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钊：奥威尔的名单

　　去年（2002年）读到一篇介绍英国桑德斯女士的《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Frances Stonor Saunders， 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2000 ）的书评，书评的文字顺着桑大斯的导向展开，在叙述了许多受人敬仰的知识分子背后都接受中央情报局的照顾和贿赂之后，有一段集中揭露乔治·奥威尔虚伪的文字，权且做文抄公录下：

　　另一位是《动物庄园》、《1984》的作者奥威尔。在小说中，他表现出对监视一切行为的“大兄弟”的告密者的强烈的憎恨，但他自己却两方面的癖好都有。奥威尔有个习惯，走到哪里都随身到着一个蓝皮四开的笔记本，记录可以的人和事。到1949年，笔记本已包括了125个人的材料。奥威尔怀疑这些人有的显现了“同性恋倾向”，有个“好象是黑种”，有的大概是“美国犹太人”。如果仅仅自己记着玩玩也就罢了，而奥威尔却在冷战高潮的1949年主动跑到英国谍报部门（IRD）具保了35个“共产党同路人”，使这些人的名誉和生活受到严重打击。1

　　笔者限于各种条件不能读到桑德斯的原书，但是，在这里也想就自己视野所及谈点对奥威尔的名单的看法。

　　作为作家，“有个习惯，走到哪里都随身到着一个蓝皮四开的笔记本，记录可以的人和事“，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奥威尔为生活所迫，创作之外还为媒体写过杂七杂八的稿子，不这么做会缺少写作材料。2问题是不是为了“玩玩”，他在生命最后年头主动跑到情报机关献上一份检举35名“共产党同路人”的名单！英国的名作家或暗中为情报部门工作，或就是情报部门的雇员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情，比如，S.毛姆、G.格林、M.玛格利特等著名的文化界任务实际是为政府情报部门工作，战后陆续被暴光。但是一直以反对与体制合作、追求个人言论和思想自由的奥威尔竟然也是这么一种任务！这个信息给中国读者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震惊，无疑也给当时正在北京上演的根据奥威尔小说改编的话剧《动物庄园》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实际上，早在1980年，英国谍报部门曾经收到一份奥威尔拟定的亲共产主义的文化界人士的名单的事实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那年，违背奥威尔的“不许写传记”的遗嘱，索尼亚就拜托政治学学者巴纳德·克里克（bernad crick）为奥威尔写传记。在奥威尔的这部传记《乔治·奥威尔：一生》（A Life）业已明确提到这个名单的存在。而且，那名单原始的起草的稿子保存在伦敦大学的奥威尔档案室里，这也是奥威尔的研究者们众所周知的。但是，根据理查德·利斯（richard rees）等人的证言，这名单完全是奥威尔在病床上凭个人观察、感觉玩着拟出来的，并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也没有引起什么人（包括研究者在内）关注。

　　重新提起奥威尔的名单是1996年7月11日英国《卫报》的报道，报道了英国国家档案馆“已经没有保密的必要”公开的一批档案中有奥威尔当年提出的名单，并且第一次“揭露”了公开的档案中包括奥威尔当年该女友西莉娅·卡温（syria carvon）的信，这名单是通过西莉娅·卡温交给情报当局的。但是，同年7月13日的《每日电讯》刊出了更加详细的报道：《话说奥威尔关于好友、作家的秘密名单》。这篇报道也比较符合这装名单前前后后的历史真实。

　　1996年所谓奥威尔的名单引起轰动，并不是名单本身的效应，而是媒体披露了一个新的历史事实，即奥威尔的女友西莉娅·卡温（Syria Carvon）是国家情报机关秘密雇员，名单正是通过她之手交给当局的。而公众关心的却是当年奥威尔与西莉娅那段罗曼史。西莉娅1917年出生在英格兰的萨福克州，原名西莉娅·玛丽·帕杰特。她的双胞胎姐姐马梅茵，是流亡在英国的左翼作家阿萨·凯斯特拉的妻子。这对双胞胎姐妹是绝世美女。1945年圣诞节去阿萨·凯斯特拉家的奥威尔在那里遇到了西莉娅。对这位29岁已离婚的知识女，奥威尔一见钟情，坠入情网。当时西莉娅也对奥威尔表示好感，连凯斯特拉夫妇俩也在边上怂恿西莉娅响应奥威尔传来的浓浓情意，然而很难作为婚姻伴侣接受奥威尔，委婉地拒绝了奥威尔的追求。但是西莉娅和奥威尔以后依然保持往来，西莉娅只把他作为亲密的朋友，处出于对他的才华和人品的尊敬、仰慕与他交往，而奥威尔依然期盼着这种关系会有什么进展。这种友人关系一直保持到奥威尔去世。3《1984》的写作严重地摧毁了奥威尔的健康，加速了他迎来死亡。进入1949年，医生已经不允许他再使用那台“缩短生命”的杀人机器——打字机了。病床上的他失去了写作难熬寂寞，某日与前来探望的理查德·利斯讨论起拟出一个“倾向共产主义者”的名单的想法。根据利斯的回忆，当初拟定的名单，涉及130名文化人士，最后通过卡温向IDI提出的只有35名，说明他是经过仔细推敲的，这百余人中尚在世的，为了保护个人隐私，至今没有公开他们的名字。

　　从《每日电讯报》刊出的奥威尔1949拈月2日写给西莉亚的信（名单与信一起发出）来看，不能否定奥威尔能够明白那名单是交给哪个部门的，也必定在某中程度上知道西莉亚是在为情报机关工作的。当然他也不希望有一天这份名单被公诸于众。他在信中着了写道：“这不是让人读了后会感到震惊的东西，也不会给你的朋友带来什么新东西，我是这么认为的。无论如何要把这东西还我！”然而，今天，1998年新版的《奥威尔全集》，与西莉亚的那封信和名单都不为逝者讳地收入其中。

　　必须指出的是，不论英国政府机关根据国家法规定期公开的包括情报机关在内的档案，还是奥威尔是亲友及对他崇拜的人们都不掩饰、遮盖这一历史真实，都正是民主主义社会以及在这种社会中真正追求理性、正义与真实的人们才能够作得到的。即使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某些内情被披露出来也是出自同样的原因。可是，非民主主义体制中谎言不仅是最有效的政治武器，而且也蔓延至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成了市民的生活方式。同样事情的公开在病入膏肓的社会中是不会发生的，比如，前东德的那些“知识分子”如何无耻地投靠国家情报当局出卖灵魂，那情报当局有是如何以“国家安全”为借口通过这些“知识分子”以及所谓科学与理性来实施《1984》中所描述的那样对国民的思想、言论加以控制的。这样的事实只可能在东欧完全解体后才能大白于天下。其次，同样的事实发生在不同中对受害者所带来的影响与后果也是不同的。今天中国的读者不仅渴望有一天能够读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收买了哪些中国文化人的秘密材料，也希望写这书评的、有条件能接触得到上述那种非常意义的而且可读性极强的著述的学者把这些铁幕下的“秘密”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开开眼界。这几年只有蓝英年先生做了一些这样的工作，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各科的学人协作才能将这个涉及人类社会及人性本质的课题深入下去。

　　为什么奥威尔在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会在“无聊”、“寂寞”之中拟了这么一个名单？我们可以从他的生涯及其著述中找到这个答案。

　　奥威尔出生于印度，父亲是殖民当局的下级公务员。他靠奖学金完成了伊顿公学的学业，因为他的家庭根本没有经济能力供他上这样的名门贵族学校。获得奖学金的“幸运”，对他以后的人生带来极大的影响。他受到了良好的古典传统的人文教育，有无力进一步深入牛津那样的学府继续深造，值得向父亲一样从事公职，去缅甸当警察。处在社会阶层夹缝中的经历，是奥威尔以后被左翼政治运动所吸引的重要原因。促成他与极权主义做彻底的决裂是他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九死一生的经历。作为和佛朗哥叛军作战的志愿者，奥威尔在西班牙加入的统一工党（POUM）的民兵，他不知道同样是志愿部队，将来的遭遇会和莫斯科领导的国际纵队有着极大的区别。其实，他踏上西班牙那天，莫斯科已经指令西班牙共和政府总理卡巴利尔在近期内解除、消灭统一工党和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武装——作为苏联国内大清洗的延伸。卡巴利尔政府完全在莫斯科的控制下。奥威尔被“友军”的子弹打穿了喉咙，大难不死，以病残之身退役之后，还要东躲西藏逃避追捕，仅仅以为他曾参加过统一工党的民兵。他还是幸运的，逃回了英国；
他的许多战友或死于“友军”的枪下，或被不通过任何法律手续羁押在牢房生死不明。那种对极权主义的恐惧刻骨铭心伴随他的一生。所以，他厌恶英国那种明显分化的阶级社会，也决不容忍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那种极权主义体制，追求的是社会民主主义。

　　虽然奥威尔被人们称作政治预言家，但是，面临显示作出抉择的时候，他也只能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现状，两者相衡取其轻。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等著述中我们也可以读到这一点。尽管他厌恶英国社会等级森严的阶级差别，但是出于自它的西欧民主传统的体制还是表示赞赏。但是斯大林主义者都通过媒体捏造事实来中伤政治敌手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是都把非莫斯科系统（国际纵队以外的）出生入死与佛朗哥叛军作战的社会主义者成为托派、法西斯分子、盖世太保、第五纵队等等，但是追随莫斯科指示的英国共产党只能在传媒上用非常含糊的用词来制造谎言。奥威尔明白，这是英国民主政体遏止谎言的结果：“英国共产党的新闻媒体领教过诽谤法的厉害，并从中汲取了一些深刻教训，在一个事实可能得到确认的国家却没有这样做，足以说明这些事实是谎言。”4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奥威尔珍惜这种制度中可贵的一面。又如，尽管他在西班牙遭受了如此不幸，事后他看到了德意法西斯具有跟直接的战争威胁，在把斯大林体制与日益甚嚣尘上的德意法西斯加以比较，依然认为遏止法西斯猖狂蔓延是首要任务：“如果我们能把佛朗哥独裁统治……这可能使世界局势大大改观，单就这个目的而言这场战争值得一赢。”5再如，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依次演讲中，他曾经硕果：“美国是腐朽的资本主义，但是，今天如果苏联与美国开战的话，我将毫不迟疑站在美国一边，因为美国至少还有言论自由。”6战后，40年代末，以萧伯纳为首的英国文化界都为苏联的“成就”所倾倒，有些人甚至把苏联的体制作为一种乌托邦理想来憧憬，就连英国政府也对斯大林政权的外交取一种守势。奥威尔感到英国民主体制将有被“演变”的危险。出于这种恐惧、选择和担忧，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写下了“倾向共产主义者的名单”。

　　在极权主义体制下，假如处在政府把每一件事情转变成一种特权（却是一种人的正常活动人性需要）时代，假如处在“它们（特权）被用来贿赂人民——享有一间房屋的权利变成一项特权，同时还有享受未被污染的食品的权利，医疗保健的权利，了解未被审查的消息的权利……都成了腐蚀人民的一种手段”7的那种社会，众多的文化人也难以抵挡这种享受特权的贿赂，所以，往往为了取得这种特权，不仅放弃对真实与正义的追求，还要伪装出持有某种“坚定”的信仰（其实自己并不信仰，伪善中的伪善），以告密乃至诬告（谎言中的谎言）换取或保持特权的享受。与这些人相比，奥威尔通过西莉娅把自己忧虑的隐患告诉当局，言行与他的信仰保持一致，本身也是一种人格的真实。

　　笔者写上述文字并不是赞赏奥威尔拟名单托西莉娅转交情报部门的做法。无疑，采用这种做法来与极权主义斗争也是不可取的。汉娜.阿伦特曾经给奥威尔以极高的评价：“一针见血的政治洞察力，无与伦比的远见卓识”，但是，我想如果阿伦特当时知道奥威尔曾经提交过这么一个名单，也会对这种行为作出断然否定的反应。阿伦特曾经在《论革命》一书中，通过美、法两国革命与政体的比较，肯定美国建国之父们的远见与为民主宪政建设、保存私的领域中的个人自由所做的探索、努力，但又目睹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盛行，担心这种难得的优秀传统正在北美大地上日渐褪色。出于这种担心，后来在《原共产党员》一文中把背叛斯大林主义后又同斯大林主义作坚决斗争的人称作“原共产党员”，指出这些“原共产党员”在这种斗争中为了达到目的往往也是不择手段，这种做法与社会、公的领域是极其危险的。阿伦特指出：他们的思想是在极权主义训练下形成；
他们的目的是出与对旧的信仰的失望，要把原来接受的思维训练运用与新的信仰；
他们采用的方法是自己自觉地担负起警察的职责。其结果，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在那种把“友爱”作为政治生活最坚固的基础的市民中散布了互相不信任的种子。虽然奥威尔没有加入过英国共产党，但是，他在生涯的最后写下了败笔——也足见极权主义对人性腐蚀的影响深远。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奥威尔一生追求真实与正义，正如伯兰特.罗素所说，“作为时代的良心，奥威尔当之无愧”。他依然为世人尊重。他去世的哪天，犹如《1984》小说开头的那个场面，整个英国电台同时播放13下时钟的报时声以示纪念，已故作家中享受这种殊容的只有奥威尔。1997年，也就是所谓奥威尔名单经由媒体引起人们注目后的第二年，据英国沃特斯书店（英国最大的书店之一）的统计，《动物庄园》和《1984》的销售量占小说类的第二、第三位。去年中国媒体载文援引欧美杂志（National Review）20世纪最佳非小说类图书排行，第一为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是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第三与第五是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和《奥威尔文集》。8奥威尔并没有因为那份黑名单失去他往日的光彩。

　　注

　　1，王绍光《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读书》2002/5。

　　2，1998年为了纪念奥威尔逝世50周年，出版了戴维森编辑的《奥威尔全集》。

　　3，奥威尔临死前不久与索尼亚·布劳娜结婚。

　　4，《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2。

　　5，同注3。

　　6，转引自（日）《诸君》，1999/4/209。

　　7，克里玛《布拉格精神》，作家出版社，1999/145。

　　8《大众科技报》，2002，7，27。

　　本文写于2003年，初出《阅读》第一辑（2004）。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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