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夫：已非激情燃烧的年代——致六进大别山扶贫助学的老友

　　C·Ch：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天气很好，灿烂的阳光挥洒在窗前白中泛红的杜鹃花蕊上，鲜艳而亮丽，这是南半球悉尼温暖的冬天早晨。不知为什么，我脑子里总是浮现出你被孩子们簇拥在漫坡的映山红（杜鹃）花丛中，你笑得那样自然、平和、恬静而安详。

　　说不清此刻是什么心情。我打开电脑给你写信，想着你对孩子们的一往深情，尤其是对大别山贫穷儿童的无尽的关怀，和他们对你那种发自心底的由衷热爱、尊敬、与崇拜，我真是钦佩，赞美，甚至在羡慕中夹杂着些微的妒忌。前天放下电话，知道你又要上大别山了。我确实为你担心，以至于短时间内有一种惶恐不安的忧虑：你毕竟是年届八十高龄了，才因治疗脑梗阻而刚刚出院，怎么能又率队去大别山呢？可你当时的回答却幽默而潇洒：“这是最后一次了，即使倒在那山村的泥地里，我也不会孤单，孩子们会常常来看老爷爷。特别是映山红盛开的季节，孩子们会来给我献花的。”

　　你呀，让我说什么好呢？这悲壮而豪迈的誓言，五十六年前的烽火岁月中，在漫天飞雪零下40度奇寒的狼林山脉长津湖畔；
在燃烧弹乱窜敌机疯狂轰炸的荒草岭上；
在曳光弹雨汉滩江、回首再闯三八线的途中，我曾不止一次地听你说过。朋友们都知道，你是一个言行谨慎惯于低调的知识分子，但每当生命的关键时刻，你又表现出那种毫无顾忌一往直前的品格，实在令人钦佩。这从你不久前寄赠的《一个战地摄影记者的自述》（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书中，你就以血泪浸染的图片与文字展现了我们那一代人共同度过的青春岁月。（关于这本书，我会写读后感）。

　　还记得前年五月，在你们复旦大学的校报上，我看到你扶贫助学的安徽大别山金寨县初三学生童敏信中的一段令人遐思的话：“曹爷爷，去年你离开大别山时说过：‘明年映山红开的时候，我会再来看你们的。’今天早上，我看到山坡上开了好多映山红。曹爷爷，你今年会再来吗？”由是我知道你最近要六上大别山，就是为了兑现对山村孩子们许下的若言，也是你03年三进大别山时在汤家汇乡茅坂村红四军28位烈士墓前所说的“继承先烈遗志、为改变农村贫困面貌而贡献微薄力量”誓言的体现。

　　在这里，我不得不由衷地向你表达敬意: 你是好样的。你是我们引以为豪的战友。

　　老兄，孩子们对你如此热爱，是使我深受感染、并急于给你写信的重要因素。我们是真正的老友了。从1949年夏在上海相识，至今已逾五十多个春秋。当时我在军文工团；
你是由华东新闻专科学校来到军报社当摄影记者而奔赴朝鲜战地的。你比我年长，出身于江阴名门。我不敢夸口说对你特别了解，但我们在青春岁月里共同穿越过烽火硝烟，以后又历经严酷斗争的政治磨难，在人生征途中有许多相似的遭遇。

　　别的不讲，单说那场已被历史证明完全错误的“反右”运动，我们同是受害者。我在部队被批判一个多月后，定为“中右”分子，内部控制使用；
而你在上海复旦大学（因兄长在美国而从部队转业）新闻系仅仅因为恩师王中被划为大右派，你就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而从助教岗位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思想，三年后回到学校时被取消任教的资格，改为去图书馆继续思想改造。对此，你默默忍受，并勤勤恳恳地钻研业务，在图书工作方面做出一定的贡献。在此期间，你编写过世界珍奇探秘与摄影知识方面的通俗读物。后来，你又和老宋合作写了你们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柏的传记。因为你是江阴徐霞客的老乡，我们还共同创作了电影剧本《徐霞客外传》，当它上海《电影创作》刊登之后，上海电视台的一位著名女制片人曾有意拍摄成电视剧，并商定和江阴市文化局联合摄制。为此，我们曾有愉快的江阴之行。后来由于部分资金不到位而告吹时，有朋友建议，让我位劝说你出面找你那时任中宣部长的表叔朱穆之。我知道你为人行事的品格，决不会向亲友伸手求援。

　　不是吗？你因为长兄在美国、你的夫人沈磊（也是和我同时参军的战友）的亲叔父是台湾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宋美龄嫡系沈剑虹而揹了多年的政治包袱。改革开放之后，情况变了，来往增多了，你们的海外关系在某些人眼里翻了个儿。可你们仍是那样低调，和从前一样安贫若素。你一直是勤勤恳恳工作、老老实实做人。

　　我很奇怪，你离休后，摄影、写书，事情多得很。为什么又如此钟情于大别山？如此热爱那里的孩子们呢？

　　这个问题一直是我的久思而不解的悬案。直到前年回上海，有一天我和沈磊闲聊，才知道你们复旦大学教师宿舍有许多安徽农村来的小保姆。她们谈起家乡的贫苦生活，使你们受到很大震动。于是你在上个世纪末，第一次走访鄂豫皖交界的今寨县茅坂村，看到那里山高路险、交通闭塞、土地贫瘠、生活处于国家规定的贫困线下的农村，许多孩子交不起学费，频临失学的危境。你亲眼目睹了这些孩子们的贫穷实况，你那颗并非脆弱的心受到强烈的震撼。

　　解放五十多年了，为什么革命老区人民还是这样贫穷、落后？你的良知呼唤你要为那些穷孩子们做点事情。于是你四处奔走，在可能的范围内联系学校联系战友，一次、二次进大别山访贫问苦，出钱出力帮助山村里的失学儿童。

　　经过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宣传、劝说，那些与你持同一理念的人，不仅有老同事老战友，还有中青年教师和普通干部，你们携手走进大别山，在昔日曾是红四方面军根据地的深山僻壤，一人扶助农村三个穷孩子，从小学直到初中毕业。仅02年5月，你们在汤家汇乡就扶助三个小学的贫困学生35名、中学生5名。你扶助的孩子，如今有两个已经走上工作岗位，另一个(就是童敏)今年就要从沙河中学高中毕业了。你说：“这个孩子非常聪敏好学。我曾到她家去看过，房子在那个大山坳里，墙是黄泥垒的，没有窗户，终年见不到阳光，黑黢黢的，走进去，一股霉味直冲鼻子，她睡的地方挂着一只三支光的节能灯，小童敏就在这样暗淡的光线中看书写字。当时，不知怎么我的眼睛就有些模糊了。那天下着大雨，她父母一定要送我们到村口。我看见小童敏跟在母亲身后不断地擦眼泪，我的心揪起来的难受。告别时，我掏出口袋里仅有的50元人民币，塞给她妈妈说，留给小童敏作生活费吧。”

　　 听了你的叙述，那一整天，我心情都特别沉重。后来，看你寄给我的VCD《走进大别山》，我既为你们复旦“九三”新进修学校和杨浦区新长江进修学校的师生们的义举所感动，也为那深山里乡亲们的贫困拮据的生活而心疼难受。

　　我想，从上个世纪末你初访茅坂村虽然到现在，你们已经为大别山的穷苦孩子们送去了一台教学音响设备，上百台电脑（购买从单位更新下来的）和部分教学办公用品，捐助了上万元，但你们毕竟是离退休的老人，工资微薄，力量有限，怎能顾得上那些贫苦的孩子？只有国家才能解决这个难题。好在今年人大已经通过了全民普及义务教育的有关法律与规定。这些难题有了解决的曙光。

　　我们是老友了，以上所说，情理似乎全有，但对你又不尽然。最后我想说，时代毕竟变化太大了。如今，已非激情燃烧的岁月，你虽然保持着那份革命者难得的激情，你的生命之火仍在熊熊燃烧（这，从你最近出的新书，从你即将启程的六进大别山的壮举，可以窥见你当年战地摄影记者的风采）。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要说，老兄，你也不再是“心志豪迈青春汉”，而是“鬓染霜雪耄耋翁”了。应该适可而止。与其让人搀扶着颠簸在崎岖的山道上，不如坐在书案前，静静地思考，量力而行地将你们夫妇的人生经历与坎坷遭遇书写下来，这也算是留给后辈的一份珍贵礼物。

　　也许我说的话，错误百出，但愿你能来信指正。

　　2006，6，18，悉尼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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