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安,叶柳：中国事件与世界报道

　　本文是上海市重点学科国际关系B701和上海外国语大学“211项目”第三期“中国走出去战略和国家软实力建设研究”项目的系列成果。

　　2008年，中国相继发生了一连串令全球瞩目的大事件，围绕这些事件外国媒体做了大量报道。一个清晰的变化轨迹是：对3-14拉萨事件的报道，基本以负面为主；
对5-12汶川地震的报道，初期以正面为主，后来逐渐转向负面；
对8月份北京奥运会的报道，整体上以正面报道为主……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变化？从事报道的外国记者又是如何看待这种变化的？我们设计了5个问题，请10余位世界著名媒体驻华资深记者进行回答，现将他们的观点集纳于此，供各位读者参考。

　　主题1：如何看待西藏事件的外媒报道？

　　（问题：对西藏“314”打砸抢事件、奥运火炬在世界各地传递过程中的“抗议”事件，西方媒体做了大量负面报道，中国政府批评西方媒体不够客观。您怎么看？）

　　【美国公共广播电台驻中国记者Anthony Kuhn】就我个人来说，没有能到拉萨去报道3-14事件是个很苦恼的事。对记者来说，你到不了正在发生重大新闻的地方，就会有一种失职和无奈的感觉。由于官方不让去藏区，我只好到四川成都采访一些从藏区出来的目击者。后来，政府组织一些外国媒体到西藏采访，但是这些记者能跟当地百姓随便采访的机会不多，而且，这些媒体都是一些官方点名的、最有名的媒体，像我们NPR这样在中国知名度不大的媒体根本没机会去。

　　西方媒体当中，真正见证了3-14事件主要的只有《经济学人》杂志的驻京记者麦杰思(James Miles)先生。据我所知，他的报道普遍被认为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他的报道证实了骚乱的种族性质。别的媒体报道失实的地方在于忽略了这个问题。另外，他的报道证实了在拉萨旧城区，中国军方在3-14那天没有用武力来平息暴乱。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京记者Peter.Ford】 西方媒体对于3月14号西藏事件不能“客观”报道，因为西方记者不被允许进入西藏进行采访。西方媒体对于奥运圣火传递的报道主要集中于暴力事件，而不关注和平的一面， 这一点是可以预见的，因为从西方的新闻标准来看，这些事件更有新闻价值。

　　【半岛电视台北京分社社长伊扎特】 我们注意到很多外国媒体对西藏事件做了一些很不公正、非专业的报道。但是，这个问题不能“一刀切”。西方媒体，有一些“歪曲事实”，也有一些“公正”媒体。很多时候，媒体不仅是政府的“看门狗”或“传声筒”，更是老百姓了解事实真相的工具。我们能做的并不是简单去评判别人，而且做好自己，以真正的新闻道德来要求自己，以客观中立的立场去把最真实的东西呈现在观众面前。

　　我个人认为，一些外国媒体（西方媒体）和中国人之间存在着历史的信任问题。虽然现在北京有很多外国记者，但是他们其中有很多人并不十分了解中国的文化，也不会说中文。他们在来中国以前，早已对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定位。而我们半岛电视台与他们不同的是，我们驻京分社有一个原则——记者必须懂中文，可以了解当地第一手的资料，而不是通过翻译。

　　【《纽约日报》亚洲部负责人Edward A.Gargan】对西藏的报道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作为驻藏的唯一外国记者，《经济学人》的James Miles在艰苦的条件下作出了非凡的工作，如果他没有待在拉萨，就不会有独立的报道，世界也不会知道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南德意志报》驻华首席记者Henrik Bork】各方都冷静一下，是比较明智的做法。时值奥运盛事，中国受到更多的监督和关注，这是非常自然的。并且，汉人、西藏人和西方在西藏问题上看法肯定存在差异。即使有报道没有反映中国的观点，也不足以被扣上“偏颇”或者“有失客观”的帽子。西方人需要倾听中国声音，同样，中国人也要学会听取不同意见。最重要的是，有分歧，要心平气和的讨论，而不应恶言相向。

　　【日本共同社驻中国记者盐泽英一】我基本上同意西方媒体的观点。日本媒体也报道了有关西藏的一系列的问题。但是我感觉，西方媒体的对西藏问题的了解比较浅薄，特别是就造成问题的历史原因，他们偏靠藏独的主张。中国官方严厉控制国内信息，只宣传政府立场，没有人民提供客观判断的资料，造成只有“一个声音”。政府不承认民族问题的存在，把民族问题转移到反独立、反暴力的问题。西藏314问题肯定和民族政策缺陷有关系。

　　【新加坡《联合早报》北京首席特派员叶鹏飞】西方媒体的切入点确实有其固有的立场和角度。报道的客观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事实的掌握，中国官方没有在第一时间开放让记者入藏实地采访，外国记者只能在外围报道。那些从西藏出来的藏人成为消息主要来源，自然就会产生官方所谓的不客观现象，因为官方已经主动把消息来源拱手让出（官方宣传口的消息永远比不上记者自己采访的）。

　　火炬传递在中国官方的运作上其实既有传播友谊的作用，也有宣扬国威的含义，因此，不少外国记者都形容“奥运政治化”的说法是伪命题。我也隐约感觉出西方媒体在报道这条新闻时有一种抵触甚至对抗的情绪，这与国内爱国主义激情互为作用，不利于受众理解事件的本质。

　　【英国《卫报》 北京社社长John Watts】2008年，中国政府、公众以及外国传媒机构之间的关系有戏剧性的发展。不幸的是，总体趋势并不乐观。西藏问题集中展现了中国和西方就“准入”的解读和期望值的巨大差异。有10多位外国记者的生命受到威胁，中国国家媒体对外国的新闻报道进行批评指责。我很高兴，错误得以暴露和纠正，但敌对的情绪却远远超乎预料。我在中国已经呆了五年，这次的事件导致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关系最大程度的恶化。

　　我认为，西藏事件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接近事实的渠道。2003年，我去西藏是半合理的，还获得了同官方接触的机会，写了一些关于经济发展和种族问题的报道，一些评论家认为这些报道是相对正面和积极的。但今年，西藏3.14暴乱后，我无法靠近西藏，花了7天的时间想进到四川、甘肃和青海的藏区，多数情况下都无功而返。我在报道中列出了官方的观点、西藏流亡者的说法以及对人员伤亡情况的估计。我试图通过电话联络受影响地区的人，但是因为我不被允许进入西藏，就在想政府到底在隐藏什么。如果政府处理得当，为什么不敢示人？记者有义务怀疑官方对事件的看法。只有政府提供充足的证据和有说服力的解释，只有我们亲眼看到，我们才会相信官方的说法。建立良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来坚定地表达政府立场，而不是运用各种资源阻止记者去调查和批评，只有这样中国政府的利益才能更好实现，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坚信这一点。

　　主题2：如何理解西方媒体的低级错误？

　　（问题：CNN等一些西方媒体甚至犯下失实报道的低级错误，是偶然现象么？为什么？）

　　【美国公共广播电台驻中国记者Anthony Kuhn】最早引起中国人的不满与愤怒是CNN、华盛顿邮报网站上的一些照片。CNN把用石头砍军车的骚乱者从照片里剪掉了。华盛顿邮报网站把殴打藏族和尚的尼泊尔警察说成中国的警察。说准确点，这个属于标题失实或照片的编辑误导了读者，而不是报道失实。写标题是编辑的工作，不是记者的。我认为一般了解中国基本情况的外国记者不会犯这种错误。写这种标题的编辑通常是坐在纽约或伦敦，对中国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有一部分错误是出自无知，有一部分则出自偏见。对中国有偏见的编辑很容易相信照片里殴打和尚的就是中国的警察。以我观察，仔细阅读西方媒体对西藏的原文报道的中国人并不多，因而，对报道的具体内容批评的也不多。

　　【《南德意志报》驻华首席记者Henrik Bork】我相信这只是偶然事件。没有哪个西方新闻机构会蓄意散布谣言。遗憾的是，这种新闻事故频繁发生，我认为这些媒体需要谨慎。

　　【新加坡《联合早报》北京首席特派员叶鹏飞】一些西方媒体出现张冠李戴甚至颠倒事实的现象，确实是让人吃惊。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我认为，背后存在着价值观的冲突，对于这些同行让意识形态左右专业判断，我基本上是反对的。我觉得，很多时候西方媒体对于中国这个庞大而复杂的实体，只有表面的简单理解，并且用一些特定的概念来套所有现象，当事实与概念抵触时，却不晓得去修正既有的概念，反而买椟还珠。中国在改变，而且改变的速度惊人，我判断犯错的应该都不是常驻中国的西方记者，而是他们总部的同事。

　　【英国电视第四频道驻京记者Lindsey Hilsum】一些新闻频道和报纸在报道发生在尼泊尔和西藏的示威游行时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是因为在伦敦、亚特兰大或者其他地方做案头编辑工作的人缺乏经验，报酬很低，工作不认真，对敏感问题缺乏了解。犯了错误就应该承认，起码我认为很多人是这样做的。马虎是24小时连续报道的巨大压力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错误可以被纵容。报道并不仅仅局限于介绍发生在中国的事情。报道中没有任何阴谋。

　　【英国《卫报》 北京社社长John Watts】所有的记者都会犯错。犯错的可能性增加，那么记者离新闻事实就越远。在对拉萨动乱的报道中，我也至少犯了一个错误：当时，有两个受访者告诉我说他们看到街上有坦克，我就写进了我的报道。但当我完稿并把稿子发出去后，我再检查发现其实所谓的“坦克”是装甲人员运输车，不了解军事武装的人把这种运输车当成了坦克。我立刻修正错误，但我们的网站和至少一次印刷的报纸还是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公布了这个错误。

　　主题3：如何看待四川地震的外媒报道？

　　（问题：如何看待外国媒体对“512汶川大地震”的报道？如何评价中国政府在这场灾难中采取的新闻政策？）

　　【美国公共广播电台驻中国记者Anthony Kuhn】总体来讲，外国媒体的报道是很同情灾民的，在中国也普遍被认为是比较客观的，这有利于减少一些中国人对外国记者的不满和敌视。3-14事件后，中国官方组织活动批评外国媒体和外国记者，一些人给外国记者打骚扰电话、发恐吓短信和传真。5-12之后，这些举动基本停下来了。赴川的外国记者一般都感到，官方对媒体的态度是不错的。温家宝总理在映秀镇给了一些外国记者难得提问的机会。但后来，官方对媒体的控制有所收紧，特别是限制了外国记者采访学校遇难学生的家长。

　　【半岛电视台北京分社社长伊扎特】在这次中国大地震中，外媒给中国人民及政府很大的支持，所以说，不能简单地根据一个媒体在某个事件上的报道，就给它定性，而应该看它一段时间以来针对一系列问题的报道。在这次大地震中，中国政府的新闻透明度与时效性大大提高了，人们可以第一时间得到消息、看到画面，这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也想提出一个小小的建议，政府对新闻的公开性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比如，我们的记者在拍捐往灾区的财物时遇到了一些阻力，一些办事人员非常抵触。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京记者Peter.Ford】我觉得，政府最初的新闻政策很好，允许媒体自由报道。但两个星期之后，政府改变了新闻自由的政策，对此我深表遗憾。

　　【《纽约日报》亚洲部负责人Edward A.Gargan】四川地震的报道非常出色，美国的一些报纸也刊载了一些持续性报道。《纽约时报》因为报道信息量大、持续深入而尤为突出。地方性腐败导致的粗制滥造的小学，很多小孩丧生于此，学生家长对此强烈抗议，中国政府为了阻止相关报道做了诸多努力，在这种情况下，《纽约时报》的报道更加可圈可点。很明显，中国政府希望媒体关注地震本身，而不是建筑承包合同中反映出的政府腐败，也不是那些痛失亲人的父母们伤心欲绝的抗议。

　　【《南德意志报》驻华首席记者Henrik Bork】有一段时间，西方记者可以相对自由的进入受灾地区，这在外国媒体对华报道的历史上尚属首次。这使得我们的报道更加准确，也使得中国获得了海外的善意援助。很多德国人得知地震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第一时间捐献了善款。这告诉我们：如果西方记者可以获得采访自由，他们的报道就会更加准确，因为他们可以互相监督，互相检查。在对汶川地震的报道中，没有人可以虚构捏造，因为你在第一线，你的竞争对手也在。自由的新闻环境可以使所有人受惠。

　　【日本共同社驻中国记者盐泽英一】我一直在四川进行采访灾情。中国政府对媒体很放松，重视媒体动员国内国际舆论的作用。但很可惜的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我们的自由越了越受限制了。过了1个月之后，采访灾民也难了。我们接近灾民，就有公安出来，阻挡采访。我很灰心丧气。实现新闻自由只不过是很短的时间。

　　【新加坡《联合早报》北京首席特派员叶鹏飞】第一时间出于人道精神，国际媒体是同情的，所以焦点除了灾情，还包括灾民在逆境中求存的感人事迹，符合西方媒体从普遍人性出发的传统；
加上中国政府一开始表现称职，初始的新闻相当中性平实。但是随着豆腐渣夺命校舍成为新闻焦点后，官方收紧采访环境，新闻气氛才开始变味。我觉得，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不开放不行，但是这种认知还停留在观念上，不是哲学家所谓的真知，一旦遇到困难，经常抵挡不了走回头路的诱惑；
外媒对于川震后期的新闻，也随之回到到官方如何捂住坏消息的传统角度上。

　　【英国电视第四频道驻京记者Lindsey Hilsum】我参与报道了汶川地震，看到当地受灾群众的困境，我深受感动。中国的志愿者竭尽全力实施救助，中国军队的迅速反应，以及地震发生第一周的信息公开，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中国的记者并未遵守宣传部门的命令，第一时间赶到灾区进行了报道，即使他们被要求只能援引新华社的消息，这真的很棒，他们的工作非常出色，尤其是在早期调查学校倒塌时表现突出。这证明了中国记者可以跻身世界最优秀记者的行列。

　　不幸的是，政府很快就阻止了调查，并开始对记者和学生家长施加压力。中国政府对于我们最初的报道很满意，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报道正面展现了国家的形象。事实上，他们错过了问题的关键，我不在乎我的报道是否对中国的形象有利，我只在乎我的报道是否准确。如果中国军队援救地震受灾群众，我会如实的报道，这和我持亲华或反华的立场无关。这只是关乎真相——我看到了什么，我通过和人们交流得到了什么。

　　【英国《卫报》 北京社社长John Watts】同西藏事件不同，汶川地震报道中，准入的幅度大大放宽。地震刚刚发生后，外国记者在震区有很大的自由，他们还多次受到战士和警察的帮助。比如说，地震后的第一周，我乘坐一搜军用快艇到达了位于震中的映秀镇。这种对新闻事件的接触使得记者可以亲眼目睹灾难的规模，我们可以怀着一颗怜悯之心收集关于灾民的一个个散发着人性光辉的故事我们可以报道援救队的感人事迹。

　　我不知道，这种准入是一项深思熟虑的决定还是地震发生后某种程度上的混乱所致，但我个人深受鼓舞。尽管也有一些老调重弹的不开心的经历（比如我的录像带被警方没收），但还是令人开心的经历居多（比如战士们开展援助行动时会允许我随行）。我也听一些同事提及他们对当时的开放程度印象颇深，温家宝总理曾在映秀临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并请一名外国记者提问了第一个问题，因此，大家对总理评价很高。这一事件，也在外国记者俱乐部的年会上被大家高度评价。但同时，我也要提到，两周之后，政府开始封锁新闻。我听说，有10多篇外国记者的报道被临时封杀，政府亦不再允许记者进入都江堰和其他一些地区，因为那里的学生家长对于学校倒塌怀有不满情绪。

　　主题4：如何报道2008北京奥运会？

　　（问题：关于北京奥运会，您选择的报道重点是什么？为什么这样选择？）

　　【美国公共广播电台驻中国记者Anthony Kuhn】我们NPR派了四位记者到北京来报道奥运会。我本人没有进入奥运场馆的记者证，因此，报道主要是集中于北京的准备工作、市民的参与以及奥运期间的其它新闻，包括残疾人对残奥的看法、北京的污染问题、奥运期间在西藏的袭击事件等。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京记者Peter.Ford】奥运会期间，我报道除了体育之外的各种新闻，写了多篇文章，包括中国对奥运会的希望，奥运会的气氛，门票的销售，空气质量，示威游行申请人的命运，以及奥运会对中国未来政治的影响。我关注奥运会如何改变中国，特别是在一些政府承诺改善状况的领域。

　　【新加坡《联合早报》北京首席特派员叶鹏飞】我一直对中国的现代化有兴趣，这不光是富国强兵而已，还包括社会体制、国民意识的现代化。京奥对我而言，犹如当年中国毅然决定加入WTO一样，有一种用国际外力影响国内改革的效果，虽然两者的历史情景不一定相同。我觉得，京奥对于中国民众的影响远大于对政府的影响，虽然两者都从中获得了自信，但长远而言民众的自信更将决定中国未来的走向。

　　因此，我的报道关注重点聚焦在京奥如何产生短期的和中长期的影响，例如：政府对于新闻开放的态度如何改变-示威区的设立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来观察的；
民众参与自愿者行列如何改变他们权利与义务的意识；
既有的做法（如开幕式的假唱风波）在这类国际场合如何与外面的标准对撞，会产生什么效果；
后奥运时期社会风气将发生什么变化等。

　　【英国电视第四频道驻京记者Lindsey Hilsum】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事情莫过于为了确保一届平静的奥运会，政府如何停止所有事情的运转，停止北京大部分日常生活。在其他国家，政府不会拥有如此大的权利，老百姓也会告诉政府官员走的远远地，不要来打扰他们的生活。

　　【英国《卫报》 北京社社长John Watts】奥运会是一个宏大的话题，很难从中只提取一点。在建设方面，我会关注其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关注运动员训练情况，对环境污染的担忧，关注民族主义，关注安保问题以及签证管制。奥运会开赛后，赛场外是我的职责所在（因为我们有15名场内记者），我会关注公众对于开幕式的感想，对刘翔退赛的反应，关注美国游客被杀事件，新疆喀什边防支队遭爆炸袭击事件，一名外国记者被打事件以及在网上流传的奥运会笑话，还要对英国奥运大臣做一次采访。

　　主题5：如何看待和理解西方媒体？

　　（问题：站在中国公众的角度，您建议，他们应该如何理性、全面的看待西方媒体的报道？）

　　【《南德意志报》驻华首席记者Henrik Bork】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同志曾说过：“门窗打开了，难免有几个苍蝇进来”。中国的发展令世界瞩目，中国人可以引以为傲。为了国外媒体的一篇新闻报道而紧张兮兮的，完全没必要。或许中国人应该变得更加自信，学会接受批评意见，不再那么感情用事。

　　【美国公共广播电台驻中国记者Anthony Kuhn】今年的新闻帮助中国人看到，新闻是个不完善的东西，只是历史的草稿而已。当然，速度和准确性一个都不能少，但是要求完美是不现实的，关键是媒体是否及时更正自己的错误。

　　有的人认为外国记者不能客观公正地报道中国，要把外国记者从中国赶出去。这么做，意味着改革开放到此结束，闭门锁国的年代又恢复了。外国媒体如果不能报道中国，哪个外国公司还愿意在中国投资呢？有的人坚信“家丑不可外扬”，认为报道对中国形象不利的消息就是卖国行为。真理不分对内和对外，报喜不报忧的虚假光荣其实并不光荣。2003年的非典事件和今年的奶粉事件证明：隐藏真相，让媒体封嘴，只会坑害无辜，不会改变事实。

　　我想，越来越多的人会明白，新闻和宣传是两码事：宣传是为了国家和政府的形象，新闻是为了让纳税人监督自己的政府，让公民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及参与国家政治。我希望，人们能不要给外国媒体贴上“友好”或“不友好”的政治标签。记者报道时事的责任是对全人类的责任，而不是对某个国家或地区的责任。当然，这个并不妨碍我们大家工作之余做朋友。

　　【半岛电视台北京分社社长伊扎特】第一、媒体的本质是传播事实，是不应该划分国界的。建议中国公众以平常、开放的心态，去看待任何一家媒体，包括外媒。第二、中国如果真在意别人的评论，就更应该以一种积极开放的姿态出现在世界面前。政府官员、专家如果总以问题敏感为由拒绝外国媒体的采访，别人就更不清楚中国的事实到底是什么。

　　我们在说外国媒体的一些“错误”时，也要注意到中国媒体的一些“错误”。比如，新华社在不同语言版本的报道上有着不同的标准，每个版本都分别给这些受众想听想看的东西。举个例子，关于伊拉克、中东等地区的袭击事件时，中国媒体针对英文版受众就会用“terrorist”这个词，而针对阿拉伯受众却改成了“战士”一词。外国媒体针对同一事件会统一用词标准，而中国媒体为什么会用不同标准来报道？如果批评外国媒体在做某些报道时别有用心，中国媒体的“多面手”原则，是不是也有政治目的呢？

　　所以，中国观众不要只听一家之言，抱着一种保守、自闭的心态。如果公众耳朵里、眼睛里充斥的都是一个画面、一种声音，那是非常可怕的。如果公众可以尝试接受不同的画面和不同的声音，然后再从中进行理性的判断和分析，那么，他们会得到更多接近客观的事实。

　　【新加坡《联合早报》北京首席特派员叶鹏飞】我觉得，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基本上是自由主义对专制主义的批判，不是针对中国人或中国文化。我能够理解很多中国朋友在情感上容易被这些负面报道伤害，这背后当然还包含了西方殖民历史与百年国难的悲情。当然，我也不排除一些负面报道别有用心，是现实国际博弈下的产物，包括西方对于中国崛起以及自身处境的忧虑。

　　一个问题是，中国民众如何获取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我提这点是因为三聚氰胺毒奶粉新闻。在肾结石婴儿受害的一年半前，美国宠物已经因为吃了中国三聚氰胺饲料遭殃。当时，中国新闻的主旋律是西方在妖魔化中国制造，结果不知情的中国民众在义愤填膺后，下一代却同样遇害。民众看待西方媒体报道中国是个长期的学习过程，如果是真的，短期的恶意诋毁改变不了事实；
如果是假的，你不面对现实，现实最终要面对你。

　　【英国电视第四频道驻京记者Lindsey Hilsum】放松，不要总是认为每个人都是针对你的。要明白，西方的记者也会批评他们的政府和社会。我们的官员说了谎话，我们也会试图去揭穿谎言。我们的工作就要求我们如此。要知道，报道中国政府不喜欢的事情并不意味着我们持反华立场。我们坚信记者的工作就是暴露问题、质疑政府，而不是跟在政府后面鹦鹉学舌。我们相信，自由的新闻媒体是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记者可以自由的发表言论，那么这个国家就是不断进步的现代国家。

　　【英国《卫报》 北京社社长John Watts】我希望所有的人，记者也好，读者也好，都能注意到媒介文化的差异。具有宣传属性的中国媒体要反映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并把社会上的各种观点和谐化，而在西方的大部分国家，媒介应该是“看门狗”，是权力的制衡力量。两种文化都并非十全十美，两种文化都在不断变化。

　　作为一个西方记者，就问题展开调查、揭露问题、促进问题得以解决是一种本能，作为一个特派记者，要准确的展示整个国家的形象，这是职责所在。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于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调查性的“看门狗新闻学”同反映论的“镜子新闻学”之间的平衡。中国社会问题很多，而国内的记者去报道这些问题又受到限制，因此，我觉得自己格外有责任和义务去揭露这些问题。

　　当中国人看到这些外国报道，就开始抱怨这些报道过于负面和阴暗，并不能完全展现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我可以理解这种挫败感。大家的期许是不同的。西方的读者希望他们的记者尖锐、批判，我们会用苛刻的目光审视生活。我大部分的新闻报道都着重揭露问题，比如环境、不公平、种族问题、人权问题，等。我通过这些方式来寻求平衡：首先，在报道中引用其他人的观点（如果我可以得到）；
其次，尽可能多地出现当地人的声音（这样，这就不单单是我个人就事件发表的评论，中国人的观念也得到外显）；
再次，写长的新闻特写，这样就有足够的空间来讨论细微的问题和各种复杂因素，而这些往往无法在短小的新闻报道中得到体现；
最后，广泛走访以展示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国度里的情况的多样性以及观点的多元化。

　　【《纽约日报》亚洲部负责人Edward A.Gargan】通过互联网可以读到所有主要的西方报纸；
但他们需要增加英文知识。

　　（本文首发于《南方传媒研究》2008年12月号，南方日报出版社。作者分别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复旦大学传播与信息研究中心及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舆情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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