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唐人模勒元白诗非雕版印刷说

　　【内容摘要】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记述说，唐人曾“模勒”他和白居易的流行诗篇，用以鬻卖，明人胡震亨和清人赵翼始将其视作有关中国书籍施行雕版印刷的最早记载；
这一观点，经岛田翰、叶德辉、王国维等人阐释，现在已经得到绝大多数中国学者的认同。本文研究则指出，所谓“模勒”，应当如同向达、伯希和过去所理解的那样，实际是指勾勒，亦即影摹书写，与雕版印刷，本来毫无关系。由此进一步探究，还可以发现，中国早期书籍雕版印刷技术在世俗社会的传播扩散过程中，由字书、韵书等基础教育用小学书籍，到科举试赋的范本，再到儒家经书，是一条相互连贯的递进序列；
社会教育，特别是科举考试，是促使印刷术由宗教及其邻接领域向世俗社会全面传播扩散之最重要的驱动力。

　　【关键词】 模勒 雕版印刷 唐代

　　一、视唐人“模勒”元白诗为雕版印刷说的由来

　　目前，在中国书籍雕版印刷史研究领域，将唐人“模勒”元白诗一事，看作是有关中国实施雕版印刷的最早文献记载，已得到绝大多数中国学者的认同，成为一种普遍通行的说法。

　　有关这一事件的记载，见于元稹撰《白氏长庆集序》：

　　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之名，多以诗章相赠答。会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元和诗”；
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喻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

　　元稹自署此序作于“长庆四年冬十二月十日”1，值公元825年年初。明朝末年人胡震亨，在《读书杂录》一书中，最早将上述“模勒”元、白诗事，视作唐朝已盛行雕版印刷的例证2。不过，由于胡氏此书过去一向相对比较冷僻，除了在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有四库馆臣曾注意到这一见解，并赞许其“语有根据”之外3，似乎很少有人能够看到；
而四库馆臣虽然留意到胡震亨这一考述，《四库全书》中却是列此书于存目，依然难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因此，胡震亨的这一见解，并没有对后世产生太大影响4。清乾隆年间知名的史学家和诗人赵翼，在引述元稹这篇序文时，将“模勒”写作“摹勒”，这或属随意改动，或是所据版本有别，惟“模”、“摹”在此本可相互通用，不必细究二者孰是。赵氏具体阐释此“模勒”之语义，谓“即刊刻也”；
并由此推论，当时或许已经行用雕版印刷5。后世盛行之唐人“模勒”元、白诗为雕版印刷说，实际上就是由此引发其端绪。

　　赵翼在阐释“模勒”一词时，虽然对书籍雕版印刷的缘起有所论述，但他毕竟没有系统研究雕版印刷史问题，所说自然还缺乏足够的权威性影响。不过，日本学者岛田翰在眀治年间撰著《古文旧书考》，已经完全承用赵翼的说法，将其引入专门的版刻研究领域6。至清末叶德辉撰《书林清话》，全面论述版刻史各方面问题，踵岛田氏之后，亦举述唐人模勒元、白诗事，作为书籍雕版肇始于唐代的文献记载7。稍后到民国前期，王国维撰著《五代两宋监本考》、《两浙古刊本考》诸文，开启深入、系统的版刻史研究时，复承用这一观点，谓此“模勒”，“自非镂板不可”8。基于叶、王两氏在中国版刻史研究领域的奠基者地位，后世

　　1 唐元稹《元稹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卷五一，页554～555。

　　2 明胡震亨《读书杂录》（济南，齐鲁书社，199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清康熙十八年刻本）卷上，页711（子部第109册）。

　　3 清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影印清乾隆浙江刻本）卷一二八“读书杂记”条，页1104。

　　4 案在今人研究中，大陆学者似乎只有曹之注意到《四库提要》中的相关记述，说见曹氏所著《中国印刷术的起源》（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第一章第五节《唐中说》，页23；
海外学者当中则有翁同文，稍早于曹氏，也注意到了四库馆臣所评述的胡震亨这一说法，但翁氏坦承他本人尚且“未见”胡震亨说原文，见翁氏《与印刷史夹缠之元稹笔下“模勒”一词确诂》，原刊《东吴文史学报》第七期（1989年3月），此据作者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史论丛》（台北，稻乡出版社，2004，页2，页5～6）。不过，这些都已是迟至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的事情了。

　　5 清赵翼《陔馀丛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卷三三“刻书书册”条，页695。

　　6 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影印日本明治三十七年排印本）卷二《雕版渊源考》，页251（此影印本出版者竟效法明人刻书而改换名目之恶习，妄自将书名改作“汉籍善本考”，荒唐殊甚）。案岛田翰虽然没有言明其承用赵翼的见解，但文中所称述的“先儒”说法，明显是出自赵氏的《陔馀丛考》。

　　7 叶德辉《书林清话》（北京，中华书局，1957）卷一“书有刻板之始”条，页20。

　　8 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影印《王国维遗书》第七册）序，页353。案此序撰写于1922年。案刘声木在清末至民国初年纂述的《苌楚斋续笔》（北京，中华书局，1998）卷九“刘墉读书法”条中（页438），用“摹勒甚精”来描述写刻本刘墉诗集，说明在这一时期已经比较普遍地使用“模勒”（摹勒）一词来表述雕版印刷，这样的用法，对叶德辉、王国维这些版本研究者也会有潜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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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及这一问题，遂递相遵用其说，罕有异辞1。

　　不过，学术界对于这样的解读，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不同的看法。1925年，美国学者卡特（T. F. Carter）出版《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一书，书中在论述有关唐代雕版印刷的文献记载时，就没有提及元稹的《白氏长庆集序》，而是说：“中国文献中第一次明白提到雕版印刷为唐中和三年（公元883年）柳玭在四川所看到的雕版书。”2《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一书甫一面世，日本学者桑原陟藏，即在评议文章中特地指出，对于元稹提到的“模勒”元白诗篇一事，还需要进一步探究，实际上是委婉地批评卡特回避或是忽略了这一重要记载3。卡特在此书出版的同一年内，即不幸逝世，没有来得及看到桑原陟藏的文章，但是，美国学者善富（L. C. Goodrich，一作“富路特”）在卡特身后修订增补再版此书时（1955年出版），针对桑原陟藏这一批评，特地说明道，伯希和曾严厉斥责中日两国一些学者视“模勒”为雕版印刷的看法，认为这是对元稹序文的误解；
因此，在获取考古学上的证据之前，还不宜将其理解为雕版印刷4。卡特在叙述伯希和对他撰著此书的帮助时讲道：“（伯希和）曾经细心逐章读过著者的初稿，……对稿件的每一页，几乎都提出了意见和修正，经著者推敲以后接受。”5据此，有理由推测，卡特在书中没有提及元稹这篇书序，决不是无意的疏忽或有意的回避，而是他信从伯希和的看法，根本不赞同将唐人“模勒”元白诗视作雕版印刷，

　　1 其最有代表性的著述，如胡适《白话文学史》（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胡适作品集》本。案此书初版于1928年）上卷第二编第十六章《元稹、白居易》，页201；
又胡适（HU SHIH），The Gest Oriental Library at Princeton University，原刊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Chronicle，15.3 (Spring,1954)，此据《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39卷，英文著作，页468；
邓嗣禹《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原刊《图书评论》第2卷第11期，1934年7月，此据作者文集《邓嗣禹先生学术论文选集》（台北，食货出版社，1980），页30；
傅斯年《北宋刊南宋补刊十行本史记集解跋》，刊《国立中央研究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八本，1948年9月，页193；
周一良《纸与印刷——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此文撰写于1951年，刊载于李光璧、钱君晔编《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和科学技术人物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页12；
赵万里《中国印本书籍发展简史》，原刊《文物参考资料》第4期，1952年12月，此据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中国印刷史料选辑》之一《雕版印刷源流》（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0），页217；
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一章第二节《雕版的发明》，页38～39；
李书华《中国印刷术起源》（香港，新亚研究所，1962）第四章《印刷术发明的时期问题》九《<白氏长庆集>序》，页90～100。刘国钧著、郑如斯订补《中国书史简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第四章第一节《印刷术的发明》，页56；
屈万里与昌彼得合著、潘美月订补《图书版本学要略》（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6）卷二《源流篇》一《刻书之始》，页25；
史梅岑《中国印刷发展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三章第一节《隋唐碑书与雕刻》，页41；
邓广铭《隋唐五代史讲义》（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邓广铭全集》第六卷本）第六章第三节《印刷术的发明及其普遍应用》，页179；
王欣夫《文献学讲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第三章第一节《版本的起源和发展》，页65；
黄永年《古籍版本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第三章《雕版印刷的出现》之“雕版印刷的早期文献”，页52。

　　2 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吴泽炎中译本）第二编第八章《最早的雕版书——咸通九年金刚经》，页53～61。

　　3 桑原陟藏《カ－タ－氏著<支那に於ける印刷の起源>》，原刊《史林》第11卷第1号，大正十五年（1926年）1月，此据《桑原陟藏全集》（东京，岩波书店，1968）第二卷，页99。

　　4 Carter,Thomas francis,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estward. Revised by L.Carrington Goodrich.New York,1955.p65. 参据薮内清等译注日文本《中國の印刷術——その發明と西伝》（东京，平凡社，1977）第二部第八章《現存する最古の印刷書，868年の『金剛經』》，第1册，页114。

　　5 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之“序论”，页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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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奈中国学者，似乎从来没有人留意过卡特的用意。

　　中国学者向达，稍后也独立提出了与伯希和、卡特相同的看法，谓释“模勒”为雕版，其“文字诠释，似有未晰。故在未得第二种文献及年代清晰之实物证据以前，不得据此即谓唐代在大历时即已有雕版印书也”1。向达此说，虽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响应，但后来也有一些人，对此持有基本相同的看法。如蒋元卿撰《中国雕版印刷术发轫考》一文，亦谓：“欲以元氏之言，定刻书之始，在理论上虽大致可能，但在未有实物及旁证之前，不无可疑也。”陈登原在1960年写定的《国史旧闻》中，谓王国维以“模勒”元、白诗为雕版印刷，“此恐不衷于是”。又钱穆在1962年也曾谈到，元稹所云“缮写”，“仅是传抄其文字”，而“模勒是依仿各处题字而模勒其字体”2。另如毛春翔撰《古书版本常谈》在讲述雕版印刷肇始问题时，谓“有唐一代，据我所知，刻书掌故，最早见的，是在中唐之世，有例可举的，是冯宿《请禁印时宪书疏》”，而没有提及较此更早的元稹《白氏长庆集序》，显然，毛氏也不认同“模勒”为雕版印刷的看法。宿白《唐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手工业的发展》一文所持态度，亦与毛氏相同3。又不知是否为受到卡特著述的影响所致，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一书出版之后，日本有许多学者在述及这一问题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大体上都采用了与卡特相同的态度4；
类似的情况，还有美国学者钱存训（Tsien Tsuen-Hsuin）等1。

　　1 向达《唐代刊书考》，原刊《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第一年刊》，1928年11月，此据作者文集《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页123～124。

　　2 见李书华著《中国印刷术起源》卷首之《钱宾四先生序》。

　　3 蒋元卿文原刊《安大季刊》第一卷第二期，1936年4月，此据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雕版印刷源流》，页60。陈登原《国史旧闻》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00）卷四○“唐人印刷”条，页539～543。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5年重印本）之“我国雕版印书始于何时”一节，页16。宿白文据宿氏印刷史文集《唐宋时代的雕版印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页1～11。案继向达之后，明确否定唐人“模勒”元、白诗为雕版印刷，并对此做出较大篇幅专门论述的学者，应属曹之。惟曹氏所论，角度与本文有别，似多未能切中其核心问题，恐怕尚不足以触动视“模勒”为雕印的说法。曹说见所著《中国印刷术的起源》第八章第八节《“模勒”考辨及其它》，页321～332，读者可参看。

　　4 如中山久四郎《世界印刷史》（东京，三秀舍，1930）第二卷《支那篇·朝鲜篇》第二篇《支那印刷史本纪》二《唐时代の雕版印刷诸说》（页497～498），即明确阐释说“模勒”二字应当解作“模写”，不能用作雕版印刷起源的证据；
1930年11月内藤虎次郎在日本“大藏书会”上讲演中国古代版本问题，谈到唐代早期印刷品时，亦回避不提时人“模勒”元白诗事（内藤氏讲演稿题为《宋元板の話》，见所著《東洋文化史研究》，东京，弘文堂书房，1958年，页113～114）；
石田幹之助《長安の春》（东京，平凡社，1967，《东洋文库》丛书本）之《唐代圖書雜記》一节（页181～191），虽明确述及市肆中普遍售卖元、白诗的情况，却仍然讲述说：“当时的读物几乎全部都是写本。”显然是将当时售卖的元、白诗篇，统统视作写本案石田氏此书初版于1941年）。又如秃氏祐祥《東洋印刷史序說》（京都，平乐寺书店，1941）第四章《唐代の印刷術》（页28～40）、大内白月《支那典籍史談》（东京，昭森社，1944）前编《周より唐まで》一节（页15～17）、长泽规矩也《書誌學序說》（东京，吉川弘文馆，1972。案此书初版于1960年）第四篇第一章《初期の印刷》之“文献による唐代の出版”（页137～138）、同人著《古書のはなし——書誌學入門》（东京，富山房，1979）第五章之“唐代の印刷に關する各種の文獻”一节（页83～84），米山寅太郎《图说中国印刷史》（东京，汲古书院，2005）第一章第二节《唐代的印刷》（页12～21），等等，在论述中国早期雕版印刷事例时，也都刻意避而不提元稹这篇序文；
长泽氏在所著《图解和汉印刷史》（东京，汲古书院，1976）一书《解说篇》的“序说”中（页2），甚至明确谈道，《册府元龟》所记唐文宗太和四年（公元835年）东川节度使冯宿请求禁止民间印行历日的奏疏，是历史文献中提到雕版印刷最早的记载。特别是妹尾达彦所著《唐代長安東市の印刷業》一文（刊唐代史研究会编著《東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国家と地域》，东京，刀水书房，1999，页200～238），文中所列《唐代印刷品一覽》表，开列了见于文献记载和发现有实际遗物的所有唐代印刷品和印刷事项，却依然没有提及唐人“模勒”元、白诗一事，而此文开篇即已经明确提到卡特与伯希和等人的相关研究论述，显然应该是遵从了卡特、伯希和等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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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遗憾的是，向达等对“模勒”属雕版说持否定或怀疑态度的中国学者，大多并没有

　　做出特别深入的论证。

　　伯希和对元稹《白氏长庆集序》所说“模勒”元白诗的看法，后来写入《中国印刷术的发端》一书，刊布在其身后整理出版的《伯希和遗著》第四卷中2。伯希和虽然对“模勒”一词的解读，提出了至关重要的解析路径和证据，但他只是简单陈述了自己的倾向性看法，没有详细展开论述，以致如上所述，就连采用其说的善富，也和向达一样，认为在取得考古学上的新证据之前，对“模勒”与雕版印刷的关系，还不宜做出最终的定论，这也就意味着连善富都不能完全肯定伯希和观点之正确无误；
而在20世纪60年代韩国发现《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咒》之后，善富以为其刊印年代应在公元704年至公元751年之间3，这显然已经充分具备了向达和善富等人所要寻求的考古学上的新证据，从而也就意味着其过去所持的观点，已经失去立论的前提，需要彻底加以重新探讨：即是不是有了这样的实物证据，视唐人“模勒”元、白诗为雕版印刷的看法，就能够成立了呢？

　　在秉持这一派观点的学者当中，目前所知，只有台湾学者翁同文，对“模勒”与雕版印刷的关系，做过比较深入的阐释。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翁氏连续发表《与印刷史夹缠之元稹笔下“模勒”一词确诂》和《从印刷史论考唐人“模勒”一词绝不指印刷》两篇论文，辨析“模勒”的语义应与雕版印刷无关4。翁同文撰述这两篇文章，花费功力殊深，对于证成和推进伯希和、向达的看法，具有很大贡献，惟所做论证，大体上还是囿于孤立阐释石刻、版刻当中的语词用法，而且在这方面尚遗漏一些至关重要的例证；
对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这一原始记载的剖析，则颇欠细密通达，特别是没有能够更多地着眼于早期印刷术的发生和传播领域问题，所论述的范围，实质上仍未能超逸于伯希和旧有的框架之外，因此，文章发表后并没有能够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而且，与向达、善富诸人相似，翁氏亦尝论述说：“（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冯宿奏准禁断民间版印历日之文，明白确切可信。元稹笔下出现“模勒”一词的穆宗长庆四年（824），相去不过十年，若据以推断当时已有小

　　1 钱说见所著Paper and printing，即李约瑟（Joseph Needham）编著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之第五卷第一分册，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p.146-159.

　　2 Pelliot, Paul, Les débuts de l’imprimerie en Chine. （“Oeuvres Posthumes de Paul Pelliot ,”IV.） Edited by Robert des Rotours , with additional notes and appendix by Paul Demiéville. Paris, 1953.pp.31-33.

　　3 见胡道静《世界上现存最早印刷品的新发现》，原刊《书林》1979年第2期，此据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雕版印刷源流》，页283。

　　4 翁同文《与印刷史夹缠之元稹笔下“模勒”一词确诂》，又同人撰《从印刷史论考唐人“模勒”一词绝不指印刷》（初见《晚唐的社会与生活》，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0年9月），据作者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史论丛》，页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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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印刷品，自有可能。”“误以模勒白居易诗为印刷，就时间言，虽可能已有印刷品，与印刷起源时代相符，但严格而论，究非事实。”1同样是孤立地看待唐人“模勒”元白诗一事，没有明确区别看待不同性质印刷品的时间发生次序2，因而也就未能从根本上澄清前人的错误认识。

　　另一方面，在中国大陆，不知是不是由于文献查阅困难所致，更根本无人提及伯希和的这一重要研究3。不过，令人费解的是，对立一方的观点，其实同样缺乏深入论证，却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是先入为主的结果。

　　基于这种状况，有必要在伯希和、向达和翁同文等人论述的基础上，重新审辨相关文献，进一步探究中国印刷史上这一重要问题。

　　二、“模勒”一词的真实语义

　　赵翼、叶德辉、王国维等诸家释“模勒”为雕版，大多并没有讲述其具体依据，我推想，首先应当与对这两个字字义的理解有关。“模”字的基本字义不外模型、模范和模仿、模拟两重，如前所述，作后一义时，可与“摹”字相通。显而易见，不论将“模”字解作模型或是模仿，都与雕版印刷这种复制文字作品的方式，具有一定联系。至于“勒”字，其与雕版印刷的联系，要比“模”字更为紧密，因为《礼记》中有“物勒工名，以考其诚”的说法，东汉郑玄注谓：“勒，刻也。刻工姓名于其器，以察其信。”4东汉时班固为窦宪在燕然山上“刻石勒功，纪汉威德”5，更是将“勒”字用作“镌刻”之义最为昭彰的例证。赵翼、叶德辉、王国维辈，自然熟知《礼记》和班固的事迹，胡适还曾引据诸多东汉以来“勒石”、“勒铭”的具体例证，来印证郑玄对“勒”字词义的解释6，再加上元稹序文提到“模勒”时，是与“缮写”对举，这样，很容易就会将“模勒”与雕刻书版联系到一起。对此，日本学者岛田翰和依从赵翼、叶德辉、王国维诸人的邓嗣禹、张秀民，曾做有不同程度的表述，

　　1 翁同文《从印刷史论考唐人“模勒”一词绝不指印刷》，据作者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史论丛》，页31～32。

　　2 案翁氏对中国早期印刷术的发生与传播次序，本来提出过很好的见解，谓在元稹撰写《白氏长庆集序》的“唐穆宗长庆四年以前，唐朝境内，除长安曾间歇地有佛教徒以非常格的版式偶印佛像佛咒以外，任何地方都无印制的痕迹”（见翁氏《从印刷史论考唐人“模勒”一词绝不指印刷》，据作者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史论丛》，页44），并曾计划撰写《唐代长安僧侣印施佛像佛咒开“常格印刷”先河》一文（见翁氏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史论丛》卷首宋德熹撰《翁同文先生的生平与为学——<中国科学技术史论丛> 出版前言》，页Ⅸ），可是，但在论述唐人“模勒”元白诗与雕版印刷的关系时，却没有从这一角度做出具体的分析。

　　3 案虽然张秀民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附录三《参考书刊目录》当中（页208），开列有伯希和著Les débuts de l’imprimerie en Chine，但张氏在本书正文当中并没有对伯希和有关“模勒”的看法做出任何说明，因而，其是否阅真的读过伯希和这一著述，似乎很值得怀疑。

　　4 《礼记·月令》并郑玄注，据《礼记郑注》（清嘉庆张敦仁影宋刻本）卷五，页22b。

　　5 《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二三《窦宪传》，页814～815。

　　6 李书华《中国印刷术起源》第四章《印刷术发明的时期问题》九《<白氏长庆集>序》引述胡适致李书华信函，页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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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尤以邓嗣禹所说，最为明晰1。

　　向达则并不认同这样的推论，他明确提出质疑说：

　　此序（案指元稹《白氏长庆集序》）所恃以为刻书之证者，仅模勒二字及模勒与缮写二字对举而已。……指缮写为传抄，模勒为刊刻，则其曲解，与见书本即谓与墨板对举者无以异也。2

　　这与赵翼诸人所说，直如针锋相对。不过，释“模勒”为刊刻，是曲解抑或正解，仅仅像这样各执一词，终究令人无所适从，需要核诸具体的用例，方始得以判明。

　　如上所述，释“模勒”为雕刻，应与“勒”字单独使用时之“镌刻”语义具有最直接的联系，而“模勒”作为一个固定组合起来的词语，其最常见的用例，则是与刻制碑帖有关，其中“模勒上石”一语，便足以清楚说明这种关联。如宋太宗时刊刻的淳化阁帖，卷尾便有“奉圣旨模勒上石”的题记3；
又如同在宋太宗朝的端拱元年十月，李至也曾经想要“以御书《千字文》于御制秘阁赞碑阴模勒上石”4。因此，正确理解“模勒”二字的涵义，首先需要将其与东汉郑玄所释单独使用的“勒”字区分开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弄清它究竟是指碑帖刊刻过程中的哪一道工序。博学如王国维者，自然不会没有注意到“模勒”与碑帖刊刻之间的这种关联，但或许是受到赵翼、叶德辉诸人已有成说的影响所致，王氏对此并没有多加理会，只是很随意地推论说：“夫刻石亦可云摹勒，而（将元、白诗）作书鬻卖，自非镂板不可。”5于是，便在这个极为关键的环节上，背离事实真相，走入一条错误的认识路径。

　　王国维和胡适诸人显然是将元稹所说的“模勒”，等同于《礼记》“物勒工名”之“勒”，也就是镌刻；
而按照后世的情况看，“作书鬻卖”者，一般是用雕版印刷，而不是刻石传拓，

　　1 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卷二《雕版渊源考》（页251）谓：“夫已之曰缮写，又云摸（模）勒，摸（模）勒之为刊刻，可知矣。”又张秀民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对亚洲各国的影响》一文中，说明其释“模勒”为雕版印刷的依据云：“因为勒碑、勒石，就是把文字刻在石碑上，模勒与缮写对举，可见模勒就是模刻为印本。”张文原刊《光明日报》1952年9月30日，此据《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页2。邓嗣禹则在《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一文中阐释说：“此处‘缮写’与‘模勒’对举，足证‘模勒’之议，等于‘模刻’（按勒、刻古通，例证甚多，如《礼记·月令篇》等皆是）。”说见邓氏文集《邓嗣禹先生学术论文选集》，页30。

　　2 向达《唐代刊书考》，据作者文集《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页123～124。

　　3 宋曹士冕《法帖谱系》（北京，中国书店，1990，《海王村古籍丛刊》影印民国初年陶湘覆宋刻《百川学海》本）卷上“淳化法帖”条，页175；
又“淳熙修内司本”条，页175；
又“大观太清楼帖”条，页175～176。

　　4 宋孙逢吉《职官分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四库类书丛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五“秘阁校理”条，页386。

　　5 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序，页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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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邓嗣禹所说：“因其为模刻之物，故能衒卖于市井也。”1这样一来，所谓“模勒”元、白诗一事，便“自非镂板不可”。然而，这样来解释“模勒”一词的语义，实际很难经得住推敲。

　　首先，从字面上看，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正文中虽是将“模勒”与“缮写”对举，容易给人以“模勒”与书写无关的印象，但需要注意的是，元稹在自注中的提法，却是“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这里所谓“作书”，伯希和解作书写文字2，这似乎要更加允当一些，而未必如王国维所理解的那样，是制作“书本”或是“书卷”。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张秀民等曾解释元稹所说“缮写模勒”白居易诗，是刊刻白乐天的“诗集”3，所说很不妥当；
实则应如黄永年所指出的那样，当时市井间所流布者，只是一些流行的诗篇，“并不是整部的诗文集” 4。徐俊对迄至唐朝的“写本时代”里诗文作品的传布形式，曾做有精辟的总结，揭示出它与宋代以来的“刻本时代”根本不同，“除了部分诗文集定本外，流传更多更广的是规模相对短小、从形式到内容均无定式的传抄本。……一般读者也总是以部分作品甚至单篇为单位来接触作家的创作，而根本不可能像刻本时代的读者那样，可以通过‘别集’、‘全集’的形式去了解作家的作品” 5。白居易以及元稹流行诗篇的传布形式，也不应当违逆这一时代通行特征。因而，将“作书”视同制作书籍，恐怕难以成立。这样，“作书模勒”则可以解作用书写的形式来“模勒”元稹和白居易的诗篇6。

　　下面让我们再回到碑帖当中，来看一看是否可以这样来理解“作书模勒”。针对赵翼诸人的观点，向达曾提出“模勒”二字本可以另行做出解释：“顾模可释为摹写，勒亦可诠为

　　1 邓嗣禹《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据邓氏文集《邓嗣禹先生学术论文选集》，页30。

　　2 Pelliot, Paul, Les débuts de l’imprimerie en Chine. pp.31-33.

　　3 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对亚洲各国的影响》，据《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页2。又昌彼得《中国的印刷术》，见所著《版本目录学论丛》（一）（台北，学海出版社，1977），页141～142。程千帆等纂《校雠广义·版本篇》（济南，齐鲁书社，1991）第四章《雕印本的品类》（页106），亦谓元稹所说“缮写模勒”之元、白诗为“诗集”。

　　4 黄永年《古籍版本学》第三章《雕版印刷的出现》之“雕版印刷的早期文献”，页52。

　　5 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之《前言》，页10。

　　6 案宋官修《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1966，集配宋眀诸本影印本）卷七○五所录唐元稹《白氏长庆集序》（页3637），此元稹自注之“作书模勒”乃作“作碑模勒”（此集配影印本《文苑英华》本卷所据底本为明隆庆刻本）。对此，伯希和在《中国印刷术的发端》一书中曾有辨析说：“如果是‘碑’字，则所有有可能被视作雕版印刷的假象都将不复存在，即谓由一些书法好的抄手来抄写白居易和元稹的诗稿，将他们的手迹按照原样刻在碑上（模勒），人们制作碑石的拓片，到市场上去贩卖。自唐代以来，这一习惯已经被证明。但坦白地说，我认为‘书’是更好的版本，因为早期文献中都是‘书’字，‘碑’字是明代出于对‘模勒’一词的误解而做的改动。”（见Les débuts de l’imprimerie en Chine. pp.31-33.）案元稹文中

　　“扬越间多作书（或碑）模勒”的说法，表明“作书（或作碑）模勒”元白诗者，应当同时有很多地方，而假若一旦在某处刻制石碑传拓，一方石碑，即可以大量拓印，在很大范围内传布，似不必处处重刻碑版。又据《文苑英华》卷九三七白居易撰《相国武昌君（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正议大夫检校户部尚书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赠尚书右仆射河南元公墓志铭并序》（页4928～4929），知元白二人的流行诗篇，应是“每一章一句出”，即“无胫而走”，新诗叠出不穷，刻碑量太大，也不如书写更为及时。所以，我认为还是以“书写”的形式来“模勒”的可能性更大，应当依从从伯希和的意见；
不过，也不能完全排除刻碑拓印元白诗篇的可能，但这同样与雕版印刷毫无关系。徐俊在所著《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的《前言》当中（页54～55），对此即曾明确谈到：“即使‘模勒’意即刊刻，也难以确定为刊刻书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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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勒，从原迹摹写勾勒若今之影写本然，似亦可通。”1清末时叶昌炽曾搜集大量有关“模勒”的例证，归纳总结“模勒”在碑帖刊刻过程中所承负的具体工序，恰好可以证实向达的揣测：

　　按古碑，凡书模勒，与镌刻为二事。何以证之？如唐怀仁《圣教序》，既书诸葛神力勒石矣，又曰武骑尉朱静藏镌字。《纪信碑》，既书勒碑人史缶勒矣，又曰石工张敬镌字。《青城山常道观敕》，既书观主甘遗荣勒字矣，又曰晋原吴光□刻。宋《上清太平宫记》，既书副宫杨志振模矣，又曰长安忠善居士黄德用刊。此盖勒字为一人，镌字为一人。若镌、勒出于一手者，如唐之《张延赏碑》，将作官马瞻刻字并模勒。《梁守谦功德铭》，天水强琼模勒并刻字。《澄城县令郑公碑》，姜濬模勒并刻字。《再建圆觉大师塔誌》，韩师復模勒并刻。或先书刻、后书勒，或先书勒、后书刻。……盖古人刻碑，或书丹于石，或别书丹，而双钩其文以上石。模勒即勾勒，今人以勒字为刻字，失之矣。2

　　宋人欧阳修，尝谓“唐世碑碣，颜、柳二家书最多，而笔法往往不同，虽其意趣或出于临时，而模勒镌刻，亦有工拙”3，欧阳氏在这里是将“模勒”与“镌刻”对举，其云因“模勒”工拙不同而致使碑碣笔法出现明显差异，讲的只能是这种“别书丹而双钩其文以上石”的做法4，这也是前人“模勒上石”一语的真实含义。又宋代宫廷画院，设有待诏官六种，“模勒”亦预名其间5，与书丹、装背、界作诸待诏并列，显然也是职在临摹画作，与雕印书籍或是镌刻碑版都丝毫没有关联。元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一书中，曾“取宋薛尚功所编《历代鐘鼎彝器款识法帖碑本》第十八卷内玺文，模勒于后，以备博古之一览”6，其所谓“模勒”，实际上就是依样描摹玺文。

　　由此可以确证，古人所云“模勒”，讲的就是向达所说的勾勒，既可用于临摹画作，也可用于描摹文字。在这样的社会语言环境当中，元稹若是别出心裁，用“模勒”来指称雕版印刷，必定会产生严重误解，因此，很难想象会有这样的可能。

　　事实上，伯希和在他的遗著当中，正是依据上述叶昌炽对“模勒”与镌字的区分，得出

　　1 向达《唐代刊书考》，据作者文集《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页123～124。

　　2 清叶昌炽《语石》（北京，上海书店，1986）卷六，页121。案翁同文《与印刷史夹缠之元稹笔下“模勒”一词确诂》（见作者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史论丛》页1～27））一文，对此做有更为详细的考述。

　　3 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北京，中国书店，1986，《欧阳修全集》本）卷九，页1199。

　　4 案双钩模勒法的具体工艺要求，可参见宋姜夔《续书谱》（北京，中国书店，1990，《海王村古籍丛刊》影印民国初年陶湘覆宋刻《百川学海》本）之“临”条（页374）：“双钩之法，须得墨晕不出字外，或郭填其内，或朱其背，正得肥瘦之本体。……或云双钩时须倒置之，则亦无容私意于其间。诚使下本眀、上纸薄，倒钩何害；
若下本晦、上纸厚，却须能书者为之发其笔意可也。”

　　5 宋邓椿《画继》（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卷一○《杂说·论近》，页124。

　　6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二六“传国玺”条，页32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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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模勒”应是复制手迹而非雕版印刷的正确看法1。传世宋福州东禅寺版《大藏经》当中的《楞伽经》，最初本是由苏轼在元丰八年手书上版，因其书法字体独特，与当时通行的普通版刻字体有明显区别，故时人记述元祐三年在福州按照苏轼原来的字体覆刻此经的雕版技法时，乃是谓之曰“命工摹勒镂板”。案前文已经陈述，“摹勒”亦即“模勒”之异写，二者语义完全相同，而“镂板”无疑是指镌刻印版，宋人在这里既然明确将“摹勒”与“镂板”相对举，“摹勒”亦即“模勒”一词便绝不可能是指雕版印刷，只能如同刻石一样，是指按照原样来移写苏轼的书法，此宋版《楞伽经》飘逸潇洒的苏东坡字迹，足以清楚印证这一点2。北宋时人在雕版印刷过程当中既然仍是以“模勒”（摹勒）表述模仿原作书写，那么，从语言的继承性角度向前逆推，唐人似乎也不应该用这一词语来指称雕版印刷。

　　虽然在制作碑帖时，往往需要先行“模勒”，再付诸镌刻，但“模勒”二字本身，并不具有雕刻碑版的语义，与雕版印刷更是毫无关系。“勒”字在这里，应是取自其作为马笼头之“络其头而引之”的本义（模勒笔迹的双钩法，状如马勒笼络于马头）3，亦即得其轮廓仿佛而已。

　　如此一来，“模勒”的语义，也就完全等同于“模写”或是“摹写”了。傅增湘曾经指出，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自注中的“作书模勒”，宋蜀刻本正是镌印为“作书模写”，并以为应当以此宋时蜀地椠本之“模写”为是4。向达、蒋元卿援依其说，作为将“模勒”释作勾勒或是影写的证据5。对此，张秀民有辩驳说：“（元稹《白氏长庆集序》）正文仍作‘缮写模勒’，若改为‘缮写模写’，便不成辞。”6案若将“缮写模勒”改写为“缮写模写”，自然不成其辞，但元稹自注之文辞，本来就与正文有别，从修辞角度看，这正是为了避忌与正文重复，用“模写”来替换正文中刚刚用过的“模勒”，恰恰是出于文辞修饰的需要，何以竟会“不成文辞”？可见，张秀民的说法，恐怕似是而实非，元稹自注中的“模勒”，或许还是写作“模写”要更为合理一些。

　　1 Pelliot, Paul, Les débuts de l’imprimerie en Chine.(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pp.31-33.

　　2 日本每日新聞社《重要文化財》委員會事務局編集《重要文化財》（东京，每日新闻社，1977年）21《書跡·典籍·古文書》Ⅳ之図版《版本∕中国》“宋版楞伽经”，页119。

　　3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革部，页61。又东汉刘熙《释名》（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四部丛刊》初编缩本影印眀嘉靖翻宋本）卷七《释车》，页31。

　　4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卷一二《校宋蜀本新刊元微之文集残卷跋》（1929年），页618～621。又中华书局点校本《元稹集》，点校者冀勤亦以为元稹自注“作书模勒”之“勒”，“疑当作‘写’”（页556）。

　　5 向达《中国雕版史上之又一段古文献》，原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4号，1930年7月，此据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雕版印刷源流》，页282（案此文署名“眀”。向达字觉眀，此应为其省文）。蒋元卿《中国雕版印刷术发轫考》，据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雕版印刷源流》，页60。

　　6 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第一章第二节《雕版的发明》，页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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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按照上面的理解，将元稹所说“模勒”替换为“勾勒”或是“模写”（摹写），那么，唐人“作书勾勒”或是“作书模写”元、白诗，意即在书写时模仿作者笔迹，这与普通的缮写，当然有很大差别，所以，元稹才会有将“模勒”与“缮写”对举的用法。

　　至于除了缮写之外，那些售卖元、白诗的人还要特地费力“模勒”的原因，则可以在元稹的《白氏长庆集》序文中找到解答。这就是当时已有人“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厕”，以致东邻的新罗国宰相以百金购置一篇，其间尚孱有“甚伪者”，简直令人“无可奈何”1。

　　元稹另外还谈到，他在会稽时曾经遇到，“有人写宫词百篇及杂诗两卷，皆云是予所撰”，而

　　经元氏本人勘验，其中竟“无一篇是者”2。伪制赝作，既然已经盛行到如此程度，“模勒”作者手迹，自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真的效用，从而招揽到更多的生意。除了这一层因素之外，还要考虑到，元稹和白居易二人，虽然不是颜真卿那样的一代书法宗师，但其字迹，亦“不失书家法度”，自非寻常文士可比，宋时便被视为名家法帖收藏。文献记载云宋人称誉元稹之正楷，“自有风流蕴藉，挟才子之气而动人眉睫”，因而便有人以石碑摹刻其真迹3；
而白居易之行书，亦“过人数等”，“其妙处与时名流相后先”4，苏洵甚至以“笔势奇逸”这样的言辞，来推崇白氏的墨迹5。因之，欣赏玩味诗人的手迹，也应是元、白二氏迷恋者很自然的意愿。若此，即使这类诗文已然施行雕版印刷，恐怕也不能完全替代勾勒的真迹流布，更何况是在手录传抄的时代。

　　不过，与普通的“缮写”相比，“模勒”字迹显然需要耗费较多工时，难以应付较大数量的需求。所以，当时市场上售卖的元、白诗篇，应当是以“缮写”者为主。根据唐代文献记载以及敦煌出土文书所见隋唐时期职业经生大量写经的情况来推测6，由专门的书手来成批书写复制一些单篇诗歌，用以贩卖，应当不会存在什么困难7。其实，元稹所述“缮写”

　　1 唐元稹《元稹集》卷五一《白氏长庆集序》，页555。

　　2 唐元稹《元稹集》卷二二《酬乐天馀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自注，页247～248。

　　3 宋洪迈《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之五笔卷二“元微之诗”条，页829。

　　4 宋佚名《宣和书谱》（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4）卷三《正书》一“唐元稹”条，页26～27；
又卷九《行书》三“唐白居易”条，页75。又宋黄伯思《东观馀论》（北京，中华书局，1991，《丛书集成》初编排印《学津讨原》本）卷下“跋白傅书后”条（页53），亦有评述云：“乐天书不名世，然投笔皆契绳矩，时有佳趣。”

　　5 宋苏轼《东坡后集》（上海，中华书局，民国《四部备要》排印《东坡七集》纸皮洋装本）卷四《天竺寺并引》，页301。

　　6 如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北京，中华书局，2003，周叔迦等《法苑珠林校注》本）卷九四《酒肉篇·感应缘》引唐初人唐临撰《冥报记》佚文，页2714。案唐临《冥报记》复有记述云唐初已有人贩鬻手写的经卷，见宋官修《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卷一一六“僧义孚”条引佚文，页814。到开元年间，诸州县“坊巷之内”其以“开铺写经”为业者数量之众，甚至致使唐玄宗公然颁布诏敕加以禁止。事见宋宋敏求纂《唐大诏令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卷一一三《政事·道释》开元二年七月《断书经及铸佛像敕》，页588。

　　7 英国学者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在所著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 Medieval China （New York，1977）之Early Publishing and Bookselling一节中（页17），谈到唐人“缮写模勒”元、白诗在市场上鬻卖这一记载时，应是依从了伯希和的意见，认为元稹和白居易的这些诗篇，以及当时书肆上出售的其他读物，均应属于写本；
杜希德氏并且由此进一步推断，这些写本的制作，很可能都是雇佣专门的书手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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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模勒”并行的情况，正反映出所谓“模勒”不大可能是雕版印刷，因为后世的情况表明，雕版印刷与人工用普通形式书写的同一读物，不可能同时据有一个足够繁荣的市场，雕版印刷品一旦立足，必然斥逐普通手工抄写读物出局1。

　　“模勒”本身，虽然不是指镌刻碑帖，但由于它是刻制石碑前几乎必不可少（除非书写者直接书丹于石）的一道重要工序，高明的石工，往往能够兼具“模勒”的技艺，所以，在碑刻中，也有碑文“模勒”者与刻工为一人的情况，而这种合二而一的情况，通常是用“摹镌”或是“模刻”来表述。对此，清人叶昌炽亦即曾总结说：“如宋《祭狄青文》，书任贶摹镌。郑仲贤《緱山诗》，书张温其模刻，约以两字。郭忠恕书《阴符经》，但书安祚勒字，而无刻工名，此即为祚所刻。宋初刻字人皆安姓，可证言勒可以赅刻也。”2虽说“言勒可以赅刻”，但这是由于安氏为当时知名的刻石世家，既已著眀是由其勒字，镌刻便不言而喻，至于“勒”字本身，在这里依然没有用作“镌刻”之义。

　　与碑刻中“摹镌”或是“模刻”的用法相似，由于在先书写（即“模勒”）后镌字这一点上，雕版印刷的工艺程序，与刻制碑帖完全相同，因而，五代以来，往往使用“模印”（或是“摹印”）一词，来指称雕版印刷。如和凝“有集百卷，自篆于板，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焉”3；
又如宋太祖开国之初，“判大理寺事窦仪等上《重定刑统》三十卷，《编敕》四卷，诏刊板模印颁天下”；
稍后，“知制诰王祜等上《重定神农本草》，二十卷，上制序，摹印以颁天下”4；
宋徽宗时，亦曾“以前后所降御笔手诏，模印成册，班之中外”5；
等等。宋人叶梦得更径称雕版印书为“模印之法”，以与唐以前之写本相对应6。显然，“模印”在这里都是泛指雕版印刷，而不是某一具体的印刷工艺环节，而若寻其语源，“模”即“模勒”之约省，“印”则义为刻印，“模印”一词，显然是由石刻之“模刻”或“摹镌”蜕变而来。词语的使用，理应具有一定延续性，五代宋初，俱去唐未远，由此可以反证，唐人也不应当使用“模勒”二字来称谓雕版印刷。

　　1 明胡应麟《经籍会通》（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卷四（页51），记述明代书肆售卖书籍之情形云：“凡书市之中，无刻本则抄本价十倍；
刻本一出，则抄本咸废不售矣。”再向前追溯到宋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卷一○二仁宗天圣二年十月辛巳日下（页2368）记载有当时书写与雕版印刷费用之差价：“王子融云：寇莱公尝议模印历书以颁四方，众不可而止。其后四方覆奏赦书字误，王沂公始用寇议，令刑部锁宿雕字人模印宣布。因之日官亦乞模印历日。旧制岁募书写费三百千，今模印止三十千。”参见翁同文《印刷术使书籍成本减低十分之九》，据作者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史论丛》，页139～150。

　　2 清叶昌炽《语石》卷六，页121。

　　3 《旧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卷一二七《和凝传》，页1673。

　　4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太祖乾德元年七月己卯，页99；
卷一四太祖开宝六年四月戊申，页300。

　　5 《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二○《徽宗纪》二，页376。

　　6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卷八，页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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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赵万里在1952年发表的《中国印本书籍发展简史》一文中，最早提出这一观点时，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烈，谓：“初期的雕版印刷术，是属于人民大众的，而为人民大众利益服务的新兴技术。它是人民大众普及文化的有效武器。凡属人民大众迫切需要的书籍，就首先刊印流通。白居易的诗歌，‘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那时社会各阶层，都喜欢读他的诗。元微之在八二四年为白诗作序，便说有人拿白诗印本来换取茶酒。”

　　（据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雕版印刷源流》，页217。）稍后，在1960年出版的《中国版刻图录》的序言中，赵氏已经对上述说法做了调整，将“人民大众”改为“市民阶层”：“早期的刻版印刷术，是广大市民阶层传播文化的有效工具。民间需要的歌曲……就首先出版流通。唐时白居易的诗，人民大众都喜欢歌唱它，元微之为白诗作序，曾说有人拿白诗印本来换取茗酒。”见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61）第一册，页1。案此文当时署名为“北京图书馆”，但翌年赵氏便署用自己的姓名，在《人民日报》（1961年5月4日第7版）上以《中国版刻的发展过程》为题，另行发表了这篇序文，已披露其为序言作者的身份。又约略与赵万里同时，周一良在1951年写就的《纸与印刷——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一文中，也是举述唐人“模勒”元、白诗事作例证，论述说：“中国印刷术最先和人民大众关系密切，是为大众服务的技术。”说见李光璧、钱君晔编《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和科学技术人物论集》，页12。后来沿承此说者甚众，如张舜徽《中国文献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第三编第四章《刻本书的源流》，页67。案在赵万里、周一良之前，有陈竺同撰《冯道以前文化读物的雕刻版本》一文（原刊《教与学》月刊第二卷第三期，1936年9月，此据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雕版印刷源流》，页254～262），称所谓雕印元、白诗，“是唐代民间的伟大产物”，所以，赵、周两氏的说法，除了当时的政治环境之外，在学术上，也可能受到过陈文的影响。

　　2 向达《唐代刊书考》，据作者文集《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页124。

　　三、书籍雕版印刷技术在世俗社会的传播扩散过程与元白流行诗篇的复制方式

　　辨明元稹所述唐人“模勒”元、白诗一事与雕版印刷无关，将有助于准确认识雕版印刷产生的社会原因，以及中国早期书籍雕版印刷技术在不同文化领域内的传播扩散过程。若是依据早期所刊刻印刷品的性质，来追寻中国书籍雕版印刷术产生的直接原因，则不外乎道教、佛教信徒的宗教活动与世俗的科举考试这三大类需求，对此，我拟另行撰文，专门进行讨论；
在这里只是想要说明，在元稹和白居易所生活的时代，社会上还没有如此强大的需求，足以促成雕版印刷其诗篇进行贩卖。

　　以赵万里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在论述书籍雕版印刷术的产生原因时，往往首举市民阶层传播文化的需要，唐人“模勒”元、白诗一事，则是其最为有力的证据1。有意思的是，在是否具备雕印元、白诗的社会条件这一点上，对“模勒”为雕版印刷说持否定看法的向达，倒是得出了与赵万里略有几分相近的认识，谓：“元氏所云，揆之刊书蜕演之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及日本《陀罗尼经》，理实可能。”亦即当时社会上完全有可能梓行元、白诗篇以事鬻卖，所以，向氏并没有彻底否定唐人“模勒”元、白诗为雕版印刷的说法，只是说在“未得第二种文献及年代清晰之实物证据以前，不得据此即谓唐代在大历时即已有雕版印书也”2。透过前文第一节所引美国学者善富的话，可以看到，在这一点上，善富是与向达秉持相同的态度。作为伯希和一派对以唐人“模勒”元、白诗为雕版印刷持否定意见的代表性学者，善富的这种说法，也就意味着这一派人并没有从根本原因也就是社会条件方面完全排除“模勒”仍有可能为雕版印刷，只是需要等待考古学者发现同时代或更早的印刷品实物来证明当时雕版印刷已经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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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存在而已。然而，关于这一点，认同“模勒”元白诗为雕版印刷的台湾学者李书华早已谈到，依据“日本百万塔陀罗尼的刊印”，原本即“可以推测出来”在元稹“作《白氏长庆集序》的时代，中国早已有雕版印刷术”1；
尤其是面对后来在韩国庆州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等早期印刷品，印刷史研究者就不能再一昧回避不谈，而是必需回答：当时社会上究竟是否已经具备雕印元、白诗篇用以贩卖的条件呢？现在看起来，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赵万里的说法，过分强调了书籍雕版印刷产生的社会下层因素，显然带有那个特定时代扭曲的痕迹；
而向达的看法，则与其截然相反，是完全没有区分不同性质读物对雕版印刷的不同需求，单纯思考社会上是否已经产生印刷技术。

　　唐代是书籍雕版印刷技术的肇始时期，印刷技术应用的范围，从出现到扩展，应当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就目前所知，反映唐代雕版印刷书籍最早年代其比较可靠的证据，是在前面第一节中已经提到过的一卷雕版印刷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这卷佛经由唐朝传入新罗，并一直被保存在今韩国庆州佛国寺的释迦石塔中，综观目前已有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其刊印年代，应当在武周长安四年（新罗圣德王三年，公元704年）至唐玄宗天宝十载（新罗景德王十年，公元751年）之间2。以往的研究表明，终有唐一代，在释、老两教之外，传世文献中有确切记载和在出土文献中得以证明的世俗读物印刷品，只有历日（即历书）、常用针灸方术（敦煌所见《新集备急灸经》）、民间仪式应用程文（敦煌所见《崔氏夫人训女文》）以及韵书和字书等小学书籍。

　　1930年，向达在提出“模勒”并非雕版印刷说两年之后重又论述唐代雕版印刷时，对雕版印刷发明初期其应用范围的传播扩展过程，做过很好的论述，即谓“中国印刷的萌芽，自然也同各国一样，发源于寺院。至于由宗教转入世俗方面，过渡的东西如历本之类，大约就是其中的一种”3。这实际上已经找到一条梳理早期书籍雕版印刷发展脉络的正确思路。可

　　1 李书华《印刷发明的时期问题（下）》，刊台湾《大陆杂志》，第17卷第6期，1958年9月，页182。

　　2 长安四年（公元704年）为此《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汉译初就之年，天宝十载（公元751年）是这卷佛经所存放的释迦塔落成的年份。案关于这卷陀罗尼经的刊印年代，目前似乎还不能完全排除其印制于较此更晚时期的可能，这主要是由于这卷陀罗尼经入藏于释迦塔中的年代，好像还无法最终确定其必定是在佛国寺这座释迦塔落成之时，也有可能是在此之后；
另外，其是否有可能为钤盖捺印，也还值得斟酌。不过，不管怎样，印刷宗教类读物要先于世俗读物，这一点应当不会存在多大问题。

　　3 向达《中国印刷术的起源》（署名“觉眀”），原刊《中学生》第五号，1930年5月1日，此据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雕版印刷源流》，页12。向达这一看法，应当受到卡特的直接影响。卡特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第一编第四章《佛教的发展——促成印刷需要的推动力》当中（页33～35）指出：“在印刷术进步的悠久历史中，无论何种语文或在任何国家，其最初的印刷，几乎无不和神圣经典或和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神圣艺术有关。中国最早的印刷，即为佛经和佛教图像。”卡特认为，虽然佛教、道教和儒教，都对中国印刷技术的发展有直接影响，但在印刷术发明的初期，应首推佛教。卡特氏著作在1925年出版之后，翌年，向达即在《图书馆学季刊》上，陆续连载其译文，前后共刊出七章，而且在1928年刊布的《唐代刊书考》一文中，已经引及卡特氏此书。另外，几乎与向达同时，钱基博在1930年5月初写定的《版本通义》（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人人文库》本）一书之《原始》一节中（页5），亦同样指出：“夫唐书版刻，始于佛典，而其渐推及儒书。”案眀人胡应麟本最早提出过类似的看法，谓中国雕版印刷，发端于隋朝，惟“所雕特浮屠经像，未及概雕他籍也。唐至中叶以后，始渐以其法雕刻诸书”，说见《经籍会通》卷四（页51～52）。不过胡氏据以立论的雕印史事，存在很大问题，完全不足信据，因而不能不大大减低其所提出这一见解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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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周一良在二十多年以后重又论述这一问题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居然根本没有参考向达的相关研究成果，而是依然承用赵翼以来的成说，视唐人“模勒”元、白诗为雕版印刷，并从中总结出了中国早期印刷术是“从印刷诗歌渐渐又推广到历日”的传播路径1。元、白流行诗篇既然如前所述在当时未曾雕印，向、周两位学者孰是孰非，也就显而易见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向达并没有依循他的这一思路，从中国早期印刷术的传播扩散过程这一角度，来估价将唐人“模勒”元、白诗一事视作雕版印刷的不合理性。

　　历本涉及到吉凶时日的选择问题（特别是今于敦煌文书中所见雕印本“历书”，实际上应属于后世“玉匣记”一类的“通书”，亦即所谓“具注历”，与朝廷颁布的普通历书性质有明显区别，更是专用于趋吉避凶2），确是纯属道教刊印阴阳杂术书籍的自然延伸，日常通用的针灸方术和民间婚丧礼仪仪式中的应用文字，因与世俗应用的道教方术仪轨密切相关，所以，也应同样是缘此衍生而来；
而韵书与字书等小学书籍，则是世俗文化教育所必需的最基本读物，除了先行出现之佛、道两教印刷品的影响以外，传统儒家教育特别是科举考试的需求，也是其得以刊刻印行直接的动力。只是这类小学书籍，层次依然很低，并没有脱出民间日用的范畴。后来循此脉络，继续发展，才在后唐时大规模开雕《九经》3。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关小学书籍印本的记载，都出现在唐懿宗咸通三年（公元862年）之后，这已经是元稹撰写《白氏长庆集序》一文接近四十年以后的事情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若是很早就出现雕印鬻卖元、白诗作的情况，其性质与同时期其他宗教读物差别甚大，将显得非常突兀，恐怕不够合乎情理。邓嗣禹当年虽然已经注意到需要特别关注“其内容为非宗教之诗”这一点，但却是泛泛地对此给予肯定，而没有去思考当时社会上是否已经具备雕版印制这类非宗教内容的文化环境4。

　　张秀民曾提到徐夤的《自咏十韵》一诗，作为五代刻书的事例5。徐夤此诗相关部分内容为：

　　1 周一良《纸与印刷——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刊李光璧、钱君晔编《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和科学技术人物论集》，页12。

　　2 参见Smith, Richard. J,Chinese Almana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此据三浦国雄监译、加藤千惠日译本《通書の世界》（东京，凯风社，1998）一《曆と通書の関係》，页28～48；
又此日译本后附三浦国雄为Smith氏书所撰《解说》，页132～138。

　　3 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第二编第八章《最早的雕版书——咸通九年<金刚经>》（页58），谓：“正是这些字书小学，为下一世纪的伟大进步——刻印五经开了先路。”案卡特所谓“五经”，即指后唐雕印《九经》。

　　4 邓嗣禹《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据邓氏文集《邓嗣禹先生学术论文选集》，页30。

　　5 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第一章第二节《雕版的发明》，页67。又张秀民编制之《中国印刷史大事年表》（见《张秀民印刷史论文集》，页298），系此事于后梁隆德元年（公元921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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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合沧州钓与耕，忽依螢烛愧功成。未游宦路叨卑宦，才到名场得大名。梁苑二年陪众客，温陵十载佐双旌。钱财尽是侯王惠，骨肉偕承里巷荣。拙赋偏闻镌印卖，恶诗亲见画图呈〔使宅行夤回文八体诗图两面，庚午秋使楼赴宴亲见，每一倒翻读八韵也〕。……僧俗共邻栖隐乐，妻奴同爱水云清。1

　　徐夤（案“夤”又作“寅”）为福建莆田人，唐昭宗乾宁元年（公元894年）进士2，登第后授秘书省正字，同年途经大梁返归闽中，依王审知为宦3。诗中“才到名场得大名”，应是指其科举考试中第并受到赏识事。“梁苑”即梁园，为大梁自汉以来的名园4，故“梁苑二年陪众客”，是指徐夤归乡途中在大梁朱温处滞留的事情。唐代节度使辞阙赴任，朝廷依例“赐双旌双节”5；
“温陵”是福建泉州别称6。徐夤自大梁返闽，初居王审知幕下，但未几即因王氏礼待简慢，拂衣归隐于乡间，及“王延彬刺泉州，每同游赏，及陈郯、倪曙等赋诗酣酒为乐，凡十馀年，求还所居”7。“故“温陵十载佐双旌”一句，应当是指徐夤在福建泉州从节度使王延彬游乐事。徐诗自注提到的“使宅”、“使楼”，宋人所见传本作“温陵使宅”8，自然是指王延彬的宅邸。徐夤《自咏十韵》诗自注谓“庚午秋使楼赴宴”亲见自己所作回文诗图，此庚午年为后梁太祖朱温开平四年（公元910年），由此可知徐夤自王延彬幕下退隐乡里并撰写此诗，都应在这一年之后。但不管怎样，李唐王朝都是刚刚覆灭未久，如下文所述，诗中提到的镌印鬻卖其赋的事情，更有可能是发生在唐代，所以不妨将其视作唐代雕版印刷的例证。因此，或许有人会引据此事，来印证唐人雕版印制元、白诗的合理性。

　　元稹、白居易的诗，与徐夤的赋，看起来性质似乎非常相近，实际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1 清官修《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卷七一一《徐夤》四，页8186。

　　2 清徐松《登科记考》（北京，中华书局，1984）卷二四乾宁元年陈乘名下引《永乐大典》所录《莆阳志》，页903。明何乔远《闽书》（济南，齐鲁书社，199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明崇祯二年刻本）卷一○五《英旧志》“兴化府莆田县”一，页631（史部第206册）。又徐夤族孙师仁建炎三年为夤文集所撰序文引宋路振《九国志》佚文，谓徐夤乃“乾宁初举进士”，见清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影印清刻本）卷二九“唐秘书省正字先辈徐公钓矶文集”条，页522～523。参据清官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集部别集类四“徐正字诗赋”条。案徐松《登科记考》同卷（页899），依从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的记载，定徐夤科第为景福元年，疑误。

　　3 宋陶岳《五代史补》（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本）卷二“徐寅摈弃”条，页8。

　　4 清官修《嘉庆重修一统志》（北京，中华书局，1986，影印清进呈写本）卷一八七《开封府》二“古迹”，页9218。

　　5 《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四九下《百官志》四下，页1309。

　　6 宋祝穆《方舆胜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影印宋咸淳刻本）卷一二《泉州》，页5b～6a。

　　7 徐夤族孙师仁建炎三年为夤文集所撰序文引宋路振《九国志》佚文，见清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二九“唐秘书省正字先辈徐公钓矶文集”条，页522～523。

　　8 见徐夤族孙师仁建炎三年为夤文集所撰序文，据清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二九“唐秘书省正字先辈徐公钓矶文集”条录文，页52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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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白二人播诸四方的“元和体”诗歌，虽然受到比较广泛的欢迎，但毕竟与功利没有直接关联，求索者只是出于一种喜好，从而也就未必过分迫切；
同时，仅仅作为一种欣赏，传统的阅读习惯，也更容易阻碍其接受新生的雕印读物。观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可见其借序白文而自相夸耀的意愿，跃然纸上1，所说是否会有言过其实的地方，似乎还可以悉心体会。如元稹谓白诗当时“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而在自注中说明其所谓“处处皆是”时，实际的范围却被限定为“扬、越间”这一很有限的地域之内；
逮至五十多年之后，随从僖宗銮舆入蜀的柳玭，在成都贩卖流行书籍的书肆上，却不仅没有见到元、白诗，也没有见到任何一种同类读物2，说明这类读物的流行范围，还应当限制在一个特定的群体之内，即一部分钟爱其诗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恐怕不会像元稹所描述的那样普遍。

　　陈寅恪研究指出，元、白二人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元和体诗”，实际包括两类诗作，一是“次韵相酬之长篇排律”，一是“杯酒光景间小碎篇章” 3。前者历代所无，系元、白始创4，新奇且易于仿效，适于儒生雅士相互酬唱；
后者固然本是“杯酒光景间”抒情遣怀之作5，为文人聚会恒所必需，亦为世俗所喜闻乐道。这些诗固然风行一时，但是它所传布的人群，似乎可以划分为两大不同类别。一类人乃如元稹所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这些人不仅普遍需要阅读元、白的诗作，而且其中某些人还会冒名赝作，以“苟求自售”，即不但要买市场上“缮写模勒”的元、白诗，并且还要将自己的一些作品“杂乱间厕”其中以事售卖。另一类人是元稹所说“王公妾妇、牛童马走”等诸色所谓“市民阶层”人物，这类人大多应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只能是循声吟诵而已，根本没有能力阅读，即如众所熟知白居易本人讲到过的那位以“赋得白学士《长恨歌》”而身价大增于侪辈的长安妓女6，就应属于此类人物，因为假若其识得文字，念唱或是背诵一番《长恨歌》本应是很平常的事情，何以竟值得如此夸耀？这样一些人自然也不会有购置元、白诗作的需求。

　　明人胡震亨在论述元、白诗的流行程度时，曾经提到下面这样一条史料：

　　1 案：清人赵翼在所著《瓯北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卷四《白香山》当中（页55），曾评议白居易深切渴望诗文名望的心态说：“才人未有不爱名者，然莫有如香山之甚者。”

　　2 宋佚名《爱日斋丛抄》（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丛书集成》初编影印《守山阁丛书》本）卷一引唐柳玭《柳氏家训》序，页5～6。

　　3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附论丁《元和体诗》，页331～339。

　　4 清赵翼《瓯北诗话》卷四《白香山》，页38～39。

　　5 《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卷一六六《元稹传》，页4332。

　　6 宋官修《文苑英华》卷六八一唐白居易《与元九书》，页3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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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胡氏所见《丰年录》，为唐人著述，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在引述同一内容时明确标示有这部书的撰著年代2。这一记载清楚反映出，对于“俗人”与“士大夫”这两类完全不同的人群来说，形诸文字的元、白诗篇，其意义和价值也是完全不同的，即普通市井间人手中并不持有热卖的白居易流行诗篇，而卖鱼肉者所收下的乐天诗作，自然还只能转卖给识文断字的“士大夫”，而不会卖给绝然不通文墨的“村路俗人”。

　　除了那些追慕时尚的新近少年之外，在知识阶层的主体特别是入仕官员当中，元、白诗的际遇就不那么显赫了。白居易本人在元和十年写给元稹的信中，就清楚谈到，其所作讽时感事之诗，闻者往往“众口籍籍，已谓非宜”、“众面脉脉，尽不悦矣”，甚者乃至使“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真正能够领会并赏识乐天作诗旨意，“其不非我者，举世不过三两人”而已3；
元稹亦自言其诗作中“感物寓意，可备矇瞽之风者”，因“辞直气粗，罪尤是惧，固不敢陈露于人”4。当时更有一些文人，将他们二人撰写的那些“纤艳不呈”之诗，视同“淫言媟语”，直欲“用法以治之”5；
而这种厌恶嫉恨情绪已不仅仅限止在某些卫道士的私下言谈议论范围之内，事实上，白居易被贬谪为江州司马的罪状之一，便是所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 6。因而，对促动制作流行诗篇售卖牟利的社会需求以及由此引发的商业动力，也不宜估价过高。

　　其实，仔细斟酌分析前面胡震亨引述的《丰年录》的记载，还可以看出，这些元、白诗卷既然被士大夫用作交易鱼肉酒茗的货币，就绝对不可能是成批复制的雕版印刷品；
假若确是那样，雕印诗篇岂不成了印制钞票？官府又岂能听任不管？即使是以笔书写的元、白诗篇，其实际用以交易流通的数量，也不宜估计过高。正因为时人以手工所缮写者数量亦很有限，供少于求，到手后很容易变换成钱，售卖鱼肉酒茗者才会乐于收取这些诗卷。元稹辞世后，白居易为其撰写墓志，在叙述元氏生前其诗作在社会上广受欢迎并普遍流行的程度时，曾明确写到这些热门诗篇的流布方式：

　　1 明胡震亨《唐音癸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二五《谈丛》一，页270。

　　2 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一八七《币帛》“胡绡买肉”条引“唐《丰年录》”，页977－714。案《宣和书谱》卷九（页75）载宋时“御府所藏”白居易行书法帖，有所谓“丰年贴”，未详与此《丰年录》是否亦具有某种关联。

　　3 宋官修《文苑英华》卷六八一唐白居易《与元九书》，页3512。

　　4 《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页4332。

　　5 唐杜牧《樊川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九《唐故平庐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页137。

　　6 《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页4344。

　　初疑元相《白集序》所载未尽实，复阅《丰年录》：“开成中，物价至廉，村路卖鱼肉者，俗人买以胡绡半尺，士大夫买以乐天诗。”则所云交酒茗者，信有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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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尤工诗，在翰林时，穆宗前后索诗数百篇，命左右讽咏，宫中呼为‘元才子’；
自六宫、两都、八方，至南蛮、东夷国，皆写传之，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1

　　文中“皆写传之”四字清楚表明，元氏某些流行诗篇能够以“疾于珠玉”的速度风行世间，传布范围上自皇宫内廷，下至八方士庶，乃至周边邻国，实际完全都是依赖手写抄录，并没有采用过其他效率更高的复制方式。白诗与元诗一道相并流行，元诗如此，白诗自然也不会另有雕版刷印的传布途径。今敦煌所见唐代流行的元、白诗作俱属写本，也可以为此提供佐证2。

　　唐代进士考试之偏重诗赋，始自玄宗天宝末年3，而至德宗贞元中叶以后，试赋尤显隆盛4。这一时期的试赋，不仅在形式上已经显现出后世八股制义的端倪5，而且在进士考试中的重要性，也与明清时期的四书文制义差相仿佛6。在这样的情形下，未第士子，自然需要着力揣摩模拟那些名进士所作的赋。在这一方面，白居易本人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据白居易自述，他在为考取进士而“苦节读书”之时，时间的分配，乃是“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7，习练作赋，显然最为耗费神力。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开篇即谓白居易在中第后，名声大噪，其所作《性习相近远》、《求玄珠》、《斩白蛇》诸赋，随即为

　　1 宋官修《文苑英华》卷九三七唐白居易《相国武昌君（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正议大夫检校户部尚书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赠尚书右仆射河南元公墓志铭并序》，页4928～4929。

　　2 参见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页21～40，页287。另外，美国威廉大学（Williams College）教授倪健（Chistopher M.B.Nugent），在所著The Circulation of Poetry in Tang Dynasty Chang’an（《唐代诗歌在长安的流传》）一文中，也论述了唐人诗篇在当时主要是以口头传诵、公共场所题写、以及手写这几种形式在社会上流传。倪健文见《“西安：历史记忆与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论文、提要集》（该会议系2006年10月2－3日间由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计划正式出版会议论文集。在此引述此文，已征得作者同意），页40～59。

　　3 宋王铚《四六话》（北京，中国书店，1990，《海王村古籍丛刊》影印民国初年陶湘覆宋刻《百川学海》本）自序（页621），谓：“唐天宝十二载，始诏举人策问外试诗赋各一首，自此，八韵律赋始盛。其后作者，如陆宣公、裴晋公、吕温、李程，犹未能极工；
逮至晚唐，薛逢、宋言及吴融出于场屋，然后曲尽其妙。”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二高宗永隆二年（页70），亦谓：“（进士试）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

　　4 铃木虎雄《赋史大要》（上海，正中书局，1947，殷石臞中译本）第三章《试赋隆昌时期》，页178。

　　5 清李调元《赋话》（北京，中华书局，1985，重印《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二（页15），谓白居易《动静交相养赋》：“通篇局阵整齐，两两相比。此调自乐天创为之，后来制义分股之法，实滥觞于此。”

　　6 案宋初纂集《文苑英华》，一千卷书中，收入赋一百五十卷，且以“唐赋居十之七八”，清人李慈铭由考据家之史料价值角度出发，斥之曰：“陈陈相因，最无足观。”说见李氏《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页1183）集部总集类“文苑英华”条。实则应如中华书局影印《文苑英华》之《出版说明》所云，宋人这样编录，正是为给读书人科举考试提供参照的范本，宋人欧阳修《六一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页16），谓“自科场用赋取人，进士不复留意于诗”，所述即当时科场尤为偏重试赋的情形。

　　7 宋官修《文苑英华》卷六八一唐白居易《与元九书》，页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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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1，“为时楷式”2。只是当时雕版印刷，施行未久，还没有辐射到这一世俗领域，人们只能传抄阅览3。白居易撰有《赋赋》，叙唐人所试之律赋，其中有“增纸价于京师”之句4，就是形容人们竞相写录名家试赋的情形。

　　显而易见，这种功利性需求的普遍性、强烈性和迫切性，都要大大高于闲适间吟咏元、白诗歌的喜好（唐人进士考试中的“诗”，是有特定形式和内容的应制诗，与明清时期的试帖诗相类似，而与元、白流行的“元和体”诗毫不相干），宋人欧阳修尝谓“自科场用赋取人，进士不复留意于诗”5，就很清楚地反映出当时在世俗功利面前诗与赋的轻重对比关系，而这种强烈的功利性需求，正足以逾越传统阅读习惯造成的障碍。所以，当书籍雕版印刷技术向世俗社会扩展时，除了民间日用工具性书籍，理应率先施用于印制这类读物。徐夤在诗中讲述到的他的赋被镌印贩卖这件事情，正是为此留下一份极为珍贵的记录。

　　徐夤在进士考试时，即因所试《止戈为武赋》中“破山加点”、“拟戍无人”诸句为主考者激赏而中第，成为一时“知名进士”，后“尝作《人生几何赋》，四方传写，长安纸价为高者三日”6；
其在大梁客居朱温幕府，亦因所献《过梁郊赋》，深得朱氏赏识，相传：“梁祖览而器重之，且曰：‘古人酬文士，有一字千金之语，军府费用多，且一字奉绢一匹。’”7徐夤在闽中依从王审知时，还遇到渤海国来访的前辈，告以渤海人得其《斩蛇剑》、《御沟水》、

　　《人生几何》诸赋，“皆以金书，列为屏障”8，可见其在作赋方面声名远播的程度。对此，徐夤本人，也是自负不已。他在晚年隐居时，忆及这一风光事件，曾赋诗自我表暴云：“赋就神都振大名，《斩蛇》工与乐天争。”9夤族孙师仁，亦夸耀徐夤所撰《人生几何赋》，直到

　　1 唐元稹《元稹集》卷五一《白氏长庆集序》，页554。

　　2 宋官修《太平广记》卷一七五“白居易”条录唐元稹《白氏长庆集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页1303。案此“为时楷式”四字，今传诸本《白氏长庆集序》并阙，或为今本所佚，或为《太平广记》纂集者所添加，惟白居易本人在写给元稹的信中（宋官修《文苑英华》卷六八一唐白居易《与元九书》，页3513）也讲到：“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由此可知，此“为时楷式”四字，其尤能体现当时白氏之赋得以竞相传播的实质性原因，即被用作试赋的范本。

　　3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条（页43），记有白居易试赋之传抄流布事例云：“白乐天一举及第，……省试《性习相近远》赋、《玉水记方流》诗，携之谒李凉公逢吉。公时为校书郎，于时将他适，白遽造之，逢吉行携行看，初不以为意，及览赋头，曰：‘噫，下自人上，达由君成；
德以慎立，而性由习分。’逢吉大奇之，遂写二十馀本，其日十七本都出。”

　　4 宋官修《文苑英华》卷六三，页286。

　　5 宋欧阳修《六一诗话》（文化十三年日本京都书林葛西市郎兵卫等刻《宋三家诗话》本），页12a。

　　6 《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六八《闽世家·王审知》，页846。眀何乔远《闽书》卷一○五《英旧志》“兴化府莆田县”一之徐夤小传，页63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06册）。

　　7 宋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北京，中华书局，1999，影印清乾隆、嘉庆间刊《知不足斋丛书》本）卷一“梁太祖优待文士”条，页73。

　　8 清官修《全唐诗》卷七○九《徐夤》二《渤海宾贡高元固先辈闽中相访，云本国人写得夤<斩蛇剑>、<御沟水>、<人生几何>赋家，皆以金书，列为屏障，因而有赠》，页8162。

　　9 明何乔远《闽书》卷二四《方舆志》“兴化府莆田县”下之“延寿溪”条，页45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04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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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初年，依然“脍炙人口”1。

　　徐氏既是这样一位作赋的名家高手，世人自然要竞相赏析揣摩其作品。这时，书籍雕版印刷技术已在佛、道两教和民间生活领域，应用很长一段时间，引入儒家上层文化领域的条件，基本酝酿成熟，于是，便有商人因应时势，雕印贩卖徐夤的赋作2。依据这样的缘由来推断，徐夤上述诸赋被镌印贩卖，似乎更有可能是在其乾宁元年进士及第之后未久的时候。因为科举考试中考官取士对文章风格的好尚随时而嬗变，新科进士的名赋，显然更值得应考士子模仿，前述徐寅自我夸诩“赋就神都振大名”，正是表述其中举后所作诗赋在京师播诸人口的情形3。宋人高文虎在《蓼花洲闲录》中谓时人有著述提到，北宋大中祥符年间，科考唱名后即有印卖状元赋者4，此时赵宋王朝立国也不过刚刚50年上下时间，雕版印书，在世俗社会还远远没有达到广泛普及的程度，可见雕印贩卖这类应试用赋名篇范本，确实很早就有十分迫切的社会需要，徐夤赋作之被雕印鬻卖，正是为其开启先河的行为；
同时，它也是书籍雕版印刷在世俗社会中，由韵书、字书等小学类基础教育书籍，向《九经》这样的儒家经典扩展过程当中的一个中间环节。在这一链条当中，科举考试的功利需求，是连接各个环节的核心神髓5。不过，这还只能说是书籍雕版印刷术进入世俗社会儒家上层文化的初步过渡。镌印名家试赋，其性质与后世书坊刊刻的制义文范本基本相同，而这类制义文范本的文化层次，显然并不很高。

　　1 见徐夤族孙师仁建炎三年为夤文集所撰序文，据清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二九“唐秘书省正字先辈徐公钓矶文集”条录文，页522～523。

　　2 宋官修《太平广记》卷四八四录唐德宗贞元年间白行简撰《李娃传》（页3990），记述李娃在长安“鬻坟典之肆”，费百金为所慕公子购置举业所需各类书籍，并陪侍此公子读书肄业，“伺其疲倦，即谕之缀诗赋”，“二岁而业大就，海内文籍，莫不该览”。这则故事反映出，习练诗赋所需读物等科举用书，本是唐代书肆上的主要商品种类。又英人杜希德推断说，前文所述白居易那些为“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的试赋范本，也应是售卖于长安城内的书肆之中。说见所著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 Medieval China 之Early Publishing and Bookselling一节，页17。

　　3 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较大的推测，徐寅的赋被印刷贩卖的时间，也可能比这要稍晚一些，以至晚到徐氏入闽之后。不过，即使是这样，最迟也只能迟至徐寅在王延彬的宅邸见到自己所作回文诗的后梁朱温开平四年（公元910年）前后，上距徐氏中举的唐昭宗乾宁元年（公元894年），也不过十几年时间，他所作的赋在社会上依然持续发生影响，仍属情理之中的事情。因此，并不影响本文所要论述的问题；
而且雕版印刷徐寅赋一事发生的时间愈晚，愈加说明在元稹和白居易所生活的时代，社会上还不大可能出现雕印其诗篇贩卖的情况。又即使此事发生在徐氏回到家乡福建之后，镌印贩卖徐寅诗赋的地点，也更有可能是在中原或是扬越地带、益州蜀地这样一些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徐氏《自咏十韵》诗中“拙赋偏闻镌印卖”之“闻”字，即已透露出这件事未必发生在他的身边。

　　4 宋高文虎《蓼花洲闲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丛书集成》初编排印《古今说海》本）引《隽永录》，页3～4。

　　5 黄永年在《古籍版本学》第三章《雕版印刷的出现》之“五代的刻书事业”一节中（页54～55），举述充分依据明确揭示说，后唐之刊印《九经》，“和唐代以来推行的科举制有很大关系”。另外，美国学者钱存训（Tsuen-hsuin Tsien）和Evelyn S. Rawski，在讨论中国的早期印刷问题时，也都曾经很浮泛地谈到过，科举考试的需求，应是中国古代印刷术的应用范围赖以扩展之主要动力或是重要基础之一。不过，上述这些学者的着眼点，似乎更多地是在五代后唐刊印《九经》以后，没有涉及在此之前的情况。钱说见Why Paper and Printing were Invented First in China and Used Later in Europe，刊李国豪（Li Guohao）等主编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页467；
Evelyn S. Rawski说见其为英人杜希德著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 Medieval China等书所撰评议，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44, No.1. (Nov. ,1984), pp.187-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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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循这样的思路，来分析书籍雕版印刷技术的传播扩散过程，可以看到，唐末刊印贩卖徐夤赋作一事，不仅不能用作唐人“模勒”元、白诗系雕版印刷的佐证，而是恰恰说明，在徐夤之前的元、白时代，还不大可能去雕版印制这类闲适读物。退一步讲，即使不考虑“模勒”元、白诗与镌印徐夤赋的性质差异，后者较前者至少已迟晚近八十年（徐夤中第后其赋才有鬻卖的价值和市场），在这期间，雕版印刷技术若是有所传播扩散，也自在情理之中。所以，同样不能用来印证唐人之“模勒”元、白诗有可能为雕版印刷。

　　2006年5月6日初稿

　　2007年7月29日改定

　　【附记】本文从拟议撰述时起，即得到业师黄永年先生的赞许，并告以过去在撰述《古籍版本学》一书时，先生的主要着眼点，是放在揭示雕版印刷盛行之后的版刻发展体系，对于唐人“模勒”元、白诗一事，并未顾及深加考究，只是姑且沿用前人成说而已；
文章草成后，送呈指教，复得到业师初步认可。我能对古籍版本粗有所知，全系仰赖先生口传手授，而先生不仅不以我发此异议为忤，且真诚予以鼓励，这将激励我更加努力问学求知。惟未及本文正式发表，先生遽然遐归道山，这竟成为我蒙受先生指教的最后一篇论文。又本文撰写过程中，曾屡屡就教于同门学长贾二强先生，虽学长治学谨饬，本多闻阙疑之旨，对我好为新奇之论，颇持保留意见，但相与切磋，为最终形成此文，助益殊多；
另外，台湾学者宋德熹先生帮助提供翁同文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论丛》一书，友人侯旭东先生帮助提供部分美国学者相关论述讯息，程龙先生帮助查阅并翻译伯希和法文著述，赵玉蕙同学帮助查找部分英文刊物，也都为写就本文，提供了很大便利；
本文初稿撰成后，曾就教于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先生，复得到妹尾达彦先生诸多指教；
2006年7月，在日本东京东洋文库公开演讲这一内容，亦蒙日本国学院大学名誉教授土肥义和先生垂教。投寄《历史研究》编辑部后，又承蒙审稿专家帮助提出重要的修改意见。在此谨向上述诸位师友和专家，一并致以真挚的谢意。

　　 刊《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文字略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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