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春晚”变迁的意义

　　最近，今年“春晚”的郎昆导演和我一起在央视网讨论了有关春晚的历史和现状。郎导演是春晚二十六年来的演变和发展的见证人，从第一届开始就已经参与其中，他作为局中人自有一份感慨，而我作为一个观众和观察者也有许多感慨。在新的春晚即将来临之际，思考春晚发展的历程其实是很有意义的。

　　“春晚”从1983年开始直到今天，可以说和改革开放的历程一直是相伴而行。春晚的历程和中国三十年来的发展的历程其实丝丝入扣，联系紧密。它既是始终是公众的焦点，又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今天看来，春晚其实不仅仅是一台文艺晚会，它其实折射了中国社会的走向。

　　我还记得我们全家在那时围着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观看“春晚”的岁月。当时的春晚今天看来当然简陋，但那是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中国刚刚从匮乏和封闭中苏醒过来，而中国的电视文化也才刚刚起步，人们刚刚开始过有电视机的生活，对于电视的新鲜感和好奇心还没有消褪。那时公众迫切地需要从过去刻板的生活中解放出来，以轻松乐观的心态面对未来。同时文化生活的选择还不丰富，公众还很难享受到多样的文艺生活。于是，“春晚”应运而生，“看春晚”成了过年最重要的事情。如1983年第一届春晚上王景愚的《吃鸡》，其实就不仅仅是一个小节目而已，其实这个节目里通过一个人和一只非常坚硬的鸡之间的搏斗，表达了对于过去匮乏时代的记忆的释放，也是中国人在开始走向繁荣的最初时刻对于过去的“含着笑的告别”。而当时观众点播的《乡恋》曾经一度引起过争议，在春晚的演唱其实是社会开放的一个标志。从这时开始，春晚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在年三十晚上的这个特定时刻成了整个中国都不可缺少的一台晚会，是中国人团圆快乐的标志。到了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则有了香港明星如张明敏和奚秀兰，也有来自中国台湾的黄阿源等。他们凸显了中国情怀和中国年的广阔的意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每到大年三十的晚上，全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目不转睛”地观看春晚的每一个节目，成了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的事件。大家从每一个节目中获得快乐和满足。当时，年三十晚上的唯一的中心是那部家庭中最显要位置上的电视机，每一个节目都不会拉下，每一段演唱都会仔细地品味。在一个刚刚走向开放的社会，这样的轻松和欢乐的晚会是我们共同的期望和共同的乐趣所在。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生活的选择的多样化和文化偏好的“分众”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使得春晚有了重要的变化：一方面，九十年代之后，春晚的功能也有了逐渐的转化，它当然还是我们在年三十晚上不可或缺的，但已经越来越成为家庭中的“伴音伴影”，成了我们节庆生活的一种背景。大家在家庭中也有了更多其他的多样的选择的可能。另一方面，春晚也适应这种“分众”的发展，节目越来越倾向于满足不同的社会群体和年龄段的不同的需求。当年所有人共同看一台成为了各取所需，各有所爱的选择的对象。只有到了一些大家认为精彩的节目和具有号召力的演员出现时，才会出现全家围坐观看的情况。和这样的变化相关的是，春晚本身也逐渐变得规模宏大。它虽然还会有一些节目成为公共话题和亮点，但总体上已经成为不可缺少但已经不再是每个节目都以“目不转睛”的方式欣赏的晚会了。从“目不转睛”地观看到“伴音伴影”和“各取所需”说明了中国的发展带来的文化的多样和丰富给了人们更多的选择。“春晚”让不少人觉得似乎不如当年印象深刻，当然可能在节目等方面有进一步努力的空间，但同时也是观众的口味提高和越来见多识广之后，所谓“众口难调”的现象越来越明显所致。而互联网上的七嘴八舌，众说纷纭的议论更使得社会对于春晚的看法更加多样。但其实人们的共识是，春晚仍然是我们不可缺少的。

　　同时，随着与改革开放时代共同出现的全球的“新华侨”群体成长和壮大，春晚已经有了一个国际性的华人文化的背景，在海外华人社区中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海外华人对于春晚的热情既包含他们对于家乡文化传统的怀念和认同，也包含对于祖国发展的热望和期待。随着春节走向世界，春晚其实也已经开始走向世界了。它已经不仅仅是内地的一台节目，而且越来越成为全球性的华人文化的表征。它作为一个华人社会不可缺少的新民俗的形象已经得到了确立。

　　在今天，我们当然还对于春晚充满了期待，但同时我们也不必过度地苛求它。因为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更多的文化生活的选择。今天的春晚仍然值得我们期待和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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