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ian,Holmes：同一世界，同一梦想——处于新主体危机的中国

　　2007年初，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口号“同一世界，同一梦想”在北京处处可见。传单、杂志、广告板、灯箱、LED显示屏、霓虹灯牌，当然还有无处不在的视频屏幕。利用国家控制的所有媒体资源，北京正准备登上全球化都市的神殿。这次将不会被拒绝，也没有因为天安门事件阴影而失掉1993年奥林匹克主办国的记忆。如虚幻般拥挤的摩天大厦已宣告了这个预言将实现。那里只有一个可能的世界，一个可能的梦想：不断地建设，无尽头的公路，无限的都市化，突破想象极限的都市。庞大的都市建筑群，跳跃的脉搏，膨胀的环形路、地铁、机场、炼油厂、发电厂、子弹火车——城市将吞没郊野，包揽山川和天空——一个世界级的城市。

　　一个社会怎样在全球化中为自己塑造形象？答案可以从国际化过程的心理和物质的内化中(internalization)找到。在全世界过去的20年里，自从1989年，一些落后国家步入加速的自我制造，吸收及采纳了工业技术，制度形式，美学品味，精神架构。这些转型也曾发生过，但是生产容量和跨国交易的增长却是空前无二，甚至超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巨变。如历史学者Giovanni Arrighi指出的，财富积累的重心移向东亚可能给资本主义带来蜕变。但这个过程同时仓皇、混乱、暴力，这不单见于快速的增长(“深圳速度”)，而且可见于现时的社会特别的控制形式。中国的转型正成为这种新复合体涌现的中心现象，而且同时威胁国际社会。

　　全球化个体

　　如果想窥探这个自我“美容”的过程，你可以坐的士回到15年前的北京，到位于首都西南方的世界公园。这个典型的中国景观文化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张，最近成为贾樟柯电影《世界》(The World，2005)的主角。眼前是一系列全球名胜的缩小版：埃菲尔铁塔，自由神像，金字塔，泰姬陵，比萨斜塔。当出境游几乎不可能的时候，游客可以在周末坐火车来观光，新娘们也可以一往如昔地在白色的悉尼歌剧院前面摆姿势拍照。如贾樟柯所指出的，这里“你可以看到全世界而不用离开北京”。但在电影中没有提到的是整个事件中的“刺点”(punctum)一架衰老、破旧的客机，电影的女主角赵涛打扮成机舱服务员在里面工作。这架客机据说是邓小平的官方飞机，他曾乘坐出游及外交访问。也就是说普通游客可以在北京的周末，满足自己的幻想，乘坐邓小平的私人飞机。邓曾以“外国直接投资”这枚魔法钥匙打开封闭的城市，将世界带到中国。

　　相对北京速度来说，15年如同永恒。今天，世界公园已是落后于发展的伤心地。外地的游客不再必到那里去，而是相反方向——首都的东北角。那里你可以找到北京自己的世界贸易中心。它位于全新的中央商贸区，距离库哈斯( Rem Koolhaas)设计的中央电视台新址大厦不远，尚未完工的世贸中心看起来如同一条双头龙。城市现在已是世界公园，闪烁着跨国建筑物的星尘。现阶段的国际已不再是心理的，而是物质的。北京，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成为世界。

　　北京、上海和深圳的经验证实了两样东西。首先，英美的科技和组织器具的延伸已催生了一个世界文明，Félix Guattari称之为“一体化的世界资本主义”。其次，整个世界文明的模式只能在一个区域或大陆的规模内以文化和政治资源来管制和规范。而洲际规模，不论是如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或者区域群如俄罗斯或欧盟，今天在世界范畴里已成为主导，因为只有如此规模才能完全内化，同时又能抵制全球化势力。我们面前是有趣的现实：例如“有中国特色的跨国资本主义”。整个政治经济便生存在这些相交点的张力之中。而有待回答的问题是：这些张力怎样被个体表达及阐述——一个世界性社会的出现，怎样和新主体的生产勾连。

　　“个体”一词意味着微型政治(micropolitical)的尺寸，文化评论局限于主观选择的庆祝。然而个人主义并不总是和全球化主义对立。据社会学家Ulrich Beck所言——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会指出，全球化主义与密集的个人化(intensive individuation)无法分开。而这，就是“同一世界，同一梦想”的符号意义。当我们看一看高度原创及商品化的创意产业时，我们看到的正是全球化主义——以一个个不同的梦想呈现。

　　全球化个人主义是社交关系货币化以及合同化的结果，而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本质。这是一个很令人兴奋的东西，涉及和传统决裂，思想和知觉的新可能，有如超越地心吸力飞游于空中的经历，或者我们可以用另一个词语——“非领域化”(deterritorization)。这是一种释放的经历。你今天在中国城市感受到的是一股异常的生产能量，在身体和建筑物之间流动。这种感觉相应于一个巨大的成就：成千上万的饥饿及贫困人口的出路，同时是向西方国家看齐的新发展路标。但同样的社会现实，却有其更残酷的一面，而它的对手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这个黑暗面，在贾樟柯的电影中是有表现的——绰号“小妹妹”的外地劳工夜以继日地在地盘工作以赚多点钱，不幸被坠落的起重机重伤致命。在医院断气之前，他所能告诉成太生的只是因为住院欠下的一点小债。一个相同的主题出现在成太生在悲伤的亲戚面前点算保险赔偿，唯一识字的侄儿签下将来不再续偿的字据时。为什么坚持货币化及合同化？当描述在世界城市的外地劳工时，贾樟柯尝试打开社会分工所造成的盲区，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使催生城市的各种关系隐形化。这个全球化的个人主义所支撑的潜意识，构成社会最主要的危机，这由全球化资本主义积累的速度所造成的政治和环境矛盾导致——世界社会的发展，正基于新主体的危机。

　　全球涌现的愈发强调威权的管治可以理解为管理这个危机的技巧，而这也和特定的社会和文化历史息息相关。在权力的驱动下，加上为人民提供发展机会的雄心，中国共产党正处于新威权主义管治的前沿。它在一个十分规范化的政治系统以及非常膨胀的经济之间发展一个独特的平衡，以及因膨胀带来的吊诡的开放。现在它正在尝试开拓创意产业，作为增强在国内外的正统性，克服长期以来产品创新方面的缺憾，以及建立一个高级消费产品及服务的国内市场。根据这个概念，以前投放在传统工艺或革命性的前卫实验的能量和灵感，现在需要和视听产品、广告、设计、娱乐、软件和电子游戏天衣无缝地整合。换句话说，这包括了所有能在这个超级媒体城市创造出美感体验的东西。而这些，正是西方消费天堂的建构形式。它们也将现实归于隐形吗？经过验证这个社会、经济、货币支撑下的创意中国，我想指出这个国家现存的矛盾，而这些我们大多数都牵连其中。

　　在开始之前，我必须提醒读者，我并不是一个汉学家，而且我也没有特别的权威去指出这些东西。我想要提供的是一些观察，以及一些可研究的问题：全球化分工的发展，以及一个全球化社会的形成。在任何情况下，文化评论的目的不是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答案，而是去展开一个对话，帮助我们去打开“同一世界的梦想”。

　　都市断层

　　有些艺术家可能对以下对话感兴趣。1996年，行为艺术家罗子丹(1971～)在表演《一半白领，一半农民》里创作了一个双层的或断层的外表，他右边身子穿着破烂的毛泽东服，左边身子是笔直的恤衫、领带。他将自己的脸化妆成一半都市人的白净、平滑，一半乡下人的古铜色、凹凸不平。他就这样子出现在成都市的街头，一只手拿着一张起皱的百元钞票，另一只手拿着一块破布。

　　对此，陈洪捷写道——

　　走在成都市春熙路上，表演者的动作流露着真实及虚幻。在假日酒店，他用农民的衣袖去擦拭门口的马赛克……在一家钟表店，白领试了一个价值230万元人民币的钻石表，欣赏闪烁的光泽。在肯德基炸鸡店，白领兴奋地吃着快餐，而农民却留下炸薯条和沙拉不知怎样吃。这个表演点出了阶级问题，在更深的层次则是人类社会的角色问题，以及禁止人类欲望的矛盾的根源。

　　罗子丹为人格分裂的现代中国提供了一个出色的隐喻，那里有耀眼的新城市，也有向往住在这些城市里的8亿穷困农民。他同时指出了我称为“中国特色的跨国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每个人都知道，自从1980年代珠江三角洲经济特区成立后，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它拥有特别的“中国价格”，即是任何类型的商品都有全球最便宜的叫价。但这个价钱却是依靠都市里白领对大量廉价劳工的敲诈，这些劳工都是他们的那另一半——从乡下走进工厂的农民。这两个形象如何同时存在同一城市，或者如罗子丹所表达的那样生活于同一肤色中？

　　自从1949年起，共产党的户口制度将人们固定在他们的出生地，城市白领及乡下农民的关系已被形式化。（中国1954年宪法取消人民自由迁徙权，1958年1月《户口登记条例》实施后，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才开始受到严格限制——编者注。）在革命时期，优先发展的是城市：城市里的无产阶级获得社会保障以及福利，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被严格控制，在工业快速扩展的时期偶尔有例外，但最终都是以武力将移民逼回农村。

　　令人惊奇的是，这个政策自1980年代起继续被沿用。在改革开放期间，尽管有大量的农村户口涌向城市，城市户口仍然是农民无法实现的梦想。它杜绝农民以及子女享受社会及教育福利，同时使他们处于随时被捕及遣返回出生地的危殆境遇。吊诡的是这个拒绝农民获取城市户口的系统，构成了财富生产的基础，更加吸引农民前往城市。这个悖论使整个大陆的1.2亿移民构成了中国所谓的“流动户口”，他们拥挤在现代都市生活的门口，而没有多少人能够进入。

　　根据一个无法核实的统计，现在主要的工业城市共有3000万外劳工人，而其余的流动户口则流动于农业省(区)。所有这些人都被考虑为离乡背井，他们住在不属于他们的地方。户口系统使农村劳工在中国的境况，有如欧洲或北美的移民劳工，这些劳动力被塞进纯劳力和低技巧服务行业，以进一步削减现行行业的工资。最近国家被逼转型这个系统，特别是在2003年，一个叫孙志刚的青年被拘留在广州市公安局并被殴打致死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后。同时，政府需要解决农村地区持续上升的失业率，以及小型市镇工业发展的不稳定，因为这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官方的立场则是担心完全废除户口系统会引起人口移向沿海城市的混乱。事实上，80%的户口注册已电子化，使户口系统成为强有力的控制工具，所以短期内应该不会被废除，也就是说，城市/农村的分野不会消失。某个程度上，这个特别的社会关系依附在我们穿的衣服、买的商品上——这值得我们去了解知道吗？我们难道真的对中国无知吗？户口系统在未来10年的演变，将是测量阶级结构转变的最佳仪器——这不仅指中国而言，而是全球同理。

　　有趣的是，罗子丹的表演是在1996年，也即是邓小平南巡的几年后。新的发展区、股票以及地产已开放，如新左派评论员汪晖所言：“政策基础及市场条件使中国涌现了新的富有阶级。”当国有企业被遣散，制造了大量的失业人员，中国知识分子也在辩论公民社会的容量能否带进民主改革。这本来预计发生的事情，并不是经过激进的系统改革，而是“经过市场化，本土和政府内部利益组织的成立，以及释放在传统家族组织下所持有的资源”。这在行动上意味着本土层次的交易将被开放，且基于中央政府协调的合同和土地使用权的前提。

　　然而汪晖继续指出：“(知识分子)想象中的公民社会完全偏离工人阶级及农业社会，不单完美地配合加剧贫富悬殊的国家政策，而且在原则上将民主进展和它真正的社会根基切割开来。”结果是中国不平等现象加剧，现在甚至已经达至已发展国家最高水平——如美国。罗子丹将这个情况戏剧化为他1997年的表演《白领模范》，一个商人穿着长袖恤衫以及打着领带，站在街头宛如一个保安，但他却是站在一个连接到氧气缸的透明塑料盒里，将他和人群隔离。当社会分离如此突然，与官方平等主义和共产主义修辞截然相反，“阶级问题”和“禁止人类欲望的矛盾”抵达极端。对话的存在则是基于不存在，作为心理层面对个人的影响不逊于团体。罗两个表演提出的问题最终可能是：难道工作在空调下的你，不能感受到你的另一半肌肤正在滴汗？

　　沿海网络

　　让我们从成都移向中国的工业中心重庆，再经过三峡大坝直下扬州到上海——世界上最生气勃勃的城市之一。上海浦东1992年成为经济特区，因为重工业的增长，加上高科技研究中心以及新的股票交易的吸引，上海已经超越深圳成为中国最具生产力的都会。2002年，它取得了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主办权。一个加拿大籍的顾问解释：“上海想成为世界级城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金融及得上纽约，贸易及得上伦敦，文化及得上巴黎。无可置疑——上海将在2025年之前实现其目标，而2010年的世博会将是一个踏脚石。”

　　重申一次，这是一个想再造为全球化形象的城市。但基于什么？这里我想退一步看看一些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基建。历史上来说，上海作为扬子江的港口，接通了海路的贸易，同时具有为内陆生产的容量，使它成为富有的城市。港口现时仍十分重要，只要从黄埔桥下走到扬子江口，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了——货柜转载、大量的原料、钢铁、造船厂、石油化工厂以及海军设施。那里也有许多巨大的设备，铁锈散发着美感，那些来自已解除工业的国家的游客大感兴趣。但更重要的是踏上海港口，你会开始明白东亚网络的运作。

　　进行中的是连扣的海洋之间密集的贸易：鄂霍次克海、日本海、黄海、东中国海、南中国海，然后倚向印度和澳洲。这些曾是中国古老的纳贡路线，现在则是区域经济的基础。日本在二战后奠下经济基础，而这个工业区曾被美国重新建立以生产韩战供应。日本输进澳洲的铁和煤，逐渐增加钢铁产出，直至超越美国。同期，产生了新的沿海生产模式，依靠船运多于铁路及航空；
这个生产系统通过所有合资及非正式的合作延伸至其余地区。海洋贸易模式最后形成现在分析员称之为“网络力量”的东亚，虽然没有计划形成有如欧盟(EU)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之类的经济及货币区，但却正为世界经济的新生产中心。在1970～1980年代的膨胀时期，日本投资及科技帮助中国发展新的炼钢设施，包括在上海港的宝山炼油厂，现在该厂是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商。

　　再次，这是与内化有关，这次是固定资本。外国直接投资的数字指出：日本以及其他的“四小龙”如南韩、新加坡、台湾、香港在2005年向中国投进340亿美元，远超西方的170亿美元。当然这个数字很难分析：香港是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179.5亿美元)，但也作为其他四地的中间人；
而且大多数的金钱流向简单的生产出口，没有长远的价值。但在好像炼钢、造船以及高端行业如金融或研究及发展，中国正在利用外资兴建基建以有待超越日本成为东亚网络的主要枢纽。在海外华侨的支持下，中国正在重塑为东亚贸易系统的中心。

　　内陆和沿海的距离正是洲际社会控制系统(a continental system of social control)和海洋高科技生产网络的距离(a maritime network of high-tech production)。同时也是陆地的固定性和海洋的流动性之间的距离——阶级分裂的地理正威胁中国内部的分裂。我们重新发现构成“固有中国特色的跨国资本主义”之数量上的张力。地理划分现在是共产党的主要处理的东西。那也是为什么1999年中国推行西部发展的运动，以希望能吸引外资投入中国内域。这场运动的中心点是三坝工程的完工，并将重庆发展成一个可以和上海抗衡的工业重镇。这从书面上可以理解为尝试将沿海的生产模式经过扬子江和电力充足的内海延伸至内陆。在这个过程，任何稳定的或传统的，任何大众认同的或贾樟柯在他的获奖作品指出的“三峡好人”，将消失在生产网络的洪流中。

　　电影《三峡好人》里描述一片废墟怎样变得富庶，主角三明拿着一张10元的人民币照着上面三峡的草图去辨认这片土地正显示了这样的转变。这是一个生活变成艺术的经典作品。你在电影里所看到的，不是艺术之美也不是金钱的符号，而是无止境的兴建、毁灭以及重建，结果当地的居民只剩下一片蹂躏的土地。在电影的结尾，多不胜数的房屋被清拆，而残骇将被江水所淹没，三明出发到内陆的一个煤矿打工，希望赚钱赎回16年前被卖到江边工作的新娘。而这个故事里的女人们却走向相反的方向，三明粗暴的老板的老婆沈红、想向他卖淫的邻居、他只在照片上见过的独女，她们都走向沿海，到珠三角的广州、东莞，或者沿扬子江到上海。

　　下海

　　你不妨问自己：参与这个生产网络到底会怎样？人们怎样将这些基建内化，怎样个人化，也即是怎样参与全球化的过程？改革时期的中国用“下海”来描述脱离社会保障的工作。在研究完新自由主义管治模式之后，我们知道投身于企业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正如Nikolas Rose解释，它需要人们“去运用他们自己的胆量和魄力，去计算他们的收益，去驱动他们以及接受危机”。相似的情况亦适用于中国——但学者却遗漏了基本的特点——身体投进海里溅起的水花，是震惊同时也是快感，无论你是来自乡下的农民，还是你居住的城市已变得面目全非。你能感受到的转型，正是中国城市化的美感。

　　要先一尝滋味，你可以先参观位于人民广场的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它有一个2020年的都会发展模型。更好的是互动的展示，好像一个汽车仿真器，你可以开过32.5公里的东海大桥到新的深水港，然后接驳观光船。这样的一个展示馆好比一张三维的谈判桌，跨国精英可以聚在一起辩论各自的建议书。对于特别嘉宾，则是计算城市的风险及机会，赌一赌上海10年之内是不是可以晋升世界级地位。但更有趣的是想一想展示馆怎样展示给外来者，要知道他们将在这里生活及工作。他们如何跟随上海永无止境的转型？

　　一个名为《虚拟世界》的全景视频展示邀请你去飞越城市，向你介绍城市的引人入胜之处以及设施，带你遨游普通感官无法掌握的空间。最重要的是，让你加速。这样的展览有活生生的政治效用，你在东亚遇到的所有加速的视频广告、计算机图案亦都如是。新的都市感官由先进的生产、交通以及消费技术构成，如果我们的身体无法适应并去驯服它们，使它们成为我们的能量来源，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强烈的震撼。我们不妨回想一下电影以及蒙太奇在20世纪初面世时，在机械化的欧洲都市(Großtadt)影像化中扮演的角色。现在，与此类情境相应的，则是电子器官和远东大都会。这种体验并不限于博物馆。当摩天大厦镜片般的外衣在夜晚摇身变为巨大的屏幕，配以闪烁的霓虹、动画时，它们变成了动员百万人的仪器。

　　这个动员有何效用？在社会上有何重要性？视频是艺术家杨振中使用的媒体，他有一个和西门子移动通讯的制作部合作的作品叫《春天的故事》(2003)。作品基于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的发言，这位将中国转向资本主义的始作俑者将改革美其名曰“解放生产力”。邓小平在广东经济特区取得的成功几乎立即引起上海和其他北方城市的仿效，同时几千座工厂林立于中国大陆，几百万人就业，消费经济涌现。杨所做的是将邓小平长而复杂的讲话拆成1500个小片段，然后由西门子工厂里的每个工作人员说出一句或者一个词语，这些短句被录成电影。每个人被拍摄时都是隔离的，如作者所言，置文本内容的重要性不顾，而是用摄录机勘察画面里工作人员如当代的劳动分工一样不知不觉地合作着。这个移动电话工厂同时意味着一个有弹性的，高度个人化的，永远开放的劳动力市场。

　　持续将脸和主体模糊的一个后果是——如《上海理发》行家的圈内话——永远不相同。与众不同的个人风格定义了“一般”的个人，就好像以前艺术家所做的。但风格化的个人最后的谜团是带领及整合社会合作的支配一切的力量。通过获得参与西门子艺术计划，杨可以为邓小平的讲话编导，用一个很小心注释的乐谱保证正确的节奏及语调，尽管最后出来的效果是散裂的。很难想象一个比这更清晰的现代分工法，个人化的大众被整合以符合那些有信息搜集能力以及管理技术的人的需要。这个体制的中心问题是：谁会为这几百万的自由中介提供动能？或者说，谁会与沟通者沟通？

　　超越经济

　　现在我们可以看看创意工业怎样闯进来：它既不是传统工艺，也不是现代主义者的文化工业如电影及电台，而是崭新的电子化专业，它们塑造了轻量的、复杂的、短暂的、不断更新的高度媒体化城市的美学体验。推动者是创造广告、色彩、灯光、格调、互动电路、室内设计的专家，以及那些使灯光、格调有趣，有市场价值的艺术家、音乐家及公众。现在的整个中国，每个人都在谈论创意工业，北京已经为奥林匹克而战，上海正为世博会努力，而珠三角则在发展全新的市中心以及文化设施，以扭转世界工厂的现状。

　　这个新“新经济”的利益，在管治的层次由一队到北京出卖技巧以及重塑自我的外国顾问维持，然后再由专业杂志放大并回流到西方，如《快速公司》(fast company)，该杂志在2007年中就刊出特稿《中国的新创意阶级》。一如这杂志的名称，这种文化由能够加速比赛的年轻人高速生产。从这点看，它和科网热潮无异。正如一名25岁的姓向(音)的计算机程序员告诉劳工研究者Andrew Ross的那样：“中国是一个很拥挤的国家，而上海并不是能让你轻松的地方。甚至在我想放松时，也可以感觉到经济在我的背后奔驰。”能跟经济赛跑，能在经济快车跟前起舞、旋转、闪烁的艺术，恰恰定义了“创意工业”。

　　创意工业的论述(CI)非常新，因为它1998年才首次由英国文化部的“创意工业任务小组”敲定。但如果我们回溯里根1960年代中的讲稿“创意社会”，即新自由主义的基石，那它则相当陈旧。在1966年加利福尼亚州长竞选时，里根大胆建议将林登•约翰逊总统（Lyndon Baines Johnson，1963～1969年在任）的联邦福利计划取代为优秀人才与本地政府和创新生意任意配合的计划。这位好莱坞的“伟大沟通者”向群众解释：“那是创意社会的基础——政府不会取代个人，而且无法支配个人的潜力，所以只会协调个人，为所有人谋取利益。”

　　在毛泽东去世32年后，英国文化大臣Chris Smith以及他的智囊团发表了著名的创意工业筹划文件。他们所做的是基于多年来构成美国生产霸权的一系列措施，将其重新包装，重新出口。然而，英国人却占有最完美的时机——电子化时代已经来临，知识经济已经由经合组织(OECD)的几十个国家扩展至整个世界。

　　创意工业是政策论述同时也是推广的修辞。它被参与产品制造的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美感品味所推动，同时在金融化的经济领域里开花。对于政府来说，则主要是通过某些被商品化被认为有助于社会凝聚力的文化节目，以实现高水平的就业率和经济增长。而对商业来说，则是在新型的产品设计、娱乐、信息技术和旧式的地产交易接驳的高利润行业中竞争。自从千禧年以来，创意工业已在东亚开花结果。Michael Kean已展示创意工业如何于两年之内(2004～2006)就在中国演变为成熟的政策论述。官方现在已经从以前的群众宣传和传统内容，更新为“文化及创意产业”。目标是由以前的“中国制造”转化为“中国创造”。广告及设计专业也准备推动全国对他们无限生产力的消费——这个目标同时被中国共产党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认同。具体的结果则体现在中国沿海城市对创意的骤然狂热：各种各类人类创造出来的艺术品和城市区域在理论上的完美结合。

　　给一个综合的例子，看看上海现在进行的“1933”计划：将一个3.1万平方米的屠宰场转型成一个创意产业中心，并由Axons Concepts Company以及虹口区政府合办。建筑形式对计划最为重要，目的是要将人类神经系统的创意容量扩大至大都会的规模——

　　在建筑物的结构中，创意的影响十分明显。5层楼高的建筑物由坚固的雕花柱子支撑，这些柱子就好像花茎上延，在接触天花板的一刻盛放。缆车似的中间大厦由一系列的信道、台阶连接到另一个广场。“这是建筑物的大脑”，刘(Axons manager Paul)说：“你可以看到这些原本的通道连接的效果。我们用来帮助将创意能量蔓延至整个结构。”

　　好像这样的项目在中国成长得十分快。这座建筑物里己经举办了2007年11月15～21日的上海创意工业周。为了吸引有才能的精英，它的广告其中一个卖点是“餐厅、酒吧、私人俱乐部以及雪茄馆的天堂”，另一个则是“书店和教育空间将包括戏剧、瑜伽、雕刻作坊、书法绘画班、烹饪学校、茶艺以及京剧欣赏”……1933将所有元素汇于同一地方重新定义“全人”，但它同时想成为一个生产设施，既有大学也有私人企业合作出产营利的知识产权——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创意城市”浓缩为一座建筑物的现成版本。典型问题是创意是否能被管理以及生产丝毫不影响地产发展商。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个地方有钱——据报道，2007年北京的文化及创意产业展览成交额为38亿美元。

　　没有人能预测在中国新创意潮的温室中出现的未来主体将是什么。文化的应用将快速膨胀，起码对于专业人士以及商业精英来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这个膨胀的后果将十分惊人。艺术已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运营角色，成全了现代主义先锋的野心。但是政府使用美学作为心理工程的意愿——以及商业机构所付出的努力，自从弗罗伊德的侄儿Edward Bernays企图操纵客户的梦境牟利的一刻起，其危机就暴露无遗。新文化形式的批判性理解，以及赋予其意义及后果的社会及政治框架，将在打开一个梦想空间时起关键性作用。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可以得到各种相对的自主，以及自我控制的能力。但这个批判必须进入影像自身，它必须是可转型的。这些新影像的危机是巨大的。当国家资本家的力量开始制造你的梦想，那么艺术将成为政治的初级过程(primary process)。

　　当代视觉艺术为今天中国的伦理及政治地位提供了一些线索。但批判和矛盾都不是创意经济的重点。在过多的开幕典礼及地产交易中，艺术家们被官员、画廊以艺术馆侧翼包围。在1990年代初期，因天安门运动流亡海外的艺术家，开始在全世界展览作品，打开传统及社会现实主义绘画以外的市场。10年后，那些艺术家在双年展和三年展中，被视为中立的上一代中国艺术家、评论家及策展人高明潞称为“艺术馆时代”。在这个时代，他认为创造意义的前卫方式——即进入体现社会最高价值的制度，然后暴力地与其分离并暴露后者的空洞及不足——在实践上已不可能。空间的暴增模糊了价值的等级，同时使“打破禁忌”失去重要性。正如高所写的——

　　今天中国前卫或实验艺术家已逐渐失去了定义身份的空间意识。他们的创意空间、工作室、展览画廊和艺术馆已整合为一体。今天中国的艺术世界可以形容为“系统的胜利”

　　外在环境对一个前卫艺术家不再存在，因为前卫艺术家及官方体制的隔膜已不复存在。

　　这些主义的最佳证明莫不过到北京大山子附近的798工厂溜达，或者它的缩小版或复制版——上海的毛根山路，再不然则到明天将开满中国的1001个“艺术工厂”去。这些空间的膨胀跟地产的精打细算息息相关，好像上海这样的市场，已经通胀的物业是2006年的两倍。这和旧金山及伦敦的不同处在于，它并不是将旧区重新发展，而是一看到有利的位置便即刻兴建高楼大厦给巨贾。到目前为止，国家似乎对艺术区有其他计划，特别是在798工厂的昙花一现以及艺术家成功的讨价还价将该地区变成旅游胜地及高品位生活方式所在地之后。

　　要得出任何故事结论——收回最早的艺术空间和北京建筑工作企业，以及在该地开办耐克赞助的“鞋先生博物馆”——举办奥运会的国家（中国）现在打算将该地作为外国游客的橱窗，以排除中国不容许自由言论的说法。同时，政府也想将这些地方作为实验室，看看这些沃荷(Andy Warhol)的中国子孙是否可以创造出设计创意以及新消费环境。

　　这并不是说798工厂和茅根山路都是不吸引人的或纯粹是“合作社”。它们都代表了成就艺术姿态或者文艺对话的根基，在这一点上他们都值得辩护。但无论你喜不喜欢，他们都目击独裁政府小心翼翼地规划一条和自由同步的开放路线以控制人民的能力。当然，那些开发路线必须包括一些谦虚的批判——即中国政府现时怎样内化民主进程。当一个好像刘宝林（音）这样的艺术家雕了一个巨大的铁拳头将力量砸向地面，他很清楚地表达了一个反独裁的姿态。还不太清楚的是在哪里这个姿态能得到共鸣？想象之内是何种重量？15或20年前，这样的东西根本不可能被容忍；
但其本来可以有强大的符号意义。在今天经济实用主义的环境下，没有人会留意这些意义：注意力在其他地方，在手上的钞票和远方美丽的景观之间的完美配合。世界社会不能找到时间、地点、或注意力去谈论的，其实便是我们脚下创造出来的根基。

　　另一个艺术家，刘炜（音），很清楚地指出这个根基：在2005年6月4日，他带着录像机到北京大学，问经过的人那天是什么日子 。大多数都说“6月4号”，当问到“那是什么日子”，他们都转移视线快步走开，并且遮住他们的脸，将自己和录像机及问题隔开。录像很清晰指出的是支支吾吾的对话，书面上我们可以见到拒绝回答者的人格融进了一个不可能，不可能在公众场合指出每个人都知道的真相：“六四”是威权新自由主义的生日。而且，压迫的历史已经被内化为每日自我审查的真实。那依然是大多数人能接触到的力量，包括艺术家及知识分子。

　　这就是自由民主的理论家为西方自由辩护的地方。但我并不想去加入他们。一个相似的，可能没那么戏剧性的是，1968年后在西方社会以及1990年代前苏联国家发生的压迫性的内化。今天则是经济的动机，不是国家在细节上号召什么应该或不应该被创意产业代表。结果是伦理和政治叙述逐渐的中性化。这个在自我表达的中心出现的裂缝，现在被出口到全球。在我们社会仍缺少的，是对现状反抗的心理和社会资源。

　　浮动的城市

　　旅程结束，不是在改革开始的深圳，而是在其他的地方——一个浮动的城市。屏幕上金色的字母闪动，音乐开始演奏，重复而乐观，就好像一把抑扬顿挫的古琴插进了一个音箱。在鲜红的土地，你第一个看到的是一套很小的鼓架，它迅速地消失在视野之后；
但视点再次回来，地板变成深红的旗帜，有一颗棱角分明的黄星——一只熊猫盘旋在天空，一幅毛泽东像在海上沉没，一个超大的胶帽坐落在熙攘的环形路上。一个单车轮旋转，一条有图案的鱼跳出“科技蓝”的瀑布，一辆城市巴士在空中旋转，地标式的中央电视台大厦在起重机的吊绳下疯狂地摆动，在一个巨大的旋转摩天大厦上俯瞰，全世界看起来像一个虚拟的香港。一个烟囱在吐着火焰直至爆炸，烟雾翻腾，碎片打滚，如山的建筑物跟音乐起舞，一辆购物卡车装满了建筑物，一尊还没有完工的佛像沉进波涛汹涌的海洋。这个不断重复的视频叫《人民币：Tracy China的第二人生城市规划》。这是还没有推出的三维小说的推广片断。

　　Tracy China是曹斐在《第二人生》(second life)里的角色的名字，忙碌地将所有关于她国家的陈腔滥调都放进最新地球村的综合景观。视频摄取了当代中国无法阻挡的经济非真实化，以讽刺的计算机图画形式凸显了深圳霓虹流连的商场，以及香港流向大陆川流不息的资本。对一个在一代人时间就从极端的社会主义走向极端的资本主义的国家，有什么比第二生命的梦境更好？

　　库哈斯和他的哈佛研究团队在1990年代中期，将珠三角创意阶级的消息带到西方，当时新经济浪潮刚至。1997年在Documenta x的墙上，珠三角的文字和影像承诺将新型的批判性研究带进世界系统的转变 。但是全球技术官僚继续循环资产阶级和其前卫文化的爱恨关系。今天激进的库哈斯不只是设计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址大楼——共产党的首要控制机关——还设计刺激着投资者欲望的深圳股票市场。同时他的伙伴Bruce Mau利用影像设计散布“巨大转变”的视觉想象，对无限竞争的生态没有任何控制的意图。如果你想要明白珠三角的现实，那建筑师Adrian Blackwell和 Xu Jian简明的文字及图片更为有用。他们划分了一个“工厂地域”，这个地域包括了村民交给工业家发展的土地，以及个体租给外地劳工的住房。根据他们的指示，我去了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后亭村。新自由主义的方程式——即个人和小团体可以推动巨大的转变的信念——在南中国运行得很好。我们看到的是散乱发展的景象：摩登的百货公司挤在破旧村子的中间，朴素的屋子被工厂包围，保安睡在简陋的工厂门口，农业生活的痕迹在混凝土间消失。如常，劳动的过程消失于无形。高明潞在艺术和建制之间，看不见的墙遍地升起。

　　1995年，广州艺术家林一林表演了作品《安全渡过林和路》。在这个视频里，他在过马路时用砖块筑起围墙以挡住交通车辆，每走一步就将旧墙逐块挪位。当你见到南方城市一边不可思议的蔓延，交通和污染都踏在疯狂的边缘上，而另一边则极尽奢华时，你就会感受到影像所表达的意义。这部作品象征着整个社会在过度发展的盾牌后前进，虽然无时不刻威胁着生命，但这却是唯一的游戏——无论你想做什么，你都不得不参与。中国艺术的佳作正清晰地请求回应，对话，以及对现状的批判性参与。如林在他的网页所写：“流行艺术市场的快速成长同时给艺术家带来审判。中国当代艺术家冒险改变他们本来封闭的状态，突然成为品牌明星。如果中国当代艺术不能发展出特别的理论，那么最终只会成为历史上这个时期昂贵的工艺。”但在世界社会中，不情愿或甚至拒绝去发展这个理论，中国艺术家并不是孤单的一群。

　　曹斐也来自广东省。《人民币城市》见证了无法压制的幽默以及那些知道当代的中国梦最终会陷入危机的人们的不安。你在虚拟城市看不到的是住在那里的每个人都知道的东西：荒废的土地，恼怒的地平面，海边黑色和粘湿的污染物。你所看不到的是劳工的反抗，以及他们在市郊军营的宿舍。你见不到的是地产的漫天要价，金融市场正颤抖着等待全面崩溃，依靠美国顾客作为最后的防线——他们使用着中国卖出的如潮般的产品，然后投资到越来越不不值钱的债券。你看不到的是每个人都知道的，每个人都感受到的脚下的土地，没有人能将它放到一个画面里。21世纪无法计算的危机。全球个人主义无限的不确定性。

　　Brian Holmes系美国文化批评家，现居巴黎。本文由伦敦大学Goldsmiths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员许煜翻译并推荐给本刊。

　　本文载《领导者》23期，天益网受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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