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观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有关普世价值的争论又在中国兴起。早些时候，人们把四川地震之后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关怀视为是普世价值。四川地震尽管对那里的人民造成了无法想象的灾难，但地震也使得中国人异常地团结，令全世界刮目相看。

　　在这之后，有关普世价值的话题多了起来。很快进入其他各个领域。现在有关普世价值的讨论涵盖包括科学、民主、法治、自由和人权等方方面面。这就引起了社会上一些社会群体的反弹。传统老左派和现代新左派都对普世价值发出了质疑。

　　很容易理解，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各方面正在通过各种途径纪念这个重要的年份。但纪念并非为了纪念而纪念，而是为了下一步中国的改革。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

　　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对普世价值的争论具有了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涉及到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问题。有鉴于当前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方法格外引人注目。

　　把争论当作政治武器

　　新老左派和自由派之间有关普世价值的争论这些年来时有发生，但始终没有结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大家争论来争论去，但谁也没有提问过：大家争论的是否只是一个假命题呢？不管对普世价值的争论有怎样的表述方式，实质上讨论的是中国本身价值和西方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

　　记得在改革开放之初当时就有围绕着“趋同论”的争论，一些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使得中国和西方的各个方面有趋同的倾向。当时也有一场更大规模围绕着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争论。

　　但无论是趋同论还是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都涉及到了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以，这些争论在当时都被视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一部分。通过政治的干预，争论停了下来。当然，因为争论并没有透彻和持续，各方面间也不可能达成任何共识。

　　这样的争论甚至可以追溯到1919年五四运动或者更早些时候，人们围绕着西化和传统之间的争论。那个时候的争论跟改革开放初期的争论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

　　那个时候，人们把任何向西方学习的举措视为是西化。五四运动的自由激进派也把西化当成己任。传统派的反弹既可以理解，在实践层面也具有客观的需要，因为其对激进派构成一定的制约。

　　改革开放之初以来的争论还是这种形式，只不过多了中国革命的新传统，那就是社会主义。但不管怎么说，从五四到现在，有关普世价值的争论，无论是反对者还是赞成者，都过于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把争论本身作为一种政治武器，对普世价值本身都缺乏理性的理解。

　　实际上，无论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他们都具有同质性心理结构。在自由派那里，西方的就是普世的。所以中国的进步必须以西方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实现来衡量。

　　当然，这里也有一个方向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发展要以实现西方的普世价值为目标。在这里，自由派对中国文明和文化的不自信充分表达出来。反对者反对普世价值，也同样对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不自信，也同样认同西方的普世价值的优越地位。

　　他们不相信中国的文明和文化能够在和西方的竞争中赢得优势地位，所以要求政治和行政的干预来抵制普世价值。

　　不能说西方就是普世的

　　西方的就是普世的，这个命题本身就不成立。所谓的普世价值指的是人类社会都能认同的一些价值，而这些价值又是在不同文化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

　　在西方，现在所谓的普世价值的形成实际上是西方社会一方面发扬其本身传统，另一方面学习和整合其他文明的结果。例如，现在人们认同的西方的理性主义的形成和中国传统的世俗理性主义分不开。如果人们能够从实践的层面而非从意识形态的层面观察问题，很容易看到，普世价值既可以形成于西方，也可以形成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社会。就是说，亚洲和中国本身的一些价值也具有普世性。

　　观察普世价值因此至少在两个层面进行，即理想和工具。从理想层面看，任何价值表达的是一种理想，不可避免地和实践有相当大的距离。

　　理想是一种参照体系，不见得能够在实践中得到完全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产生在西方的普世价值也并不表明这些价值已经在西方完全得到实现。也同样，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是一种普世价值，但也同样并没有在中国的各种实践之中完全实现。但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普世价值表达的是人们向往的理想状态。

　　普世价值也表现为工具性质。社会就是人，人并非抽象，而是文化的产物。各种文化都能产生其他文化下的人们可以认同的普世价值，但同时也说明各种文化实现普世价值的方法和方式是不同的。

　　例如，西方人可以认同中国的理性主义，但实现理性主义的方法则和中国的全然不同。同样，中国也可以认同一般被错误地视为是西方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和人权，但中国人实现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方法则可以全然和西方的不同。

　　简单地说，只要是人，就有人都可认同的价值；
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则有不同的方法来实现这些普世价值。这基本上接近人类历史价值的发生、发展和传播。

　　价值观：中国可有更大作为

　　那么，为什么中国人对普世价值有那么大的争论呢？一方面是因为前面所提出来的这样那样的争论往往过于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但更重要的原因往往是在很长历史时期里，西方社会把推行“普世价值”作为一种其扩展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影响力的工具。

　　就是说，西方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并非为了这些价值本身的实现，而是为了达到普世价值之外的价值。“普世价值”只是西方扩张的一种道德装饰罢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是普世价值在中国的体现，同时改革开放又为普世价值增加了新的内容。这在本栏《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中已经论述过。

　　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表明尽管认同普世价值很重要，但寻求实现普世价值的方法和方式更为重要。在这些年里，中国人学会了什么是市场，法治，正义，公平，自由，民主，人权等等普世价值，并通过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作用努力实现这些价值。

　　当然，这个过程并非简单，面临的困难仍然巨大。不管这些价值实现的程度如何，追求实现这些价值的实践无论对中国社会本身还是对国际社会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实现人类的普世价值，同时也在创造新的普世价值。尤其是在寻求实现人类普世价值的方法上，中国有更大的作为。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以说，正如中国总理温家宝曾经强调过的，“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如果人们因为具体利益的不同对普世价值的争论不可避免，那么比较有意义的争论应当在如何有效公平地实现普世价值，就是说在实践普世价值的工具方面，而非从意识形态层面就普世价值本身作政治化的解读。

　　中国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已经表明，意识形态性的争论永远不会有任何结果，而对实现普世价值工具的追求则是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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