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枫：我所见证的北大外哲所

　　近来，我常听说北大外哲所走向了衰落。作为从那里毕业出来的学生，我深为此惋惜，但我以为，她的衰落是无可避免的，以她大约十年前我看到的状况，就已注定了要走向这一天。

　　我于1993年考入外哲所，攻读现代欧陆哲学（硕士），一年后选择了王炜作为我的导师，以胡塞尔哲学为我论文主题。由于恶性神经衰弱始终折磨、困扰着我，加之找不到工作，不得不休学一年，延迟毕业。算起来，我在外哲所呆了四年光阴。

　　这四年里，我接触了熊伟、张世英这样的前辈，和陈启伟、杜小真这些当时小有名气的学者，他们已是外哲所的顶梁柱，在我刚步入外哲所前后，又加入了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张祥龙、陈嘉映两位后来使外哲学增辉的年轻哲学家。当时的所长是陈启伟，其恩师是前任所长洪谦先生，他在我进所前一年谢世，二年后也即1994年，熊伟先生也离世。离世前一个月，他还在给我们讲德文原著海德格尔的《什么是形而上学》。我刚进所时，人们偶尔会谈起洪谦先生，但不久他就消逝在人们视界内（虽然后来开了一个洪谦国际学术讨论会）。熊伟先生过逝后，人们也很快就遗忘了他，尽管出了一本文集，算是对他的纪念，该文集后来从40多元一本降到5元一本。张世英先生尽管带有博士，但几乎不来所里，基本上相当于外哲所没有了他。另有一前辈任华，我就根本没见过。

　　洪谦和熊伟两位过去的人物奠定了外哲学的知识格局：洪谦的分析哲学——主要是逻辑语言派哲学——传给了陈启伟，陈启伟又培养了韩林合以及众多弟子；
熊伟的海德格尔哲学传给了陈嘉映、王炜等人。张世英尽管培养了李超杰（研究狄尔泰哲学）等人，但由于其重心在古典德国哲学这一块，故对于以现当代哲学为重心的外哲所知识状况失去了影响力。当然，时代的变化，也把分析哲学和现象学推向哲学浪尖上，而古代、近代，德国古典哲学退到了幕后，留给那些沉得住寂寞的人去继续钻研。

　　分析哲学和海德格尔哲学——在外哲所，海德格尔几乎就等于现象学，胡塞尔倒成了其次人物——是外哲所的两大知识板块。

　　陈启伟偏向弗雷格、罗素、卡尔纳普这些早期人物，而韩林合专做维持根斯坦。按说，陈嘉映是最正宗的熊伟弟子，他于1978年从德语系（在读）直接考取其研究生，专攻海德格尔哲学，熊伟极为器重他，他与王庆节合译了《存在与时间》，堪为译界佳本，也许熊伟以有人承继其学而释然吧。可是，陈嘉映于80年代末写完（甚至可能在写作期间）那本著名的《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后就随意地告别了海德格尔。从美国归来后，他加入到了分析哲学的阵营里来，以维持根斯坦后期哲学为中心，向牛津学派的奥斯丁等人扩散，在外哲所极受学生欢迎，形成洪谦嫡传之外的分析哲学领军人物。可是，在外人看来他仍然是海德格尔专家，他的译本和关于海德格尔的著作奠定了他在现象学界的永久名声。然而，这是一个错觉，他早已离开了海德格尔。发生误解的原因是，他在分析哲学方面没有著作（除一本重复的但却是最好的译著——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外），倒是出了一本旧著《〈存在与时间〉读本》，而且，他经常被邀参加现象学方面的会议，人们误以为他仍在搞海德格尔。

　　自张祥龙加盟外哲所后，他成了海德格尔哲学的领军人物。熊伟嫡传弟子王炜由于下海经营书店，几乎放弃了学问，但仍以他作为海德格尔推崇者的执着精神推动着、影响着外哲所的海德格尔情结。不过他已失去了领袖地位，张祥龙才是真正的海德格尔哲学领袖。加之有哲学系靳希平——一个真正的海德格尔专家——的呼应，哲学系以至整个北大，海德格尔的地位如日中天。

　　法国现当代哲学相对而言在外哲所要弱许多，只有杜小真一人在做。沾点边的李青宜（外哲所党机构的书记，研究法国“西马”）也勉强算一个，但在我来所后一年多即因剽窃而被陈启伟在全所会上痛斥，终于呆不下而去了他该去的地方——马列学院。书记一职传给性格柔弱，谁也管不了的徐凤林，外哲所这才解脱了她在政治上的紧箍咒。

　　杜小真是我所见过的最温文尔雅、柔弱腼腆、与世无争的一位女学者，她甚至在具备带博士资格后仍不申请博导，这与争名逐利的时代格格不入。在中国也许真正具有做法国当代哲学之潜能的只有她，她于1965与法国建交那年即派往法国留学，此后几乎每年都要去一趟法国。可惜，她可能对法国文学的兴趣要大于对法国哲学的兴趣，也或许她性格的原因，她对法国哲学始终没有投入太大的热情，只是翻译了一些书，没有再出什么成果。

　　其实，不仅杜小真一人如此，外哲所大多数人皆有热情缺乏症。执着是执着，可是却不投入，洪谦、熊伟是如此（两人皆无多大建树），陈启伟、陈嘉映、王炜皆如此，这严重影响了外哲所本该具有的功能。陈启伟以一部译作和若干文章评为博导，可是他肚子里的博学是人尽皆知的，就是不去著书立说，严守洪谦实证求实之学风。严谨倒是严谨，可是过了头，走向学术保守。在他的影响下，所里弥漫了这种消极不为之风，几乎给人以死气沉沉之感。

　　陈嘉映倒不是受所长影响，而是他自己的一种风格。记得我刚上他的课时（讲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二学期下来居然未讲完），对他的学术风格很不适应。我按中国惯常做学问的方式，尤其80年代的方式，把一套大概念、大论证、大结论带入讨论课堂上，经常与陈嘉映老师发生争论。可是，当这门课结束时，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整个地改变了我的学风，甚至成为我心目中把哲学玩得纯熟至精的偶像。他的大脑似乎天生适合做哲学，可是却轻蔑地对待哲学，他受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影响太深了，以至认为哲学应当消亡。他与海德格尔的超验风格、诗化语言和贵族主义气质完全不合拍，这正是他逃离海德格尔而另辟一路哲学的原因。在课上，他经常将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作比较，指出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但语气中却常常透出对后者的嘲笑、揶揄。我听说他被某些人批评为不讲逻辑。确实，他对逻辑语言派哲学几乎全盘否定，这与他否定一切先验的、超验的东西的风格是一致的。但是，若“不讲逻辑”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说的，意指语言混乱、条理不清，那么陈嘉映完全不是如此，相反，他对语言规则之讲究，几乎让我们这些智慧上跟不上他的人极为吃力。他的一个根本观点是，看到的东西是一切想出来的东西的“逻辑”，而不是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东西？他认为是生活中已有的规则，又称之为“语法”，这些规则、“语法”不是构想出来的，更不是先验的，而是规范性事实存在，其来源无以追究，我们老老实实遵从就是了，否则就会出谬误。由此，陈嘉映极为重视日常生活对于哲学的意义。这种哲学风格与北大素有的“终极关怀”风格迥然相异，等于消解那些宏伟、崇高的哲学追求模式。他自然在北大吃不开，而他故意不写“大”作品，始终玩着他的小文章，更使他不容于北大。据说他准备离开北大。可惜，若外哲所失去他，名声定将减去一半。

　　张祥龙是外哲所唯一对哲学饱有巨大热情的一员，与几乎所有其他人的风格有异。他的诗性思维天然的与海德格尔有亲和力，写起文章饱含浪漫主义的激情，未见其人，会以为他是一个性格奔放、高谈阔论、流长发、豪饮酒、狂抽烟的那类人。可是，一接触方知他书生气十足，性格严谨，不苟言笑，不善交往，不抽烟，不喝酒，甚至不吃荤，生活简单以至刻板，对哲学痴迷到身体力行的程度。他在美国读书时的导师是一位印度裔美国人，这使他深深迷上印度教，而他对中国传统孔、老、庄、佛的崇拜更是无以复加，海德格尔不过是用来体证东方文化的一个西方范本而已。他将海德格尔东方化，然后又把他喜欢的维特根斯坦、胡塞尔、甚至弗雷格等等海德格尔化。无论是讲课还是著书立说，都没有什么逻辑规则，可以任意比附、连带、引伸。他感情奔放、爱憎分明，总是凭他自己的情感好恶标准贬一批哲学家而颂扬另一些哲学家，不过，可颂扬者少之又少，而贬斥者不计其数。在中国，孔、老、庄是源，是真理，是无蔽，此后除佛禅外皆是源头的脱落，真理的遮蔽（靠近佛禅的王阳明等尚有一点光亮）。在西方，只有海德格尔完美无缺，其他哲学家如康德、胡塞尔、维特根斯坦等只有与海德格尔相似的那点才被颂扬，否则同样遭贬斥。他执着地追求一个以时间为状态的源始视域境界，作为万事万物开启之源和归入之根，以对此视域境界的揭示程度来评价一切哲学家的价值。他几乎在任何地方都要围绕着这一视域境界主题来开展问题，几乎到了执拗的程度。

　　张祥龙的风格与陈嘉映的风格必会冲突，也发生了冲突。上帝把两个最不相似的人派到外哲所来，正如当年卢梭与狄德罗等启蒙派之间巨大鸿沟的存在一样，在他们之间也存在着难以弥合的鸿沟。陈嘉映倾向于明晰的“逻辑”，不容有混乱和“违规”。对于他，智慧就在于说出语言日常使用中所蕴含的道理，他最讨厌大而无当的形而上之理，天马行空的语言制造。他之所以不写东西，是因为认为现在图书馆堆砌于太多的语言垃圾，人们几乎在任意制造思想，语言几乎到了泛滥成灾的程度。而张祥龙，倾向于模糊的思维，空灵的境界，宏伟的构想，他的气质天然适合语言舞蹈，天马行空正是他的写照，他蓬勃喷发的情感支配了对话言的使用，情感指向之处没有规则，思想所发之源不循逻辑。他不断地、刻意地强调根本性思维的“非概念”、“非逻辑”特征。在陈嘉映眼里，他不堪忍受张祥龙对语词作随意的、牵张附会的发挥、比喻、联系，那简直在粗暴的践踏语言；
而在张祥龙看来，陈嘉映钻牛角尖，沉腻于琐碎细节，作无所事事的研究，这只能限制思维，让思想苍白。

　　奇怪的是，他们之间据我所知只作过一次交锋：在《读书》上就张祥龙《海德格尔与天道》一书作一、二个来回的互相诘难。此后是否还有交锋不得而知，但肯定没有发生卢梭与狄德罗之间那样“天堂与地狱的巨大分裂”。为什么不能把交锋继续下去，形成论战局面？也许有他们私人关系上的原因，但肯定是掩盖了冲突。我亲眼见过他们之间发生过不可调和的争论，这些争论显示出的不仅是思想的差异，而且是气质风格的差异。

　　外哲所做学问的方式是各自为战，一人占据一个山头，每人唯自己研究对象是尊，不及其余。韩林合守住维持根斯坦，李超杰守住狄尔泰，叶闯守住戴维森等人，徐凤林守住俄罗斯东正教哲学家，奇怪的是，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交流和交锋，任由不同观点之间的巨大差别和可争论性存在于学生面前。也许，他们在屋子里守着自己的东西，不知其他屋里的情况，而我们学生从一屋出来进另一屋，随时感受到他们之间的巨大反差。陈启伟所研究的逻辑语言哲学在陈嘉映那里几乎全被推翻；
张祥龙所推崇的海德格尔在韩林合那里几近于遭到谩骂；
至于杜小真，她的学问与其他人毫不相干。做哲学是私人的事情，这在道理上是没错的。但外哲所的功能是什么？成立外哲所有何意义？

　　外哲所于文革前1964年（？）成立，当年的宗旨是批判现当代西方哲学。哲学系的西哲教研室管教学，外哲所管研究和批判，两者的功能不同。随着文革结束，意识形态淡化，外哲所的原有使命随之失去意义，必须赋予其新的使命才会保住她的存在。80年代，哲学前辈的在世使外哲所的地位未遭动摇。但根本原因还在于，时代大潮把西方哲学尤其现当代西方哲学推到人们的思想前台。对个体生命意义的强调和追寻使人们突然之间需要那些哲学来鼓舞自己，壮自已的胆，以便勇敢地去解构坚如盘石的意识形态禁箍。记得当时叔本华、尼采、萨特、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的著作几乎在大学生中人手一册，一次印刷量不是现在的几千，而是几万，十几万。这种饥渴似的需求为哲学学者们营造了一个公共论域舞台，使他们风光于时代浪尖上。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现当代西方哲学引领了这个时代，而外哲所与社科院哲学所西哲室在其中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甘阳、陈维钢、王炜等这批当年文化界的组织者皆是外哲所培养出来的。

　　可是，随着90年代政治高压局面的形成，犬儒之风弥漫学术界，加之商业化浪潮的冲击，公共论域几乎消失，学问突然之间成了个人自己的事情。按理说，哲学确实应该是私域生活特征的，90年代思想淡出、学术凸显似乎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对于中国而言，纯学术的哲学不过是时代的产物，而非个人的正常选择，是政治和市场迫使学者蜷缩进私人天地的。学术倒是繁荣了一些，但无疑这是一个思想贫乏的时代。思想需要价值关怀，需要一个使交流和交锋得以形成的公共讨论平台，在其中，能够自由地形成学派、思潮；
自由地出版刊物：把人们引向讨论的民间刊物。哲学也不例外，这只要看看德、法、英、美各国哲学的流派、刊物和团体便可明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没有交流，没有对垒，没有形成派别，没有一些把大家团结起来的刊物，哲学就不可能有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又不是私人的事业，而是时代的事业，它需要一个公共论域使之激活，使之赋予生命。学术、思想事业最忌原子式的存在，在这是不可能有一个看不见的手来形成人们之间的交往机制，即使纯科学、纯数学也需要派别之间的论争。汉纳•阿伦特深刻指出了他的老师也即情人海德格尔政治幼稚病的根源，她以为那是学术私人化和神秘化的产物。思想一旦被隔离，它被政治利用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当代哲学，几十年里始终就是政治御用工具，而89年后哲学家们想以逃避公共生活，躲进私人领域来防止自己沦为政治工具，这虽然部分达到了目的，纯粹化了哲学研究，但是，却付出了思想贫乏的代价。而且，我们仍然看到某些很有造诣的哲学家为政治镇压行为唱赞歌，这与当年海德格尔的行为没有差别。他们不是没有头脑，而是头脑全用在了纯学术上了，以至对时代的理解力愚钝得到了家，缺乏基本的正义感。

　　我的外哲所老师们其实并不乏正义感。据说洪谦终生不信马列主义，而坚持其逻辑实证主义立场，这被传为佳话。陈启伟更是对几十年的政治专断和任性恨之入骨，每谈及政治，他那颗孤傲而无奈的心就会隐隐作痛。除李青宜外，我的所有老师都对现状持有一种批判态度，没有例外，这几乎成了外哲所的传统。李青宜在89年/学/运及其后来的整人中被全所人鄙夷，终于被几乎全体一致的行动赶出外哲所。记得当时，我的一个室友，对哲学一窃不通，也不知怎么考进外哲所的同学，被李青宜许诺听他的课就可以入党。只有他一人听此课，其他人听到一半就被正统、教条、枯燥所吓跑。可是，待听完，李青宜已去了马列学院，他入党的事也就黄了，只能大呼上当。

　　然而，外哲所老师们对政治厌倦并保持距离的结果却是走向了学术保守。懒散、自发、冷漠成为大多数人的特征，没有交流，没有争论，没有高谈阔论，更可怕的是，没有一些论题激荡着他们的心灵，哲学成为纯粹私人之事，成为仅仅职业，动力随偶然兴趣而产生，至多为职称而推动。人们聚在一起很难听到有什么讨论问题的交谈，而听到的是东家长西家短的百姓话题。我的室友，对这些哲学家有一种神秘感，初次听到他心目中的半神半人们东拉西扯话家常时，困惑地说原来他们也是凡人。当然，我不否认他们也是凡人，而且在这个时代，他们还刻意把自己表现得平凡一点，以免被人们说三道四。这是一个以平凡为荣，逃避崇高的年代。但是，他们又不仅仅是凡人，他们理应比凡人更神圣一点。这并不是指他们应当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而是指他们应当更多地具有价值关怀，更热情地投入思想事业中，更积极地参与公域生活，甚至更多地担当道义责任，去对抗政治高压现状。

　　90年代中，北大决定撤消外哲所，归并到哲学系。全所师生在陈启伟带领下抵制这个决定，企图说服校领导收回成命。陈启伟的理由是，哲学系有马哲，可马列学院照样存在；
哲学系有科哲，可科社中心照样独立；
为什么哲学系有西哲，外哲所就是多余的？此番道理可以说服自己，甚至哲学界同行，但说服不了校领导。马列和科技是什么地位，你西哲是什么地位？能相比吗？国家考虑的是能否御用，而北大校方增加考虑的至多是你的功能。可外哲所能有何功能？简直是北大的鸡肋。外哲所的没落有外在环境原因，但根本的是她自身缺乏生气，失去进取活力。如果她有一份期刊，把西哲界团结在她周围，经常开展学术活动，将人们引向讨论，甚至形成一个诸如“北派”风格的团体，让学术界感觉到她的存在，她就证明了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北大即使合并她，也会让人婉惜，可当年合并于哲学系后，人们的普遍感觉是这是理所当然的。

　　好在一个偶然原因，外哲所没有与西哲教研室合二为一。据说有一笔海外支助基金只能捐助给研究所，于是外哲所在哲学系内保留了下来，并获得她期盼已久的资金，转向一丝生机。

　　可是，她仍然走向衰落。外哲所被哲学系吞并后陈启伟即卸掉所长一职，哲学系党委在外哲所中挑选所长人选。按理王炜是当然的接班人，80年代他是思想文化界的组织者之一，90年代前期他一直以实际上副所长的身份帮助陈启伟工作，但是此时他恰好下海，不可能再担任这个职务。即使不下海，他也未必肯担任陈启伟主动辞去的职务，或者哲学系也未必会让他这个不大听话的人担任该职。于是哲学系只能考虑他人。杜小真和陈嘉映根本不必考虑，因为他们骨子儿里头就不是这块料子，也根本不想让任何官职玷污了自己的身子。哲学系选中有一定活动能力的李超杰，可是李超杰坚决拒绝。最后，也是最可笑的是，竟然由张祥龙来任所长职。张祥龙比杜小真和陈嘉映更不是这块料子，更不想玷污自己的身子，可禁不住哲学系对他的百般劝说，勉强上任。结果证明，所长一职对他是一个折磨，在任几年里他始终不能摆脱纯粹学问与繁杂事务之间的冲突所带给他的苦恼，而且，他的性格天生不适合当官，不适合在外哲所与哲学系之间的周旋。所长一职根本失去了学术组织者的本来性质，而变成了一个摊子的看守者，应付着毫无意义的琐碎事务。外哲所冷冷清清，维持其存在已是一种形式，一种多余，一种应付。在张祥龙的忍耐达到极至时，他辞去了职务，由韩林合接任，这标志着外哲所的名存实亡。

　　外哲所衰弱的原因之一在于她缺乏学术领军人物，缺乏不仅学问在行且能领导同行的人物，诸如倪梁康、刘小枫、张汝伦（尽管名声不好）这样的人物。为什么就不能象五四时期的北大那样把这些人物吸引过来？这只能说明北大哲学系缺乏魅力，缺乏兼容并包胸怀，以致排斥人才，排斥异端，甚至排斥天才。这样下去，终有一天，她将失去在哲学界的显著地位。但愿外哲所的衰落不是北大哲学系乃至北大衰落的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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