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祥：中非合作模式及其影响

　　[内容提要]半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中非关系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中非合作模式。中非合作模式是中国在对非提供援助、对非投资和对非贸易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独特做法与风格，其最本质的特征是平等互利和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这一模式符合中非双方的共同利益，有力地促进了中非关系稳步而健康地发展，受到非洲国家的普遍肯定和好评。西方国家指责中非合作模式既有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差异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们在非洲问题上的排它性，不愿意看到中国在非洲的巨大成功。当然，在坚持中非合作模式时我们也应该与时俱进，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积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与途径。

　　[关键词]中非合作模式 不附加政治条件 平等互利 磋商机制

　　进入新千年以来，随着中非关系迅速发展，谈论中非关系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时髦。在这种情况下，更加需要人们对中非关系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本文所探讨的中非合作模式专指中国在对非提供援助、对非投资和对非贸易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独特做法与风格。如果仅用“中国对非援助模式”，还不足以涵盖其丰富的内涵。中非合作模式是中非友好关系持久发展中的一大动力与特色，也是西方国家议论比较多的话题之一。这一问题应该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与思考。

　　一、独特的中非合作模式

　　自1956年中非开启外交关系以来，中非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56年到1978年是其第一阶段，当时中非合作的重点是政治领域，中国支持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非洲国家支持中国的统一大业。从1978到1999年，中国与非洲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非合作由此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
非洲国家主要从争取民族独立转向发展民族经济，随后在外界的压力下，在政治上实行多党民主制。这一时期中非合作重心从政治领域转向经济领域。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至今，中非合作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也是最成熟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非合作开始由政治主导型或经济主导型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全方位务实、理性合作转变。

　　尽管中非合作的领域和重点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化，但是，中非合作模式基本保持不变。与西方国家相比，中非合作模式有自己的显著特色：第一，中国与非洲国家平等相待，而西方国家常常将自己的价值观和理念强加给非洲国家；
第二，中国对非洲国家实行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投资和开展其他经贸合作，而西方国家则以良政、民主等条件为前提，向非洲推销“一揽子改革方案”；
第三，在将合作计划付诸实践时，中国落实程序简单，效率比较高，而且信守自己的诺言，做到“言必信，行必果”；
而西方国家落实援助计划时程序复杂，比如非洲国家与欧盟合作时，需要与其27个成员国分别磋商，而且每个成员国都有否决权，落实合作计划时存在不确定性，结果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这其中，最本质的特征是平等互利和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事实上，西方国家议论最多的也恰恰是这一点，尤其是后者，即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

　　这一原则一直是中国在发展同非洲国家关系时所恪守的基本准则之一，写入各个时期的对非文件中。1964年1月周恩来访问加纳，提出中国政府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严格遵循的八项原则，其中第二项原则就是“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决不要求任何特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1]进入新千年，中国仍然在一些重要的对非宣言和文件中重申该项原则。2000年10月发表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强调：“将人权问题政治化以及在提供经援时附加人权条件，本身就违反人权，应予以坚决反对”。2006年1月中国政府首次发表对非洲政策文件，提出与非洲国家一道建立和发展“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重申“中国政府将根据自身财力和经济发展状况，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并逐步增加力所能及和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同年11月，这一原则在中非合作论坛第三次会议暨中非领导人北京峰会上，继续成为中非领导人的共识。

　　二、不干涉原则与“磋商机制”

　　以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为核心的中非合作模式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体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

　　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其实质就是不干涉内政，就是对国家主权的尊重。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概念是由法国人让·博丹比较系统地提出来的。博丹认为，主权就是在国民之上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主权的内容十分广泛，至少包括八个方面：（1）法律制定权；
（2）宣战媾和权；
（3）高级官员任命权；
（4）最高裁判权；
（5）豁免权；
（6）接受忠诚与官员就职时的宣誓权；
（7）征税及铸造货币权；
（8）拥有至高无上的称号。就主权的性质而言，它是一种绝对永久、不可分，而且必须由一人或一个机构掌握的权力，即主权有三个特性：绝对性、永久性和不可分割性。[2]博丹对政治学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的主权理论，这一理论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国家主权不仅是各国管理国内事务的最高权力，同时也是其对外交往的合法权利和独立、平等的身份。世界各国不分大小贫富强弱应彼此尊重、平等相待、和睦相处；
不同文明和发展模式应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和谐共存。尊重国家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这也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联合国宪章强调，“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3]

　　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是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的一大原则，也是“万隆十项原则”的主要内容之一。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成员时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两国关系的原则，那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4]和和平共处的原则”。[5]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上得到了与会的亚非国家代表的普遍赞同，在此基础上达成的“万隆十项原则”，[6]成为亚非国家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基本准则。万隆十项原则非常强调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他国内政，其第二至第四项原则分别是“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
“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

　　1963年12月，周恩来访问阿尔及利亚时，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提出了中国在处理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时应该遵循的《五项立场》。其中第五项立场就是“主张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一切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略和干涉”。[7]

　　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万隆会议十项原则以及中国在处理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时的《五项立场》，最核心的思想是不干涉别国内政，而在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和开展经贸合作时不附件加任何政治条件则是这一原则的最好体现。不干涉原则不仅仅适用于亚非国家之间，而且在国际关系上具有普遍的意义。今天，中国对内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倡导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不干涉内政原则在当前仍然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我们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同样反对外国干涉中国的内政。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他国内政属于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只有遵守这一原则，才能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互赢精神，才能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与非洲国家进行合作的过程中，中国恪守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无论在提供经济技术援助，还是投资开发或进行经贸合作时，中国始终坚持尊重非洲国家的主权，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当然，在中非进行合作的时候，不干涉原则与“磋商机制”并不矛盾。不干涉内政是总的原则，磋商只是一种手段，并以前者为基础。在尊重非洲国家主权的前提下，中国有时以老朋友和在国际事务中负责任的大国的双重角色，就有关问题与非洲国家进行磋商，推动相关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比如中国通过“磋商机制”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中国努力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有关方面在达尔富尔开展混合维和行动的1769号决议，设立达尔富尔问题中国政府特别代表，通过多方磋商敦促苏丹政府接受混合维和行动，努力促进达尔富尔问题的政治解决。

　　三、对中非合作模式的评判，非洲国家最有发言权

　　评价中非合作模式，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非洲国家。相对于西方国家与非洲的合作模式而言，中非合作模式更受非洲国家的欢迎。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盛赞中非合作模式，他说，“与欧洲投资者、捐赠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缓慢而且有时带有施恩性质和后殖民主义方式相比，中国满足我们需求的方式更为适宜。事实上，刺激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模式可以让非洲汲取很多经验。”[8]坦桑尼亚前总统姆卡帕说，“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效果要比西方的更有效。来自西欧、世界银行和欧盟等国家机构的援助，其行政管理成本非常高，相比较而言，中国援助的行政管理费用低多了。”[9]卢旺达驻欧盟大使约瑟夫·博恩沙说，尽管欧洲与非洲的历史联系令前者在发展同非洲关系时具有优势，但不可忽视中国作为一个投资方的受欢迎程度。他说：“他们的价格通常比欧洲更具竞争力，他们的建筑合同一般带有补贴，他们的援助没有附加条件，他们提供的贷款往往是无息或低息的。”[10]对于中非合作所取得的成功，西方国家亦表示认可，英国《金融时报》载文指出，“迄今为止，对于中国影响力的迅猛膨胀，非洲方面的看法非常积极”。[11]

　　为什么中非合作模式能够得到非洲国家的普遍认同？其原因主要有：

　　其一，中非合作给非洲带来政治上的平等。中国与非洲开展经济技术合作或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的时候强调真诚友好、平等相待，始终遵循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不附加政治条件，不会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强加于非洲国家。而西方国家在对非洲国家提供援助的时候，往往以良政、民主等条件为前提，向非洲推销“一揽子改革方案”。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利用非洲国家的经济困境，在非洲国家推行经济结构调整计划，在发放结构调整贷款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明确的政策性要求，“1、实现市场自由化，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价格应根据市场的供需而定；
2、对国营企业实行私有化；
3、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
4、进行体制改革，创建新的金融体制和其他体制”。[12]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对非洲的干预力度明显加大，将经济援助与实行西方式民主挂钩，强行向非洲国家推行西方式民主、自由和人权等政治价值观。无论是克林顿政府提出的《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还是布什政府的“千年挑战账户”，美国对其提供的每项发展援助都附加严格的民主、自由、人权等内容的政治条件。欧洲则通过英联邦、法非首脑会议、欧非峰会等机制力图继续保持对非洲的控制。对此，非洲人不以为然，反对西方对非洲实行双重标准，对西方将他们的观点强加于自己身上感到反感，而对以平等互利和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中国模式抱以很大的热情。

　　其二，中非合作给非洲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中国给非洲的援助和投资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数量有限，但是效果很好，往往是急非洲人民所急，讲求实效、平等互利。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向非洲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中国在非洲承担了近900个项目，许多援建项目如坦赞铁路、毛里塔尼亚友谊港等已成为当地重要经济枢纽。中国先后向非洲派出医疗队员1.9万人次，诊治患者约2.4亿人次。近年来，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方减免了31个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109亿元人民币债务，对非洲30个最不发达国家的190项对华出口商品给予零关税待遇，为非洲培训各类人才1.46万名。2006年11月在中非领导人峰会上，胡锦涛主席代表中国政府提出，扩大对非洲援助规模，到2009年使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规模比2006年增加1倍，今后3年内向非洲国家提供3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和20亿美元的优惠出口买方信贷，设立50亿美元的中非发展基金。此外，中国还能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在非洲建造水坝、公路和桥梁，以及提供更适合非洲人消费能力的消费产品。非洲真切感受到在与中国合作的时候得到实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十分欢迎中非合作模式给了他们一种新的选择。

　　四、西方国家“关注”中非合作模式的实质

　　与非洲国家普遍认同中非合作模式相比较，西方国家对它的反映比较复杂。西方国家对中非合作模式议论较多，有的评论比较公允和积极，也有一些人表示“担忧”，甚至指责，声称“中国对非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利于非洲良政”。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所主席罗伯特·卡帕教授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说，“由于中国的主要合作伙伴正是西方社会企图孤立和施压的‘独裁国家’，中国的政策阻碍了国际社会对非洲民主进程建设所作出的贡献”。[13]此外，西方国家指责中国“掠夺非洲资源”、“以廉价的商品占领非洲市场”，在非洲搞所谓的“新殖民主义”。

　　中国与非洲49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并非局限于少数几个国家，中非关系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第三次会议暨中非领导人北京峰会召开，当时与中国建交的48个非洲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高级代表相聚北京，共叙友谊、共谋合作。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和向非洲提供援助时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中国也支持非洲国家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实施良好治理。非洲在发生政治变革或政权更迭时，中国往往是尊重非洲国家人民的选择，即便是民主化浪潮中也是如此，因此，“中国对非援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利于非洲良政”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当然，对于“良政”，没有统一的标准，对于非洲国家来说，和平与发展是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的前提，也是面临的现实挑战。在这方面，非洲也不乏相似的观点。非洲著名政治家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指出，“善治（即良好的治理）在某些方面依然是消除贫困、不稳定、暴力和欠发达状况的最关键因素”。“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已经达到完全民主。至少，我不知道有这样的国家，甚至是那些所谓的发达国家，它们也没有达到完全民主。我认为，民主是一个过程，我也相信非洲的大多数国家都正处在这个过程中。”[14]

　　至于西方指责中国在非洲搞所谓的“新殖民主义”的说法更是缺乏依据。新殖民主义是在战后出现的一种现象，是殖民主义国家为了保持和强化在原殖民地的利益而采取的一种政策。20世纪60年代初，“新殖民主义”一词开始在学术界流行。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新殖民主义的定义是“帝国主义在旧殖民体系趋于瓦解的形势下采用隐蔽方式进行殖民扩张，以保持其垄断和统治地位的政策体系。”[15]加纳首任总统恩克鲁玛专门研究过新殖民主义问题，他认为“新殖民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最后的、也许是最危险的阶段”，“新殖民主义的实质是，在它控制下的国家从理论上说是独立的，而且具有国际主权的一切外表。实际上，它的经济制度，从而它的政治政策，都是受外力支配的”。[16]恩克鲁玛认为，当时（20世纪60年代）最大的新殖民主义国家是美国。中国没有控制非洲的经济制度，也没有支配非洲的政治政策，只是一个平等的合作伙伴，而西方国家在非洲所表现出来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干涉主义在一定情况下或在某种意义上是新殖民主义的表现，包含在新殖民主义范畴之内”。[17]

　　其实，西方国家诋毁中非合作模式既有历史文化和价值观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在非洲问题上的排它性，不愿意看到中国在非洲的巨大成功。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中非传统友谊的基础上，双方合作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非高层交往越来越密切，中非领导人和外长互访达200多起，其中中国领导人访非50多起。中非经贸合作保持强劲增长，2000年，中非贸易额为106亿美元，2007年已经达到735.7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32.7%。中国现在是位于美国和法国之后非洲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对非洲投资135.8亿美元。中方投资项目分布在49个非洲国家，涉及贸易、生产加工、资源开发、交通运输、农业及农产品综合开发等多个领域。2006年中国企业在非洲完成承包营业额95亿美元。中国对非承包工程涉及房屋建筑、石化、电力、交通运输、通讯、水利、冶金、铁路等领域。西方国家对此感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英国《金融时报》评论道：“新秩序的轮廓尚在勾勒之中，但中国在非洲大陆的利益不断增长，已经撼动了由谨慎的西方捐助者和前殖民主义列强所主导的充满摩擦的旧秩序。”[18]西方国家之所以有这种担忧，是因为“西方—包括美国和欧洲—对中国加强与非洲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因为他们视中国进入非洲为介入了他们的势力范围，因为非洲是‘美国和欧洲的后院’”。[19]

　　事实上，非洲国家早已赢得独立，不是别的国家的势力范围。坦桑尼亚前总统姆卡帕曾经严厉批评欧洲独霸非洲的思想，他说，“我们并不属于欧洲，欧洲并不拥有我们。非洲的资源既可以与欧洲国家合作来开发，也可以与中国合作来开发”。“我们非洲国家必须迫使欧盟国家（即我们的前殖民宗主国）改变‘非洲是它们的独占领地’的观念和态度。”[20]现在，欧洲方面和国际社会开始认识到这一点，正视现实，希望加强与中国的合作。法国的非洲问题专家贝尔纳尔·卢甘认为，中法两国在非洲不存在利益冲突，中非经济关系的加强不会损害法国的经济利益。[21]莱比锡大学非洲研究所的赫尔穆特-阿舍教授认为，“我们目前在非洲看到的是地缘政治层面上的一种新式的多极秩序。整个格局在发生变化，西方或是欧洲不能再指望回到过去的欧洲与非洲的两极世界。中国及其他新兴工业国家已是非洲大陆完全独立的伙伴。而且坦白地说，我们的非洲伙伴非常享受这种伙伴多元化的局面”。[22]中国在发展与非洲国家关系的时候，并不损害第三方的利益，不存在“排他性”。因此，在开发非洲问题上，中国与其他国家完全可以在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以及充分考虑非洲利益的基础上进行沟通与合作。

　　五、结语

　　中非合作模式符合中非双方的共同利益，因而得到了非洲国家的肯定和好评，并有力地促进了中非关系的稳步发展。中非真诚合作不仅进一步密切了中非双边经贸联系，也有力地促进了中非政治互信，并且推动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政治立场沟通和外交行动协调。中国11次在联合国人权会上挫败西方反华提案，联合国大会14次粉碎台湾“重返联合国”图谋以及中国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世界博览会，均得到了非洲国家的鼎力相助。正如胡锦涛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所指出的，“中非友好之所以能够经受住历史岁月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关键是我们在发展相互关系中始终坚持真诚友好、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正确原则”。[23]

　　判断中非合作模式的唯一标准主要是看它是否符合中非双方的共同利益，是否能够有效推动中非关系的顺利发展，是否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不是别的其他标准。中国应当坚持中非合作模式不动摇。当然，在坚持中非合作模式时我们也应该与时俱进，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积极探索新的合作方式与途径。

　　注释：

　　[1]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42-243页。

　　[2]潘兴祖、洪涛主编：《西方政治学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1页。

　　[3]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charter/charter.htm。

　　[4]五项原则的措词后来稍有改变，中缅联合声明1954年6月29日改为“平等互利”。

　　[5]《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63页。

　　[6]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八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249页。

　　[7]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42页。

　　[8]Financial Times, Feb 29, 2008.

　　[9]曾爱平：“坦桑尼亚前总统姆卡帕谈中非关系和非洲形势”，《西亚非洲》，2007年第12期。

　　[10]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 7, 2007.

　　[11]Financial Times, Feb 15, 2008.

　　[12]舒运国：《失败的改革——20世纪末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结构调整评述》，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2页。

　　[13]http://dw-club.net/popups/popup_printcontent/0,2472854,00.html.

　　[14][意]阿尔贝托·麦克里尼：《非洲的民主与发展面临的挑战——尼日利亚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访谈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6、54页。

　　[15]《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1108页。

　　[16]克瓦米·恩克鲁玛：《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第1页。

　　[17]高岱：“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考释”，《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8]Financial Times, Feb 15, 2008.

　　[19]郑若麟：“萨科齐访非洲重温大国梦——著名非洲专家贝希尔·本·亚美德谈法国、中国与非洲关系”，《光明日报》，2007年7月27日。

　　[20]曾爱平：“坦桑尼亚前总统姆卡帕谈中非关系和非洲形势”，《西亚非洲》，2007年第12期。

　　[21]林卫光：“中法为争夺非洲产生冲突？纯属法国抄作”，《中国青年报》，2006年11月1日。

　　[22]http://dw-club.net/popups/popup_printcontent/0,3026481,00.html.

　　[23]胡锦涛：“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6年11月5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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