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晓光,周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国对日外交

　　〔摘要〕如何通过和平共处，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创造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外交面临的重大课题，对日政策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本文将以对日政策为中心考察新中国外交。

　　〔关键词〕50年代中期；
中国外交；
对日政策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经受了朝鲜战争的严峻考验，国内政权巩固、国际威望提高，开始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相对稳定的国内外环境，使中国领导人有可能以较长远、较宽广的视野来思考如何在一个落后的中国尽快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有关发展和安全的各种问题。探索由毛泽东倡导，主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进行，外交也是一个重要方面。①当时中国外交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为刚刚起步的国内经济建设提供外部和平环境：进一步维护国家安全；
突破美国的遏制；
发展对外关系；
抓住有利时机推进对日工作，促使中日关系从民间向更高层次发展，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

　　一、对日政策：方针、机构和措施

　　经过对日本国内形势和东亚地区局势的认真分析，鉴于中日民间外交出现良好发展势头，中共中央认为客观上存在改善中日关系现状的可能性，应抓住有利时机，积极开展对日工作，发展经贸关系，提升政治关系。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对日工作，争取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并提出了分为五阶段的工作设想：（1）日本国会大选和新内阁成立后，与日方谈判扩大中日经贸交流事宜，争取设立30人左右、包括经贸和文化的驻日机构；
（2）与日方企业协商中国出口矿石、大豆、粮食、煤炭等资源产品，进口机械、钢铁、日用等工业产品，每年2亿美元的民间贸易问题；
（3）缔结官方认可的民间通商协议；
（4）缔结互不侵犯友好协定；
（5）坚持以民促官，以经济促政治的基本方针②。从而确定了对日政策的大政方针和工作任务，开始了积极发展中日关系的对日外交新阶段。

　　如何把中共中央提出的政策设想落实为更具有操作性的策略措施呢？时任中联部部长兼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的王稼祥建议，把周恩来近来会见日本客人的谈话摘要发表出来，以指导对日工作，使国内外加深了解我国对日政策。

　　但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认为，这几次谈话并未全面阐述中国对日政策，他建议由王稼祥主持起草一个完整全面的对日政策文件。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王稼祥召集中央各部门对日工作的负责同志，用一个月的时间起草成文件，并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1955年3月，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

　　文件分析了日本吉田内阁下台的原因，及其与鸠山新内阁的外交政策异同等国内政治状况，提出了对日基本政策：（1）反对美国在日本建立军事基地，反对重新武装日本和复活军国主义，要求美国撤出日本；
（2）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改善中日关系，争取逐步达成外交关系正常化；
（3）争取日本人民，建立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4）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改变对华政策，孤立美国；
（5）间接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和要求独立、和平、民主的运动；
最后确定了贸易、渔业、文化交流、议会间往来、在华日侨和侵华战犯、关系正常化、舆论宣传等各方面的对日工作计划；
并决定现在不宜提出战争赔偿和结束战争状态的问题。①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第一份最全面、最完整的对日政策文件，它详尽地规定了对日政策的各个方面，提出了把日本军国主义与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争取日本人民，发展两国人民友好关系，推进中日关系发展的原则方针和政策构想。

　　为加强对外交工作的集中领导，中共中央成立了外事领导小组，国务院成立外事工作委员会，陈毅、廖承志分别任正副组长、正副主任。外工委下设日本组，先后由杨正和王晓云任组长。早在1952年，为接待第一批访问新中国的日本客人，中共中央即决定成立以孙平化为首的接待组。通过接待日本客人，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成立专门机构开展对日工作，决定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由廖承志主管对日工作，在北京饭店设立“廖承志办公室”，赵安博、孙平化、王晓云、肖向前等成为以“廖办”为中心的“对日工作班子”的骨干成员。②1955年以后，日本组人员相对固定，主要来自：中联部、外交部、外贸部、侨委、贸促会、对外友协、外交学会、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广播事业局、新华社及各新闻单位等。他们平时在本部门从事对日工作，需要开会讨论、研究对日方针政策时，由日本组召集，廖承志主持，各部门涉日工作干部参加，就对日工作、日本政治经济形势等问题交换意见，“形成了上情可以迅速下达，下情可以迅速上报，会议的决定可以落实到行动，行动中遇到的问题可以及时解决的制度”。日本组在廖承志直接领导下，集思广益、分工协作，在为中央决策提供背景资料、政策建议，贯彻中央对日政策，指导各部门对日工作，落实“民间外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外办日本组召集的会议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日工作班子，虽然不是正式的组织系统，也没有正式的机构名称，但是与会者都能基于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对于周总理亲自关怀日本工作和制定对日政策的崇敬和爱戴，对廖承志领导艺术的心悦诚服，对从事对日工作的使命感和光荣感，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机制，这个机制既能体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对日方针，又富于行动和实践，从而可以迅速地集中而有效地发挥各部门的对日工作力量。”③国务院为更好协调各部门的对日工作，于1955年12月成立对日工作委员会，郭沫若任主行，廖承志任副主任主持常务工作，陈家康、王芸生任副主任，委员有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任南汉宸、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以及中宣部、统战部、外交部、外贸部、文化部和外交学会等多个单位的22人，主要职能为：调查研究日本问题，提出对日的政策建议和工作计划。④这样就形成了两套职能有所不同的“对日工作班子”，或称为“对日工作机制”，前者以措施拟定、政策实施为主，后者为政府的咨询协调机构。

　　为推进中日相互了解，中共中央领导人亲自接见日本各界人士，宣讲中国对日政策。1955年10月15日，毛泽东会见了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全体成员，就中日关系和国际问题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指出：今天来的客人是我们的左邻右舍，是很接近的一个邻舍。日本朋友到中国来，从你们家里到我们家里来看一看，我们应该感谢。①“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应该忘记，因为那是不愉快的事情”，“从法律上说，中日就是处于战争状态”，但中日两国人民的利益要求双方“应尽早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②，亲自向日本朋友表达了中国政府改善中日关系的愿望。

　　同年1月23日，周恩来与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村田省藏进行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会谈。村田提出：（1）苏共或中共是否有指示日共在日本国内进行破坏交通和颠覆政府的活动？（2）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为何以日本为假想敌国，使日本人民深受冲击？（3）赞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如果日共在苏共或中共指示下破坏国内社会秩序，是否意味着苏、中干涉日本内政？（4）日本为重建经济，需要美国的资金援助，但这并不等于日本就是美国的附庸，因为国外资金不是用于军国主义复活，而是用于经济复兴；
（5）日台缔结“和约”时，日本尚被美国占领，不能依据自由意志进行外交，且对新中国抱有“危惧感”③。这样坦率地提出问题，反映出日本各界人士对新中国尚存疑虑，希望通过直接对话加深对中国的了解。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信任，周恩来详尽地解答了以上问题：（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日本也完全适用”；
（2）中苏条约不是威胁日本和日本人民的，“如果日本政府愿意对外发展和平友好关系，则该约对中日关系正常化不仅不会有任何障碍，反而会大有益处”；
（3）中日之间应平等互惠，“以前日本对待中国是不平等的，但这已成为过去，中国不会对日本进行报复”。周恩来明确阐述了新中国谋求中日友好的对日政策。对于周恩来“率直而明快的回答”，村田“心情很好”，诚恳地表示回国后要把周总理的话转达给对新中国抱有偏见和疑虑的日本政府和国民。村田还提出：（1）中国派遣约30人组成的代表团赴日签订第二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
（2）两国互办展览会；
（3）将来如条件成熟，互设常驻贸易机构和代表；
（4）“从经济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的往来、民间团体的对话开始”推进中日关系。这一构想与中方“积累、渐进”的“民间外交”政策基本一致，周恩来表示赞同，认为双方互办展览会“既可以各得所需，又可以通过交易增进友好关系”；
互设常驻贸易代表是个“很好的想法”，建议双方基于“平等互惠的立场”研究并实施，而且高瞻远瞩地指出：“这是正常化的开端”，为民间外交指明了发展方向。村田回国后亲自向鸠山首相汇报访华成果，转达中国对日政策，得到鸠山首相支持，日本政府随即放松了对中日经贸关系的管制④。中日两国之间的理解和沟通，为发展中日关系创造了良好条件。

　　中国政府对日工作的力度随中日民间关系的进展而逐渐加大。1955年8月17日，周恩来接见日本新闻广播界代表团时表示：欢迎鸠山首相访华，如果首相本人来不了，也可以派代表来，以此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开端。只要依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或亚非会议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中日两国关系就能够正常化”。在中日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直接邀请日本首相访华，应该是比较特殊的政策行为，反映了中方推进中日关系的真诚和热情。同时，周恩来针对日方“中国急于改善对日关系”的说法指出：“问题不在于谁急谁不急，而在于应不应该促进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中国政府之所以致力于改进中日两国关系，是因为这样做对中日两国人民有利，对远东和世界和平有利”。当日方提出对中日关系正常化来说，废除“日台和约”不一定是前提，也可以是目标或结果时，周恩来回答说“大体上可以这样理解”⑤。这使日本政府无需提前“废除”、只需自然终止“日台和约”，减轻了对国内外进行说服工作的难度。这是中国政府在阻碍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问题上，充分考虑到日方的现实处境而作出的极大让步。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谈话精神，中国媒体开始为推进中日关系正常化做舆论准备工作。《人民日报》于1955年10月19日和11月20日先后发表《努力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为建立中日友好睦邻关系而努力》的社论指出：随着战后十年来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国人民对日本的感情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中日两国没有任何理由不在和平共处的原则的指导下恢复正常关系”①。从1954年11月5日天津《大公报》发表《中日两国人民当然应该友好》一文，到1957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争取早日恢复中日邦交》的评论员文章，3年间中国各大报一共发表有关中日关系的文章11篇，其中《人民日报》社论8篇。这些文章强调指出：“在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决定性的关键在于日本政府的态度。”②因为随着中日民间经贸交流的展开，日本政府限制性政策的阻碍越来越大，只有建立官方关系，才能为继续推进民间外交提供有利环境。由此，“以民促官”的对日工作进入到努力从“民间层次”向“政府间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时刻。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国外交部通过外交渠道谋求与日方对话，以建立官方联系。1955年8月17日，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沈平奉命致函日本驻日内瓦总领事田副景一：“为促进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有助于国际局势的继续和缓，中国政府认为中日两国政府有必要就两国贸易、双方侨民、两国人民互相往来和其它有关两国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进行商谈。如果日本政府抱有同样愿望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欢迎同日本政府派遣的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会谈”③。但田副景一8月29日和10月20日的两次回函中，只希望中国政府以人道主义精神解决在华日侨和战犯问题，对中方的建议未置可否。10月3日，周恩来会见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时亲自呼吁以中日“无条件”实现邦交正常化为目标共同努力，先通过两国驻日内瓦总领事进行会谈，然后逐步升格为大使级会谈，商讨涉及两国关系的一切问题。日本驻香港人员认为“对于急欲扩大与中共贸易的日本来说，……周恩来的建议确实太有诱惑力了”④。11月4日，沈平奉命再次致函田副景一，表示“中国政府认为，中日两国政府就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进行商谈的时机已经成熟，并相信如果日本政府也具有同样的愿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途径是可以找到的，仅两国侨民的归国或来往问题，就足以证明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迫切性”，建议日本政府派代表来北京商谈。但日方仍未予任何回应。

　　二、对日政策：动因和困难

　　中国政府在50年代调整对日政策，推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维护国际和平。1953年6月朝鲜停战前后，中国领导人将积极争取缓和国际形势作为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毛泽东指出：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是整个和平民主阵营在争取和平、制止战争的努力中所获得的重大成就，有助于整个世界形势开始缓和。⑤周恩来也认为：“今天国际上的主要矛盾是和平与战争问题”，中日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有利于远东和世界和平⑥。1954年，中国政府为妥善处理同印度、缅甸的关系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后将其适用范围扩大到处理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上，使之成为中国外交史上最经得住时间考验、最为世界各国所认同的外交理念。《人民日报》1955年12月2日社论指出：“为了远东和平的利益，为了使日本能够在亚洲发挥积极作用”，中苏两国对日关系的不正常状态“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日本同中国、苏联的关系如何，是日本是否愿意在亚洲大家庭中同其它国家和平共处的标志”⑦。因此，发展中日关系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周边安全环境的需要。

　　2.经济建设的需要。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需要一个有利于国内经济建设和与各国进行经贸往来的外部和平环境。

　　3.调整对日政策的客观可能性。50年代前期中日民间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发展，鸠山和石桥两届内阁积极展开自主外交，改善对华、对苏关系，使中日、苏日关系缓和，为中国政府调整对日政策、开展对日工作，提供了客观上的可能性。

　　4.配合对苏外交。新中国奉行对苏“一边倒”的外交总方针，对外政策与苏联保持战略一致。1954年10月12日，中苏发表对日政策联合声明，表示愿意促进对日关系的正常化。12月，中共中央即决定加强对日工作。1955年1月，毛泽东接见赴任前的驻苏大使刘晓，强调了在对外政策方面与苏联配合的问题①，因此对日政策配合苏联也是题中应有之意。苏日在英国伦敦开始外交谈判后，中国也将准备对日谈判一事通报给苏方。周恩来于9月29日通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中国打算……要日本政府派代表来北京谈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问题。”②1956年12月12日，苏日发表宣言，宣布两国关系正常化，中方更有理由认为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顺理成章。在中苏日三边关系框架里，周恩来看到“在正常关系的树立方面，也许日苏要（比日中）容易”。日本外务省也认为中方“所言与日本树立正常关系之事，是中苏两国对日政策的一环”③。中苏两国在对日政策上进行充分而密切的协调与配合是显而易见的。

　　5.促进中日关系发展。中日民间交往虽有较大进展，“但由于中日邦交没有恢复，所有这些问题只能在民间团体的水准上解决，而且在实行过程中还常常受到各种阻挠。所以在中日两国政府之间进行外交谈判，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是进一步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各种问题的重要关键”④。推进中日间政府关系的发展因此成为当时中国对日政策的主要目标。

　　6.建立反对美帝联合阵线。中国领导人50年代的对日观有一个转变过程。1952年，毛泽东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七周年致斯大林的电报中认为：“现在，当着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日本侵略势力又重新抬头的时候，中国与苏联的牢不可破的友好同盟是共同制止日本和其他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保卫东方与世界和平的有力保证。”由于美国操纵片面对日和约与非法日台“和约”，中国政府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持有高度警惕，准备依靠中苏同盟回击任何军事威胁。但到1954年毛泽东的对日观已有所变化。他在8月24日会见英国工党访华团时提出，“过去日本统治过中国，这是若干年前的事了；
对日战争后，美国又代替了日本，……过去是日本人的问题，现在是美国人的问题”，美国的目标“首先是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带”，斗争矛头集中对美，把日本视为受美国控制的中间地带，意味着对日政策将立足于“拉”。10月19日，他同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时指出“现在连日本都受欺负了”。12月1日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更明确指出“现在日本的地位也起了变化，变成半被占领国了，处于困难的境地”，“日本民族受到压迫”，因此“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也不那么恨了，而是采取友好态度”。

　　1955年2月12日，毛泽东、刘少奇在祝贺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五周年的电报中，强调美国“到处推行战争政策，制造国际紧张局势”及其“在台湾地区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和战争挑衅，这是对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而对日则表示“中苏两国愿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并积极支持日本人民走上独立发展和国际合作的道路”⑤。对日、对美政策已明显不同。周恩来1956年8月19日会见以远藤三郎为首的日本前军人访华团时说：“美国现在压迫和干涉我们，也压迫和干涉你们，我们应共同消除这种压迫。”⑥希望中日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打破美国的亚太霸权，以维护中国安全和地区稳定。

　　国际反帝斗争的需要使中国对日基本认识转变，对日政策从打倒美日反动派转为争取中日关系正常化，以阻止美国控制中间地带，打破美国对华战略遏制、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但发展双边关系须有双方的意愿和行为，只有日本政府改变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中方推进中日关系的战略构想才有付诸实施并取得成功的可能。

　　遗憾的是，日本政府对中方的努力不仅不予回应，反而公然否认。1956年2月3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国会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上竟然说：“日本政府从来没有从共产党中国接到任何要求恢复外交关系的正式建议。”①矢口否认中方为中日关系正常化所做出的多次努力。实际上，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内作为“机密文件”保存有沈平致田副景一的全部信件。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罔顾国家信义的做法既失望又愤怒，于同年2月11日公布了双方外交官在日内瓦来往的所有信件；
《人民日报》2月14日也发表观察家文章，严厉驳斥了日本政府的谎言②。

　　日本政府之所以对中国恢复双方关系正常化的建议不予回应，主要原因在于其唯美是从的外交方针。中日关系“并不仅仅是日中关系，还涉及到日美关系的发展”，中美对立使中日关系的任何变化都不免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制约。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伊关裕二郎在致外务省的报告中分析说，中国急于实现对日关系正常化的目的“其实与苏联是一样的，即促使日本在东西两大阵营之间中立化，以此来分散自由国家在远东的力量，特别重要的是它可以粉碎前一阶段盛传的中（台湾当局）、日、韩三国结成东北亚联盟的计划”③。这一看法大体上代表了日本官方的主流意见，即把中方对日政策建议视为分化瓦解日美同盟的策略。中国也很清楚，阻碍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是外来障碍，更明确的说，是来自美国的阻挠”④，推进中日关系正常化在客观结果上也有缓和对美关系、分化反华同盟、改善国际环境的策略意图。周恩来会见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时指出：“我们的想法是先从中日两国人民进行国民外交，再从国民外交发展到半官方外交，这样来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⑤但问题在于，日本政府置日美同盟利益于首位，不能从本国根本利益出发思考和处理中日关系，“恶意”揣度中方意图为短期性谋略，甚至采取公然撒谎的下下之策，放弃了推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一次机会。

　　但中国毕竟与日本一衣带水，有着不容忽视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日本政府对于中国的动向极为关注，利用各种渠道搜集有关情报。仅由外交系统收集、并保存于外交史料馆的就有：《现阶段中共的对日政策———郭沫若的中日互不侵犯法》、《关于中共呼吁树立对日友好外交关系的天津大公报社论之件》、《关于中共对日关系正常化问题的文汇报社论之件》、《论述日本和中国恢复正常关系的人民日报的社论》、《时代报评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缔结日中友好条约的周恩来提案》、《关于对中共方面恢复邦交提案的报道之件》等多份文件⑥。

　　三、新中国外交与对日政策

　　50年代是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逐渐认识国际社会，形成国际战略和外交理念，探索外交方针政策的时期。由于美、日坚持敌视新中国，没有回应中方改善彼此关系的好意，中国领导人不得不放弃缓和对日、对美关系的尝试，重新采取坚决斗争的对抗性政策。

　　1957年，中美、中日关系均趋向紧张。中美大使级会谈因美国企图单方面降低谈判级别而中断。国务卿杜勒斯声称美国将继续执行对华政策三原则（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新中国进入联合国，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⑦日本岸信介政府追随美国、敌视中国：访问台湾时公然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
1958年4月宣布不承认中国驻日商务机构悬挂国旗的权利；
5月纵容右翼分子侮辱中国国旗。中国政府因此认识到岸信介政府阻挠和破坏中日关系的本质。周恩来在会见浅沼稻次郎为首的日本社会党第二次访华团时指出：“我们知道，通过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推动日本政府这一条路已经走不通了。至少在岸信介的政策下是不可能的。”①中方不得不中止了包括贸易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双方交流，改变了推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政策方针。日方的错误政策使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摩擦频发、情感恶化的新阶段。

　　以上情况对于毛泽东关于整个国际形势的判断有着不可否认的影响。他考虑：“怕我们怕得多一点”的资本主义能否心甘情愿与社会主义和平共处？正处于上升态势的社会主义究竟有无必要主动缓和对西方的政策？反复深入思考的结果是毛泽东更加强调开展国际斗争的重要性。他在1957年冬至1958年秋形成以下三点结论：（1）国际形势概括为“东风压倒西风”，“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社会主义在人心向背、人口众多、幅员广阔和重要科技等方面已经“占了压倒优势”，西方世界被“永远地抛下去了”。（2）

　　就东西方关系提出“西方国家怕我们怕得多一点”；
紧张局势“比较对于西方国家不利”，“对我们并不是纯害无利”；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有防御性，除非社会主义“摇摇欲倒，那个时候他们会进攻”。（3）对于共产主义、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三者的关系，认为“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美国现在是“霸占中间地带为主”，其侵略锋芒“是向民族主义进攻”。虽然这些形像而夸张的结论就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所占优势估计过高，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作了简单图解，但无疑增强了他以斗争来争取世界和平的信心，使他越来越倾向于革命力量此时不应向帝国主义势力妥协的结论，主张“我们的外交政策原则”，“对西方主要国家，现在主要是和他们斗争”，要求外交工作克服保守思想“大跃进”。②

　　1958年6月，外交部召开国际形势讨论会。陈毅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对外交工作的一些批评：1955年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前一次释放11名美国人是替美国说话；
1958年2月同日本签订的钢铁长期易货协议是方针性错误，要坚持对美斗争，不和美国发展关系。这表明毛泽东已经放弃了此前曾赞同的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政策。这次会议虽然肯定了1949年以来外交路线的正确，但认为在一些具体工作中有右倾保守偏向，最后把中国当时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外交政策归纳为：“搞臭南斯拉夫，巩固社会主义；
打击美国，搞垮帝国主义；
孤立日本，争取民族主义。”③这反映出中国领导人在外交理念和策略手法上的一个特点，即对外政策的示强而非示弱可能是达到同西方缓和关系的更有效手段，毛泽东自信示强更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要求。这一时期探索和尝试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中国外交包括对日、对美政策的走向。④新中国奉行意识形态主导下的革命外交，因此联合苏联、对抗美国、反对美日反动派，支持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革命斗争，就合乎逻辑地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对苏“一边倒”的外交选择从根本上改变了雅尔塔体制下的东西方力量对比格局，朝鲜战争进一步将中苏与美日对抗的远东地区冷战体制固定下来。美国为推行反共反华的遏制政策，一手包办了排除中国的片面对日媾和、对日和约及日台“和约”，与日、韩、台分别缔结军事同盟条约。美苏冷战对抗的国际环境，美日同盟和美日政府的反华政策，对新中国外交构成了限制性外部环境，使50年代中国政府为争取中日关系正常化而做出的极大努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终因中日关系受制于冷战思维主导下的美日政府的反华政策而未能如愿。

　　对日政策反映了新中国对于战后日本的两元心态：一方面在美日威胁中国安全的情况下，希望借助苏联的力量抑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表现为中苏同盟的“对日条款”；
另一方面希望超越战争创伤和痛苦记忆，弥合历史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改善周边环境，缓解帝国主义包围所造成的困难，表现为调整对日政策和推行民间外交。但这两种心态或愿望能否实现，不仅取决于中国对日政策的正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更取决于国际环境和外部因素，只有在主客观条件都比较有利的情况下，才有把握实现外交政策目标。遗憾的是，国际形势瞬息万变，随时随地挑战主观认知，使我们很难准确把握其本质和走向。无庸讳言，50年代中期开始泛滥的“左”倾思潮和反右斗争以后的国内政局走向、各项政策变化，也不会不影响到中国领导人对于国际环境的分析和判断，对国际力量对比的估计过于乐观，导致对外政策和外交行为上的失误。

　　从战后国际体系来看，新中国政府被排斥于联合国这样一个各主权国参与、商讨和决定国际事务的普遍性国际组织之外，缺乏以联合国席位为象征、通过在联合国的发言权和表决权而实现的国际法人地位；
只能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经常扮演抗议和挑战现存国际秩序的角色，以直接或间接挑战世界超级大国的方式，使国际社会倾听中国的声音、正视中国的存在，承认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权利，从而获得以自身利益宣示和对外政策效用来影响国际战略格局的外交空间。但这种外交战略及策略行为因中美关系的制约和中苏关系的阴影而导致回旋空间的不足，对日外交同样陷入这一“百慕大三角”而困难重重。

　　面对国际冷战环境，中国政府为突破对日外交僵局，提出了“民间外交”的政策思想。周恩来指出：“外交是通过国家和国家关系这个形式来进行的，但落脚点还是在影响和争取人民”①，即首先发展民间往来，通过经济、文化和人员的交流，增进互相了解，建立广泛联系，“以民促官”，推动日本政府承认中日民间往来的现实，逐步发展到“半官方外交”，“突破美国对日本的控制”，最终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957年7月，周恩来接见日本记者时指出：中日两国还没有恢复正常关系，在国际法上还存在着战争状态，但两国的许多民间团体、半官方团体签订了很多协议，而且大多数都已实行，“这样先从民间的频繁来往并且达成协议开始，把两国关系大大发展，最后就剩下在外交上宣布结束战争状态，恢复正常关系了”。这一外交模式“在国际关系史上创造了新的范例”，“我们把国民外交看成是我们整个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次全面阐述了中国的“民间外交”及其地位和作用。他满怀信心地预言：“照国民外交的方式搞下去，日本的团体来得越多，我们的团体也多去，把两国关系要做的事情都做了，最后就只剩下两国总理外长签字喝香槟酒了。”②周恩来熟悉国际事务并擅长外交，是新中国“民间外交”的主要领导者和实践家，他抓住符合中日共同利益的和平、经贸等问题，采取灵活的对日政策，取得了很大成功。他对“民间外交”的思想理念、方针政策和深远意义的阐述，标志着“民间外交”已经从具体实践上升为理性认识和理论高度，成为新中国外交的独特方式和重要组成部分。经过20年对日“民间外交”的“长期积累”，中日关系终于“水到渠成”，在1972年金秋时节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毛泽东、周恩来亲手撒下的“民间外交”的种子，终于绽放繁茂花朵，结出丰硕成果。

　　（林晓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北京100080；
周彦齐齐哈尔大学历史系齐齐哈尔16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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