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与对华政策

　　从一般原则上来看，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本国利益。虽然作为国内社会整体利益的国家利益应是客观存在的，但在国家生存末受直接威胁时何谓国家利益，主要取决于国家领导集团的主观判断。外交行为受领导人思想意识的支配，而领导人的外交思想不仅是在对外部环境长期作出反应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本国家、本民族的政治文化、观念形态的反映。国际政治包含着不同国家利益的协调与冲突，也充满着不同思想原则的相互撞击。因此，研究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联系该园的政治传统，价值观念，以至广义上的文化来进行考察。

　　一百多年来，美国国内政治基本稳定，保证了外交政策相当的连续性。同时，由于种族构成、联邦体制、三权分立等因素造成的政治多元化，美国同世界上其他政治大国相比，外交受国内政治制约的现象更为明显、更为直接。随着美国对外政治、经济关系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和政治机构参与对外交往活动。具体政策的产生，一般都是各种利益和思想互相交锋的结果。美国外交政策的过程非常复杂，掌握最大决策权的总统，在入主白宫之前未必有充分的外交经验，但却必须始终适应国内政治思想动向。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前后矛盾、左右摇摆，常常由此产生。

　　在美国外交史上，对华政策很少处于中心位置，高层外交决策人物对中国问题往往了解甚少。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费正清曾抱怨说，了解中国的知识重担交给了中国事务专家，有关对华关系的重大决定却由别人去做。[2] 正因为如此，了解美国的政治传统与外交思想，对于研究美国对华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一

　　美国外交思想的最大特点，是现实利益考虑与意识形态考虑之间的矛盾交织。

　　美利坚民族以讲求实际著称于世。美国人不讳言私利，不墨守成规，不囿于一种固定的思维方式。19世纪30年代的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说：“哲学在美国比在文明世界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受重视。”[3] 这是指美国古典传统哲学负担最小而言。后来发展起来的地地道道的美国式哲学，是詹姆士、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哲学。它是典型的美国生活方式的产物。在实用主义中，不仅可以发现早期移民带来的重经验而不重思辨的英国式思维方式，发现创业时期形成的务实与首创精神，而且可以领会到那种重视进取心、行动和成功胜过重视一切美德的美国式风格。[4]

　　另一方面，美国人又是重视信仰追求的。从北美殖民时期开始，加尔文教派的神学就对政治产生巨大影响。它的教义是上帝选择和命运注定。“加尔文主义的思想气质视美国为救世主民族。”[5] 实际上，宗教的价值标准就是一种意识形态。[6] 被认为只讲实际利益而缺乏信仰和道德观念的人，在美国很难成为政治家。美国人喜欢常提上帝、做礼拜的领导人。[7]

　　上述两种思想顿向反映在美国外交中，逐渐形成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争。现实主义外交思想被认为趋向于保守，强调外交的主要目标是维护和平。政治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在国际政治中追求本国利益和权力是正当的，实力是利益的后盾。美国外交的出发点应是国家利益而不是抽象的道义原则。政治家的最高道德准则就是维护本国利益，为此而暂时妥协以至牺牲其他一些思想原则也应在所不惜。现实主义者把国际关系看成是权力政治，其主要观察方法是分析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变化，主张运用均势原则指导外交实践。他们认为外交权应高度集中，决策者有权以秘密外交的方式纵横捭阖，求得国际冲突的和平解决。在此过程中，应尽量排除国会与公众舆论的干扰。

　　理想主义的外交理论看来更趋向于主张世界政治的变革，强调外交的主要目标是维护正义和全世界的社会进步。它视美国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道义之邦。用美国的是非标准衡量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制度，并认为美国有义务将美国式民主推广到全球。理想主义者强调外交公开化，国会对总统的制约，以及公众对政治的监督。他们更多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解释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视国际斗争为正义与邪恶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维护人权与践踏人权之争。

　　美国以其独特的理想方式看待世界。一位美国政治学家指出，宗教的价值准则是美国迄今占支配地位的价值准则。“美国的理想——分解到它的精髓——乃是由两个要素所组成：开明思想与宗教信仰。而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并将永远存在着固有的矛盾。”[8] 分析起来，开明思想意味着承认多元化，提倡自由选，而宗教信仰则意味着只能有一套价值标准。于是出现了这样一项二律背反：美国理想中的世界，是各国采取同一种发展模式，即美国的多元化模式。

　　美国外交思想中存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矛盾，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不同时期的美国政策思想明确分为两种类型，或者把决策者截然分为两派。两种思想方式，两种判断标准的斗争无所不在，但相互之间又常常渗透包容。实际上，美国领导人需要在意识形态和实际利益两方面同时找到政策的基础，在两者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一方面，他们用道义原则来掩饰、解释利益方面的动机，用“美国理想”作为旗帜去争取政治支持；
另一方面，也很难说他们只重权势而没有真正的个人政治信仰，或他们的信仰在指导外交行动方面不起作用。

　　美国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的外交思想，就是实际利益与宗教信仰的一种结合。华盛顿坚信，对绝大多数个人来说，私利都是指导行动的准则。[9] 国家亦是如此，“一切国家都只受自身利益之约束，超乎于此者皆不可信任。”[10] 为了自身利益，美国没有必要在欧洲列强变幻不定的联盟与反联盟之间夹缠不清，而应注重自身建设。但是，华盛顿在他著名的告别演说中又告诫说，唯有富于道德责任感的人民才能使美国制度存在下去，而道德水准历来有赖于强大的宗教信仰来维持。在没有明显的外来威胁时美国不参与欧洲列强的角逐，不仅是利益使然，而且对培育和保护国内的共同价值准则与宗教信仰是必须的。[11]

　　华盛顿于是奠定了早期美国外交的思想基础：第一，美国的独立有赖于欧洲大国之间的权利平衡。美国的政策目标应是防止英、法、德、俄中的任何一国再有洲大陆称霸，也防止欧洲国家在美洲扩张。在这一点上，美国应搞均势外交。第二，均势外交与美国命中注定要充当救世主的信念并不矛盾。因为，18和19世纪的美国实力不够强大，“拯救世界”的第一步要做到内部巩固。这一时期扩大美国影响的最佳方式不是对外干涉而是做出“榜样”。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在社会政治生活的许多方面是鄙视欧洲的。他们认为，欧洲社会等级森严的君主制封建传统造成专制政治，而美国则是阶级差别小，鼓励民族融合的民主政体。欧洲列强的国际强权政治是国内专制政治的继续，也是不道德、不民主的。美国则无霸权野心，超脱于强权角逐之外。[12] 此外，美国还自诩具有反殖民主义，反种族压迫，支持弱小民族的传统。从这点上看，美国政治家又自认为一直在搞道德外交。

　　在美国外交史上影响深远的孤立主义思想，用均势原则（现实主义）和道义原则（理想主义）都能解释。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大规模参与欧洲列强及日本在世界各地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美国政治家却更强调美国外交的道义传统。这时的“命定观”论者不再满足于榜样的力量，而是要求摆脱孤立主义，更咄咄逼人地干涉世界事务了。一次大战时期的威尔逊总统高叫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理想主义国家，天生具有完成拯救世界使命的特权。[13] 他用“民族自决”、“建立世界新秩序”、“反对秘密外交”等表面上抽象的道义原则，掩盖了所有的利己扩张动机。威尔逊甚至宣称，“权力均衡本身连同结盟一类的手段，都可以休矣。”[14] 二次大战期间的罗斯福总统既是马汉的海上霸权理论的崇拜者，又是威尔逊自由主义色彩的继承者。他善于使利益目标同意识形态相融合，而当而这不能协调时他宁肯暂时牺牲后者。这点在他同斯大林达成雅尔塔协议时表现得十分明显。

　　两次大战加上同苏联的冷战，使美国永远摆脱了原来意义上的孤立主义。在当代美国统治集团看来，美国在世界上任何角落都有利益要保护。不过，美国应如何规范自己的世界利益，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冷战初期，新教神学家尼布尔、国际政治学家摩根索、外交家凯南等人提醒美国人说，美国并不游离于世界霸权角逐之外，同其他国家一样在为本国权益而斗争，不过美国只应依据本国实力去保护力所能及范围之内的利益。但是，当美国的相对实力处于巅峰状态时，这些现实主义理论家的观点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在“美国万能”意识的驱使之下，不少美国政治家认为完成“救世主神圣使命”的时机已到。伴随这种使命感增强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即本世纪以来对美国安全造成真正威胁的三个国家——德国、日本和苏联， 在美国人眼里都属于极权主义国家。其中唯有苏联能达到与美国势均力敌，平起平坐的地位，由于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直至今天的美国领导人都用两种意识形态之争（即所谓民主自由与极权主义之争）来解释美苏对抗与竞争，来说明美国坚持的道义原则与国家安全利益是一致的。

　　二

　　在美国对华外交中，理想主义同现实主义的矛盾交织同样贯穿始终。

　　最早参与中美两国交往的美国人主要是商人和传教士。商人追求的是物质利益，而传教士则是美国精神生活的代表者。相比之下，传教士对政府政策和国内舆论的影响比商人大得多。“门户开放”政策固然是为了扩大美国在华经济利益，但也蒙上了意识形态色彩。美国历史学家韩德就此指出：“无论这些利益集团(按：指实业家、政治家和传教士)的根本目标如何不同，它们都有一种共同信仰，就是使中国保持门户开放，以便美国人可以扩展他们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和影响。这些美国人坚持认为，在自由竞争中，他们的基督教慈善动机，他们的经济知识、技术和资本，以及他们有吸引力的民主制度，使他们享有明显优势。美国人梦想使中国在美国的庇护下实现独立和‘现代化’，这一梦想激发了‘门户开放’政策；
美国人期望中国人会因感谢这种帮助而对美国友好，这种期望又使‘门户开放’政策得以维持下去。”[15] 也就是说，在“门户开放”政策提出的思想基础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兼而有之。此后的几届美国总统，有的（如共和党的塔夫脱）更偏重于推进在华的经济利益；
有的（如民主党的威尔逊）则寄厚望于扩大在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

　　当日本直接侵略中国时，美国正陷入空前的国内经济危机，孤立主义情绪在美国政治社会蔓延。同时，美国的外交注意力集中于欧洲，胡佛政府认为中国对美国利益来说并非生命攸关的地区。[16] 因此，美国无意也无力承担对日战争的风险来援助中国，现实利益压倒了道义原则。然而，从美国人的角度看，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和罗斯福的“检疫隔离”演说，毕竟体现了声援弱者反抗侵略的“理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援华抗日，明明是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用罗斯福的话来说，目的不过是用中国战场牵制日本的军事力量，希望中国成为战后美国的盟国而已。[17] 但是罗斯福抬高中国(其实是蒋介石)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签订取消治外法权的“平等新约”等做法，又给美国政策罩上了“道义”光环，使美国以中国的恩人自居，并要求中国人感恩戴德。[18]

　　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前，反共意识形态在美国欧策中所起的作用不大。战争结束后不久， 中国成为美国在世界范围内遏制苏联的战略棋盘中的一角，中国共产党在美国决策者眼中的 形象，便从“土地改革派”、“民族主义者”变成了“苏联走卒”。无论从战略利益还是从意识形态来看，中共都是美国的当然敌人，国民党就相应成了当然盟友——从抗日的盟友转为反苏反共的盟友。美国外交思想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集中反映在有关对华政策的几次大辩论中。美国决策者把中国改造成“民主国家”的理想，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及中国的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较有现实感的人，包括外交官中的范宣德、谢伟思、柯乐博，国务院顾问班子中的凯南，决策者中的马歇尔、艾奇逊（他们制定的实际政策同本人的思想倾向不是一回事）。站在对立面，起最大消极作用的是“中国帮”。撇开其成员各自的政治动机不谈，可以看出他们有着共同的思想特点：强烈的反共意识和对美国“无所不能”所持的自傲。其中还有一些人以宗教的狂热竭力鼓吹按照美国理想改造中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则是一个现实感与理想主义兼备的悲剧性人物。他较早预见到国民党政府的垮台，但始终不肯放弃按照基督教信仰改造中国的毕生愿望。[19]

　　在现实派里，以当时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的乔治·凯南对后来美国外交思想影响最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他是外交官兼学者，能从理论高度对美国外交政策作出分析。凯南认为美国的标应是固定的、有限的，从本国利益出发的，而不应以为美国在道德上高于其他民族。过去美国外交政策中最严重的缺陷是用法理加道德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关系。他提倡以地线政治为基础的均势外交。[20] 在40年代后期，凯南认为世界上只有5个地区对美国安全来说生命攸关：美国本土、苏联、英国、莱茵河谷以及日本。美国在远东的防线应划在西太平洋上以日本为中心的弧形地带。[21] 至于亚洲大陆上的政治动乱，凯南劝美国决策者不必过虑。中国贫困落后，缺乏资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不了强国，即使同苏联结盟，也不会对美国安全构成多大威胁。虽然中共同苏联有意识形态的纽带，“民族主义很可能被证明是共产党人的棘手问题。”[22] 在1951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凯南批评了美国对东方国家那种以恩人自居的态度，指出“没有一个民族可以判断其他国家的内部制度和需要”。美国连自己的民族融合问题都没解决好，还是少插手他国国内事务为好。[23]

　　凯南的思想影响了艾奇逊等决策人物，但是当时美国的国内政治气氛和冷战背景都不允许凯南提出的国家利益原则成为美国外交思想的主流。在中苏结盟、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反共意识形态便同消除“中国军事威胁”的战略考虑融为一体。这时的反共口号不仅仅是美国扩张的借口，也真实地体现了美国人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恐惧以及自信心所受到的打击。正如费正清所描述的，“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口，不仅唾弃了基督教，而且也唾弃了法律的最高权力、个人主义的理想、多党竞选制、公民自由权，总之，唾弃了我们的整个政治秩序，以及通过合法手续得到自由和安全的种种观念。我们感到我们的基本价值标准受到直接威胁。”[24] 由此可见，遏制新中国既是维护美国战略利益的需要，又是维护美国理想的需要。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是冷战高潮时期美国外交思想的最合适的代表。他有突出的宗教背景和强烈的反共意识，在反共高调的背后，社勒斯也颇有一些现实考虑。例如，1957年6月，他发表了著名的旧金山反华演说，明确拒绝象承认苏联那样承认新中国，反对开展对华贸易，并声称美国的责任在于加速“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消逝”。[25] 但同年8月，在一次决策集团的内部会议上杜勒斯却说，“必须象对待苏联那样对待共产党中国，这样的时机已经迫近了”，特别应该改变的是对华贸易政策。[26] 在处理台湾海峡危机的过程中，他也是言词激烈而行动谨慎。他的鹰派形象，在相当程度上是反映并迎合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占上风的共和党保守势力的利益。

　　从5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国内出现要求经济政治变革的趋向，民主党势力增强，自由主义复兴，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减弱，外交政策也做了相应调整。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一批有影响的国际政治学者和中国问题专家提出了重新制定对华政策的建议。[27] 肯尼迪政府和后来的约翰逊政府虽没有明显改变对华政策，但开始更多地从地缘政治而不是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对华关系。[28] 特别是在中国研制核武器以后，美国领导人心目中的“中国威胁”，主要是军事上而非政治或意识形态上的。

　　在具体的外交设想中，美国决策者曾企图拉拢苏联打击中国，以保持中苏分裂的持久化。[29] 1964年，国务卿腊斯克声称他认为苏联不愿为促进世界革命而牺牲国家利益，苏联采取现实主义态度而中国好战，因此美国对中苏采取不同政策。[30] 这说明在美国对中苏两国的政策中，战略利益已开始同意识形态脱离了。同时，在为进行越南战争辩护时，美国决策人也越来越强调战略利益。约翰逊于1968年宣称：“我们卷入南越的中心目标一直是美国的安全。”[31]

　　值得注意的是，从杜鲁门到约翰逊的战后历届美国总统，从未明确承认美国实力的限度。肯尼迪在其就职演说中声言，美国“准备支付任何代价，挑起任何重担，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以确保自由的生存和胜利。”[32] 约翰逊自认为既有能力在国内建设“伟大社会”的计划中取得成功，又能取得越南战争的胜利。[33] 不公开承认本国力量有限的国家领导人，是不可能完全贯彻现实主义思想并推行均势外交的。

　　三

　　尼克松—基辛格时期，美国外交思想发生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变化。现实主义理论取得了真正统帅美国外交政策的地位，理想主义原则第一次无法解释也无法指导美国对华政策。

　　60年代后期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是导致美国改变对华政策的主要客观因素。无论谁为美国外交掌舵，政策调整都势在必行。尼克松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能成为对华政策的缔造者，是“时势造英雄”。但是这对政治搭档的个人素质和他们对客观形势的能动认识，也对中美关系的突破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尼克松将意识形态方面的僵硬态度同政策方面的实用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独特的外交风格。他上台前的反共斗士形象，成了他保持外交灵活性的政治资本。在长期政治生涯中，他养成了敏感的政治神经。基辛格的理论修养，在很大程度上恰好弥补了尼克松的不足。基辛格在参政之前，就指出美国外交政策需要一种“哲学深度”。他认为美国要创造一种有利于自己的世界秩序，必须首先形成一套系统地认识世界的理性观念。[34] 基辛格深谙近代欧洲外交史，崇拜梅特涅、俾斯麦等擅长均势外交的政治家。作为理论家，他同凯南有许多共同点，都属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学派。

　　美国改变对华政策，除了需要重新估价“中国威胁”外，还要求美国决策者对整个外交思想进行更广泛、更深刻的反省。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认识到美国地位的相对削弱和在世界范围内收缩力量的必要性。1969年发表的尼克松主义做到了这一点。后来基辛格就尼克松主义解释说：美国不能也不会为自己的盟友承担所有的防御义务，“我们的义务必须由自己的利益来决定，而不是相反。”[35]

　　承担的海外义务越少，感受到的威胁就越小。这时美国如果再把中苏同时看成危险的敌人，就不合逻辑了。美国必须保住重点地区，对付主要敌人。尼克松政府不再象前几届政府那样，把美国在越南干涉的成败看成美国权力和全球义务的象征。在基辛格眼中，越南只是“一片重要大陆上的一个小半岛”，因此从越南撤出并不意味着全球战略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36] 美国从越南撤军是推进现实主义外交的重要标志，也是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前提。

　　在重新估计美国实力的基础之上，尼克松和基辛格确立了世界多极化的思想。尼克松在1971年7月的堪萨斯城讲话中预言，不久的将来世界将出现5大经济力量中心——美、苏、西欧、中国、日本；
由于中国最终将成为经济强国，美国应采取步骤结束孤立中国的政策。[37] 他认识到，没有中国发挥的积极作用，美国设想的稳定的世界秩序就建立不起来。基辛格在1973年这样勾画多极化：“在军事领域存在着两个超级大国。在经济方面，至少并存着5个力量组合。在政治上，更多的权势中心已经崛起。”[38]

　　尼克松与基辛格的多极化观点在美国受到了不少战略家和学者的批评。有人提出西欧、日本和中国都够不上“极”。[39] 但是基辛格坚持己见，还争辩说，两极世界被多极世界所取代不单是客观发展趋势，而且对美国有利。他的理由是：在两极世界上，一方得益似乎就是另一方的相应损失，每一项国际争端都被超级大国视为事关本身生存的大问题，于是两大国的外交僵化而缺乏灵活性，彼此关系随时都会因突发事件而恶化，力量平衡无法自行矫正。在两极结构中，两大国都力图控制各自的盟国，并在不结盟国家内争夺势力范围，而小国则力图摆脱控制或寻求大国保护，形成许多不稳定因素。因此在基辛格眼中，一个更加多元化的世界才深深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40]

　　认为世界政治的多极化有利于维持均势，而均势是世界和平的前提，这是基辛格钻研外交史得出的主要结论，并成为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重要思想基础。[41] 尼克松显然采纳了基辛格的均势思想。在1972年访华期间同周恩来会谈时，尼克松说他关于多极世界的堪萨斯城讲话反映了一种“深思熟虑的信念”。尼克松在同年还公开表示这样的看法：“在世界历史上，我们享有的任何一次持续时间较长的和平，都处在权力均衡得以维持的时期。而当某国比其潜在竞争对手远为强大时，战争危险就增加了。……我认为，如果我们有更为强大而健康的美国、欧洲、苏联、中国、日本，每一国都牵制着他国，而不是利用某国对抗他国，从而出现均衡局面，这个世界就会更为安全，更加美好。”[42]

　　基辛格认为，根据均势原则，在70年代初苏联威胁到中国安全时，美国就应该“扶弱抑强，哪怕争斗的双方是共产党国家，我们对他们的国内政策都不赞同也罢。这意味着我们应该防止苏联侵略中国。”基辛格曾向周恩来解释了他要求美国人接受的“新鲜主张”，即“为了美国的根本利益，必须在总体上维护全球均势，在具体上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因为万一苏联打垮中国的企图得逞，对世界均势的打击绝不会小于苏联征服欧洲的后果。[43] 在这一点上，尼克松也同基辛格的思想完全一致。在向美国决策人物解释他的对华新政策时，尼克松表示不能听任苏联进攻中国，美国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喜欢中国，而是必须在中苏对立时保护美国的利益。当然，美国也不想因接近中国而过分刺激苏联。不过正象基辛格后来所承认的，当时所谓美国“无意打中国牌”一说，只是对苏联的一种“常规的安抚外交”而已，美国实际上就是想脚踏两只船。[44] 在基辛格、黑格等人就结束越南战争进行外交活动时，也象利用中苏矛盾一样，不断寻找中国同越南之间利益的不同点，以提高美国的谈判地位。[45]

　　过去，美国领导人把遏制共产主义的目标作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来看待。这种思想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视为敌国或潜在威胁。尼克松和基辛格有意识地修改了外交战略，不再将意识形态作为确定威胁来源的主要标准。正如基辛格所说：“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对其他国家——包括共产党国家，特别是象共产党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判断，将以它们的行为为依据，而不是以国内的意识形态为依据。”[46] 尼克松也曾当面对毛泽东说，美国认为一个自家的“国内政治哲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该国的国际政策和对美政策。[47]

　　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上述观点，同一直深深影响着美国外交的理想主义原则形成了鲜明对比。理想主义原则要求苏联、中国等共产党国家首先改变国内政策，接受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然后才谈得上西方同它们的长期合作。[48] 尼克松以前的美国政府基本上持这种态度，尼克松本人过去也曾坚持过这种观念。但在担任总统之后他终于从原则上认识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需要不同的制度，美国不应该用西方民主的标准去衡量所有国家的政府。[49] 当然，不能以为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观察国际关系时完全不带意识形态框架。例如，基辛格自称“对周恩来所代表的制度不抱幻想。”以他的价值观来衡量，中国的社会发展是违反人道主义原则的。[50] 尼克松也持类似的看法。[51]

　　传统现实主义理论所推崇的均势外交，要求以各国最高决策者之间的秘密谈判为主要外交活动方式，以这种谈判达成的利益协调、相互妥协、避免冲突为主要结果。[52] 尼克松时代的外交具备了这种特点。美国打开通向北京的大门首先需要两国少数人士之间的秘密接触，这固然是当时国际斗争和国内政治的背景所决定的，也与尼克松、基辛格的个人思想作风有关。尼克松喜欢大权独揽，不信任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基辛格一向注重历史和实质问题的研究。作为学者，他鄙视风行于60年代那种注重程序问题的行为主义研究方法；
[53] 作为外交家，他常常有意识地避开官僚机构（如国务院）的行政干预，也不愿多与新闻界打交道。尼克松和基辛格都对国会影响政府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十分不满，认为国会妨碍了他们充分利用传统的外交手段达到目的。

　　具体到对华关系上，尼克松、基辛格只允许极少数人参与有关中国问题的决策。基辛格认为，中国的保密工作是可信赖的，而且中国最高领导人受国内政治体制的制约较小，因此比苏联领导人在政策调整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54] 要使美国在同中国的谈判中所做出的妥协不致因国内政治压力太大而无法兑现，谈判内容必须向本国的非行政部门和新闻舆论界保密。尼克松说：“毫无疑问，保密是要付出高额代价的，这种代价的形式是政府内部的思想交流不那么自由和富于创造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但是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没有保密就不会有向中国的开放，不会有同苏联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不会有结束越南战争的和平协议。”[55]

　　尼克松政府(以及后来的福特政府)在改善对华关系的过程中，的确遇到了相当大的国内政治阻力。尼克松承认，把对华关系重心从台湾转向中国大陆，对于美国和他个人都是“令人痛苦的变化”。在美国，反对尼克松对华新政策的人，尽管各自利益不同，大多数是从传统的理想主义即意识形态的角度提出异议的。正如尼克松事后回忆的，“十一年前我们对中国采取主动行动时，美国有很多人表示反对，因为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共产主义。”[56] 基辛格在推行他的均势外交时也遭到不少非议，右派指责他对共产党软弱，自由派批评他的外交方式不民主。[57] 尼克松和基辛格力排众议，才实现了对华关系的重大突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英雄造时势”。但是在他们退出政治舞台后不久，理想主义思想就回潮了。

　　四

　　民主党总统卡特入主白宫后，美国外交最显要的变化是强调人权和道义原则。这种变化与上两届共和党政府未能有效地恢复美国的实力地位有关。另外，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和水门事件严重地损害了美国人对本国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自信心。同时，不少政界人物攻击基辛格似的传统秘密外交“见利忘义”，有悖于美国的道德观。卡特的政治观点恰好适应了上述国内政治动向。

　　卡特明言，他本人的政治原则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依卡特之见，“对于外交事务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是美国理想主义的表现，而道德原则乃是美国运用其权力与影响的最好的基础。”他崇拜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也推崇杜鲁门的外交原则，批评杜鲁门以后的美国外交不够突出理想与道义原则，在决策方面，科特发现尼克松和福特同国会关系紧张，于是承诺要更多地向国会和新闻界通报情况，加强与国会的协调合作。[58] 不过，真正贯彻卡特宣布的外交原则谈何容易。在他执政后不久，人权和道义外交就徒有其表，俏俏地逐渐让位于权力外交了。

　　卡持的个人政治信仰在他处理中国问题时有所表现。例如，他把近代到中国去的基督教传教士说成英雄。在邓小平访美期间，卡待曾亲自提出恢复外国在中国传教的问题，以及中国人移居国外的“人权问题”。[59] 但是，在对华政策的主要方面，他实际上继承了尼克松——福特时期的现实主义路线。所不同的是，卡特认为对华政策长期以来受美苏对抗的心理支配太多了，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动机除牵制苏联外，还应包括加强西太平洋的政治和军事稳定。他相信一个强大而独立的中国是维持和平的力量。[60] 他还认识到，“中国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信誉很高，……同中国合作是促进美国同这些国家之间的和平和了解的一种手段。”[61]

　　卡特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关键性人物是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当万斯领导的国务院同布热津斯基发生政策分歧时，卡特声明后者所阐释的国际问题立场都是符合政府既定政策的。[62] 布热津斯基是世界多极论者，参政前曾指出美苏主宰国际政治的时代业已终结，亚洲取代欧洲成为对国际秩序最具潜在危险的冲突场所。他很重视中苏关系问题，认为中苏分歧造成了美国所赞成的多元化全球结构，“一个多中心的共产主义世界是一个比较多极化的世界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共产党政权逐渐演变为国际社会的比较合作的成员的一个先决条件。”[63] 他对尼克松的对苏对华政策表示赞同，称尼克松为威尔逊以来最有完整而成熟的外交思想的美国总统。同时他也批评尼克松的“五大力量平衡论”难以理解，缺乏长远明光，指责尼克松把美中关系置于美日关系之上损害了美国信誉和盟国利益。[64]

　　关于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作为学者的布热津斯基在1973年提出了自己的反思。他指出，过去美国外交上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之争，即“内向”与“外向”之争，已经基本结束。美国已经无法再回避世界的挑战。传统的现实主义同理想主义之争，演化成了“权力现实主义”同“现世人道主义”之争。“权力现实主义”承认各国的相互依存，这是它区别于传统现实主义之处。传统理想主义关心世界和平，而“现世人道主义”更关心世界的社会变革，有人甚至主张牺牲稳定而求得美国价值观在世界上的实现。[65] 布热律斯基本人强调的是实力与道义原则的结合(他的回记录便以“实力与原则”为题)。这点与卡特的思想相吻合。但是他所主张的，实际上是以道义和人权为旗帜去抗衡苏联影响，增强美国的政治吸引力，最终目标还是扩大美国权力。因此，布热津斯基的思想更接近于现实主义而不是理想主义。在外交实践中，他运用得最多的是均势论。

　　战后历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部首先与对苏政策相联系。在尼克松时期，美国一开始视中国为比苏联更大的威胁，后来采取表面上对中苏“一视同仁”的做法，与两国同时改善关系。在卡他上台的头一年，那种“不偏不倚”的做法便被“搞平衡”所取代。照卡特政府的中国问题顾问奥克森伯格的想法，“一视同仁过于机械，太受限制。”[66] “搞平衡”意味着一定的政策灵活性。1978年12月，科特和国务卿万斯都认为应在中苏之间保持平衡，主张一旦同中国建立贸易最惠国关系，就马上同苏联建立同样的关系。然而当1979年8月蒙代尔副总统访华时，宣布将给中国以最惠国待遇，苏联却未得到同样待遇。蒙代尔还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宣称，任何试图在国际事务中削弱或孤立中国的国家，采取的立场便与美国的利益相抵触。[67] 这些言论和行动表明，卡特政府的“搞平衡”不是同中苏搞等距离，而是优先考虑美中关系。

　　由于越南入侵柬埔寨、苏联入侵阿富汗等事件造成的国际战略态势变化，美国对华政策的指导思想更偏向于均势理论。中国被视为地区性大国而非世界大国，其军事实力及政治影响均远逊于苏美，也就不可能象苏联那样构成对美国的威胁。[68] 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霍尔布鲁克于1980年6月说，70年代初期美国的“三角外交”已不再是处理对华关系的合理思维框架了，对华关系同对苏关系不应相提并论，美国“能够而且将要帮助中国增进安全的努力”。[69] 同时，布热津斯基同国防部长布朗都认识到：“中国比苏联弱得多——对我们不构成直接的军事威胁——它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对我们又是有帮助的，所以应该结中国以更优先的考虑。否则，搞‘机械的不偏不倚’，在实际上反而意味着照顾了较强的苏联。对华关系的原则应该是‘搞平衡’，不仅要考虑苏联的担心，而且要考虑苏联与中国之间力量对比十分悬殊。显然，当务之急是需要在战略上对付苏联人。”不热津斯基还明确指出，上述认识构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一系列具体政策决定的指导思想。到了1980年，由于严峻的战略形势，卡特政府又从在中苏之间“搞平衡”转为“明显地偏向中国。”[70]

　　自从70年代初美国重新估价中国在亚太地区和世界串务中的作用，不再视中国为战略威胁之后，美国在台湾的战略利益就开始出现实质性的变化。到了70年代末，卡特政府把中国当成抗困苏联扩张势头的重要力量。达时，把台湾当成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基地即“不沉的航空母舰”的想法，不可能再成为美国对台政策思想的主流。

　　费正清说过，“美国人在考虑台湾问题时，提不出任何一个压倒其他一切的原则。”[71] 虽然美国在台湾有相当大的经济利益，但是制订《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等步骤和措施，并不完全是为了保护美国在台湾的现实利益，而是确实包含维护美国理想原则的考虑在内。即使在主张积极推进美中关系的政界人物和专家学者中，也没有人能对这些“道义考虑”提出多大异议。这些考虑主要是：第一，“老朋友”论。国民党当局几十年来一直同美国有密切交往，美国许多人对台湾有好感。第二，“自决”论。美国人认为许多台湾人对海峡两岸的统一兴趣不大，因此不应为了取得在中国大陆的实际利益或“讨好”北京而“强迫”台湾回归。第三，“反共原则”论。主张美国不应让台湾“落入共产党手中”。第四，“履行义务”论。强调即使废除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仍有《与台湾关系法》中所规定的“责任”；
放弃义务会使美国失去“尊严和信誉。”第五，“和平”论。无论何时，首先使用武力总是不正当的。凡此种种，都是美国外交传统中理想主义原则的体现。[72] 也正因为如此，当美国在台湾的战略利益已经不那么重要时，发展中美关系的这一障碍仍然难以消除。

　　卡特政府在执行现实主义对华政策的过程中，不免受到上述“道义原则”的种种干扰。此外，尽管卡特曾保证要实现外交公开化，他同中国谈判建交过程中所做的妥协及有关日程表却无法过早公开，于是同国会的关系日趋紧张。科特政府同国会之间在对华政策上“发生纠葛的根子是对华政策仍然异乎寻常地保密”。[73] 许多国会议员不满政府处理台湾问题的方式，认为对国会造成了“侵权”。这也是《与台湾关系法》出台的国内背景之一。[74]

　　五

　　里根是在美国实力、国际地位和信誉进一步下降的形势下上台执政的。在当时的国内政治中，保守思潮盛行。在对外关系中，“出现了一种新现实主义和新的清醒感，它主张美国重新承担起保卫自由社会的责任”。[75] 美国人希望有一位强硬果断的鹰派领袖出来重振国威，恢复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80年代韧出现的美国“新民族主义”以反共意识为特征，它不仅针对苏联的扩张，而且旨在形成一项反对任何共产党执政的全球遏制政策。[76] 历史学家施莱辛格批评里根政府说，它“不是以历史服光而是以意识形态眼光观察世界的。”[77] 里根攻击苏联是“罪恶帝国”，是一切国际动乱的根源。他认为苏联扩张的根源在于国内极权制度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里根强调只有向苏联施加政治压力，促使它改变国内政策，才能取得真正的美苏缓和。里根在政策演说中虽然也讲到过现实主义原则，但他几乎从来不提传统外交中的均势原则，也不提世界的多极化。他强调的是美国的实力原则以及同对手的谈判原则。[78]

　　从1982年6月8日在英国议会发表的演说，到1986年3月14日发表的对外政策咨文，里根反复提到了他称之为“民主革命”的世界性变革。他说：“美国人民信奉人权，反对以任何形式出现的暴政，不管它是左的暴政还是右的暴政。”他把民主化视为“和平和安全的新世界的基础”，同时又与美国的价值观念完全一致。[79] 因此里根主张通过各种方式对民主趋势予以促进，包括插手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以达到“领导世界潮流”的目标。美国在1986年菲律宾的政治变革中所起的作用就是一例。

　　总的来说，里根外交（特别是他的第一个任期内）是一项意识形态色彩十分鲜明的政策。里根几次三番自称“受命于圣经和主耶稣”，“为拯救在极权主义的黑暗中生活的人民而祈祷”，更突出了这一点[80]。现实主义外交家和自由派人士则对里根外交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里根企图将他的反共原则运用到对华政策中，使中美关系一度陷入严重危机。他在1980年底当选总统后说：“我希望看到中国最终成为自由世界的一个当然盟国。我想，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必须谨慎，不要忘记，这个国家的政府所赞成的意识形态的基本信条是要摧毁象我们这样的政府。……我不希望(对华关系)进展很快，以至于有朝一日，我们提供的武器会反过来向我们开火。”[81]

　　当时里根在白宫班子里的亲信是极端的保守派，同里根一样曾主张重建同台湾的官方关系。站在对立面的是里根政府的头一任国务卿黑格。他基于美国的战略利益力主推进对华关系。据黑格回亿：“在这方面我受到了政府内其他人的顽固反对，他们不能使自己相信，并非所有的共产党人部是一样的，国家利益至少如同意识形态一样，是国家行为的可靠指南。”里根确根本不同意义上看法。黑格在勾画里根等人的思想时说：“30年来，台湾一直象征着一种希望（而并非一直被人看作是一种幻想），即世界上拥有最多人口与最古老文明的国家会摆脱共产主义。美国对中国的承认粉碎了这种幻想，但希望却丝毫未损。里根和其他许多人一样难以领会这一事实，……里根在感情上陷得很深。”[82] 新闻界认为黑格辞职与对华政策上政府的内部分歧以及国会亲台派对政府的压力有很大关系。[83] 黑格本人也承认：“在我担任国务卿的18个月内，中国问题比其他任何事件都更令我相信，里根的世界观与我的的确是迥然不同，我不能同时为他和我的信念效劳。”[84]

　　继黑格就任国务卿的舒尔茨与里根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舒尔茨虽然没有公开指责过里根在外交上的理想原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但在政策讲话和外交活动中表现了自己的务实精神。1985年10月，舒尔茨接受了以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者摩根索为名义的纪念奖。在授奖仪式上舒尔茨指出：“对道德原则的热烈信奉并不能代替一项正确的外交政策”，美国经常面临的挑战是制定把道德和现实主义结合起来的政策。舒尔茨在谈到“世界民主化进程”时同里根的观点相呼应，他相信美国的战略利益要求美国支持国外的“反极权主义斗争”，因此美国的道德原则和国家利益“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一致”。他说：“我们懂得，共产主义的蔓延有害于我们的利益，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并不是万能的。”“我们同中国和南斯拉夫的关系表明，尽管意识形态不同，我们准备同共产党国家建立建设性的关系。”[85]

　　从美国方面看，1982年的“8月17日公报”以后中美关系重新走上平稳发展的道路，同白宫班子内的保守派人物失势有关。里根不是一个事必躬亲的总统，对华关系逐渐掌握在比较稳重而有经验的国务院官员手中。政府看起来比先前更为重视国际问题专家的政策建议。这些人考虑对华政策的着眼点主要是全球和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以及美国的经济利益。

　　80年代中期，美国外交界和中国事务专家重新探讨了美中苏“大三角”关系问题。在众说纷坛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70年代初期对美国来说是“大三角的全盛期”，那时美中关系、美苏关系分别比中苏关系好，美国政治上获益最大。但那个时期的特殊环境到80年代中期已一去不复返。“大三角”战略关系出现重大变化：随着美苏关系紧张和中苏关系松动，美国原来的有利地位为中馆所取代，即中美关系、中苏关系分别比美苏关系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须做出战略调整以重新取得有利地位。[86] 一些人对“大三角”概念本身也提出了疑问。美国驻华大使洛德认为，所谓“大三角”不是一个清晰的说法，美苏中战略三角上是复杂的均势体系中的许多模式之一。[87]

　　美国有的国际问题专家在80年代初就建议“在与苏联和中国保持大体平衡的关系中寻求不偏不倚”，认为这样做有助于美国保持政策上的伸缩性。[88] 里根政府对华政策趋于成熟后，看来采纳了这种建议，而同卡特后期那种“明显地偏向中国”的态度有所不同。研究其中原因，仍然是均势原则在起作用：当美国与苏联的综合国力对比有利于美国，而中国外交的独立自主姿态更加鲜明时，里根政府感到没有迫切的需要和可能同中国建立密切的战略合作。里根的国防战略主要是进一步加强美国的军事力量以及与盟国的战略协调，以此压制苏联。在这种政策构想中，中国的战略地位不如尼克松到卡待那一段时间那么重要了。

　　无论是在保守派思想家里，还是在现实感较强的谋士当中，都有人呼吁里根政府在同中国和“非共产主义亚洲”打交道时，优先考虑后者。其理由是日本经济实力雄厚，实行市场经济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发展速度快，它们同美国的经济交往比中国密切，同美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方面的差距又小得多。美国决策者的确比过去更为强调美日关系的重要性。他们说，美日两国的理想、价值观念基本相同，政治、经济、安全利益基本一致；
相比之下，“中美两国在利益上的共同之处确实是有限度的。”[89]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对华政策委员会在1983年的政策报告中提出，美国在对华关系中必须使感情成分比过去大为减少，而现实主义成分比过去大为增加。美国应该清醒地看到两国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以及战略利益的不同点，将发展关系的重点放在经济合作而不是军事合作方面。尼克松对这以建议表示赞赏。[90] 实际上，80年代中期里根政府认识到扩大同中国的经济文化关系比发展战略关系更为现实，也更为有利。1986年5月，洛德大使指出，经济已经代替了地缘政治，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动力。[91]

　　里根政府后期相对来说比较务实的对华政策，有时仍在国内引起争议。例如，1987年9月达赖喇嘛访问美国国会后，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政府以高技术转让为筹码，向中国政府呼吁“改善西藏人权”。美国国务院以低调处理此事，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而且西藏形势已有好转，希望不要造成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和对中美关系的损害。然而风波并未马上平息，美国有人指责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和苏联采取的是“双重标准”。[92] 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美国要在对华关系中采取始终如一的现实主义态度，仍然障碍重重。

　　六

　　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理想主义同现实主义始终是对立统一的。今天，以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平衡作为外交的基本原则，在理论上已经确立无疑。然而在实践中天平的两端孰轻孰重，过去和将来都是不断变化的。今后的美国外交思想将向哪个方向发展，非本文所能预测。但是，从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到，以下几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将会影响美国外交的思想动向：

　　第一，美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实力地位的消长。当美国力量呈上升趋势时，华盛顿的决策者就有更大的本钱向外部世界推销美国理想。反之，当美国在海外收缩力量时，外交的意识形态色彩就会谈化。这也是存在决定意识。当今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下降，但美国同苏联相比，国力站着上风。“美苏冷战以美国的胜利而告结束”的说法[93]，说明美国人在国际上的政治自信心似乎有增无减。虽然美国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地位大不如前，但美国人以为，今天世界范围内政治民主化趋势比较符合美国理想，市场经济充满活力，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降低。因此在处理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时，美国很可能重新突出意识形态标准，或以它为工具谋求扩大政治文化影响和实际利益。

　　第二，美国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同国会之间围绕外交权力的斗争。一般来说，现实主义的外交思想在国务院、国防部等行政部门的官员和国际问题专家中占据优势，而理想主义思潮则在国会和相当一部分舆论界更有市场。政府制订和执行外交政策，国会等机构有力量施加影响，例如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之类的法案、干扰现行对华政策。有的美国人说，今天的美国行政部门已经接受国会参与外交的事实，对外政策本应是国会与行政部门双方分担的责任。[94] 持相反意见的人则大声疾呼：“让国会推出外交决策过程！”[95] 今后美国对华政策能否保持很大的连续性，与国会将起的作用密切相关。美国执政党常常不在国会占据多数党地位，也是需要考虑的事实。

　　第三，总统个人的党派背景和思想倾向。有的观察家发现，美国外交政策随着总统选举的政治需要，总存在一个两年、四年或六年的变化周期。[96] 这种说法也许过甚其词，但也不无道理：新总统上台伊始，总要显示他将履行竞选时的承诺，突出他个人的政治信仰特点。在外交方面也是如此。执政一两年之后，出现了总统调整外交政策的较好时机，他可以更多地考虑长远利益，听取顾问专家的意见，采取更为务实的态度处理国际问题。尼克松、卡特和里根，都是在执政两年或解近两年的时候做出有关中国的重要决策的。

　　第四，美国国内的政治思想动向。无论是总统还是国会议员，都是国内各种利益竞争、各种思想交锋之后产生的，他们都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迎合国内政治主流。一般认为，在里根之后的美国，保守思潮仍将稳占上风。[97] 也有人说，实用主义而不是意识形态，在今天的美国更具吸引力。[98] 保守思想在外交上有时反映为实用主义（如尼克松时期），但目前美国的保守主义去较注重意识形态。

　　不管是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反映在美国对华政策中，都有一定的消极作用。现实主义的消极性有两种可能的表现形式。一方面，从均势观点出发，当美国对自身实力及其盟国的实力估计较高、对苏联及其盟国的实力估计较低时，美国决策者容易轻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并且在战略上和经济上都认为“中国对美国的需要大于美国对中国的需要”；
另一方面，当美国实力地位相对衰弱时，又可能企图将中国拉入美国的国际战略棋盘，即“打中国牌”。这两种情况在中美关系缓和后都出现过。在可预见的将来，特别是在美苏关系进一步改善的前景之下，前一种可能性要大得多。

　　理想主义的消极作用更加显而易见。它突出中美两国差异中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以中国仍是“共产党国家”为由，对美国进一步发展与中国关系的必要性和好处提出疑问。它以美国的政治道德观来衡量中国的国内政策，以至发展到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有少数人从极右立场或者自由派立场出发，或鼓吹反共，或鼓吹“自决”，造成对中国统一事业的干扰。

　　但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识到，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符合美国长远利益，也是值得追求的理想目标。最近，前国务卿基辛格和万斯联名发表文章，论述美国外交的两党一致的目标。文章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中国人总是目光远大的，美国人也应该如此。”他们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为发展更强大的、对双方有利的关系提供了一条渠道。由于我们的技术力量，美国能够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起特殊的作用，又不致产生伯美国控制的担心。我们相信自己应当起到这种作用，因为在维持亚洲的力量平衡方面，在更广泛的全球问题上进行合作方面，一个强大而独立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99]

　　我们希望这能代表美国政治家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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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华美国学会编：《中美关系十年》，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2] Foreword by John King Fairbank for Richard Moorsteen and Morton Abramowitz, Remaking china Policy: U.S-China relations and Governmental Decision—Mak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III.

　　[3] 转引自Arthur Schlesinger, Jr., “Foreign Policy and the American Character”, in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3, p. 1.

　　[4] 时光：“实用主义哲学略评”，载《光明日报》，1988年10月17日。

　　[5] Schlesinger, op. cit., p. 1.

　　[6] 本文所讲的意识形态，指的是指导人们进行政治活动的一整套价值观念和信仰体系。美国人的意识形态不仅仅是反共意识。

　　[7] Gordon a. Craig and Alexander L. George, Force and Statecraft: diplomatic Problems of Our Tim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55.

　　[8] 詹姆斯·比林顿：“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现实主义和远见”，载《交流》，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出版，1988年第2期，第23页。

　　[9]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Alfred A. Knopf, 1985, P. 11.

　　[10] 转引自Schlesinger, op. cit., p. 2.

　　[11] 《交流》，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出版，1988年第2期，第23页。

　　[12] John Spani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3, pp. 5-11.

　　[13] Steven J. Rosen and Walter S. Jones, The Logic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nthrop Publishers, 1980, p. 41.

　　[14] 转引自Charles W. Kegley, Jr. and Eugene R. Rittkopf, The Global Agenda: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Random House, 1984,(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p. 48.

　　[15] 韩德：
“《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中文版序”，载《美国研究》，1987年第3期，第156-157页。

　　[16] Akira Iriye, Across the Pacific: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67, p. 195.

　　[17] Barbara W. 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45, MacDonald Futura Publishers, 1981, pp. 305, 401.

　　[18] Warren I.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John Wiley & Sons, 1980, pp. 161-163.

　　[19]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起源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358-374页，382-383页。

　　[20] James E. Dougherty and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Harper & Row, 1981, pp. 103-108.

　　[21] Dorothy Borg and Waldo Heinrichs, eds., Uncertain Years: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947-1950,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4-15, 67-68.

　　[22] Memorandum by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PPS 39), September 7, 194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8, Vol. VIII, pp. 146-155.

　　[23] George f.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1900-1950,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1951, pp. 49-50.

　　[24]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34页。

　　[25] 《中美关系(文件和资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89-303页。

　　[2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Vol. III, p. 584.

　　[27] 资中筠：“缓慢的解冻——中美关系打开之前十几年间美国对华舆论的转变过程”，载《美国研究》，1987年第2期，第7-32页。

　　[28] 王缉思：“冷战时期美国对东亚政策思想的演变”，载《世界历史》，1988年第2期，第116-117页。

　　[29] Franz Schurmann, The Logic of World Power: An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Currents, and Contradictions of World Politics, Pantheon Books, 1974, p. 508.

　　[30] Max Frankel, “Rusk Tells Why Policies Toward Red Lands Differ”, in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6, 1964.

　　[31] 转引自Robert E. Osgood and Robert W. Tucker, America and the World: From the Truman doctrine to Vietnam,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70, p. 34.

　　[32] 转引自时殷弘：《尼克松主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

　　[33]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270-272.

　　[34] Henry a. Kissing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W. W. Norton & company, 1977, pp. 29-31, 79, 97; 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一册，第91-92页。

　　[35] Gaddis, op. cit., p. 284.

　　[36] Gaddis, op. cit., p. 277.

　　[37] 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1971.7—1981.7)》，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78-79页。

　　[38] Kissinger, op. cit., pp. 128-129.

　　[39]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dison-Wesley, 1979, pp. 129-131; Glenn H. Snyder and Paul Diesing, Conflict Among Nations: Bargaining, Decision Making, and System Structure in International Cris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462-463.

　　[40] Kissinger, op. cit., pp. 56-57.

　　[41] 《白宫岁月》，第一册，第76页，第254页。

　　[42] Gaddis, op. cit., p. 280.

　　[43] 基辛格：《动乱年代——基辛格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3年版，第一册，第65-70页。

　　[44] Gaddis, op. cit., pp. 296-297.

　　[45] Stanley Karnow, Vietnam: A History, Penguin, 1983, pp. 638-639.

　　[46] 《白宫岁月》，第一册，第250页。

　　[47] Gaddis, op. cit., p. 284.

　　[48] Coral Bell, The Diplomacy of Détente: The Kissinger Era, St. Martin’s Press, 1977, pp. 22-23.

　　[49] 理查德·尼克松：《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394-395页。

　　[50] 《白宫岁月》，第三册，第20页。

　　[51] 《领导者》，第259页；
理查德·尼克松：《现实的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84页。

　　[52]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pp. 577-579.

　　[53] 《白宫岁月》，第一册，第90-91页。

　　[54] Kissing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p. 38-39.

　　[55] Gaddis, op. cit., p. 307.

　　[56]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64页；
《现实的和平》，第62页。

　　[57] Craig and George, Force and Statecraft, p. 142.

　　[58] 吉米·卡特：《忠于信仰——一位美国总统的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27、76、77-85、166-167页。

　　[59] 《忠于信仰》，第55、220、241页；

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1977-1981,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3, p. 407.

　　[60] Brzezinski, op. cit., p. 211.

　　[61] 《忠于信仰》，第229页。

　　[62] 《忠于信仰》，第61页。

　　[63] 《布热津斯基言论选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40、46页。

　　[64] Zbigniew Brzezinski, “U.S. Foreign Policy: The Search for Focus,” in Foreign Affairs, July 1973, pp. 712-718.

　　[65] Zbigniew Brzezinski, op. cit., pp. 712-718.

　　[66] Michel Oksenberg, “china Policy for the 1980s,” in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80/81, p. 318.

　　[67] 《忠于信仰》，第236页; Steven I. Levin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Limits of Interaction,” in Samuel S.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Mao Era, Westview Press, 1984, p. 116.

　　[68] Oksenberg, op. cit., pp. 318-319.

　　[69] 转引自Richard H. Solomon, ed., The China Facto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Global Scene, Prentice-Hall, 1981, p. 148.

　　[70] Brzezinski, Power and Principle, pp. 415-425.

　　[71] 《美国与中国》，第338页。

　　[72] Allen S. Whiting, “Morality, Taiwan, and U.S. Policy,” in Jerome Alan cohen, Edward Friedman, Harold C. Hinton and Allen s. Whiting, Taiwan and American Policy: The Dilemma in U.S.—China Relations, Praeger, 1971, pp. 79-103; 《美中关系未来十年——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对华政策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30-331页。

　　[73] 《美中关系未来十年》，第213页。

　　[74] Jacob K. Javits, “Congress and foreign Relations: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in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1, pp. 54-62.

　　[75] 彼·杜伊格南，阿·拉布什卡编：《八十年代的美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76] Robert W. Tucker, “the Purposes of American Power,(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in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80/81, p. 263.

　　[77] Schlesinger, op. cit., p. 5.

　　[78]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U.S. Department of State, Realism, Strength, Negotiation: Key foreign Policy Statements of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May 1984.

　　[79] Ronald Reagan, “Freedom, Regional Security and Global Peace,” New York Times, March 15, 1986.

　　[80] Charles McMathias, Jr., “Habitual Hatred—Unsound Policy,” in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83, p. 1019.

　　[81] 人民日报国际部：《中美关系文件资料汇编》，1982年，第82页。

　　[82] 《黑格回忆录》，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第86-90页。

　　[83] 许明雄：《美国对华外交政策》，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台湾）1982年版，第130页。

　　[84] 《黑格回忆录》，第87页。

　　[85] 乔治·舒尔茨：“美国对外政策的道德和现实主义”，美国新闻署华盛顿1985年10月2日电，新华社译稿。

　　[86] Norman D. Levin and Jonathan D. Pollack, “Managing the Strategic Triangle: Summary of a Workshop discussion,” April 1984, Prepared for the 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Policy, Published by the Rand Corporation.

　　[87] Speech by U.S. Ambassador to China Winston Lord to the National Council on U.S.—China Trade, Washington D.C., May 28, 1986. 美国驻华使馆印发，第9页。

　　[88] 《八十年代的美国》，第15、337页。

　　[89] Chalmers Johnson, “East Asia: Another Year of Living Dangerously,” in Foreign Affairs, America and the World 1983, p. 745; Donald S. Zagoria, “The Moscow—Beijing Détente,” in Foreign Affairs, Spring 1983, p. 873; 《美中关系未来十年》，第513页。

　　[90] 《美中关系未来十年》，第3、第514页。

　　[91] Speech by Winston Lord, May 28, 1986, p. 2.

　　[92] John Bryan Star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Current History, September 1988, p. 301.

　　[93] George R. Packard, “U.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90s: What the Candidates Are Not saying,” November 17, 1987, in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1987, pp. 203-204.

　　[94] 阿尔文·德里什勒：“国会与外交政策”，载《交流》，1987年，第4期，第46页。

　　[95] 同92。

　　[96] Terry L. Deibel, “foreign Policy: The Two-Year cycle,” in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ember 23, 1984.

　　[97] 张毅：“里根之后的美国政局”，载《美国研究》，1987年，第3期，第57页。

　　[98] 威廉·施奈德：“美国政治的新格局”，载《交流》，1988年，第1期，第32页。

　　[99] Henry Kissinger and Cyrus Vance, “Bipartisan Objectives fo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88, p.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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