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畅,：重走自下而上的政治道路

　　文章摘要：本文主要阐述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的历史脉络和走向，包括乡绅在的出现和所起的作用，农民起义和彻底推翻原制度的革命，现代的人大制度和信访制度；
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的实施方法，包括乡绅的人脉关系，起义和革命的暴力形式，以及当代的依靠诉诸法律的途径；
包括以及当今中国的自下而上政治轨道的探讨与分，尤其是当代的信访制度。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泱泱大国，与她同时期存在的世界文明还有许多，但是经过几千年时间的洗礼之后，只有中国的文化还大体保留着原来的面貌，其他古文明或是随着黄沙湮没在现代人的脚下，或是早已被现代文明改造得面目全非了。中国历经原始社会、封建社会直到如今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同的政治体制成就了中国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文明，同时，也在传承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文化是什么？文化不仅仅是会看书会写字，政治体制的特殊性也是文化的一种体现。正如中国社会，自封建社会至今存在着一种具有中国自身特点的政治统治的运行体制，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我们称之为“双轨政治”。

　　费老在他的著作《乡土重建》中提到双轨政治时说到这样几点：一、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有着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的两层。二、中央所作的事情是极有限的地方上的公益不受中央的干涉，由自治团体管理。三、表面上，我们只看见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执行政府命令，但是事实上，一到政府和人民接触时，在差人和乡约的特殊机构中，转入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这轨道并不在政府之内，但是其效力却很大的，就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极重要的任人物，绅士。绅士可以从一切社会关系，亲戚、同乡、同年等等，把压力透到上层，一直可以到皇帝本人。四、自治团体是由当地人民具体需要中发生的，而且享受着地方人民所授予的权力，不受中央干涉。

　　中国自两千多年前秦王朝的封建大一统的正式建立以来，就一直着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往后的各个王朝不但没有减弱中央集权对地方、对老百姓的统治，相反，而是越来越加强。这在普通人看来，就是皇帝或者说统治阶层对下层被统治阶层的专制而已，自上而下的专制统治夺去了古代中国老百姓的言论自由、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监督权利等一系列合法权益，这在近现代的中国乃至世界来看，都是极其不平等的。单轨政治下的中国王朝必然会走向崩溃的边缘。但是，事实告诉我们，中国被外人看来的所谓的集权统治却带领着古老的中国人走过了两千年的时间旅程。能延续如此长时间的政治体制，中国真的仅仅依靠了由统治到被统治的自上而下的单行政治轨道吗？答案是否定的。中国在外人看来只走了自上而下的一条单行线，殊不知，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影响下，中国还走了一条被外人看来并不在意但又事实上存在的另一条政治轨道——由下而上的反映民情的政治轨道。中国古代政府由中央到地方的分级级别，最低级别只划分到县城，再往下就不是国家政府部门的管理范围了，日常生活就得老百姓自治了。大家都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是相当大的，他们大部分都居住在农村，而农村就属于县城以下的级别。因此，可以这么说，中国的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都游离在王朝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外。那么他们依靠什么来进行日常活动的安排呢？答案是依靠农村居民所处的大家庭和部族的规约来制约着人们的日常活动。

　　中国农民的血管里流淌着叫做“小农思想”的血液，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告诉农民的就是：我自己就能把家里的大事小事都解决了，无需外人过多到干涉。这样的思想导致当时的王朝把中国农民组织起来兴致勃勃地去干某件事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在农民们看来，与不相识的人搞联合根本就没有必要。除非中央政府下令强征徭役，否则，长城、紫禁城、京杭大运河等等举世瞩目的宏伟工程现代人是看不到的。但是，农民虽然如此，村民们对于家庭或部族里的血亲或姻亲等亲缘关系却是相当重视。因此，即使当朝政府管不了村民的日常生活，但是村民无法摆脱乡土之中由于亲缘建立起的关系对他们的约束。

　　中国有句老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当今中国不同的是，古代没有“社会”的说法，而“齐家”就是“治国”的基础。在中国，家族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家是每个人诞生的地方，家也是每个人生命终了的归宿。是家给了每个人生命，是家像一根线始终牵引着身在他乡的家人，“叶落归根”是妹妹个人走完人生旅途之前的最后一个心愿。家庭的存在维系着一群人的成长与变化，它所具有的凝聚力是任何一种社会力量所不能忽视的。既然作为家庭，或者扩大一点包括宗族、部落等等具有如此多的民众依偎在它的翼下生活和生产，那么它就必须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组织系统来维持一个大家庭正常的秩序。于是产生了具有家庭威望和领导力的家庭领袖。在家庭中一般由经验丰富的老年人担任。他们是拥有很高威望的，可以处理家族内部和外部等各项事务。而随着不同姓氏家族通过血亲和姻亲的不断融合，于是就产生了范围更广的部族，在部族中，有老有少，有穷有富，除了有经验的老人可以担任领袖外，那些有能力的中青年有拥有了一定的威望，因为他们凭着自己的实力使家庭更加富有或者使自己的品德出类拔萃到足以服众，这些人也拥有了处理本组内部事务的权力，同样对外，无论是对外族还是政府官员，他们平者自身的威望和经济实力拥有了话语权，这些人就是乡绅。现在我们再重谈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它是中国特有的一条政治道路，它来源于县衙与乡村之间的权力真空，于是就由乡绅来年填补这块空间。乡绅的产生就是缘于中国的家族，氏族意识，产生有威望的人或是有势力（有钱或者有权）的人，通过他们代表广大村民与政府打交道，从而为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铺平了道路，使得最底层的老百姓有个向上反映民声的途径。这些乡绅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

　　在双轨政治的道路上，自上而下的政治道路可以通过国家权力，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类似保证国家政策的传达和实施；
那么，在自下而上的政治道路上，广大民众又可以用什么方法来保障这条政治道路的正常行使呢？我认为，在国家同志的稳定期中，最主要的力量就是这些乡绅。正如费老所说的：“他们可以依靠一切社会关系，亲戚、同乡、同年等等，把压力透到上层，一直可以到皇帝本人。”古典小说《水浒传》中就有这样一位人物：绰号“小旋风”的柴进。他不是做官的，但是在他的人际关系中，有社会各个层次的人，向上有朝廷重臣与他交好，向下有梁山泊的流寇草莽与他交情颇深，因此，在林冲、宋江等人走投无路时，他能够施以援手。这样的人旧书于典型的乡绅。应该说，自身实力是这些人骄傲的资本，拥有人脉使这些人教导的资本。前面我们已经说到，乡绅是沟通官民的桥梁，他们除了拥有势力以外，个人的品行也是非常重要的，具有高尚品德才具有威望，具有威望才能服众。如此，广大村民的心声才能通过他们翻印到朝廷；
超同的一系列政策通过他们对民众的劝导和影响才能保证全部实施。可是，如果这些乡绅按变得有势而没有品，有跟官打交道的本事而没有为百姓说话的胆量，变得和腐败官员一起狼狈为奸榨取百姓、巧取豪夺时，那他们也就腐化堕落了。此时，自下而上的政治道路被他们阻塞了，除非让其重新畅通，否则原本制衡的双轨体系将被打破，广大民众将会被同志阶层变本加厉地盘剥。因此，为了打通这条轨道，新的自下而上的轨道运行方法出现了。

　　由乡绅所领衔的自下而上的政治道路是在政局稳定时期，而当一个王朝由于自身的腐化堕落即将崩溃时，此时，这条自下而上的道路是否还存在？如果存在的话那又是如何运行的呢？通过分析后我发现，在这一非常时期内，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依然运行，但不是由乡绅领衔了，而是由意在推翻当政王朝的破坏性暴动——农民起义来主导。例如，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他们的心声是无法忍受秦朝暴政了，要推翻暴政。这样的愿望没有同过那为好心的乡绅传递给县官或是郡守，而是直接通过广大农民的接竿而起暴力推翻当朝政府来表达出来的。他们行使的方法不同于乡绅所运用的人际关系，而是直接依靠暴力。他们要靠暴力让统治者知道底层民众的想法。这种方法其实是一种很冒险的方法，无论当政者听还是不听，起义一旦失败，这些被认为是叛乱者的起义者们下场会很惨，所以，只有成功才能让自己的心愿得到实现，别无他法，他们没有退路。虽然陈、吴二人未能成功，但随后的平民皇帝刘邦却成功地改朝换代了，然后在四百多年的汉王朝的稳固统治中，自下而上的道路又开始了由乡绅来主导，直到汉末黄巾起义的爆发，主流旗帜又握在了起义领袖的手中，封建中国的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主导权的变换就在这样的历史规律中循环往复。

　　在分析上述历史时期时，也就是封建王朝的更迭时期，我致意到这样一个问题：此时自上而下的政治道路还有作用吗？我们还是来看看秦末时期，秦王朝又是怎样行走在自上而下这条政治道路上的。当全国上下的反抗汇聚成刘邦、项羽这两支起义队伍时，由中央向地方颁布的命令只有一个：地方上镇压起义，起义队伍缴械投降。这种政令显然走了那条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但是对于实际效果而言起作用吗？它或是被起义队伍视为废纸，或是在地方官员的手上成为官员们向起义部队投降以示成心的凭证。这一条政治轨道无论对于广大民众或是原统治体系中的政府官员门，都失去了它应有的效用。所以，我认为，在王朝由于暴力运动而出现更替的一瞬间，两条政治道路不是平行行驶的，而是自上而下的轨道湮没在了自下而上的轨道的浩大声势之中了，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新王朝建立稳定政局后，国家统治重新回到两条政治轨道平行行驶的道路上来，若干年后再出现政权由于暴力运动而更替……

　　农民起义是古代中国暴力运动的最显著的代表。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告诉人们，具有破坏力的暴力运动不能仅仅处于农民起义的初级阶段，自下而上的政治道路不能一直处在“乡绅——农民起义——乡绅——农民起义”的无限循环之中，世界潮流不允许封建制度再多活一天，作为农民起义争夺权力的斗争运动的最高潮——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也就是最好的例证，必须要有更好的方式保证两条政治道路都能健康、通畅地平行行驶。也就是说，另一种暴力运动就是革命。革命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打破原由的统治制度，建立新的政治体制，这对于社会进步，民主进程，自下而上政治道路的畅通具有重要意义，辛亥革命就是打破就制度，促进民主、民权、民生发展的很好的例子。可是，我原本以为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制度后自下而上的道路能得到稳定和通畅，但真实情况并没有那么乐观。纵然民国政府召开“国大”，建立“多党合作”等等，说一些诸如“倾听民声”等冠冕堂皇的话，但依然横征暴敛，依然贪污无度，依然卖国求荣，管他民声有多吵，管他民愤有多强，依旧我行我素，只要自上而下不出问题就可以了，自下而上的那条路还是不够通畅。那么，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时期的当今中国呢？情况是否好转了呢？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首先废除了以土地为根本的剥削制度。还广大农民一个无剥削无压迫的中国新农村，这是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土改不曾彻底解决掉的问题。社会主义中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可以说是自下而上民主政治轨道行驶的一个成熟的有效的方法，作为基层的广大民众可以进入到各级的权力机构中参政议政，对双轨政治尤其是自下而上的道路起到很好的疏通的作用。

　　人民代表是人民群众选出来的，那么，他们也是老百姓中的一员，他们所代表的老百姓的利益是和自身利益相一致的。他们不同于乡绅靠人际关系或权势为原则来处理政务，而是依靠国家法律来行使职权，由下而上地层层传递民意，民主的趋势在这样的道路上越发地明显。或许由于政治上的惯性，一部分有权的人会走向权力滥用以谋取私利，一些人大代表恐怕也不例外，但是总的来说，当今政治制度的优势却比以前的封建体制优越出了许多倍。人民的监督权是实实在在的，他们跳过本级权利机关或者行政机关而向更高的部门翻印情况，这样的话，即使自下而上的轨道在这一段堵住了，但由于还有其他道路能继续通往上层，所以，很快上层就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这一段堵塞住的道路重新疏通，效率的提高和民主的广泛性都是以前的政治道路无法比拟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最具有鲜明特色的民主制度。那么，作为一个在“人治”传统下走过了几千年的古老国度，再加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文化的熏陶，过去那一套轨道制度在当今中国还能寻找到它的身影吗？其实，那一套以家族为核心的组织体系在广大农村的基层社区中依然很普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在一个家庭中，长者或是男方依然是整个家庭的主导；
扩大到一个村庄，有经验的老者和拥有家族产业的家庭在方圆白梨甚至远到城区都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中国现今基层政府是乡镇政府，与农村的距离较以前的县衙而言已经非常近了，不过，在执行某个政策时，乡镇政府还是要和有关村庄的代表进行商讨，充分听取意见，村民代表的态度将直接影响政策的执行，而这些村民代表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村子中的老者或是家族产业的管理人，他们在村民中享有的威望和影响力就是他们的资本。譬如，乡镇政府想征用当地村庄的部分土地修建公路，村民代表提出的补偿要求是当地政府必须认真考虑的，村民代表的态度，不仅仅是民意，还有他们所享有的当地威望而产生的凝聚力，政府办得不好就告你政府的状，向上继续申诉时的领头人还是这帮拥有影响力的村民代表，甚至会产生村民不满作为而闹事，如果真的闹事了，村民如何组织起来的，依然是这一帮村民代表组织动员的。这些当地人中的“头儿”的影响力可见于此。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已经实现了村长民选知，这是中国基层民主的进步。村长是管理一村事务的人，虽然不属于干部，但是既然能当选为村长，必然具有一定的威信，具有一定的领导能力，具有一定的组织和沟通能力，而具有如此能力的人，必然是在村中有经验的人或是有势力的人中推选出来，其他人没有这样的条件担任。因此，这些村子中的“权威们”既能领导村子，又能左右村中的事务。所以，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类人可以算作是当今中国的新“乡绅”，他们行使的一些只能与过去的乡绅比较类似，他们是保证现在自下而上的政治道路畅通的重要力量。

　　上述所谈及的，一个是社会主义新制度应具有的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个是在新时期内类似于古代乡绅的农村“新乡绅”群体，这一个制度，一个新的群体，改造了和创新了中国新的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但是随着拜金主义倾向，人类自身的私欲以及政治上的通病，制度中的不足显露出来，群体中的惟利是从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为了避免腐败的滋生又堵塞了政治轨道，所以，目前在中国有一支活跃在基层的自发维权力量，那就是以上访为特征的农民的维权行动，它同城市基层的平民一道，构成中国源源不断的信访队伍的主要势力，也成为今天各级政府必须面对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农民的信访潮和政府该如何应对农民的信访，成为了当今双轨政治互相碰触后出现的新的问题。

　　2005年1月国家颁布的《信访条例》中规定：第一条：本条例所称信访，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第三条：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做好信访工作，认真处理来信、接待来访，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努力为人民群众服务。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畅通信访渠道，为信访人采用本条例规定的形式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提供便利条件。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

　　信访制度作为一种正式制度所具有的职能，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政治参与，也就是《信访条例》所规定的公民通过给国家机关写信或走访反映民情社意，对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工作提出批评或建议，即所谓的“民意上达”。其二是权利救济，即信访作为一种正常司法救济程序的补充程序，通过行政方式来解决纠纷和实现公民权利救济。在一定程度上，信访制度因具有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存在的“人治”思想这一基础，所以它作为一种民意上达、伸冤维权的特殊通道，对社会起着安全阀、对老百姓起着宽慰剂的作用。而这一通道，就是那条自下而上的道路，层层向上反映情况，或者条过某一层直接把问题反映到中央。自下而上的政治道路由于信访制度的建立，从狭窄的乡间小路宽阔的柏油马路，由“自古华山一条路”到“条条大路通罗马”。广大民众可以反映民情的范围更宽了，反映情况的路径变多了。民众的权利得到保障，中央对地方和基层情况的了解和掌握也更加真实可靠。信访不同于人民代表提交议案，信访是个体权利对公共权力的控制，是公民监督行政权力，司法权力的有效途径，它属于个人行为，区别于作为一种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从信访制度中更能清楚地看到人民群众拥有的权利，诸如言论自由权，监督权等等，广大民众依靠信访制度走在自下而上的政治道路上去参与国家建设，去监督公共权力，比起同样是走在古代的自下而上道路上的古代臣民门，现代公民权利的具体性和实用性古人遥不可及的，古代中国的老百姓只能依靠乡绅传达民意，自身只有义务，没有任何权利，不够直接，不能和当权者面对面，而现代社会诉诸民意的范围和途径是如此的方便和迅捷。

　　各地区和各部门在进一步畅通和拓宽信访渠道，确保民情、民意、民智顺畅上达，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任何事物总是相对的，有争议就有邪恶，有光明就有黑暗，为什么群众会上访呢》因为地方上存在许多不合理的问题，危害了大众的合法权益。因此，少数地区和部门以强制手段妨碍群众行使正当信访权利，甚至打击迫害信访群众的情况还不同程度地存在。

　　这些上访的群众，原本知识因为自身的某些权利受到侵犯而离自己最近的政府对问题解决不力，所以才走商游侠而上的上访之路的，一直访到北京，访到中央。但是因为各级信访部门特别是中央信访部门对信访数量有统计和通报制度，对地方主要领导的政绩有一定的影响；
并且进京上访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以求问题的解决；
所以，许多地方派人到各级信访接待场所拦截正常上访群众的“截访”现象十分严重。截访”不但花费巨大，还造成了矛盾的积累，堵塞民意通道。搞到最后，群众们最初上访的理由已经变得不重要了，打击迫害成了他们不断上访的主要动因。这种情况不仅回堵塞自下而上的政治权利道路，而且回直接损害各级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

　　以上说明了，广大民众维权意识的增强和维权活动的增多，在许多方面改变了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施政行为。出在社会底层的民众维权活动的直接目标就是基层政府，他们以中央的权威作为基础，试图以中央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作为一种标准来衡量地方政府的行为，并在许多场合是以地方政府监督者的身份采取行动。这样，广大民众就在事实上成为地方党政必须顾及的实实在在的政治力量。政府既然重视了老百姓，那么，老百姓的诉求政府就会认真地考虑和郑重地答复自下而上的轨道就不会因为政府对地层民众的忽视而再次堵塞了。

　　信访制度是一个切合中国实际的维护民权的制度，通过信访制度，如今的双轨道路可以说畅通了很多，平行不悖，碰撞和阻塞的情况日趋减少。

　　总体而言，中国自下而上的政治道路的不断成熟和不断进步，是和当今中国人的民主法制意识的增强密切相关的，人民再也不像以前甘于被统治了，懂得了该如何保护自己；
但是，出现了这么多的侵权行为和政府的不作为或乱作为行为，说明人民大众对自身的权利还不够重视，维护自身权利，积极参政之路还需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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