，明末的进步思想家顾炎武痛斥“八股之害，甚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之所坑者”。康有为认为“中国之割地败兵，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

梁启超讲“救弊之法归之于废科举”。谭嗣同讲“变科举诚为旋乾斡坤转移风会之大权而根本之尤要者也”。

在朝野的一片批评声中，清廷终于在1906年取消了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为什么遭到进步人士猛烈攻击？科举为什么最终被“改革”掉了？并不是由于科举不够公平。科举被取消的原因是由于它既没有为中国带来政府人员素质的提高，也没有带来国富民强和国家尊严。科举失败的原因在于考试脱离实际，引导人死读书，读死书。科举不是以“德才”取人，而是以“背书”取人。清廷是迫于“文无经世致用之臣，武无统兵御敌之将”的局面，迫于“圣阙涂炭、祖陵震动”的压力，才取消了科举。

　　作为一个职业的考试研究者，我清楚地知道，考试是追求效率的工具，考试所追求的并不是公平。多数情况下，考试都会造成社会的不平等。今天，国家政策明确规定不允许在小学和初中入学中采用考试，为什么？就是因为采用考试就损害了每个儿童与生俱来的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就是因为采用考试就损害了每个儿童都应平等分享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尽管我本人是靠考试吃饭的，这种禁止考试的政策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我的“饭碗”，但我一直是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坚决支持教育部禁止小学、初中入学考试的政策。为什么禁止考试？就是由于考试导致不平等。

　　我反对在小学、初中采用入学考试，却支持在高中、大学和研究生招生中采用考试。支持采用考试，主要是出于提高教育效率的考虑。借助考试，可以更好地实现“因材施教”，可以提高高中、大学和研究生教育的效率。

　　2008年是高考恢复30年。30年前，邓小平同志为什么要恢复高考？显然是为了“效率”而不是“公平”。与原来的“推荐方式”相比较，考试方式明显有利于城镇居民而不利于农村居民。与“推荐方式”相比，恢复高考以后城镇居民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比例明显提高。

　　反对在大学招生中降低考试比重的人往往说，这样做会损害大学招生的公平性。这些人没有想清楚，我们今天进行高校招生多元化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护公平，而是像百年前废除科举一样，像30年前恢复高考一样，是为了提高教育的效率。

　　我们今天进行高考改革，主要是为了改变青少年的普遍厌学状况，主要是为了保护青少年的好奇心和发展青少年的创新能力。2005年5月在巴黎进行的中欧贸易谈判中，时任商务部部长的薄熙来曾说：“为了买回一架空中客车A380，中国需要出口8亿件衬衣。”这句话，凸显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缺乏自主创新的问题。在许多尖端科技领域，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例如，苏联和中国分别在1949年和1964年爆炸了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1961年，苏联实现了首次载人航天飞行。2003年，“神舟5号”的发射，意味着中国与俄罗斯的差距从1964年的15年扩大到2003年的42年。又如，根据2007年8月30日《南方周末》报道，“在液晶面板领域，国内企业与国际领先企业的差距从2代扩大到4代”，中国彩电企业将“踏空”液晶时代，将被“边缘化”。要知道，在今天，“液晶”可能还算不到“尖端科技”。

　　“应试教育”从童年起就挫伤了中国儿童的好奇心和创造力，影响到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整个国民教育体系，影响到我国的国民素质，摧残着中华民族的自主创新能力。这种“应试教育”，造成普遍的“读一本书、教一本书、背一本书、考一本书”的局面。进行高校招生的多元评价改革，就是为了改变这种局面。

　　保护儿童的好奇心和创造力是进行高校招生改革的重要原因，但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保证学生健康人格的发展；
为了挽救教育的“传道”功能。

　　2007年8月17日，由来自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深处的37名6—13岁的少数民族儿童组成的“五彩传说”儿童合唱团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感动了到场的观众。余秋雨先生写出《追回天籁》一文，表达自己所受到的感动。他在这篇文章中谈到自己在多次担任青年歌手大奖赛评委时的感受——

　　歌手都很年轻，绝大多数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拥有大专学历。但是，一旦让他们谈谈自己，谈谈父母，谈谈家乡，谈谈音乐，立即出现一种惊人的景象。多数人都不假思索，随口吐出，用词华丽，充满成语、形容词和排比，却又都严重雷同。他们谁也没有意识到，他们说得多么虚假和空洞。不管你怎么追问，他们还给你的，是加倍的虚假和空洞。

　　余秋雨对青年歌手的批评，折射出今天在高考指挥棒驱使下的“应试教育”中缺乏“爱心教育”的严重问题，这是比“应试教育”挫伤儿童好奇心和摧残创造力更严重的问题。这使我们联想到夏尊在他为《爱的教育》一书写的《译者序言》中对当时的教育的批评——

　　单从外形的制度方法上，走马灯似的更变迎合，而于教育的生命，从未有人培养顾及。好像掘池，有人说四方形好，有人说圆形好，朝三暮四地改个不休，而对于池所以为池的要素的水，反无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

　　笔者历来认为，教育的第一职能是发展学生的人格，其核心是品德，其次才是发展学生的能力，再次才是传授学生以知识。在1980年代，笔者曾经批评当时的教育——

　　恰恰是本末倒置了，注重传授知识而忽视发展能力，更不重视发展学生的人格。在这种教育状况下，不仅学生知识面窄，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差，独立思考能力差，而且缺乏社会责任感，缺乏理想和抱负，审美能力低，兴趣狭窄。

　　近20年过去了，令人遗憾甚至沮丧的是，这种局面不仅没有丝毫扭转，而且愈演愈烈。这种忽视学生人格发展的局面，与20年来高校招生改革的脚步迟缓有很大关系。

　　大学毕业生本来应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人力资源，不幸的是，一些“宝贵资源”经过高等教育却被转化成“人口负担”。

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毕业即待业”的现状，已经将教育的“低效率”问题凸显。根据《中国青年报》2007年8月21日的报道，在8月12日举行的“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高层论坛”上，有色金属工业人才中心总经理丁学全指出：“一边是企业招不到人，一边是学生找不到合适的企业。”这种“企业为找人发愁、毕业生为找工作发愁”的现象在今天的各行各业都很普遍。这种现象，突出反映了今日中国教育的“缺乏效率”。这之中，既有能力发展方面的问题，也有人格发展方面的问题。

　　有色金属工业人才中心丁学全总经理在分析“企业找不到人、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时，指出了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行业已经发展到21世纪的高科技了，一些大学还在用20世纪的教材，讲授20世纪的知识”；
一是由于“有色金属企业大多在深山里，学生们都不愿去”。前者是由于学校教育在能力培养方面的低效率；
后者则是由于学校教育在人格发展方面的低效率。今天，在我国的许多欠发达地区对大学毕业生有较高的需求，但相当数量的大学毕业生宁愿留在家中“啃老”或“混在城市”，也不愿到非常需要他们的欠发达地区去工作。这已经主要不是能力发展方面的问题，而是人格发展方面的问题了。

　　“一卷定终生”的招生制度不仅造成“高分低能”问题，而且造成“重才轻德”问题。“唯分数取人”的高校招生制度，所损害的不仅是学生的能力发展，更严重的问题是损害学生的人格发展；
所损害的不仅是教育“授业”的效率，更严重的是损害教育“传道”的效率。在这种应试教育中，人格发展成为当今教育最薄弱的环节。

　　对高校招生制度进行更大力度的改革，把学生从“死记硬背”的重负下解放出来，不仅是为了使他们可以更好地“格物致知”，更是为了使他们可以更好地“正心修身”。招生改革，不仅是为了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和创造力，更是为了让教师和家长更多地注意培养学生的爱心，更多地注意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审美能力。这些，不论是对学生自身的未来发展，还是对国家的未来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二、考试工具的局限性

　　许多没有对考试进行深入研究的人，对于考试作为工具的局限性并不了解。与美国的“高考”——“学习能力评价测验（SAT）”相比，我国现行高考在科学性方面存在明显距离，缺乏考试效度证据的支持，没有预测，没有考前的试题统计分析筛选，没有分数等值等等。例如，今天仍然沿用粗糙的、不合理的“原始分相加计算总分”的方法，而不是像包括我国的“汉语水平考试（HSK）”在内的世界上多数标准化考试那样，采用标准分。用原始分直接相加计算总分，意味着假设地理的10分与数学的10分等价，意味着可以用地理的10分补偿数学的10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这种假设，是毫无道理的。

　　即使我国的高考在经过科学化改进后达到了SAT的科学化程度，仍然存在着重要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㈠ 有效性（效度）标准的确定

　　考试最重要的质量要求是效度。为了对效度进行评价，就需要有评价的标准。当涉及人的较复杂的心理能力时，用来评价考试效度的标准，其本身的有效性又会受到质疑。例如，我们用大学的学习成绩作为效度标准来检验高考的效度。大学学习成绩本身是否可以体现出学生的学习能力？对此，完全可以质疑。我们用汉语教师的主观评价作为效度标准来检验HSK的效度。汉语教师的主观评价是否可以体现出学生的汉语水平？对此，也完全可以质疑。因此，虽然我们可以通过效度研究为考试提供效度支持，但通常却不能为考试的效度建立坚实的逻辑基础。

　　㈡ 概率的逻辑基础

　　今天对于考试效度、信度、分数可比性、公平性的质量检验，大部分是基于概率理论之上。然而，概率理论能否应用于考试研究，尚是个颇值怀疑和非常棘手的问题。

　　何谓概率?通俗讲即“重复试验中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对于概率概念，“重复试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例如，只有多次重复抛掷硬币，才可能得到“正面朝上”的概率。倘若是不可重复的试验，倘若每次抛掷都会使硬币的重量、质地、成分、形状等发生变化，就无所谓概率。考试的对象是人。每个人不仅具有不同的遗传特点，而且经历、需要、欲望、情感等各异。对不同的人进行的测试能否被视作重复试验呢?能否被视作与一枚硬币多次抛掷相似的重复试验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是不言而喻的。

　　退一步，既使我们把对不同的人的测试视为重复试验，这种基于概率基础之上的统计规律性，是否可以被用来预测具有个性的人的行为呢？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怀疑和需要讨论的问题。即使根据我们的调查知道具有某些心理特点的人中有90%的人难以适应大学的学习，能否根据这一研究结果而预言某一个具有这些心理特点的人，一定难以适应大学的学习呢？这里，人的能动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不用说预测一个具有能动性、选择性的人，即使是从多次抛掷硬币中得到的统计规律，对于预测下一次抛掷硬币的结果也是毫无意义的。

　　再退一步，即使我们得到的定量研究结果不是90%而是100%，不是以“几分之几”形式表达的概率命题，而是一个全称命题，这种全称命题能否成为做出有关个人行为的预测依据呢？也不一定。在贝多芬之前，即使我们的研究结论是“所有聋子都不能成为杰出的音乐家”，事实说明，若将这一研究结论用于关于个人行为的预测，也可能犯错误。

　　归根结底，概率方法是基于归纳逻辑之上的。然而，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按照归纳派的意见，归纳法是不会错误的方法，但事实上它是很不中用的，甚至它的似乎最可靠的结果，每天都被新的发现所推翻。”（对于研究死的、被动的“物”，概率方法尚存在着“不中用”的一面；
对于研究能动的、有选择性的“人”，则概率方法具有更大的局限性。

　　㈢ 相关分析

　　在考试研究中经常被应用的一种数学工具是相关分析，包括回归分析、因素分析等。这些方法可以揭示出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然而，相关并不等于因果。学校早上8：00上课，商店早上9：00开门，二者相关很高，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心脏是思维的器官”这一延续几千年的错误看法，就是因为人们对心跳与思维之间的相关关系给予了错误的因果的解释。

　　在定量研究中，我们很容易错误地对相关关系做出因果的解释。“遗传与环境的作用”是教育界争论已久的问题。一项研究表明，能力较高的父母的子女们的能力也较高。据此，我们可能会认为遗传是较高能力的原因。显然，这很可能是错误的。这种相关完全可能与遗传因素无关，既可能是由于能力较高的父母为他们的子女提供了更好的教育条件，也可能仅仅是由于两代人都生活在较优越的环境之中。

　　许多考试研究的目的都是试图揭示出分数与能力之间的因果联系，从而为人事决策提供依据。相关关系是因果关系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定量方法只能揭示出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但不能对这种关系做出因果的解释。

　　正是由于考试工具的这些局限性，尽管SAT的科学化程度很高，被国际教育测量界公认为一个标准化考试的范本，SAT在美国大学招生考虑中所占比重也不过30%左右。在大学招生的决策中，还要考虑包括高中表现在内的多种因素。

　　三、出路：具有中国特色的“校准高中成绩”

　　现行高校招生制度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其中最不合理的是高中教师没有发言权。如上所述，即使仅就能力评价而言，再好的考试也不如教师对学生的长期观察更准确，更不用说非智力方面的评价。今天的情况是，对学生观察一年以至几年的高中教师对学生升学却没有发言权。相反，招生决策几乎完全依据在评价学生能力的有效性（效度）方面颇值怀疑的考试。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需要使本应最具有发言权的高中教师在大学招生中发挥评价作用。在我国目前信用制约缺失的环境下，需要进行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设计。为此，我设计了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高考改革方案。这一方案的主要特点是以高中校内成绩作为高校招生录取的主要依据，以全国或全省统一考试作为高中成绩的校准参照，统一考试成绩完全与考生脱钩。

　　这是一个充分考虑中国国情的高考改革方案。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中，高中成绩、统一的标准化考试成绩和大学自己组织的考试（可能包含笔试和面试）互相补充，共同成为招生决策的依据。在中国，很难照搬这些在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做法。在中国，缺乏制约高中教师和大学招生教师正当行使自己发言权的信用环境。因此，一方面我们需要给高中教师发言权，给大学招生自主权，另一方面也需要借助统一考试来约束高中和大学适当地行使自己的发言权。

　　㈠ 招生工作的组织

　　招生工作在省/市(直辖市)教育厅的领导之下，由省/市招生办公室具体组织。在进行全省/市统一考试以前，本省/市所有高中都需要将本校考生的校内评定成绩上报省/市招生办公室封存。统一考试以后，根据统一考试的成绩，以学校为单位，对各个学校的高中校内成绩进行校准，校准为具有可比性的“校准校内成绩”。

　　考虑到中国今天的实际情况，为了保证招生的公平和防止不正之风，可以在若干年内继续沿用以往的“分数分段投档”的录取办法，保证各个高校可以按照“校准校内成绩”从高到低录取学生。

　　每个考生在统一考试中的成绩将作为国家机密严格保密，完全与考生脱钩。以往，整个阅卷评分工作都是在“糊名”的情况下进行的，直到最后阶段才与考生姓名挂钩。今后，统一考试成绩在完成了对“校内成绩”进行校准、将学校上报存档的校内成绩转化为“校准校内成绩”之后，即完成任务，封存若干年后销毁。

　　为避免作弊，成绩校准工作可以委托3家外省/市的不同中介服务机构来完成。例如，安徽省招办可以将分数校准工作委托北京、上海、天津三地的教育考试院来完成。北京、上海教育考试院将分别独立对校内成绩进行校准，天津考试院将负责对北京、上海两家的校准结果进行对照比较。只有两家的校准成绩完全一致时，才将最终校准结果用于高校录取。所有参与的中介机构都须签署保密协议，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㈡ 校内评定和统一考试的科目设定

　　校内评定成绩将包含交流沟通能力、数学能力和外语3科，各科都以百分制进行评定，最高分100分。总分最高分300分。

　　各省/市可以根据本省的实际情况，确定科目数量。在改革的开始阶段，科目不宜过多。

　　㈢ 成绩的校准

　　统一考试成绩不再作为大学录取新生的依据，其作用仅仅是对各个高中的校内成绩进行校准，在不同学校的校内成绩之间建立起可比性。用教育测量学的术语说，就是以统一考试作为“外部共同题”或“外铆”，对各个学校的高中成绩进行等值，以经过等值的“校准高中成绩”作为大学招收新生的依据。

　　各个学校在统一考试前上报存档的高中校内成绩将不仅仅是期终的笔试成绩，而是一个包含平时成绩和教师主观评价在内的综合性成绩。

　　近20年来，测验分数等值问题是国际教育测量学界的研究热点，已经取得大量具有实用价值的科学研究成果，其中许多比较成熟的技术可用于高中校内成绩校准。这些技术基本分两大类：一类是基于经典测验理论的方法；
一类是基于现代题目反应理论（Item Response Theoty, IRT）的方法。为便于直观理解，在此我们仅以最简单直观的、基于经典测量理论的线性等值方法为例，说明分数校准过程。今后，在实际测验分数校准过程中，我们既可采用更精致的基于IRT的等值技术，也可综合多种技术设计出比线性等值更为稳妥可靠的校准方案。

　　下面，我们根据一组模拟数据来予以说明。【表1】给出了全省的统考成绩统计；
【表2】给出了甲校的校内成绩和统考成绩；
【表3】给出了乙校的校内成绩和统考成绩。

　　从【表1】/【表2】/【表3】可以看出，甲校的统考成绩高于全省平均，是一个教学水平较好的学校。乙校的统考成绩低于全省平均，是一个教学水平较差的学校。

　　从【表2】/【表3】中可以看出，与甲校相比，乙校校内成绩授予标准较宽松，乙校的校内成绩的“含金量”显然不如甲校。比较明显的是数学成绩。甲校统考数学平均成绩（58.7分）高出乙校（43.925分）约15分，但校内平均成绩却相差不到1分（51.7分和50.925分）。显然，乙校的校内成绩给得较高。

　　上式中的X表示考生分数；
S表示分数的标准差；
下标t表示统考成绩；
下标h表示高中成绩；
下标et表示“根据统考成绩计算得到的等值分数”， 表示平均分。据此，可以根据统考成绩计算出经过校准的高中成绩，计算出每个考生的校准高中成绩。

　　将【表2】中的数据代入线性等值公式，可以得到甲校校内语文成绩的校准公式

　　 甲校一个校内评定成绩80分的学生，经过校准以后，校准成绩为85.75分。

　　将【表3】中的数据代入线性等值公式，可以得到乙校校内语文成绩的校准公式

　　乙校一个校内评定成绩80分的学生，经过校准以后，校准成绩为73.34分。

　　可以看到，校内成绩给分较严的甲校，经过校准后分数得到提高。校内成绩给分较宽的乙校，经过校准后分数有所下降。

　　在未根据统考成绩进行校准之前，两校的校内成绩差别很小。比较【表5】/【表6】可以看出，经过校准以后，校内成绩之间出现明显差距——甲校的校准校内成绩已经明显高于乙校的校准校内成绩。甲校的校准校内成绩明显高于乙校校准校内成绩的原因在于：甲校的统考成绩明显高于乙校。

　　比较【表2】/【表5】和【表3】/【表6】，可以看到，经过校准的校内平均成绩，基本等于统考的全校平均成绩。

　　在实际的分数校准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各校校内成绩与统考成绩各自平均分之间的关系，还要考虑校内成绩与统考成绩之间的相关关系——二者之间须达到一定程度的正相关。这个正相关应是一个中等程度的相关。如果相关太高，就不能通过校内成绩体现高中教师的主观评价，与改革前根据统一考试成绩录取考生没什么区别；
如果相关太低，校内评价与统考成绩之间的一致性太低，也可能存在问题。对于那些相关系数过低（如低于0.6）的学校，需要进行调研。【表7】给出了根据这一组模拟数据计算得到的校内成绩与统考成绩的相关。真实的数据，估计不会达到这样高的相关。从【表7】的数据可以看出，乙校的校内成绩虽然给得比较宽松，但与统考成绩的一致性还是很高的。

　　从模拟数据中可明显看到，两个统考成绩相同的考生，获得的校内成绩可能不同，经过校准的校内成绩也不同。两个获得相同校内成绩的考生，其经过校准的校内成绩也一定是相同的。当高校在根据校准校内成绩录取新生的时候，统考成绩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录取完全是根据高中评定的校内成绩进行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㈣ 社会考生的报考问题

　　高考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是扩大大学的招生自主权，让大学自己设计、自己选择自己的招生方案。大学在获得一定的招生自主权后，既可设计自己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生的方案，也可设计自己从社会考生中招生的方案。大学可以有多种选择，也可以综合采用多种选拔方式，包括——

　　1、单独组织考试。考试可以包括笔试和面试。由于社会考生人数较少，单独组织考试是可能的。

　　2、大学可以采用一些社会化的考试作为录取社会考生的依据。如国家职业汉语能力测试（ZHC）、英语四六级考试，等等。

　　3、业绩考察。社会考生不同于高中毕业生，有些人可能已经具有了一定的“业绩”。这些“业绩”将成为大学录取新生的非常重要的参考依据。

　　社会人员要申请进入大学，需要向大学证明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潜力。他们也可以有多种选择：可以通过参加一些社会化的考试来为自己提供证明，也可以像今天的复读生一样，通过某一所高中报考，实际上是委托某一所高中来对自己的能力进行认证。由于不同高中给出的认证具有不同的权重，他/她可以有多种选择。

　　此方案的突出特点是，既给了最应具有发言权的高中教师充分的发言权，又保证了大学招生的公平性，使受到不同学校综合评价的考生在大学招生选拔中受到同等的对待。既注意到评价的效度，也注意到评价的信度和可比性。

　　另一特点是，以长期的“形成性评价”取代一次性的“终结性评价”。由于高中教师参与评价，影响评价的就不仅是一次的考试(高考)成绩，还包括教师对学生平时学习状况的综合评价。

　　在此方案中，实际上是以“笔试和面试相结合”的评价方式取代原来单纯笔试的评价方式。口头表达能力/应变能力等许多重要的能力因素，很难通过笔试来考查，且在大规模统一考试中进行面试很难操作。在这种中学教师参与的招生方式中，实际上实现了笔试和面试的结合。

　　此方案使一些非智力因素被包含进招生考虑之中。智力固然是一个人成功的重要因素，责任感/勤奋/毅力等非智力因素，也同样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在一些特定条件下，甚至比智力因素更重要。忽视非智力因素的考查是现行招生制度的重大缺陷，也是中国大学与世界上真正一流大学在招生方面的本质差距。在这种中学教师参与的招生方式中，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将一些非智力因素包含在评价过程中。

　　测验等值（或曰考试成绩的可比性）是我近10年的主要研究课题。借助现代教育测量学的研究成果/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完全可以借助统一考试在各个学校的校内考试成绩之间建立可比性。这一方案不是一介书生在书斋中凭空想出的理论方案，而是一个长期工作在考试实践第一线的实践者提出的操作方案，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和操作性。这一方案不是一个“理想方案”，而是一个从中国国情出发的“妥协方案”。

　　这一方案仅仅试图解决给高中教师发言权的问题，试图解决“降低一次性考试在招生决策中比重过大”的问题，并没有针对解决考试内容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不同的考试内容，仍然会对教学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因此，在改革招生制度的同时，还需要同时进行考试内容方面的改革。

　　四、结语

　　在招生中降低考试分数的比重，在考试中增加能力考查的比重，是今天高考改革的任务。给高中教师发言权，给大学校长招生权，是今天高考改革的主要方向。在今天普遍社会风气令人沮丧的情况下，高中教师和大学校长能否正当地行使这些权力，确实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首先，由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凸显，必要的制约机制正在逐渐形成。以往那种权力不受制约的局面已经发生变化。

　　其次，还要相信也需要相信大多数。毛泽东同志曾经说：“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这是两条基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我们应该相信，大多数高中教师和大学校长的胸中都跳动着一颗向往高尚生活的心。

　　第三，任何进步都需要付出必要的代价。容忍一些腐败，容忍一些贪官污吏、豪门权贵将自己的子女送进大学，是为了发展素质教育不得不付的代价。高考改革方案的选择不是选择最佳，而是避免最劣。不是两利相权取其重，而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两利相权取其重的时候。今天，最大的“害”是儿童的好奇心被磨灭，儿童的学习兴趣被摧残，儿童的健康人格发展受到损害。今天，最大的“害”是学生厌学。按照我提出的方案改革高考，或许有少量的权钱介入。在“权钱介入”和“厌学”这两害之间，我们必须选择保护儿童的学习兴趣。为了保护几代人的自主创新能力，为了争取21世纪中国的发展机会，容忍一些腐败是值得的。

　　反对给高中教师发言权的人总是在说现在没有深化高考改革的信用环境。问题是，如果担任塑造灵魂责任的教师不首先去致力于建立信用环境，那么，我们指望什么人来为我们建立起一个信用环境呢？我们指望什么人建立起一个信用环境来让我们享用呢？作为“行为世范”的教师，有责任在建立信用环境方面先行一步。

　　中国改革面临的是一个“链环型制约”：政治发展制约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制约教育发展，教育发展制约社会文化发展，社会文化发展又制约政治发展。在这个制约链条中，没有“关键环节”，也不可能有“革命”或“突破”——任何一个领域都不可能“突飞猛进”，只能以“蚕食”/“蠕动”/“进两步退一步”的方式前进。在这种局面中，某一个领域如果先行一步，就会承受更大压力，付出更大代价，遭遇更多伤亡。如果谁也不愿做先行者并为之付出代价，改革步伐就只能迟缓涩滞。长期以来，教育领域就一直在中国的改革中扮演“跟进者”的角色。这种角色虽然使教育界官员获得更高的安全性和更平稳的仕途，却使教育领域对中国改革的进程贡献较小。

　　1989年初，我曾当面对当时分管教育的政治局委员讲：今天，发展教育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取消包分配”。“包分配”是迟早要取消的，或者自己主动取消，加速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或者伴随《企业法》和《公务员条例》的逐步落实而被动地取消。

　　16年过去了，“包分配”最终被动地取消了。在这一过程中，教育部扮演了“跟进者”的角色。可以设想，16年前的教育主管领导如果选择“先行者”角色，他将承担大得多的改革风险，但他也可能对中国的改革做出大得多的贡献，使中国的教育至少早10年走出“应试教育”的阴影。

　　“先行”还是“跟进”？今天的教育主管官员仍然面临选择。不同的选择，将使他们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留下不同的足迹，也将赋予他们的人生截然不同的意义。

　　谢小庆，1951年生，北京语言大学教育测量研究所所长。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双月刊）2009/2月号，总第26期。天益网受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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