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华苓：我的作家朋友

　　寻找艾青

　　1978年，第一次回乡，丈夫Paul和两个女儿薇薇、蓝蓝同行。到了北京，我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寻找艾青。70年代，我在美国读过可能找到的艾青的诗，也译过他的一些诗，知道他1959年下放到新疆。现在，他在哪儿？

　　我到北京之前，就有个预感：艾青在北京。因为他1938年写的诗里有一行：“而我──这来自南方的旅客，却爱这悲哀的北国啊。”

　　到了北京，我一有机会，就说要见艾青。我们巧遇另一诗人蔡其矫。我在70年代初读过其矫的诗，并选了几首译成英文。他和艾青的诗都收集在我编译的英文版“百花齐放文学”中，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我对蔡其矫说：我非常想见艾青。他点点头，没有说话。

　　一天，电话响了！只听见“我是艾青。”哦！你真是艾青吗？我马上和他约好：6月16日下午4点以后，我们全家去看他。我也约了蔡其矫一同去艾青家。

　　汽车在狭窄的胡同口停下。在日暮夕阳的小胡同里，远远看见一个人站在胡同那一头，向我们这头盯着看。那就是艾青！

　　“怎么现在才来？”这是艾青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他和高瑛住在小院一间小屋子里，一张双层床和一张单人床占了一半屋子，上层床堆满了书。两张小桌子占了另一半，桌上摆满了招待我们的点心。两面墙上挂着齐白石的菊花，程十发的少数民族画，还有一张周恩来像，斜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搭在椅臂上，微笑望着远方。

　　这张齐白石的画是真的吗？我问艾青。“我这儿的东西全是真的。”好一个回答！我说。Paul说：艾青，今天我们一家人见到你，实在高兴！我读过你许多诗，华苓翻译的。非常佩服。我没想到会见到你。“我相信我们迟早会见到的。”艾青说。

　　你们住在这儿多久了？我问。“三年了。我们在新疆差不多二十年，1959年去新疆。这屋子是一位年轻的写作朋友借给我们住的。”

　　这时，有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走到房门口，艾青走过去打招呼。他们仿佛是从远方来的，大概是爱诗的人吧，看见我们在那儿，只好走了。有很多人来看你吗？我问。“很多。有很多年轻人。还有很多编辑来要他的诗。”高瑛说。选以前的诗吗？艾青说：“我刚有一首诗《红旗》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是我二十年来发表的第一首诗，我收到许多读者的信，高瑛都感动得哭了。”高瑛笑笑：“信上说：‘艾青，我们等了你二十年了，找了你二十年了，我们去旧书店找你的诗，我们终于找到你了！你终于回来了！’”

　　我们坐在双层床上照了几张相。人在下层床一坐，艾青就用手顶着上层床，不断地说：“小心！小心！床要垮了，地震震坏的，小心！小心！”上层床堆的书摇摇欲坠。

　　照完相后，我提议去北海仿膳吃晚饭。我们第一次坐北京的公共汽车，都很兴奋。太阳快落下去了。北海的游人也少了。湖上漂浮着一大片荷叶的绿，映着塔尖的白，湖畔的柳条一路飘过去。真美！真美！尤其是和你们几位在这儿。我对艾青说。

　　对面走来一个五六十岁的男人和一个年轻的女孩，大概是父女一同来逛北海吧。艾青突然站住了，那人也停住了，两人突然走近热烈握手。“我的老同学。多少年不见了。”艾青告诉我们。

　　我们继续沿着湖走，走向漪澜堂。湖畔的柳条仍然在微风中飘逸撩人。燕子来回穿梭其间细声地叫。蔡其矫不多讲话，总是微笑着：“中国古典诗里常提到燕子。这些燕子在漪澜堂做窝，每年去了又回来，回到它们的老窝。”“艾青，美极了！你应该写首诗。”高瑛说。我说：艾青，你好像还没写过关于燕子的诗，你写过耙地的马，浇地的驴子，为割麦插禾叫唤的布谷鸟。“很对。”

　　 Paul说：我们离开爱荷华的时候，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一天。两天以后我们就要回去了。见到你们，艾青，是我们中国之行的高潮。今天和你们在北海散步，这是我们到中国来最动人的场面。“我相信我们迟早会见到的。你们可以多留几天吗？”艾青问。不行。有许多事，我们必须回去。但我们会再来的。Paul望着落日下的白塔说：我来中国之前，并没打算再来。现在，我真希望再回来，很快地再回来。“你们再来的时候，我们也许已经搬家了，我来做几样好菜请你们。”高瑛说。好！Paul说：我们会来的。我会怀念北京，人，非常精彩的人，叫人兴奋，叫人感动！

　　我们一同吃了饭，又一同坐公共汽车到华侨大厦，在我们的房间里继续谈下去。艾青你是南方人吗？Paul问。“嗯，浙江金华。”

　　你在北方的时候多，这会影响你的诗吗？“当然。”他的诗多半是和北方的土地、河流、原野、人民有关的。他的诗就有北方的雄浑。我说。

　　在巴黎三年。你受了象征主义诗的影响吗？Paul问。“有个时期。但我相信人民，为人民写诗。欧美现在的诗是怎么样的？”

　　欧美的现代诗可以说是物象的诗，由具体物象而提示意义。蓝波创始了西方现代诗，他的《醉醺醺的船》就是个好例子。“Le Beteau Ivre。”艾青用法文说出了那首诗的题目：“我是相信人民的。王震看过我的诗《西湖》。他说：明朝有人写西湖，清朝也有人写西湖。你这首《西湖》有什么不同？西湖只有和人民发生关系，才是不同的。”

　　你写叙事诗吗？“写。比如，黑鳗，藏枪记，就是叙事诗。我试验用民歌的风格来写叙事诗。”希望你有一天到爱荷华去。Paul说。艾青笑笑：“我在1954年去过智利，是聂鲁达请我去的，庆祝他的生日。我经过莫斯科、维也纳、日内瓦去智利。他请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作家，实际上，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我写的《在智利的海岬上》，就是聂鲁达住的地方。对了，我希望要一张你们全家的照片。”

　　我们用快照相机照了张照片，送给他和高瑛，也要为他们夫妇照一张。他们俩并排坐着，端端正正。Paul大笑：别那么严肃呀！高瑛说：“艾青变得这么严肃了。他以前有说有笑，蛮风趣的。”

　　明天是我们在北京最后一天，可不可以再见见你们？我说。“什么时候？”高瑛问。明天4点，好吗？“好，明天4点。对对你的表。”艾青笑着指指我的表。“艾青是有名的等人的人。他总是早到，等别人。”高瑛说。我笑着对艾青说：我不是说过吗？我们要在4点以后才能到。“我不是说过吗？你们要早来，越早越好！”

　　1980年秋天，艾青到了爱荷华。

　　母女同在爱荷华——茹志鹃和王安忆

　　1983年的爱荷华，有一个非常戏剧性的秋天。在那之前，我读到茹志鹃的几篇小说，最欣赏的一篇是《剪辑错了的故事》，在70年代的中国文坛，那篇小说在创作手法上，是一个大突破。由于作者巧妙的技巧，小说所表现的人物是多面的，所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所提示的社会问题是客观的。整篇小说充满了温柔敦厚的讽刺和诙谐。《剪辑错了的故事》由一场一场的“景”，共七个“景”而组成。每一“景”是个特写，集中在一个主题上，几乎可以自成一体，成为一篇小小说。七个“景”又互相交错在现在和过去之间，细致的结构，有节奏的文字，甚至每一景的小标题，也新颖而有含义，例如“拍大腿唱小调，但总有点寂寞”。小说的意义不仅隐含在故事中，也隐含在人物刻画中，甚至在小标题中。

　　1983年，吴祖光和茹志鹃母女应邀来爱荷华。王安忆那年二十几岁，已出版小说集，1982年并以《本次列车终点》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那时她的短篇小说就已锋芒毕露，例如《回旋曲》。小说用非常简洁的对话，揭示了一个社会现象。《回旋曲》分三节，每一节有不同的旋律。每一节提示一个问题。三节提示了三个问题：恋爱期间的问题，结婚期间的问题，结婚以后夫妻分居的问题。第一节一对恋人的旋律如月光小夜曲般优美；
第二节的旋律迫切急促，新婚夫妇要找一个旅馆度蜜月；
第三节婚后分居两地，怨而不哀，平淡透着无奈。整篇小说充满反讽。

　　在那之后，王安忆不断发表作品，不断出版长篇、短篇小说的书。扎着两条小辫从上海弄堂走出来的小女子，多年之后，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重镇。《长恨歌》可说炉火纯青了。王安忆在上海小市民的命运中，看到“人”的处境。小说是一幅大型工笔画，既细且大。王安忆以一个大时代的变动为背景，用周密的细节结构出一幅大型画面，细致入微地描绘其中一个个小人物，整幅画隐寓着生命的无奈。

　　但在1983年，二十几岁的王安忆还得随母同行。那年台湾作家陈映真在我们多次努力以后，也来到爱荷华，碰到来自祖国的茹志鹃、吴祖光、王安忆，还有香港的潘耀明，他笑得很开心。

　　陈映真对王安忆是老大哥的关怀、探究、欣赏——她是年轻一代的希望。王安忆对他是女孩对兄长的信赖和仰望，但有时也一针见血点出他的迷信。王安忆是探索者的质问，透着年轻人的叛逆。不过，她对吴祖光那一声“伯伯”叫得还是很亲切的。

　　茹志鹃和王安忆母女在思想和对现实的看法，正如她们的创作，都反映了两个不同的时代。王安忆对母亲常持反对态度。母亲对她永远微笑着。我在她们之中，可有戏看了。

　　王安忆扎着两条小辫，羞涩透着好奇，闪亮的眼睛可是不停地搜寻。我特别安排一位读文学博士的助教Anna带她参加许多活动。她们成了朋友。安忆目不暇接，总是很兴奋的。她是历年在爱荷华活动最多的中国作家，和美国年轻人的接触也最多。她活动之余，才来参与中国作家的聚会。但她比他们洒脱，她摆脱牵牵绊绊的事，独立在那一刻去看外面的世界。

　　茹志鹃和我同年，但生活经历完全不同。彼此好奇。我们常常谈到不同的过去。“你那时在哪儿？”“你那时在干什么？”彼此常有这样的问话。她们有时从山下的五月花走上山到我家。王安忆参加活动去了，她对我们这些人的谈话没兴趣。

　　茹志鹃问到我过去的生活。我谈到1936年正月初三父亲的死，“你知道那时候我在哪儿？”茹志鹃说。“我姑母要把我送到尼姑庵去当尼姑！”可是你竟当了解放军！你和王啸平在哪儿认识的？“在解放军里呀！他是导演，我在文工团。我们渡江以后，在南京结婚的。”茹志鹃从小是孤儿，住在孤儿院。1943年十八岁，跟着哥哥到苏北解放区，参加新四军，分配到部队文工团工作。王安忆的父亲是新加坡华侨，1942年抗战时回国，参加解放军。

　　 茹志鹃对我说：安忆下放农村时候，十六岁。我和她每星期通两次信，她在信里形容她那儿的生活，那时候我就发现她可以写。譬如，她描写她住的农家：燕子来做窝，就是吉祥之兆，燕子不来做窝，就是不吉祥。她在一封信里告诉我：“好了，燕子来做窝了。”

　　我对王安忆很好奇，有一天问她：你现在刚到美国，是什么感觉？她说：“我印象最深的是美国的富裕，没有物质，谈什么精神文明？但是，物质太丰富了，也带来很多问题……来美国对我冲击很大，但我是要回去的。我觉得有许多东西要写。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很幸运！”

　　她们在爱荷华三个月，然后在美国旅行一个时期。安忆回上海后给我来信：“华苓阿姨：……这次去美国，对于我的创作，对于我的人生，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世界很大，而我们活动空间和时间都那么有限。说真的，我实在从心里感激您和安格尔伯伯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您为我安排的内容最多。还有蓝蓝，她对我最大的帮助，是帮助我这么贴近地去认识了现代舞，这使我对现代艺术、现代生活有了了解。这些时，我开始去写东西了。真糟糕，写得不顺心。最近我对自己颇不满意，已经将近两万字的一个中篇中途放弃了。心里也十分烦恼。这也是没有心情写信的一个原因。我感觉到自己的创作面临一个危机。但愿能安然度过。……听说爱荷华的春天美极了，花一下子开了。这真是个美丽的地方……”

　　1984年4月8日安忆又来信说：“华苓阿姨：……自从我从深圳回来之后，不晓得怎么一来，开了窍。那些混乱的思想——由于受了极大的冲击而混乱的思想，似乎一下子条理清晰起来，并且平静下来，就开了路，让我能够坐下来写东西了。上半年写的两个中篇已经发表。这是从美国回来之后头两篇小说。反映很大。都说我有了极大的变化，我自己也这么觉着。下半年开始至今，我已经写了两个短篇，两个中篇。第三个中篇已经在写第二稿了。这些东西，凡看过的人都觉着，变化和进步很大，认为是我新的里程碑。我很兴奋地等待着它们被发表以后将得到的反映。我有时会默下神来想想这一年的情况，我想大概是这样的。到美国之后，我得到了一个机会，我是拉开距离来看中国的生活，当我刚来得及看到的时候，只看到一片陌生的情景。距离使往日熟悉的生活变陌生了，而我又不能适应这个眼光，于是便困惑起来。后来，慢慢的，适应了。再度看清了。在距离之外将陌生的又重新熟悉起来。于是，又能写了……”

　　乡下人沈从文

　　1980年4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我和Paul到北京，在中国作家的晚宴上，突然回到年轻时光。我和Paul一走进大厅，卞之琳，冯至，沈从文就在眼前。我恍惚了一下子，只见一张发光的脸，微笑望着我们。

　　我立刻知道那是谁，跑过去，不断叫着：沈先生，沈先生，没想到，没想到！他握着我的手，仍然微笑着。我转身拉来和人寒暄的Paul：你猜这是谁？Paul两眼盯着他。就是那个在衙门口辕门上、云梯上看到许多人头、一串串耳朵的小男孩！我说。

　　沈从文！沈从文！Paul惊喜大叫。他双手捧着沈先生的手说：我在华苓的《沈从文评传》里，读到你小时候去辕门上看杀头的情景。我告诉沈先生。他仍然淡淡笑着。

　　那天，我举杯畅饮，一连干了几杯酒。Paul吃惊地望着我，对在座的人说：华苓从没这样子喝酒。两桌人酒酣耳热，谈笑风生，好像各自都有可庆祝的事。只有沈先生没说话，也没吃什么，只是微笑着坐在那儿。他的脸特别亮。

　　沈先生，怎么不吃呢？我正好坐在他旁边，为他拣了一块北京烤鸭。“我只吃面条，吃很多糖。”为什么呢？吃糖不好呀。“我以前爱上一个糖坊姑娘，没成，从此就爱吃糖。”满桌大笑。Paul听了我的翻译，大笑说：这就是沈从文！

　　我说：小说家又编故事了。沈先生，海外许多人喜欢你的作品。我在台湾有你的《湘行散记》，一位好朋友忍痛割爱送给我，封面很可爱，有个小虎花园，还有几笔小孩画的树木、小屋……“小虎是我儿子。”他开心地笑了。

　　那本书传来传去，书页都散了，有的一碰就碎了，我放在卷宗夹子里。离开台湾，我只带了那本书。“我的书都落伍了。”落伍了？沈先生没有反应。

　　沈从文的小说，是我60年代从台湾到美国以后才一篇篇细读的。50年代在台湾，朋友之间私自流传《湘行散记》和《从文自传》，再也找不到沈从文的书了。

　　1964年，我到美国以后，遍寻沈从文的书。斜靠床头，读乡下人的小说，嗑五香瓜子，瓜子壳撒了一地，又回到故乡的土地上了。沈从文在《习题》一文写道：“我实在是个乡下人。才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

　　沈从文说过，他能够在一件事上发生五十种联想。这大概不是夸大的话。他的作品有四十多本，题材广博，包括各种各类的人物：小科员，大学教授，年轻学生，潦倒文人，军阀，官僚，政客，土豪，姨太太，妓女，军官，老板，猎人，走私犯，刽子手，土匪，大兵，小商人，农夫，船夫，工人……上中下九流人物都出现在他作品里。他写得最好的还是乡下人，土地上和水上的人。

　　沈从文的文字似乎是平铺直叙，但那是经过艺术家选择安排之后，和具体意象组织而成的文字──诗的文字，视觉、触觉、嗅觉、味觉，叫人五官一起用来欣赏它。沈从文说“文字在一种组织上才会有光有色”。他把自己的文章叫作“情绪的体操”。又说：“一个习惯于情绪体操的作者，服侍文字必觉得比服侍女人还容易。”

　　沈从文是相信自然生命力的。他小说里的人物多半是那种和自然相融合的人。元气淋漓、生机活泼的自然，和文明、理念都没有关系的自然。“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生命之理”──那就是维持中国人在战争、杀戮、死亡中活下去的自然生命力。中国人是顺应自然的民族。中国人的性格中有山明水秀的平和，也有狂风暴雨的野性。沈从文笔下的人物就是那样的。那些乡下人的爱、憎、欲望、死亡、青春、残暴，全是文明人所不认识的自然。现代文明社会的一切规范和他们没有关系。因此，他们在文明人眼中是荒谬的。乡下人认命，安于命，安于死亡。他们没有未来，没有希望，没有幻觉，决不退却。他们都要活下去，因为活着是很好的。

　　1980年4月，我和Paul在北京见到沈从文先生后，又去了十几个地方。两个月以后回到北京。在我们离京返美之前，一定要去看看沈先生夫妇。

　　沈先生作品里写到“黑里俏”，也许当年的张兆和是个黑里俏的美人。眼前的张兆和仍然俏丽，俏中透着沧桑。4月见面时，沈先生脸色红润。这次见面，他两腿已患风湿，行动不便。仅仅两个月，沈先生就衰老一些了。

　　沈先生在社会科学院新宿舍的家有两间房，室内陈设简单，一张镶嵌波斯人玩球的古雅木柜，也就特别显眼。那才是写出《静》那样精致小说的沈从文所欣赏的艺术品，我盯着那柜子如此想。

　　我转头看靠墙的书架，上面摆着一些书。我告诉沈先生，60年代美国传文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世界文学家评传的丛书，约我写沈从文评传，我到处找他的书。跑遍了美国几所大学的图书馆，在香港布满灰尘的旧书店挖掘，才收集了他部分作品。

　　“没有什么值得写的。”沈先生说。您是我最佩服的现代中国小说家。沈先生谦虚地笑笑。您不写了，是中国文学一大损失。“我的小说过时了。现在研究古代丝绸，不是写作的心情了，也写不出来了。”

　　沈先生夫妇带我们走进内室。到处堆着资料。他俩捧出一叠厚厚的本子，上面全是古代服饰，丝绸锦绣纹样。一片片精美厚朴的锦绣，明暗交织着细致的色彩，就和沈先生一篇篇小说一样。那是他在漫长艰苦的日子里，用另一种方式而凝炼的艺术匠心，是否用笔写出，也就无所谓了。

　　我和Paul惊叹得说不出话了。沈先生微笑着，笑得那么自然，那么恬适，无挂，无虑，无求。那微笑透着摸不透的禅机。

　　我们离去时，沈先生夫妇送到楼梯口。我说：下次来北京，再来看你们。

　　四年以后，1984年6月，我一人到北京。沈先生在头一年已中风了。本不敢去扰他，但是，不去看他就来不及了。老一代逐渐凋零了。

　　我终于决定去看沈先生。他还可以站起来，但不便行走。当天下午他还得去医院检查。我没久留，也没多说话，只是要沈先生知道，天涯海角有那么一个人，在为人和写作上，沈从文是她仰望的天空。离去时，沈先生坚持拄杖送我，未必他知道那就是最后一面了？一个中年男子扶着他，送我到楼梯口。那就是我捧着读的《湘行散记》的封面上小虎花园的小虎。

　　“秋郎”梁实秋

　　我真正认识梁实秋先生，正是我一生最黯淡的时候。在那期间，梁先生常邀我同林海音、孟瑶去他家。那是我那段幽暗生活中的一扇天窗。

　　梁先生家一片春风，甚至他家帮佣的小姑娘名字也有“春”意：春绸。那是我听到的最好听的名字之一。梁先生和我们三人正好凑一桌麻将，只打四圈。梁先生夫妇都是美食家。我们去他们家之前，就知道那天梁师母将给我们吃什么：饺子呀，薄饼呀，炸酱面呀，全是梁先生喜欢吃的。他那时已有糖尿病，只有望食兴叹，浅尝即止。我们可乐了，不但吃得好，还可听梁先生讲笑话，还可看梁先生故作馋相扮小丑——他是很好的演员，妙语如珠，嘲弄透着睿智。他用笑话解馋，我们笑，他高兴，逗我们笑得喷菜，笑得流泪，笑得告饶。海音和我都爱笑，孟瑶也笑。麻将桌上，饭桌上，梁先生的妙语，我们的笑声，巡徊不已。

　　吃喝谈笑之中，偶尔也谈文坛旧事。我们问到徐志摩、陆小曼、冰心、老舍、沈从文……三四十年代的作家们，那时他们都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我们对那些作家本人，比任何文坛事件更有兴趣。

　　我们会问：冰心是不是叫你“秋郎”？来不及等他回答，我们紧接着问：“冰心是什么样儿？”梁先生笑笑：“长得不错，”他没多说。从他那一笑之中，我就可以想象冰心年轻时清丽的模样。梁先生那时还没从师范大学退休。他不喜酬酢，很少外出，也很少有客人，对外界的事也不问不闻，似乎很怕惹火烧身。他是怀乡的。

　　60年代在台湾时，我和海音、孟瑶似乎为他们夫妇俩的生活添了点儿乐趣。我觉得梁先生很寂寞。他有心和现实保持距离，保持沉默的自由。我在他家可以畅怀大笑，也只有在梁先生家，我才会那样子笑。

　　1964年，我从台湾来美国之前，去看梁先生。“你没有路费吧？”梁先生在谈话中突然问我这么一句话。您怎么知道？“我知道。你需要多少？”我到美国的路费，就是梁先生借给我的。到美国后申请到一笔研究金，才还给了在西雅图的梁先生的女儿文蔷。

　　我和梁先生通信多年，信虽不多，但一纸短笺，寥寥数语，却给我无限鼓励和温暖。我也对至情至性的梁先生多了点认识。

　　1972年，我和Paul去西雅图，正值梁先生和梁师母在文蔷那儿。八年不见，相见特欢。梁先生和Paul一见如故。我隐约感觉到梁先生两老都有些异国飘零的心情。他们非常钟爱女儿，也非常享受儿孙的绕膝之乐，但他们似乎不知如何安顿自己。他们说，女儿女婿太忙，忙得他们心疼，要帮忙吧，又插不进手，而且，女儿女婿也不要两老动手。父母的慈爱，儿女的孝心，在美国全无法表达，宛如交响乐中的钢琴、小提琴，各自美则美矣，却无法合奏起来。

　　从那次见面以后，就没再见到梁先生、梁师母了。我们仍然书简往来，就是我到国外去，也告诉梁先生一声。1974年春，我和Paul在亚洲七八个国家旅行了两个多月，也到了台湾，梁先生梁师母却仍在西雅图。6月回到爱荷华，就看到梁先生的英文信。那是他写给我的唯一一封英文信，为的是要Paul也立刻看到，不必经我翻译。他迫不及待地要我们知道他丧妻的悲痛——梁师母在去超级市场途中遭铁梯击倒去世了，那天是4月30日。梁先生的信是5月4日写的，正是为梁师母悼祭的日子。

　　读着梁先生的信，我可以看到在心中哭泣、挣扎活下去的梁先生。我非常担心他如何打发以后的日子，因为我知道他如何依赖梁师母。《槐园梦忆》就是他对妻子深情的回忆。

　　1975年初，我又收到梁先生从西雅图来的信，告诉我他回台湾认识了韩菁清，并已结不解之缘。“我的友好几乎都持反对或怀疑我的态度……”我将信译给Paul听。我俩立刻各自给梁先生写了信，告诉他我们十分高兴他又找到幸福，不必为外间闲言闲语所扰。我们也告诉他，年龄的差别不是幸福的障碍，甚至文化的区别也不是，重要的是彼此尊重、体谅、宽容和忠诚。我和Paul就是非常和谐的婚姻。

　　梁先生立刻又来了信，又是迫不及待，表示“感激涕零”。梁先生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位给人支持、给人保证、给人信心、大仁大智的人，没料到他在爱情面前也会如此脆弱。就因为这点儿“脆弱”，梁先生才更可爱、可亲！

　　梁先生早在70年代初就一再提到，我应该回大陆看看。直到1978年才成行。三十年以后再回故乡，心情激动，回到爱荷华，在百忙中，一口气写出了《爱荷华札记──三十年后》。在北京见到的第一位作家，就是当年我们在梁先生牌桌上问到的冰心。也见到了曹禺和夏衍。

　　1988年，我终于又回到台湾。但是梁先生已在1987年11月3日去世了。

　　《三生影像》 聂华苓 著 三联书店

　　聂华苓，1925年出生于大陆，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抵台湾定居并从事创作，著有《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千山外，水长流》、《三生三世》等23部作品。1964年离开台湾，应聘至美国爱荷华“作家工作室”，并与她的丈夫安格尔一起创建了“国际写作计划”，让世界各地的作家实现了面对面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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