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陈德征的真面目

　　陈德征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红极一时的党国要人，胡适和鲁迅都曾经提到过他的名字。他的儿子陈星弼，是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九三学社成员。近年来，关于陈德征的“莫须有”的不实之辞层出不穷，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只是高度妖魔化的陈德征，而不是陈德征的真实面目。

　　一、小名“难儿”的陈星弼

　　在九三学社的官方网站中，刊载有陈星弼的传记材料，其中介绍说：陈星弼(1931年1月28日—)，出生于上海。微电子学家。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1年加入九三学社。陈星弼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祖籍浙江省浦江县青塘镇。祖父曾为清朝武举人。父亲陈德征因家庭贫穷靠勤工俭学就读于杭州之江大学化学系。五四运动时，其父成为杭州学生领袖之一，从此进入政界，也曾算得一个红人。但不久得罪于蒋介石，被摘了乌纱帽且被软禁。这时陈星弼出生了，因此取小名为“难儿”。他的父亲陈德征因宦海沉浮之经历，坚持让他继续读书，直至学到科学技术而为国家做实事为止。再加上他一直进的是国立中学，包括生活费在内一概公费，因此没有中断学习。

　　在这份传记材料中，还隐约透露了陈星弼一家在1949年之后的曲折遭遇：陈星弼1952年从同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厦门大学电机系担任助教。第二年第二次院系调整时转到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他被指定到新成立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在的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工作，同时被选送到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进修半导体。由于家庭出身原因，他始终是受命教书。他认为要教好书，不仅要把所教内容融会贯通，还要考虑学生如何能最好地接受。因此他上课时不需讲稿，只带一张象香烟盒大小的纸，写一点备忘纲要即可。他所教的课程一直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和称赞。

　　陈星弼为人正直、坦率，由于不愿随俗而家庭出身又不好，被一些人认为清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首批打倒。1970年国家电视攻关中被派往工厂支援研制氧化铅摄像管，他得知国外已研制硅靶摄像管，因此建议研制这种新摄像管并获四机部批准。但是好景不长，刚刚见到图像他就被点名去五七干校劳动，直至爱人病重才被调回。

　　1980年，陈星弼被派往美国深造。从这时开始，他进行新型半导体功率器件的研究。1983年回国，他被选为系主任，不久建立了微电子研究所。在他率领下，在中国首次研制了VDMOST，IGBT，LDMOST，MCT，EST等器件并开发了相关技术。

　　二、余英时、王彬彬的不实之辞

　　关于国民党时代的陈德征，余英时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中写道：“最近《胡适的日记》已在台北影印问世。我们可以看到胡适在发表了《知难、行亦不易》一文之后，国民党方面的反应是多么强烈！但是最具代表性的则是胡适的真正对手，还不是作了立法院长的胡汉民，而是一个名叫陈德征的人。这个人当时是上海市党部中的重要角色，他连中学也没有毕业，写的骂人文字充满了流气，正是一个典型的都市流氓。国民党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它的中下层干部已大量的流氓地痞化，即此一例可概其余。国民党上层中虽不乏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如胡汉民、吴稚晖之流，但是在中下层‘党棍子’层层包围之中，也不免自我异化了。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正式全面推行‘党化教育’，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决裂的关键所在。1947年萧公权应聘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在就任后，教育长竟约同党方人员对他进行一场关于‘国父遗教’的口试。这种事最能说明国民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的轻侮达到了多么荒谬的程度。”

　　王彬彬接过余英时的话头介绍说：“余英时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一文中指出，国民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中下层干部大量‘光棍化’、流氓化，而陈德征便是典型代表。”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王彬彬大胆采用了以讹传讹的道听途说：据说，在陈某执掌《民国日报》时，曾忽发奇想，在报上搞了一次“民意测验”，“选举”中国的伟人。揭晓时，第一名是陈德征，第二名才是蒋介石。蒋介石一怒之下，将陈某押到南京，关了几个月。但蒋对他的惩罚仅此而已。陈某回到上海滩后，照样做他的官。

　　王彬彬的文章《胡适、鲁迅与陈德征》刊登于《南方周末》2006年12月14日。在此之前，余世存也在《非常道》中写道：1926年，陈德征继任上海《民国日报》的总编辑，随后又掌握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文教机关的大权。红极一时，他便忘乎所以。一次，《民国日报》发起“民意测验”“选举”中国的伟人。揭晓时，第一名竟是他陈德征，第二名才是蒋介石。老蒋一怒之下将陈押至南京，关了几个月后，命令各机关，对陈“永世不得录用”。

　　三、陈德征的真面目

　　笔者在网络中简单搜索了一下，很快找到如下信息：陈德征，字待秋，浙江浦江人，杭州之江大学理学士。他早年曾在苏皖等地任教，后入《民国日报》社担任编辑，并为新南社发起人之一。四·一二政变前后，由于他主持的《民国日报》发表大量拥蒋反共言论，得到国民党右派的赏识，他也因此飞黄腾达，成了上海政界的红人。到1930年，当他被任命为通志馆筹备委员时，他不仅已是市教育局局长、《民国日报》总编，而且还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常委兼宣传部长，掌握着大上海的文教、宣传大权。一时间的飞黄腾达竟然让他得意忘形，居然在《民国日报》发起选举‘中国伟人’的民意测验，并暗中替自己做了手脚。选举揭晓，孙中山位居第一，蒋介石排名第三，而他竟名列蒋介石之前，位于第二，致使蒋介石一怒之下将他传至南京拘押了起来。虽然数月之后他人终被释放，但一个‘永远不得叙用’的处分使他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

　　这段文字出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袁燮铭的文章《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始末》，其中关于陈德征在南京被拘押的时间，见于当年的《上海市政府公报》第74期。另据胡山源在《文坛管窥》一书回忆，他与陈德征是杭州之江大学预科班的同学，一个是文科第一名，一个是理科第一名，按照名次被分配到同一个寝室里。理科高材生陈德征与胡山源一样喜欢从事文艺创作。不过，两个人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我时常骂他，要他去洗洗干净，衣服被褥要洗，身体尤其要洗。他嬉皮笑脸地对别人说：‘乖乖，不得了，一个晚娘管着我！’”

　　1920年，胡山源和陈德征同时从“相当于现在的专科”的之江大学预科班毕业，胡山源因为参加学生运动受到扣发毕业证和停学处分，陈德征暗地里与学校当局妥协，由学生运动走向了政治运动。

　　1923年3月15日，上海古今图书局出版弥洒社编辑的《弥洒》文艺月刊，主要成员有胡山源、钱江春、赵祖康、陈德征。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谈到弥洒社时，提到了胡山源和陈德征的名字。关于陈德征的得罪蒋介石，胡山源也采用了道听途说的“据说”：“陈德征在上海‘红得发紫’。……有一天，南京来电报召他进京。他兴匆匆地去了。不料一到‘国府’，蒋却并没有见他，而是请他住到一个‘特别招待所’里软禁起来。如是者，一去三年之久。……后来据陈德征自己说：大约三年后，吴稚晖来看他，邀他去街上走走。他三年来第一次走到街上。过了一会，吴稚晖对他说：‘你不用回到现在的住所了，回上海去吧。’就此他恢复了自由。”

　　1949年之后，自称是“没有出息的温情主义者”的胡山源，考虑到陈德征“没有当汉奸，还有些人气”，曾经写信请对方吃饭。“以后，我不在上海，就没有往来过。肃反和各种运动期间，都听到他一些消息，有的说他在什么地方‘劳改’。不知其详。”

　　陈德征是国民党夺取政权的急先锋，同时也是清除异党人士并且钳制自由言论的人权杀手。1929年3月26日，上海报刊公开披露陈德征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提交《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的消息，引起胡适强烈反对。陈德征很快写作一首标题为《“胡说”》的打油诗，刊登在他自己主编的《民国日报》上：“违反总理遗教，便是违反法律。违反法律，便要处以国法，这是一定的道理，不容胡说博士来胡说的。”

　　当时与陈德征一同围剿胡适的，还有胡汉民、吴稚晖、杨杏佛等党国要人，他们的相关言论其实并不比陈德征高明多少。早年留学日本的胡汉民几乎把全部精力用在了搞女人和搞政治方面，他的正式学历及知识素养只能比陈德征低而不可能比陈德征高。1949年之后，已经远离政治舞台的“没有当汉奸，还有些人气”的陈德征，所遭受的恰恰是他自己早年主张过的“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的政治待遇，最终死于劳动改造。

　　陈德征确实是一个应当受到谴责和惩罚的历史罪人。然而，即便如此也不应该把“莫须有”的不实之辞强加于他。作为文史学者的余英时、王彬彬等人把陈德征妖魔化为“连中学也没有毕业”的“都市流氓”，既是对于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的不负责任，同时也是对于自己从事的学术职业的不负责任。

　　本文删节稿刊登于2008年4月17日《南方都市报》，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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