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国强：来自大洋彼岸的守望与祝福

　　Chinese Lessons：Five Classmates and The Story of the New China是美国纽约Henry Holt and Company在2006年春季出版的新书。该书作者John Pomfret中文名叫潘爱文，是一位美国记者，曾经三次来到中国：第一次是1981年作为斯坦福大学东亚系的国际交流学生，在北京语言学院汉语班和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一年。第二次是1988年作为纽约Associated Press记者被派往中国。后因在“六·四”期间与“民运分子”交往密切，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1991年夏天他重新获准前往中国。这是他第三次来中国，这一次他的身份是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此后他一直在中国工作到2005年底。

　　Chinese Lessons一书共约300页，以作者在华期间的亲历、亲见、亲闻为主要素材。作者诙谐生动的叙事风格和有趣的细节描述，无疑大大增强了该书的可读性，不过作者的写作意图和写作态度是比较严肃的，写作过程中还请教过一些专家，查阅了一些报刊资料和相关论著。他不但要向美国读者讲述一个“老外”在中国的“历险”和艳遇，而且还要向人们展示南京大学历史系82届的几位同学——Book Idiot Zhou、Little Guan、Big Bluffer Ye、Daybreak Song、Old Xu、Old Wu等——的坎坷人生和情感世界。因此对于那些希望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历程和当下中国社会的读者来说，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它虽然算不上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但并不意味着作者没有严肃的思考。它虽然是一个外国人写的书，但这个外国人其实已经非常地“中国化”：他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结交了许多中国的男、女朋友，并最终与一位出生于云南农村（但有哈佛教育背景）的中国姑娘结了婚，成为其家乡族谱中的一员。

　　书中着力刻画的几个主要人物是一个奇特的群体：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家庭，具有不同的早期经历，然而他们都在恢复高考以后得到了“上大学”的机会。这种共同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他们之间的差异，不过在上学期间和毕业以后，各人的家庭背景和人生信念依然内在地规定着每个人思想和行为，制约着每个人的未来发展。作为“后文革”时代较早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他们这批人现在正处于年富力强之时，承担着较重要的社会责任，但是书中所展现的每个人的生活样式却不大相同。正是在这些同与不同之中，中国历史的延续性和当下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多样性得以凸现。作者将本书的副标题定为“五个同学和新中国的故事”是恰如其分的。这本书的确以大写意的手法向人们展示了一代人的生活和他们所生存的时代。

　　Book Idiot Zhou出身于苏北东台的一个农民家庭，1966年“文革”爆发时他只有11岁。在意识形态宣传的鼓噪下，年幼无知的Zhou成为一个积极的施害者。他的施害对象不仅有“黑五类”，而且有他的养母——一个具有所谓“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纯朴善良的农妇。

　　伴随着“文革”动乱的结束，Zhou成长为一个普通的青年农民。因为拒绝了党支部书记为他指定的婚姻（其实是为支书的“相好”安排一个归宿），他在生活中屡遭刁难。后来凭着自己个人的努力，他在村上盖起了三间大瓦房，并与一位邻村的农家女孩定了婚。这在当地是十分令人羡慕的。

　　高考的恢复改变了他的命运，使他告别了黄土地成为一个大学生。大学毕业以后，先是分到蚌埠一个军事院校作政治教员，后来转入蚌埠的一个地方财经学院。然而他的未婚妻依然留在农村。为了避免被指责为“陈世美”，他毕业后不得不与未婚妻结婚。后来为了养活没有工作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他又不得不与人合伙下海，搞“尿激酶”提炼（按照潘爱文的说法，他一下子“跳进了尿海”里，哈哈……）。下海使他发了财，但是他并不快乐，因为他的婚姻毫无幸福可言。最终，他以巨额资金买断了那场不幸的婚姻，然后与一位他曾教过的漂亮女学生结了婚，开始过上了“性福”生活。这个时候他50岁。

　　现在Zhou拥有几处豪宅，拥有一辆宝来轿车，另一方面还在蚌埠的财经学院里保留着一份教职（这意味着他可以获得单位提供的各种福利保障）。他通过个人奋斗发了财，但是他活得并不轻松。他的理想依然是成为一名学者（他不但出版了一本关于厕所的专著，而且还打算写一本毛泽东传），但是他必须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照顾他的生意。他在学校里教的是“马列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但实际上搞的却是“资本主义”。他对政府官员的腐败深恶痛绝，但是他自己又不得不经常通过贿赂获得他们的保护。他具有一般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人文关怀”情结，但是为了保证自己的丰厚利润，他总是将工人的工资压到最低。

　　Daybreak Song的故事稍有不同。他的父亲是盐城粮食局的一个小官僚，一生都在梦想着升官发财。然而尽管他在“文革”期间积极充当打手，却到临死都没有实现入党的愿望。于是Song和他的兄弟姐妹便成了父亲酒后发泄郁闷的工具。伴随着皮带抽打成长起来的Song具有一种深深的“仇父情结”是不难理解的，到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候，初中毕业的Song主动提出申请，而且在下放期间从未回过家。恢复高考以后，聪明的Song没怎么费劲就考进了南大。大学毕业后，他又轻而易举地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研究生之一。

　　Song个人的传奇经历始于他与一位意大利女留学生的恋爱。当时这种跨国恋爱关系和他本人对西藏问题的研究兴趣，对他在国内的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同时也为他到意大利留学铺平了道路。“六·四”事件爆发的时候他在意大利。他几次发动当地的中国留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成为“民运”活动的代表人物之一。这场政治历险最终使他成为一个受意大利政府庇护的“政治难民”。

　　但是正如他对爱情的朝三暮四和对学术研究的三心二意一样，Song的爱国主义热情也不持久。他最终变成了一个Yesman，得到政府方面的宽恕，获准回家乡参加了父亲的葬礼，更新了自己的中国护照。返回意大利以后，他又接受了一家国内体育杂志社的聘约，成为该杂志社驻外记者，专门报道国际足球赛事。现在他靠着杂志社提供的优厚底薪和大笔稿费，一改以往“政治难民”的穷困潦倒形象，在意大利过着愉快的“小资”生活。

　　逆来顺受的Old Wu出身于一个高干家庭。“文革”前他的父亲是江苏省教育厅长，母亲是南京师范学院的党委副书记。在1966年夏天著名的“八·三事件”中，他的父母作为“走资派”被南师造反学生殴打致死，成为江苏地区最早的“文革”牺牲品。但是这个事件似乎并没有给Wu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此后他虽然经历的短暂的磨难（先是从原先居住的豪华官邸中被赶出来流落街头，后来又被送下乡去“插队落户”），但是党组织（其实是父母的老战友、老同事）的眷顾很快使他由一个“知青”成为一个“解放军战士”，还入了党。其代价是他在必要的时候站出来承认他的父母系“因病死亡”。恢复高考以后，他考入了南京大学。毕业以后，他主动要求分配到南京师范学院任教。

　　在潘爱文的早期印象中，Wu除了“出身于高干家庭”之外，似乎没有其他任何值得一提的事情。而且他在“文革”期间的一些言行举止在潘爱文看来是不可理解的。例如在造反派贴大字报批判他父亲的时候，他和他的兄弟姐妹也写了大字报，而这一切都是在他母亲的督促下进行的；
再比如在听到父母的死讯以后，他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当时只有十几岁）知都道该说哪些“合乎时宜”的话；
再比如当组织上要求他承认他的父母是“因病死亡”的时候，他每次都照办。

　　他真的对父母的死亡和身边发生的其他事情都无动于衷吗？在后来的访谈中，潘爱文的看法发生了变化：Wu毫无保留地向潘爱文倾诉了自己个人和家庭的遭遇，出示了自己当年的入党申请书和“思想汇报材料”（其中涉及其父母死亡原因）。这种直面历史的姿态其实也是一种严肃的自我解剖。他还告诉潘爱文，他曾经试图在一本南师大主编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真实地再现“文革”历史。

　　但Wu依然不是一个烈士。当他所写的“文革”史内容被出版社审稿人员删去的时候，他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他用来应对各种逆运的口头禅是“没办法。”潘爱文最终以一种西方人的特有眼光在他的身上发现了另一种坚韧：他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但是他依然活着，而且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快乐地活着：淡然漠视现实生活中的艰辛和痛苦，努力寻求精神上的慰籍。他已经成功地将自己的子女抚育成人（现在他们都在国外学习、生活），而他自己现在正在学习上网冲浪和驾驶汽车……

　　Old Xu是当年82届班上最年长的同学。他上大学的时候已经32岁，是班上的党支部书记。“支部书记”的身份使他具有许多特权，包括经常逃课和指派潘爱文去“友谊商店”给他买进口烟酒和其他特供商品。

　　大学毕业以后，Xu被分配到常州市“党史办”。经过近十年的蛰伏之后，他成为“党史办”的一把手。在1990年代，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经商热”席卷全国，各级政府机构及其官员也无法抵御巨大的利益诱惑。常州地处苏南发达地区，拥有众多的乡镇企业，Xu便利用自己手上控制的资源开设了一家Good Times广告公司，自任CEO。这个广告公司为他和他的下属们带来了巨大的财源。他用这些“灰色收入”为单位添置了两辆轿车，为员工们增加了许多福利，为自己购买了豪宅，将女儿送进贵族学校，接济自己的亲戚和朋友，还与本单位女会计搞起了“婚外恋”。后来由于他与单位副手的不和，才使他的所作所为被曝光。不过市委主要领导不希望这个丑闻闹得满城风雨影响了自己的前程，所以Xu在被短暂“双规”以后，仅受到降职降薪处分。Xu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丝毫悔意，他感到愤怒的，是他被逮住了而别人没有。他曾对潘爱文抱怨说：“多少年来我无偿地为党工作，星期天、周末都不休息！我父亲死的时候，我一边守灵，一边还要为广告公司的事情操心。这真是太不公平了！”

　　现在Xu干脆下海为一个受过他眷顾的私企老板Liu工作，利用他在政府任职期间的老关系为老板打点税务、环保、土地征用等方面的业务。他得到的回报当然也十分可观。他对潘爱文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有中国的特色。我所作的，不过是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添加一些润滑剂，使它运转的更加平顺一些。”

　　与Old Xu相比，Big Bluffer Ye真可谓是青出于蓝、后来居上。Ye出生于一个老于世故的地方小官僚家庭，当他还被抱在怀里的时候，父亲反复给他灌输的人生信条就是“如果一个人对你有用，你就要千方百计地奉迎他；
如果一个人对你没用，你就不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Ye是这个信条的优秀实践者。在上大学的时候，这位82届班上的“小弟弟”为了入党，想方设法搬进了学生支部书记Old Xu所在的宿舍，除了承担其他杂务差遣之外（包括监督同学们的思想言行），每天还向Xu贡献一杯豆奶。而当他的入党申请被批准以后，他立即搬出了这个宿舍，Xu的免费豆奶也断了来源。后来大致凭着相同的信条和相似的手段，Ye实现了“留在南京”、“进政府机关”的愿望，并慢慢爬上了某区区长、区委书记的宝座。

　　与Old Xu不同的是，Ye的政治野心更大。如果不是省委组织部长不久前因卖官丑闻被“双规”，等待Ye的将是更高的职位。与他的老父亲不同的是，Ye除了“奉迎”的功夫之外，还是一位“铁腕”人物。他在担任副区长期间，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便将该区XX路打造成了“全国著名商业街”和“全国精神文明示范点”。在这里一切都是崭新的、现代的，店铺一律不准安装安全门，街上看不到小商小贩和乞丐。与那些思想顽固的老官僚不同的是，Ye并不反对改革开放，他所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施展自己的才华，取得自己相应的回报。他的确是权力和资金运作的高手。他凭借手中的行政权力从银行获得巨额投资，而XX路改造以后带来的商业税收不但足以清偿银行的贷款，而且构成该区财政来源的三分之一。至于他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什么，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人们只知道他的孩子在国外上学，他出入南京的高档饭店从来不用付帐，他有价值不菲的进口赛马寄养在市郊的赛马场内，他乘坐配有专职司机的奥迪6……

　　Ye还是舆论运作的高手。几年前他的辖区曾经因拆迁问题引发了一场轰动全国的事件，Ye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充分显示出他的机敏和胆识：他不是像有些愚蠢的官僚那样千方百计地封锁消息，而是主动出击召集了一个记者招待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第二天当地的所有报纸都以显著的篇幅报道了该事件，其大致梗概是：某处拆迁“钉子户”在提出种种不合理要求遭到拒绝以后，带着汽油桶前往“拆迁办”无理取闹，最后将汽油倒在身上点火自焚，不但烧死了自己，而且导致若干“拆迁办”工作人员负伤。

　　老百姓们当然都不相信这个报道（他们凭着经验和常识，完全清楚这类事情是如何运作的，这个事件背后涉及哪些利益群体），因而关于那个事件的原委在当地有许多不同的“民间版本”，不过Ye的上述处理还是得到上级的嘉许，不久后他被提拔为市委宣传部长。尽管从仕途发展和个人收益的角度看，这个位置显然并不是他所期待的，但是Ye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挫折感，他依然忠诚地履行着自己的职任。当然，他也依然乘坐着由专职司机驾驶的奥迪6，依然潇洒地出入高档饭店，依然豢养着他的进口赛马……

　　以上所记述的几个故事，都是发生在南大历史系82届同学身上的一些真实故事。而这些真实的故事同时又是最近30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缩影。在作者的夹叙夹议中，我们不难发现他对这几位同学，乃至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怀有一种十分复杂的情感。在那份浓浓的关爱之情中，明显地夹杂着某种深深的忧虑。

　　作者不得不承认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富裕，也正在变得越来越自由。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一度十分流行的“配给制”已经成为历史。国内若干大城市（包括南京）的外观已经与西方国家的著名国际大都会没有多少差异。现在“老外”走在南京的大街上，不再引起人们好奇的围观。中国政府也不再对外国人和可能与他们交往的中国人作出种种限制。此外中国人与“老外”的异性交往也不再以“金钱”、“结婚”和“出国定居”为唯一目的。20年前开始的“出国热”正在降温，中国经济的持续飞速发展为各种人才造就了无数的机遇，大批早年出国的留学人员纷纷回国，成为“海龟”和“海带”。全世界的“美国梦”正在逐步地被一场新的“中国梦”所取代……。作为一个非常“中国化”的美国人，作为一个中国的“女婿”，作者对上述这些变化表现出极大的振奋。

　　然而作者毕竟是一位美国人，其母语文化赋予他的批判意识和独立的价值判断依然在他的思想意识中发挥着潜在的影响，致使他不断在书中提出以下一些追问：现在人们（尤其是男人们）见面时谈论的话题，不外是“赚钱”、“买房”、“买车”、“二奶”或“小蜜”，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正在逐步取代过去的“革命意识形态”成为中国人民的新宗教。这到底是一种文明的进步还是文明的倒退？其次，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确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这种发展是以普遍的政府官员腐败和国民贫富差距的加大为代价的，带有明显的“拉美化”倾向。这样的发展还能走多远？其最终的结果又是什么？最后，以书中提到的几位同学为例，他们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代中国大学生，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精英群体，他们现在都免除了衣食之忧，而且正在承担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然而从书中的描写看，实际上他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患有人格分裂症和精神阳痿症。的这个事实难道不是比普通大众身上所表现出来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倾向更可怕吗？

　　或许是为了不至于使读者感到绝望，或许是为了慰籍自己思想深处的某种隐忧，作者在叙述的过程中没有忘记为我们点燃一线希望。这个希望就是我们还没有提到的另一个主要人物——Little Guan。这是一个充满朝气、充满活力、充满正义感和个人奋斗精神的坚强女性。她在某些方面很容易感到满足，但是在其他一些方面却毫不妥协。而且在她近50年的生命历程中，这种精神特质一直没有改变。

　　Little Guan的父亲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本人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从海安县城下放到一个农村小学当校长。当“文革”浪潮席卷全国城乡的时候，他这个“右派”分子自然无法逃脱“群众专政”的厄运。所幸的是他能写写画画，而这正是那些“文盲革命者”所缺乏的基本技能。因而一幅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景象出现了：他一方面被作为“黑五类”遭到关押、批斗，另一方面经常被请到各单位画毛主席像和大字报专栏，从而受到“革命群众”的优待。结果他的厄运被转嫁到他的女儿身上。

　　 “文革”爆发的时候，Little Guan上小学六年级。一个女同学为了制造事端打倒她的父亲（她们的校长），故意将一张印有毛主席语录的报纸拿给她当手纸，她由此变成了一个 “小反革命”。在一次批斗中，Guan被一个男生推倒在地导致左臂脱臼，当地的一个医生竟然拒绝为“小反革命”进行治疗。等过了一段时间，他的父亲从被关押的地方回到家里，带她到海安县城去找自己的熟人——一个“右派”医生，得到的答复是：左臂关节已经错位，如果要彻底治愈，就要把关节部位拉断重接，那是非常痛苦的。父亲经过考虑，没有进行进一步治疗。所以直到今天，Guan的左臂关节依然错位，每到阴雨天就感到酸痛。

　　由于不愿意看到那些伤害过她的同学的丑恶嘴脸，Guan负伤以后便辍学在家。她最终是在两位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老师的辅导下，通过自学完成了中学学业的。但是在恢复高考之前，这对她毫无意义。她只能像其他农民一样下地干活。这个时候她生命中的第一个考验出现了：她所在公社的党委书记有一天来到她家，许诺要给她安排工作，其代价是她的贞操。她坚决地拒绝了公社书记的“好意”。

　　高考恢复以后，Guan 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南大。这个时候她生命中的第二个考验出现了：一个熟人把她介绍给一个省委干部的儿子。当她在对方家里吃过一次晚饭以后，便婉言回绝了这桩婚事。她理想中的配偶应该是一个与她的家境大致相当的、有责任心和爱心的、稳健的男孩。当然“长得帅”也是主要参考标准之一。结果她选中了一位自己的同学Old Ding，一位来自苏北农村的邻家男孩。

　　Little Guan的第三个考验是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当时她因各方面的出色表现，被组织上分配到北京的一家大出版社工作，而她的爱人Old Ding却被分配到安徽合肥。为了能够跟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她最终放弃北京的美差，在没有任何工作保障的前提下，提着箱子跟着Old Ding来到合肥。但是仁慈的上苍并没有让她失望：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合肥找到了一份合适的工作；
她和Ding的婚姻生活非常“性福”；
Ding在事业上也非常成功，先是成为安徽省博物馆的部门主管，后来又成为副馆长，经常有出国的机会，因此她的家里很快有了令人羡慕的家当；
最后而且是最重要的，是他们有了自己的爱情结晶——Ding Xing。

　　就在Guan的生活刚刚走进上升通道的时候，第四个考验降临了：39岁的Ding因心脏病突然离她而去。Guan以自己一贯的坚毅勇敢面对个考验。在此后的十数年时间里，她与儿子相依为命，终于将Ding Xing培养成一个计算机研究生。

　　现年50出头的Guan依然充满青春活力，对未来的生活依然充满憧憬和期待。在儿子成人以后，她开始更多地考虑一些其他的事情：她个人出资捐助一对皖南山区的贫困姊妹上学；
她和八个朋友共同出资开了一家酒吧；
她在工商所一口气注册了五家公司的名称，准备“下海”大干一场。尽管她的同学们都认为她的聪颖、热忱、亲和、坚韧的天性特别适合经商，但对Guan而言，下海经商与其说是为了赚钱，倒不如说是为了尝试新的历险，迎接新的挑战。

　　当然她也在考虑自己的未来。为了生活得更舒适，她用多年的积蓄买了一套大公寓；
为了保持健康，她每天都在练习太极拳；
最后，尽管她还深深地爱着Old Ding，但她也在内心深处默默地期待着一个新的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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