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西方

　　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西方的现状及未来走向，无疑是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可惜国内这方面的著述实在太少，而在西方的汉学界，这类著述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早已使得中西比较文学异军突起，不仅起到了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之作用，同时也使我们得以借助这一窗口了解到更多的西方学术理论前沿的进展和新的课题，但最重要的一个作用恐怕在于，通过与西方以及国际同行的对话和交流，把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的成果推向世界，从而实现文化全球化战略的另一个方向：从东方（边缘）向西方（中心）推进，最终消解单一的中心。实践证明，我们的这一目标已经初步实现，而且正在进一步落到实处。正如著名的比较文学大师、荷兰汉学家杜威·佛克马十多年前就已指出的，“中国人在历经数载文化隔绝后，对文学的比较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兴趣是预示人类复兴和人类自我弥补的潜力的最有希望的征兆之一。它给那些生活在高度工业化的富裕社会的人们和所有那些担心技术竞争和剥削的浪潮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化荒芜现象无法被制止的人们带来了希望。”(1)确实，近二十多年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的内涵和意境幽远的美学精神已越来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作为高雅文化的产品，现当代文学作品中所反映出的普通中国人的生活风貌和文学审美主旨嬗变也越来越使国外文学读者---研究者感兴趣。可以说，西方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并得到长足发展的。对于西方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状，国内比较文学学者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由于着重于将西方文学介绍到中国而在这方面做的工作比较少，因此无法使比较文学圈外的人们从中得到启发。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在这方面将自己的阅读心得以及我本人在国际学术活动中得到的信息和启示作一述评，以便为开阔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推进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作一微不足道的贡献。

　　当代汉学研究的新转折

　　我们都知道，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中国文化和文学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其重要标志可以体现在中国文化在长期以来习惯性地形成的事实上的“中心”地带---欧美国家的传播、发展和演变。同时，我们也可以从欧美各主要国家的高等学校对中国文化的日益增长的教学研究兴趣中见出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代表中国文化之精华的大量经典文学作品和现当代文学作品不断在各西方主要国家被翻译介绍和研究，其中有些已成为国外中国文学教学的必读教材；
其二便是在介绍和传播中国文化在西方的过程中一直起着推进作用的西方的汉学研究。长期以来，国内有些从事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者常常会把汉学和国学相混淆，其实这两者本来确实有着很大的差异，具体表现在出发点、观察的视角和理论分析的视角等方面。在此，本文首先对汉学和国学的差别作一辨析，并通过这种辨析来指明当代西方汉学研究的新的转型和走向。

　　汉学(sinology)这一术语曾一度有着贬义，实际上指的是西方的中国学研究（Chinese studies），属于西方正统学术界以外的非主流系统的“非西方研究”(non-Western studies)。作为一门长期以来处于“边缘”的学科，它代表的是中国文化圈和操持汉学的族群以外的人们对汉语以及用这种语言撰写的作品及其所表现的文化现象进行的研究及其成果，它的出发点决不是中国本身，研究主体也不是中国人，而是把中国当做一个“他者”来考察研究的外国人。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少数汉学家的研究成果由于其理论视角的新颖和资料考证的扎实而对国内学者的深入研究有所启迪。一般说来，汉学家们虽然以汉语文本为研究对象和素材，但用来表述的语言主要是英语或其他主要的西方语言，所讲授的中国文学课程一般被称为“翻译中的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很像我们中国高校中文系开设的用汉语讲授的世界文学课。此外，他们的研究成果由于其出发点和方法论的不同而迥然有别于中国学者的成果，但有些确有新见的成果已经给了我们的研究以新的启示；
(2)而国学则恰恰相反，它的出发点是中国本土，研究主体也是中国人自己，也就是说，如果前者是从外部来考察中国及其文化，那么后者则是从内部来研究自己文化的。也许这两者的相得益彰才能达到中国文化在世界普及传播之目的，但目前的现状远非如此。另一方面，如果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关系来看，前者是使中国文化国际化(全球化)的一个必要途径，后者则是坚持中国文化本土特征的一种必然。令人感到不解的是，由于各国的汉学家都十分注意用英文发表自己的作品，因此对于西方主流学术界而言，他们的著述更为西方学人所知，其在一般西方读者中的影响也更大。对于这种客观存在的现象我们切不可视而不见。

　　现在，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我们已经欣喜地注意到，汉学和国学经过长期的冲突和对峙之后最近出现了互通互补乃至共融的新趋向。(3)尽管出发点和理论视角的不同所导致的结论迥然有别，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这二者就一定不能沟通。人文社会科学的一大作用就是不断进行理论建构，佛克马说得好，“人们的头脑总是向着新的经验开放；
认知的和情感的自我正期待着新的发现。这些新的经验并非仅受制于自己族群的文化，而应当包括与其他文化的接触。所有文化本身都是可以修正的，它们设计了东方主义的概念和西方主义的概念，如果恰当的话，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建构新世界主义概念。”(4)这就向我们启示，传统的汉学已经到了必须更新的阶段，它与国学的交融和互动已成为大势所趋。

　　汉学研究的另一个新的转折就在于它对中国现当代文化和文学的越来越重视。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期，西方的汉学基本上以中国的社会、文化、历史和政治为研究对象，即使涉及中国文学，也仅止于19世纪末以前的中国古典文学，极少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和研究界成果丰硕的汉学家由于缺乏古典文学的扎实功底或其他社会科学的知识而很难在高校找到一个职位，这种功利主义的情形尤其体现在美国的汉学界。之后，由于新中国的越来越强大，美国政客们觉得有必要通过考察中国现代文学来研究中国的社会和政治，这时才于60年代初在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中国现代文学教授职位，但时至今日，在美国的不少名牌大学，如耶鲁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仍没有终身制的中国现代文学教职。(5)这无疑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美国的翻译介绍和实际上所产生的影响是不相符合的。

　　毫无疑问,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所有的国家都处于一种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制约中，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法则致使我们每一个学科都面临着某种程度的危机。尤其是在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人文社会科学的未来在许多人看来前景暗淡，甚至能否存在下去都不得而知。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和汉学家阿里夫·德里克所总结的，全球化已经取代了现代化，“全球化话语主张以重要的方式与早先的现代化话语分道扬镳，最为明显的是体现在摈弃欧洲中心主义的变化目的论方面......全球化作为一种话语似乎变得越来越普遍......全球化的可以使人得到解放的希望表现在，它是一种永远服从于未来的希望，而全球化本身却创造了新的经济和政治剥削和边缘化形式。由全球化导致的一些问题，其中最重要的环境问题，已得到了建设它的工程师的承认......全世界大多数人被边缘化，包括许多生活在中心社会的人。经济边缘化也隐含着政治边缘化”，(6)我认为，正如全球化给我们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同时带来了两方面的后果，它给中国文学在西方的研究也同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难得的机遇：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领域日益萎缩的不利条件下，古典文学研究由于远离当代社会现实而首当其冲；
而当代文学由于直接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文化变革的全貌而同时受到西方汉学家以及主流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者的重视，从而使得一些长期专攻古典的汉学家不得不把目光转向现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这无疑也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西方高校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对此我们应当有着充分的认识，以便借助于全球化的中介将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真正推向世界。

　　可以说，全球化的大背景不仅有利于传统汉学自身的革新和与国学的交融，而且也有利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西方的发展。过去，汉学家们自认为掌握了新的理论方法，因而可以对文化和文学史上的老问题作出新的解释；
而国学家则认为，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他们才是“正宗”，因为只有他们才掌握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真谛，并占有大量第一手的原始资料，而这些则正是一般的汉学家们所望尘莫及的。但曾几何时，随着计算机和国际互联网的普及，资料的占有已不再是国学家们所掌握的优势了，因此他们必然在研究的方法和理论分析的视角上有所革新；
同样，全球化也使得我们所身处的地球变得越来越小，汉学家很容易在十几个小时内就飞来中国和国学家用汉语进行直接的交流和对话，通过这样的交流和切磋，双方互通了信息，加深了了解，这必然反映在各自的研究成果中。因此在全球化的语境下重建汉学首先要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认识到作为一门长期以来一直在西方高等院校的课程中占有一席地位的汉学并非中国文化本身的产物，而是西方出于不同的需要而进行的一种建构，因此它本身是十分复杂的。而与之相反的是，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研究的国学，则是中国国内和港台地区的学者致力于在全世界弘扬中华文化而建立的一门学问，它与汉学的出发点是不同的，理论视角也迥然有别。这已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只有认识到这一客观的事实，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交流，最后达到汉学的重建之目的。

　　既然汉学的转型和重建已到了势在必行的地步，那么究竟应当如何重建汉学呢？我认为，首先应当打破传统汉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和建构出来的“东方主义”之虚伪性，因此重建或革新后的汉学应当具有一种全球的视野和开阔的胸襟，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不仅应有本学科的全面深入的知识，而且还应当广泛地涉猎其它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知识，它应当克服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与中国的国学研究者建立平等的交流关系，而不是仅仅将中国文化当作一个远离文明中心的“他者”来考察研究，它应当及时地把国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拿来以充实自身的教学和研究。如果能做到上述几点的话，我们的文化送出将和汉学家的拿来共同为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做出贡献。其次，汉学家们关注的重点也应当由单一的重古典轻现代转向重视20世纪的中国文化和文学现象，尤其应重视近20多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走向，因为只有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才最为接近国际潮流，只有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学才能最有效地反映世纪末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貌。而在这方面，恰恰有着大片的空白留待他们和我们共同去合作填补。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欧洲的传播再识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在英、美、法、德等主要西方国家的传播，已经有了一段漫长的历史，这其中不仅有这些国家的汉学家们的努力，同时也有广大中国留学生对祖国文化的传播和介绍。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7)但鲜为人知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除了在几个大国得到传播外, 还在一些小国得到了传播。这里有必要作一些简略的介绍。由于我本人曾在荷兰师从佛克马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并多次在北欧诸国研究讲学，因此这一部分的重点将落在这几个小国。从中我们也可以一斑窥全豹，把握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其他欧美国家的传播。

　　汉学在荷兰有着较长的历史和研究基础，这不仅体现在蜚声世界的莱顿大学这座欧洲的汉学中心在介绍和研究中国文化和文学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更在于广大荷兰人民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和对中国文学的热爱。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荷兰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汉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曾任莱顿大学汉学院院长、文学院院长和中国文学教授职位的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W.L.伊德马对中国古典和现当代文学在荷兰的传播和介绍起到了开拓性作用。而他的学生、现任汉学院院长和中国文学教授柯雷则是一位对中国现当代诗歌有着精深造诣的汉学家。他尤其对当代朦胧诗以及其代表人物北岛、芒克、多多以及后来崛起的诗人王家新研究得十分深入，并且他的译文得到了这些诗人本人的认可。由隶属于汉学院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当代中国研究综合性刊物《中国信息》(China Information)于1986年创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这一季刊开始时仅致力于介绍中国研究领域里的最新信息，兼发表少量的学术论文和书评。现在随着国际汉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事业的飞速发展，此外也由于该刊编辑人员和广大作者的共同努力，这个刊物已逐步转变为一家专门研究中国当代问题的纯学术性刊物，涉及中国研究学科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尤其在对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和电影的研究方面居前沿地位。

　　既然荷兰有着如此得天独厚的汉学传统和中国文化的研究环境，那么人们一定认为，中国文学在荷兰的翻译介绍较之别的欧洲国家来会更多，其实际情况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乐观。正如伊德马所指出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荷兰的翻译大部分是通过英语和德语作为中介转译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直接从中文译成荷兰文的作品仍凤毛麟角，只是到了近20年，翻译界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和介绍才出现了长足的发展，经过一批训练有素的中青年汉学家的努力，大量中国古典和现当代文学作品陆续有了直接译自中文的荷兰文新译本。

　　但即使是通过转译，中国文学作品的进入荷兰，也照样对荷兰作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就诗歌领域而言，中国诗歌的翻译介绍产生的影响还具体表现在荷兰诗人的误读和创造性建构上。这方面的主要代表是J.斯洛尔霍夫。作为一位曾在海军中服役的医生，他游历甚广，并到过中国，因此他喜欢在自己翻译或创作的诗中引入一些异国风情。作为一位有着自己翻译标准的诗人兼翻译家，斯洛尔霍夫的翻译与他的前辈有很大的不同，他是最早采用英国翻译家阿瑟·威利的译本的荷兰诗人。他一方面忠实地效法威利，另一方面又不时地对这些中国诗进行一些全新的误读和有意的曲解，因而展现在荷兰读者眼前的中国诗实际上是经过翻译家—诗人带有创造性主体建构意识的接受之后用另一种语言重新书写的“再创造性”作品。可以说，尽管斯洛尔霍夫的翻译加进了自己的浪漫主义情调，但是对荷兰读者来说，读他那自由发挥的、带有创造性的译诗远远胜过读另一些诗人的译作。由于荷兰本身有着“诗的王国”之称，因而在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在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中，诗歌的翻译始终占有很大的比重。自80年代中期以来，一年一度的荷兰鹿特丹诗歌节---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诗歌节---开始邀请一些中国当代诗人出席并朗读自己的诗作，这无疑为中国诗歌在荷兰的翻译出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文学在荷兰的翻译所取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取决于时代的风尚，而更多地取决于不同的译者的高超的翻译技巧。

　　相比之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转译现象就少多了，这主要是因为经过多年的培养，荷兰逐步有了一批精通中文并有着丰厚的中国文化和文学素养的汉学家和翻译家，他们的努力工作为中国文学直接翻译介绍到荷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时期的转译本仍在继续出版。J.萨默威尔于1960年编辑出版了一部题为《中国小说大师》的现代短篇小说选集，该文集中除了鲁迅有两篇小说收入外，其余的作家，如郭沫若、茅盾、沈从文、老舍、巴金、丁玲、林语堂和端木蕻良则每人收入一篇。实际上，在此之前, 赛恩·弗里斯于1959年出版了鲁迅的《阿Q正传》荷兰文译本，茅盾的《子夜》则问世得更早些。1986年，由威廉·克鲁恩和丁耐克·毫斯曼据法译本译出了巴金的《家》，从而开启了巴金作品的翻译工作。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代的主要作家都有作品被直接或转译成荷兰文，包括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和老舍的《骆驼祥子》等。还有些短篇小说的翻译出自英文版《中国文学》，这些翻译作品的问世无疑繁荣了荷兰的文学市场，对当代荷兰作家产生了一定的启迪作用，同时也为年轻的汉学家直接从中文翻译介绍中国文学作品奠定了基础。

　　1973年，由著名汉学家佛克马和许理和合编的《中国文库》在阿姆斯特丹问世，这套丛书不仅包括翻译作品，同时也包括研究著作，一直出至1984年。自1985年之后，佛克马的研究兴趣逐渐转向西方文学理论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对中国问题的关注从此也就逐渐淡化了，但他本人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秘书长、副主席和主席任上工作了十多年，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的不断提高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1996年退休后仍担任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名誉主席，并在乌德勒支大学主持一个国家级科研项目。在他们两位大家的带动下，从60年代至80年代的中国文学翻译在荷兰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也许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于，70年代和80年代是荷兰汉学大发展的时期， 学中文的学生数量猛增，许多人由于在中国学了一至两年中文后，便为中国当代的具有先锋实验特色的新时期文学所倾倒，有些学生甚至还未大学毕业就投身于中国文学的翻译工作。在这种形势的鼓舞下，一些荷兰的出版商也异常活跃地出版中国文学作品，并和一些基金会联手操作，邀请了一些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访问荷兰，直接和荷兰读者见面并与翻译界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他们的访问讲学为荷兰的读书界和汉学界带来了中国文坛的最新信息，促进了中荷的文学交流。

　　近十多年来，中国现当代诗歌在荷兰也引起了广大读者和翻译界的重视，这主要得助于以著名诗人兼翻译家、汉学家汉乐逸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汉学家的努力。他于1981年出版了一本与别人合译的闻一多诗选，1983年又出版了中国现代五位著名诗人的诗选，他们是闻一多、李广田、卞之琳、何其芳和臧克家。T.I.翁义于1986年翻译出版了冯至的《十四行集》。新一代翻译家柯雷和汉乐逸合作译出了1978年以来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的诗人的作品选, 他们包括顾城、多多、北岛、芒克、王家新、柏华、杨炼、琼柳等十位诗人。这两位汉学一方面从事中国文学教学，另一方面通过直接与中国作家的接触，比较准确地把握了中国当代文坛的现状，及时地向荷兰及欧洲汉学界提供了中国文坛的最新信息。

　　随着中国当代诗歌翻译的兴盛，当代小说也不断被译成荷兰文，图书市场上出现了一系列当代中国小说选集，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库斯·奎柏和爱德·布兰基斯廷合作编译的《新中国小说》(1983)，所介绍的小说家包括“伤痕文学”的代表人物卢新华，以及新时期具有开拓精神的作家刘心武、陈国凯、茹志鹃、王蒙和高晓声，另一本则是出版于1988年的女性小说选集，由马利莎·班杰斯和爱利丝·德·琼合作编译，收入了王安忆、遇罗锦、宗璞、张辛欣和张洁的代表作品。当代荷兰的两位最多产的小说翻译家是库斯·奎柏和林特·希比思马：前者翻译了高晓声、戴厚英和张洁的代表性作品，后者则1987年翻译出版了一本包括王蒙的四个短篇小说和王安忆的一部中篇的文集，1988年和1989年，他还接连出版了张贤亮的两部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绿化树》，1990年他又推出了王安忆的《小鲍庄》等。

　　在上述这些汉学家和文学翻译家的努力下，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主要作家大都有了自己作品的荷兰文译本，其中翻译的最多的作家当数张洁，她的作品包括《方舟》、《爱是不能忘记的》、《沉重的翅膀》、《只有一个太阳》和《祖母绿》，这些小说在荷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中均有着一定的影响。比较有影响的小说还有谌容的《人到中年》和古华的《芙蓉镇》。而与之相比，台湾作家的作品翻译成荷兰文的就少多了。这大概与近二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文艺繁荣局面不无关系。正如伊德马所总结的，近二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在荷兰的翻译形势是令人鼓舞的，其标志是一大批年轻的翻译工作者正在成熟，他们活跃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介绍领域，许多空白还有待于他们去填补。就翻译的文体来说，小说一般比较受欢迎，其次是诗歌，最没市场的是戏剧。因此在这方面，仍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一大问题就是缺乏计划性，特别是对古典文学的介绍更是如此。尽管中国文学翻译方面仍存在着种种不尽人意之处，但一些致力于中国文学翻译的译者仍会在未来的岁月里孜孜不倦地工作，以便为自己的同胞提供更丰富的精神食粮。

　　与中国文化在英、法、德、荷等国的传播和影响相比，北欧诸国对中国的兴趣和与之的接触，一般说来要晚至17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在北欧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除了在瑞典有着较长的汉学研究传统外，在另三个北欧国家就逊色多了， 当然这也说明，不同的国家也有着不同的接受条件和不同的文化交流环境。当然，在所有的北欧国家，瑞典的汉学研究历史最为悠久，出版的中国文学作品和学术研究成果也最多，并且在整个欧洲都具有很大的影响。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曾两度出任欧洲汉学协会主席，这就足以说明瑞典汉学在欧洲的地位和影响。另一方面， 这种影响大概与瑞典皇家学院担负着颁发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无关系。当年身为皇家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的马悦然教授曾断言，中国作家之所以至今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没有好的西文译本。他的这一断言曾惹怒了一些中国作家，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马悦然花了毕生的精力孜孜不倦地翻译和研究中国文化和文学，为把中国古典文学介绍给瑞典人民、为使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世人瞩目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可以说，当代瑞典汉学的新发展以及中国文学在瑞典的翻译和传播，马悦然功不可没。

　　马悦然是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一位瑞典汉学家和文学翻译家，他不仅本人学识渊博，对中国各个时代的语言文学均相当熟悉，并花了大量精力把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和现当代文学作品在内的中国文学精华介绍给了北欧文学界和读书界，他还和包括老舍在内的相当一批中国现当代作家、批评家和学者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和联系，从而及时地向皇家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作出报告，为委员们的最后决定提供重要的参考意见。当年马悦然在接替高本汉出任中国文学教授后，大刀阔斧地对原有的课程设置进行了改革，并吸收了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新理论和新成果，使得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汉学系成为北欧的汉学中心，在整个欧洲的汉学界也独树一帜。可以说，高本汉和马悦然代表了现代瑞典汉学的两座丰碑或两个时代，若将高本汉和马悦然进行比较，我们大概可以从罗德弼的评价中见出这二者各自的特色: “如果我们将瑞典的中国研究领域内的两位巨人——高本汉和马悦然作一比较的话，我们便可见出从一门专注于解决知识之迷的汉学向一门致力于 ‘文化阐释’ 之中介的汉学的转型。事实上，我们也可在马悦然自己的学术生涯中见出这种转型之迹象：1970年以前，马悦然主要坚持高本汉的古典汉学传统；
而在1970年之后，他便开始探索出一个新的汉学研究方向，我们可称之为具有文化阐释之特征的学问”，(8)这无疑符合现当代学术发展的大潮。马悦然退休后，系主任和中国文学教授职位由罗德弼教授接替。罗德弼早年思想左倾，关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一系列政治运动，他的研究除了文学外，似乎更注重现当代知识分子思想史和理论思潮的研究。他本人曾在瑞典使馆工作过，和不少中国作家和学者建立了个人联系和学术交流关系，对中国当代学术思潮的发展走向有着比较准确的把握，这也是使得瑞典的汉学居于欧洲前列的一个必要保证。就在2000年5月，罗德弼还在斯德哥尔摩主办了“文化阐释”国际研讨会，使得北美、欧洲的汉学家得以和中国国内的学者聚在一起，共同探讨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研究和中国文学研究诸问题，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9)可以说，经过高本汉和马悦然直到罗德弼三代人的努力，斯德哥尔摩大学终于成为瑞典当代汉学研究的中心，并且影响了其它学校的汉学研究。照罗德弼的描述，斯德哥尔摩大学的东方语言文化系的中国研究尤其关注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思想史、中国当代文学以及大众文化的研究，但研究生的博士论文题目仍从《诗经》以及先秦哲学、唐朝李清照的词、苗族语言、现代中国的广告传媒直到当代中国社会价值的转变等。

　　由于瑞典汉学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中国各个时期的重要文学作品都有着完整的或部分的译介。尤其应该指出的是，由于皇家学院近二十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文学创作的新动向，并有意促使中国作家早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就为瑞典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甚至中国80、90年代活跃的作家， 如莫言、王安忆、王朔、苏童、余华、格非、林白、虹影等先锋派作家的作品也或多或少地有了瑞典文或其它欧洲语言的译本。

　　在人口不多的丹麦王国，综合性大学虽然只有五所，但其中却有两所(哥本哈根和奥尔胡斯)有东亚研究系。中国文化在丹麦的传播主要得助于丹麦的汉学研究，而且这两所大学的汉学研究也各具特色：前者历史较长并更注重语言学和古典汉语文学的研究，后者则致力于现当代中国文学和历史的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这两校的东亚系在欧洲都有着一定的影响，两校的教师都积极参与北欧的中国研究学术活动，并程度不同地参与了欧洲汉学界的合作项目。

　　如前所述，丹麦的另一汉学重镇在位于日德兰半岛的奥尔胡斯，作为丹麦第二大城市，这里的奥尔胡斯大学的名气仅次于哥本哈根大学，1968年，在这里也设立了汉语专业，开始时由艾尔斯·格兰担任讲师。格兰对中国诗歌和建筑颇有研究，她在奥尔胡斯一直工作到1986年，后去英国剑桥的里德汉姆研究所工作。奥尔胡斯大学的东亚系从一开始就体现出了自己的教学研究特色，即致力于20世纪中国文学和历史的研究，尤其关注中国当代的文化和文学状况。该系现任系主任魏安娜教授本人就是一位中国现当代文学专家，她近几年来尤其关注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思潮，如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以及中国文学界对这些理论思潮的接受。她与一些中国作家和批评家保持着较密切的联系，不断地从他们那里获取中国当代文坛的最新信息，并组织国际研讨会，邀请中国国内学者和欧美的汉学家进行对话。此外，她与美国的汉学同行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并不断用英文撰写论文在英语学术界发表。

　　相比之下，汉学在挪威的发展远远不如在丹麦，虽然早在17世纪就有一批挪威探险家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从而开启了挪威与中国的接触和交流。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挪威直到本世纪初才彻底摆脱了瑞典的殖民统治。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主要动力的汉学在这里起步较晚，目前只有奥斯陆大学设有东亚系，而且该系教师所关注的主要是汉语语言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很少涉及现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现在在奥斯陆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汉学家、著名的易卜生研究者伊莉沙白·艾达早年曾在伦敦攻读博士学位，论文写的是易卜生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的接受以及中国作家艺术家建构出的易卜生。该文从接受美学跨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对易卜生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此外，80年代后期，中央戏剧学院一位青年教师来这里专攻易卜生的戏剧，后因种种原因而转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继续新的研究课题。座落在市中心奥斯陆大学图书馆附近的易卜生研究中心近几年来致力于在易卜生研究领域内发展同中国学术界的关系。除了1995年成功地和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合作举办了易卜生学术研讨会后，该中心还参与举办了1996年国际易卜生戏剧节，邀请了中国中央实验话剧院易卜生剧组两度赴挪威访问，演出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和《玩偶之家》，在挪威观众中获得了巨大的反响。该中心与中国学术界最近的两次合作就是于1999年和北京语言大学及中国艺术研究院在北京合作主办的“易卜生与现代性：易卜生与中国”国际研讨会以及2002年和清华大学及复旦大学在上海合作举办的“易卜生与中国：走向一种美学的建构”国际研讨会，与会的中西方学者共同探讨了具有前沿理论意义的课题现代性及其相关的论题，并对易卜生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产生出的新的意义作了理论阐释。毫无疑问，这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促进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挪威的翻译介绍和研究。

　　在芬兰这个北欧大国，汉学已经有了一段漫长的时间。现代芬兰汉学的发展与中国和北欧之间越来越密切的交往分不开的。由于芬兰的汉学研究有着良好的基础，因而尽管赫尔辛基大学直到1987年才正式设立东亚研究教授职位，但这并不影响中国文化和文学在芬兰的介绍和传播。近几十年来，一大批中国文化和文学作品被译成了芬兰文，其中包括唐宋时代的诗词，儒家和道家的哲学著作， 以及近现代中国作家的作品。一些汉学家也发表了研究论文和专著，但主要兴趣仍集中于19世纪以前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以及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文学研究方面成绩并不显著。

　　如上所述，西方的汉学研究，除了在几个主要欧美国家有着长足的发展并取得较大成果外，在另一些国家仍处于草创和初步翻译介绍阶段，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了解更是仅限于皮毛，根本谈不上深入的研究。对于我们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掌握这些信息无疑有助于我们推进中国文学研究在西方的进程，从而使得中国文学以及对之的研究真正作为一门学科在国际学术的中心欧美得到深入的发展。在下面这一节里，我将就目前西方汉学界所热烈讨论的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课题作一述评。

　　西方汉学界所关注的理论课题

　　如上所述，随着当代新的批评理论和文化思潮对传统汉学研究的冲击和影响，同时也由于全球化时代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整合、重组以及交叉学科的崛起和彼此间的相互渗透，汉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门学科的更新和重建势在必行。同时，一大批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获得博士学位后加盟欧美汉学界，也给这门历史虽然不长但却相当保守和封闭的“边缘”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带来了勃勃生机。他们有着训练有素的中英文基础和广博的中国文化知识，同时又对当代西方最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方法十分敏感和熟悉，并善于创造性地将其运用于中国文学研究，因而能够取得汉学家一般难以取得的成就。应该承认，当代汉学的最新进展尤其体现在美国，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代欧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中心。它一方面要和中国国内的传统文化研究和现当代文学研究进行交流和对话，希望得到他们的认可，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试图跻身西方的学术主流，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并发挥影响。因此他们不得不克服自身的一些局限，关注当前的学术前沿理论课题，并试图以自己所掌握的东方和中国文化知识和第一手资料参与国际性的理论讨论。在这一节里，我仅就西方汉学界所参与并密切关注的一些国际性的理论课题作一评介。

　　关于中国文学与现代性的问题。讨论中国文学与现代性以及现代主义的关系问题，早就成为一些汉学家的研究课题，在欧洲汉学界，捷克的普实克、高利克和米列娜，(10)荷兰的佛克马、汉乐逸和柯雷，英国的杜伯尼、贺麦晓和赵毅衡，德国的顾彬，奥地利的李夏德，瑞典的罗德弼和陈迈平以及丹麦的魏安娜等均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并在这方面发表了大量的文字。他们不仅自己著书立说，同时也积极组织一些国际学术研讨会，把中国以及欧美的学术同行请到一起来共同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国际会议包括1991年10月由魏安娜在奥尔胡斯大学主办的“中国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in Chinese Literature)国际研讨会，会后出版了专题研究文集《外在的内部：中国文学文化中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11)为文集撰文的欧洲著名汉学家包括罗德弼、顾彬、李夏德、杜伯尼以及在欧美定居的中国学者赵毅衡、李陀、陈迈平和北岛。看得出来，各位撰稿人对近十多年来中国的文化状况和文学研究十分熟悉，并试图对其中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因素作出阐释。虽然有将近一半的文章涉及了后现代主义问题，但论述的基本框架仍是将这些现象纳入广义的现代性之框架下。他们的这些文章实际上也预示了中国国内学术界于90年代后期对现代性这一问题的重新探讨。而相比之下，由高利克于1994年6月22—25日在斯洛伐克主办的“中国文学与欧洲语境”（Chinese Literature and European Context)研讨会以及由他主编的会议论文集则较为传统，所涉及的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均发生在20、30年代或更早些时候，虽然当时现代主义在西方已经进入全盛时期，并行将衰落，但在中国的语境下，现代主义的根扎得仍很浅，并在随后的年代里迅速流产。再者，也由于各位撰稿人的理论知识结构所限，他们所讨论的问题基本上属于现实主义和早期现代主义的一些论题，很少涉及当代文学中真正与现代性密切相关的问题。

　　而在北美的汉学界，研究者则更多，如早期的夏志清、李欧梵、杜迈可等，以及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不久并仍很活跃的王德威、张诵圣、王谨以及一大批在美国大学任教的中国学者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不少人的著述已得到欧美主流学术界的承认。例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71)和李欧梵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的一代作家》（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1973）就为西方的比较文学学者了解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这两部论著的作者受其思想倾向之局限，对中国现代文学现象的一些曲解也是在所难免的。张诵圣的《现代主义和本土的抵抗：当代中国小说》（Modernism and the Nativist Resistance：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1993）通常被学术界认为是用英文撰写的第一部专论台湾现代小说与现代主义之关系的论著，(12)作者不仅追溯了现代主义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传播以及所受到的本土主义的抵抗，同时也运用威廉斯、巴赫金和詹姆逊等人的理论对一些文学文本和社会文本作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实际上达到了从中国文学的立场出发对西方的现代主义理论概念修正和重构的境地。而李欧梵的新著《上海摩登》（Shanghai Modern, 1999）(13)则远远突破了现代性的视角，掺进了不少后现代和后殖民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因素，并将30年代的上海当作文化研究的一个难得的社会文本来分析，实际上既为国内的文化研究学者提供了方法论方面的范本，同时也向英语世界介绍了颇为西方读者感兴趣但又知之甚少的“神秘的”上海之奥秘。此外，几位中国学者编辑的专题研究文集也给这一课题的研究带来了新意：刘康和唐小兵编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现代中国的文学话语》（Politics, Ideology, and Literary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a, 1993）反映了新一代汉学家和旅美中国学者在现代性框架内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各位作者重新批判性地审视了现实主义、自我/主体和现代性等概念，并试图从女权主义批评和意识形态分析的视角对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现象作出分析；
由张旭东为颇有影响的刊物《社会文本》（Social Text）编辑的专辑(14)则在现代性的框架下全面探讨了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大众文化、新左派、社会民主和人权、现代化、消费民族主义的崛起及其对中国知识界的挑战，所涉及的问题大大超越了文学研究的范围。实际上预示了当代文学的意识形态批评和文化批评的回归。

　　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与中国。实际上，也和国际文学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出现的情形一样，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兴趣远远胜过对现代主义或现代性的兴趣，而且讨论后现代主义的著述也远远多于讨论现代主义的著述。目前这已经成为新一代汉学家，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们的重要研究课题和讨论的热门话题。虽然欧美的主流派学者詹姆逊和佛克马分别在自己的后现代主义研究之基础上发表了一些涉及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文字，但毕竟他们的著述不能基于对中国问题的扎实研究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而在这方面，作为一位学识渊博的汉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德里克的论述后现代、后殖民和全球化以及中国的现状的著述不仅在汉学界独树一帜，就是在主流学界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德里克的主要专长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他的主要著作包括《革命和历史: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撰史学的起源，1919-1937年》(Revolution and History: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1978)，《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1989)，《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91)，《革命之后: 警觉全球资本主义》(After the Revolution: Waking to Global Capitalism, 1994) 等十余中。他的论述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问题的主要论文均收入《后殖民氛围: 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The Postcolonial Aura: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1997)一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在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界和史学界，德里克可算作是对后学的崛起立下汗马功劳的，尽管他始终踟蹰于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娴熟自如地运用前者的批判思想和后者的解构方法对这些现象进行思考和分析，尤其是他对全球化(后工业后现代社会的必然产物)和后殖民理论(后现代主义在第三世界的变体)的研究在近几年来的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有着很大影响。按照他的看法，欧洲中心主义的解体客观上为美国文化霸权的长驱之入铺平了道路，全球化就是既对欧洲同时又对第三世界产生冲击的一个隐匿着美国霸权主义的现象，现在它已经波及到中国，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使之有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确实，面对对全球化这一现象，我们必须采取一种辩证的态度，通过分析它的理论渊源来正确把握它的当代形态，从而使之为我们的发展服务。在这方面，德里克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为我们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参照。(15)

　　如果说，后现代主义和后人道主义主要用于描述西方文化和文学在某一特定时期和文本中出现的现象和代码的话，那么后殖民理论及其研究的诞生则与第三世界写作和理论批评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德里克在自己曾工作过的杜克大学的同事詹姆逊是当之无愧的权威性理论家，但是对于突破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之思维模式，把后现代理论经过改造之后用于描述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和文学现状，则不是詹姆逊的长项，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德里克的丰富中国文化和历史知识，这一点完全可在他和张旭东为美国后现代研究权威刊物《疆界2》(boundary 2)主编的“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专辑中见出，那本专辑所产生的影响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对于突破后现代研究领域内的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6)实际上，这本专辑对国际后现代主义研究的重要贡献就体现在首次将中国大陆、港台学者和海外汉学家的著书一并推向英语世界，并让真正对后现代主义有着精深研究的西方主流学者与之进行对话。应该承认，德里克在某些方面也受到詹姆逊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阐释和运用上，但从他的文章和演讲中不时流露出来的观点使我们不难看出他与詹姆逊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这主要体现在他基于东方文化背景和知识对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下的后殖民和第三世界批评的质疑和研究。此外，张旭东的论著《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化热，先锋小说和新中国电影》（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 Cultural Fever, Avant-Garde Fiction, and the New Chinese Cinema, 1997）也从探讨现代主义出发论述了中国当代文学和电影中的后现代因素，在同行著述中也独具特色。(17)

　　文化研究与中国当代文学文化批评建构。随着文化研究在英语文学界的异军突起，西方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但较之英国文学界，汉学所受到的应是积极的影响。文化研究虽然起源于英国，但它迅速进入了美国学术界，并且受到一大批在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领域内颇有影响的著名学者的关注。大量研究后殖民文学、传媒文化和其它非精英文化现象的论文频繁地出现在曾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称的著名学术刊物，包括《新文学史》、《批评探索》和《疆界2》等，逐步涉及到西方世界以外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并介入了对全球化现象的思考和研究。由有着无可争议的权威性的刊物《新文学史》推出的“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专辑在西方主流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已越来越为学者们所认识。(18)这部专辑基于在中国大连举行的“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国际研讨会（1995）精选论文，基本上从理论的视角探讨了中西方文学文本和社会文本中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除少数文章涉及艺术和电影外，基本上属于文学的文化研究范围，这实际上向一些担心文化研究会淹没文学研究的学者们启示，文化研究与比较文学研究并非全然对立，许多文化研究者都从文学研究领域起家，并逐渐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最终达到把文学置于广阔的文化语境之下来考察的境地。而文学研究则可从文化研究中引进一些与当代社会密切相关的课题，从而实现这二者的互补和对话。

　　进入90年代后期以来，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化研究在整个西方文化理论界又有了新的发展，它经过一段时间的内部分化和整合，基本上可分为这样两种取向：一种是完全脱离传统的文学研究，面向整个大众文化，并且越来越与当代传媒关系密切；
另一种取向则是把传统的文学研究的疆界逐渐扩大，使之变得越来越包容和具有跨学科和跨文化的性质。它当然也切入大众文化，但它的态度是对之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和阐释，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其固有的精英文化批评立场。对于这种差别，我们应当有所注意。一些欧美汉学家和旅美中国学者的研究应当得到重视。发表于2000年第2期的《社会符号学》（Social Semiotics）上的论文就是从1998年在北京举行的“全球化与人文科学的未来”国际研讨会上论文精选出的，其中不仅探讨了全球化时代的后现代和后殖民问题，同时也涉及跨民族文化研究以及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学研究等有着跨东西方文化意义的问题。(19)在个人研究方面，中国旅美学者徐贲近几年出版的中英文著述已经并仍将产生一定的影响。(20)他的文化批评论著范围极广，同时也不乏一定的理论深度，不仅对西方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有所启示，也可向主流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界提供一些基于第一手资料得出的思考。

　　文学与影视传媒比较研究。在当今的文化研究中，考察影视业以及各种传媒现象也被看作是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毫无疑问，全球化对我们的娱乐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当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所导致的传播媒体的更新以及全球化时代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等方面，这样一来，相对于文学曾经有过自己黄金时代的电影所受到的挑战就不足为奇了。电视业的崛起以及其在80年代中国的迅速普及也曾一度对中国的电影产生过一定的冲击，但相当一部分观众并不屑于仅在电视荧屏上来欣赏电影，他们仍愿花钱去电影院静心地欣赏影片。如果该影片的故事情节始自文学原著，他们照样去书店买来原著仔细通读。这些现象的出现无疑为当代文化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社会文本”，同时，这也说明，传播媒介的不同并不能代替人们欣赏艺术的习惯和多种选择。关注中国电影的发展一直是欧美新一代汉学家的重任，在这方面，荷兰莱顿大学当代研究中心主办的刊物《中国信息》每年都组织专家撰写一年一度的鹿特丹中国电影节的述评性文章，其步伐并不慢于国内的电影研究，而在理论视角的新颖方面则更胜一筹。

　　在美国，由于近十多来中国电影的频频获奖和在美国公众中的影响，美国高校东亚系的中国电影研究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应该承认，三位旅美中国学者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陈小眉利用自己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执教中国文化和文学之便利，近几年来一直在科伦伯斯举办大型暑期中国电影讲习班，并且不远万里把中国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者戴锦华请去演讲。通过中英文讲演和录相带观看最新的中国电影，美国学生对一些在中国国内也刚刚上映或尚未上映的优秀电影有了直接的感性认识。此外，在印地安纳大学东亚系执教的张英进更是公开地招收中国电影专业的研究生，鼓励来自北美和中国国内的研究生撰写中国电影方面的学位论文，这对中国电影研究跻身更新后的汉学学科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确实，从跨国资本时期的文化研究角度来看，大众传媒并非一定要与经典文化艺术作品形成二元对立。全球化虽然直接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并或多或少地波及到我们的文化生活，但正如它不能取代各国的民族经济一样，它也更无法取代我们的文化娱乐生活。世界是多彩多姿的，人们对艺术欣赏的要求也是多元的。后现代社会使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多种选择，同样，对审美方式和娱乐也有自己的选择。全球化固然模糊了国家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身份，但之进行全面的探讨应是文化研究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在这方面，鲁晓鹏主编的专题研究文集《跨民族的中国电影：身份，民族性，性别》（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 Identity, Nationhood, Gender，1997）填补了这方面的一个空白。(21)这本文集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题为“民族建构，民族电影和跨国电影”，分别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前电影的反帝主题和删减制度、解放后的少数民族电影以及张艺谋崛起后的跨民族电影；
第二部分为“港台电影中的文化身份和民族身份政治”，分别论述了这两个地区的后殖民性和流亡文化主题，并涉及了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对抗；
第三部分为“历史和民族性的出现：跨文化和性别的视角”，分别从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和新历史主义视角探讨了陈凯歌、张艺谋等执导的电影的历史和性别主题。其研究的理论深度显然超过国内同行的著述，对此我们切不可视而不见。

　　毫无疑问，西方的汉学在经过自身的革新和一大批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的加盟后，必将焕发出新的活力，他们居于国际学术理论的前沿，再加之能够直接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用全世界通行的语言英语在国际学术界发表，因此可以肯定，未来的汉学界将起到使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真正国际化的必不可少的作用。我想，这种现象的出现应当引起国内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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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转引自乐黛云、王宁主编，《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序，第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2)这一点尤其可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中国国内学术界所起到的反馈作用中见出: 在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中, 钱钟书、沈从文和张爱玲这三位作家基本上被放逐到了边缘, 而在夏的书中, 这三位作家则居于作者论述的中心, 这显然是作者的意识形态观念和形式主义分析所使然。也许受到夏著的某些启发, 最近出版的钱理群、温儒敏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修订版)终于纠正了这一偏差, 给予这三位作家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3)这方面可参见王宁,《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对立与对话》, 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1998年第6期; 程钢和曹莉,《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世界主义》, 载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年版。

　　(4)参见杜威·佛克马,《多元文化主义和新世界主义》, 中译文摘要见《文艺报》, 1998年9月15日号。

　　(5)耶鲁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教职依然是非终身制的，学衔仅至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由罗福林(Charles Laughlin)担任；
而在斯坦福大学，则长期以来根本没有专门的中国现代文学教职，只有系主任苏源熙(Haun Saussy)担任中国文学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但最近这种情况将有所改观。

　　(6)引文见德里克,《全球性的形成与激进政见》, 收入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年版，第2—4页。

　　(7)关于中国文化和文学在这几个主要西方国家的传播和研究，参阅王宁、钱林森、马树德著，《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和刘岩著，《中国文化对美国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8)参见《茂竹展叶》(Outstretched Leaves on His Bamboo Staff: Studies in Honour of Goran Malmqvist, 瑞典东方研究会出版, 1994年版）一书中罗德弼的文章,《瑞典的中国研究: 历史的探讨》(Toward a History of Swedish China Studies), 第25页。

　　(9)出席斯德哥尔摩“文化阐释”国际研讨会的耶鲁大学东亚系中国文学教授孙康宜在多种场合撰文介绍这次会议，国内学者可见的文字有《跨学科的对话：关于瑞典“文化诠释”国际会议》，载《南方文坛》，2000年第5期，第62—64页。

　　(10)这方面可分别参阅这两位学者的著作中文译本：马立安·高利克，《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米琳娜(米列娜)编，《从传统到现代：19至20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1)参阅文棣(Wendy Larson)和魏安娜(Anne Wedell-Wedellsborg)，《外在的内部：中国文学文化中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Inside Out: Modenism and Postmodernism in Chinese Literary Culture), 奥尔胡斯：奥尔胡斯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2)参阅张诵圣(Sung-sheng Yvonne Chang),《现代主义和本土主义的抵抗：当代中国小说》(Modernism and the Nativist Resistance：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杜伦和伦敦：杜克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3)参阅李欧梵(Leo Ou-fan Lee),《上海摩登》(Shanghai Modern), 坎布里奇，麻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非常凑巧的是，当李欧梵于今年4月中旬在纽约大学讲解他的这部新著时，我正在纽约访问，于是我有幸聆听了他的讲演，并就与后现代、后殖民和文化研究的一些相关问题和他进行了讨论。

　　(14)参阅《社会文本》(Social Text)第55期(1998年夏)张旭东的导言，第1—8页。

　　(15)关于德里克对全球化、后现代及后殖民诸理论问题的研究，参照他的中文论文集《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6)参阅德里克和张旭东编“后现代主义与中国”专辑，载《疆界2》(boundary 2)，第24卷(1997年秋)第3期。由于该专辑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在读书界的销路，杜克大学出版社已于2000年出版了其扩充修订版。

　　(17)参阅张旭东，《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化热，先锋小说和新中国电影》(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 Cultural Fever, Avant-Garde Fiction, and the New Chinese Cinema)，杜伦，北卡罗莱纳：杜克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8)参阅《新文学史》，第28卷(1997)第1期的“文化研究：中国与西方”专辑。

　　(19)参阅《社会符号学》(Social Semiotics)，第10卷(2000)第2期所发表的论文。

　　(20)参阅徐贲，《 文化批评往何处去？》，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
《令人着魔的民主：1989年以后的中国文化批评》(Disenchanted Democracy: Chinese Cultural Criticism after 1989), 安堡，密西根：密西根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1)参阅鲁晓鹏(Sheldon Hsiao-peng Lu)编，《跨国的中国电影：身份，民族性，性别》(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 Identity, Nationhood, Gender), 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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